讨伐张勋复辟，是一场有几万军队参与的战争。论规模，不减于辛亥以来的任何一场战事。莫理循在复辟结束后不久，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讨逆战事。他是这样写的：
7月1日爆发了惊人的帝制复辟，及至7月12日，我们这些家住北京的人，又亲身见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热闹“大战”——张勋手下的兵，同一个原先热烈支持帝制，却在这次事变中成为共和国有力维护者段芝贵将军所率的军队，在城内交锋对垒。伤亡人数总共二十五人。多数死于流弹。我揣想，双方互射所发子弹不会少于五千万发。双方都出动大部队。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烈。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全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空中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弹道学还不是中国现代军队所必须有的知识。现在有位美国作家叫甘露德的，竭力主张重新使用弓箭。他的意见是一个手拿步枪而不知道怎样发射的人，还不致象一个只有弓箭但懂得怎样使用手中武器的人那样危险。一个有步枪的中国兵在二十五码以外不成其为重大威胁，而一个熟练的弓箭手却或许能在三百码之内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是甘露德的论点。他认为，如果重新使用弓箭，用弓箭装备起来的两支军队就不可能在两英里的距离对峙，耗费足够开办一所军事学院和伤兵医院那么多的钱。[1]
有类似说法的，还有亲历者周作人。他根据鲁迅日记回忆，说是最后总攻的那天，“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个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东南打过来的。残烧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2]
史家陈恭禄明显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对于复辟之役，他写道：“下午四时，战事停止。美使外出参观战迹，天坛辫兵尚未缴械，吃饮谈笑如常，声称死者只有五人。据其访查所得，枪炮多向天空施放，死者二十六名，伤者七十六名，大半反为平民。”[3]
不消说，那位曾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记者先生，对于此次战事的描述，多少是受了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的流行观感的影响，这种描述，无疑有点夸张，有很大的调侃意味，对他所服务的中国政府的国军，很是不敬。但是，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记者，一个现场的观察者，他应该有自己对这场战事的观察，他认可这种流行看法，也有他的观察在内。问题更严重的是，这样的观察，跟实际情况，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虽然花了大笔的钱，动用了几万部队，但这场讨逆战事，从军事角度而言，只能算是一场……什么呢？说是游戏吧，人家有真刀真枪；说是战争吧，又太像游戏。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战争游戏。
当年的前门楼子，讨逆战事就在附近开打讨逆军声势浩大，但段祺瑞的讨逆军事布置，却很有意思。讨逆军机要科长保留下来的段祺瑞讨逆之役的一份作战命令是这样的：
（1）张逆顽强无理，以武力制之；
（2）阵地布置妥后，未攻击以前数小时，通知各使，务避扰及外人；
（3）逆兵释械逃遁，不得以枪追击，施放火力仅在南池子逆宅一隅为是；
（4）逆勋妻孥可勿加害；
（5）天坛逆兵派队监视，阻与城内联络；
（6）预备骑兵两支队，在东西北三面，逆兵果成队逃遁，当尽力歼除。[4]
这份作战命令应该发布在讨逆军攻城之前。说是作战命令，但主要精神却是低调，低烈度，尽可能减少伤害。主帅旨意如此，战斗会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按说，讨伐复辟，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参加战斗而且获胜一方的将领李长泰和曹锟以及作为曹锟先锋的吴佩孚，我们却从来没见过他们对这场战事的描述。不爱说话的曹锟不提，也就罢了，很爱说话的吴佩孚，居然也不提。而在回忆录里提及战事的冯玉祥和陈文运，也是轻描淡写，对战斗几乎没有多少渲染。讲得最多的属冯玉祥，他记录讨逆第一战，离廊坊不远的万庄之战，是这样的：
（开战前，冯玉祥派了一位骑兵排长易家君，前去侦查。）“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到敌兵眼前，想看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然后，冯玉祥下令进攻，“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5]
进城之后，最激烈的战斗，冯玉祥也就是几句话：“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6]一场值得夸耀的正义之战，居然就这样打发了。连冯玉祥的部下，在回忆战事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他们的英勇或者战况的惨烈。万庄之战，只有一句话，“约十一时许，与敌开始接触，激战一小时许，敌即全线溃退。”[7]莫理循说整个战争，只死了二十五人，也许说少了。一个曹锟部当时的排长回忆，在永定河一线，他们团“总计伤亡只有六人。辫子兵遗下尸体不过十具，却丢弃枪支数十只，这就判断敌人的士气不振，似有弃械逃亡者”。还说，此次战事，他们全旅死伤官兵二十余人。[8]一个旅如此，整个讨逆军的死伤肯定要比这多得多。另一个当事人回忆，说是讨逆军各路，死伤不过百人，官阶最高者为第一师第一团二营营长赵云亭。[9]当然，多年之后的回忆，在具体人数上多半是会有误差的。《顺天时报》的现场报道说，战斗最激烈的张勋宅邸南河沿和东华门一带，也就只有九具辫子兵的尸体。[10]一场动用了大量的机枪、大炮甚至飞机的战斗，只有这么点伤亡，实在谈不上烈度了。
准备攻城的讨逆军事实上，如果没有北京驻军的参与，张勋根本没有本钱打仗，漫说布防，就是守内城，沿着城墙排一圈，那点兵都不够。然而，段祺瑞一动作，北京驻军中实力最强的陈光远部首先倒戈，剩下的人自然心无斗志，连被派到万庄和丰台一线的第十三师也临阵转向。到了这个地步，开战，已经成了扯淡。所以，所谓的前线接触，只能是一触即溃，等于没有打。（奇怪的是，有些文人笔记，居然说初战双方互有胜负。[11]）守城门的江朝宗的部下，大概是由于信息不灵，没有马上倒戈。有的城门，是攻城部队厉声喝骂才开的，有的，则是攻城部队爬城上去，再打开城门。但江朝宗的部下，显然没有敢对进攻者开枪。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张勋只能把兵力收缩到天坛和皇宫及他的住宅一线。这不是要打仗，而是要使诈。这一线临近东交民巷使馆区，让讨逆军担忧伤及外国人，打不下去。然后谈条件，最终放他和部下走人，回徐州继续做他的大帅。等于拿外交使团和北京的外国人做隐形的人质，要挟段祺瑞。
据台湾学者胡平生研究，在讨逆军攻城之前，外交团已经插手两边的调停。英国和日本公使一致同意，只要张勋和部下缴械，他们保障其安全。结果江朝宗带此条件去跟张勋谈的时候，遭到断然拒绝。接着段祺瑞也按照外交团的思路让张勋取消帝制，放下武器，也被拒绝。[12]面对如此冥顽不灵的张勋，在北京的外交团（使团），只好把屁股完全坐在段祺瑞一边，让讨逆军去打好了。当时正值外交使团轮值**为荷兰公使，而荷兰在欧战中，是中立国。协约国的基本立场，是支持段祺瑞的，同盟国的势力，已经退出远东，所以公使团是受协约国支配的。因此，当段祺瑞派汪大燮前来交涉的时候，外交团允许讨逆军开战，不加干涉。[13]到了这一步，辫子军如果不放下武器的话，也就只能背水一战了。即便如此，据当时的报道，凡是容易伤及外国人的地方，辫子军的抵抗就激烈一点儿，比如在正阳门，讨逆军前后发动数十次进攻，方才攻下，原因就是背后有美国兵营，进攻者不敢动用重武器。[14]这还是在隐隐然拿外国人当挡箭牌。当然，讨逆军方面，其实也没有真的卖力，或者说没法儿卖力真打。数十次的进攻，也无非像莫理循说的那样，机枪放得比较响，子弹横飞，但看不见人出来。莫理循说他们都冲天开枪，那是讽刺，但枪弹的准确性的确不怎么高，更重要的是，无论怎么打，士兵都没玩命冲锋的。守的一方，坚守不退，就是像辫子兵的统领苏锡麟说的那样，无非仗着弹药充足，一旦弹药消耗差不多了，就该谈投降的事了。另一个统领李辅廷守天坛，打了三个小时，基本上就在消耗弹药，弹药打得差不多了，就举白旗投降，等于放了三个小时的鞭炮。真正受害的，是天坛的院墙和大门，大门被打得弹痕累累，土崩瓦解。要说一个人没伤到，倒也不至于，但战后前去参观的市民，的确没见到什么死人。只有大门旁的小房子有血迹，听说是辫子兵中弹死亡暂时浮埋于此。[15]一个门房，能埋几个人？刚刚停战，两边的士兵，在阵前开始互认老乡。[16]前面提到的那位参战者回忆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他说，在张勋公馆附近的战事，“时届正午，我们忽见有插着白旗的汽车一辆，出了正阳门，从东向西，驶个来回。再约十数分钟，插白旗的汽车又出来了。车中人乱摆白旗，并大声喧嚷‘停战’，驶过前门桥，停在前门牌楼北侧。由车内跳下一个穿警官制服和一个穿洋服的人，就分向打磨厂，西河沿跑来，高喊‘停战’。”然后大家就真的停战了。[17]这一带的战事，无疑是整个讨逆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但调停谈判的人，还是可以大摇大摆地乘汽车出入。看来，无论打得多么热闹，士兵们的枪还是不大喜欢往人身上招呼，对天射击的可能性真的很大。如果真的枪炮齐射，那么密集的火力，漫说是辆小汽车，就是装甲车也不敢这样贸然闯火线。事实上，接走张勋的汽车，是得到讨逆军许可的。曹汝霖回忆说，他听北京警察厅的一个高官讲，在交战中，警察总监吴炳湘两边交涉，上城下城凡十几次。最后张勋离开，都是谈妥了的，由吴炳湘亲自陪着，送到荷兰使馆。[18]一个警察头子在火线来回穿梭，如果这仗是真打的话，他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赔的。
辫子军的营帐所以，在战争进行时，北京的居民并没有特别害怕，战争参加者回忆：“北京城内人民，与城外大不相同了。他们虽然是家家关门，可是许多人伫立在街口或房上，有如看热闹一般。大街小巷，虽然不断发出枪声，人们来来往往，搬东倒西，好似没有打仗一样。更有黄包车夫和小贩们，兜揽买卖。叫他们躲躲，他们说‘我们不怕’。问他们怎不挂龙旗，他们说‘我们不挂’。询问这次打仗意义，他们均摇着头说：‘反正儿是张大辫子闹出来的。’”[19]龙旗，其实好多人都挂过的，此时不挂，是因为辫子兵败了。这个时候说人心向背，没有什么意义，但市民不怎么怕，倒是真的。7月13日一大早，战事刚刚平息。其实对于一般平民而言，战争到底结束与否，还不大清楚。有人看见，前一日刚刚发生激烈战斗的天坛，已经有旅游者了，“且有外国人等乘汽车载照像机进内摄影。普通市民往观，群围于门外，熙来攘往，几无隙地，大有同年4月25日储备票开奖之景况，惟不能入内耳。门外每一辫兵均围十余人或数十人，问其情况或感想”。[20]做了五百多年的帝都，北京是个闲人比较多、而且好事好热闹的城市。这工夫的北京市民，已经完全把讨逆之战，当戏看了。天坛，不过是戏园子，而参战的人，主要是辫子兵，则成了演员，卸妆之后，怎么可能放过机会，不来围观一下，看个热闹。1916年，四川军阀最初在成都开战，成都人也有搬着板凳出来看热闹的，没想到北京人也这样。这样把打仗当戏看，前提是战况并不激烈。如果真的人一排排地倒下，血流成河，估计就没那么多人乐意出来冒险了。双方拼命地放枪放炮，完全不追求命中率，感觉就像一场烟花爆竹的大燃放，这样好看的事，怎么能不让人出来看呢？喜欢看的，不仅有中国人，外国人也出来凑热闹。交战的地点，离外国人住的地方很近，也有好些外国人出来看热闹。当时的报纸报道，7月12日这天，有两名洋人在城壁上观战，被流弹所伤。另有一个日本士兵，伤在脚上，一个法国兵和一个美国兵，也给伤到了，美国士兵伤得比较重，据说竟然不治身亡。[21]日本外交档案上的记载，有四名美国人、一名意大利人受伤，日本士兵有一人受了轻伤。[22]看热闹的洋人，被流弹伤到，多半是因为站得太高，在东交民巷的围墙上。他们没有想到，对于枪口抬高三寸的双方士兵而言，这样高的看台，危险性真的很高。民国年间，在北京的老外，日子过得特别滋润，哪怕只是个大兵，也有闲有钱。没想到居然染上了北京大爷的习气，人家打仗，他们看热闹，被伤到了，只能说是活该。
战事的低烈度，还体现在买卖上。从一开始，讨逆军方面就想方设法收买辫子军的将领。据辫子军的一个统领苏锡麟说，开战不久，进京辫子军的两统领之一的李辅廷就被收买，允诺按兵不动。（但据冯玉祥和其部下的回忆，天坛守敌的投降，是他们进攻的结果。[23]看来，即使被收买，李辅廷也可能仅仅是按兵不动，不主动进攻，不协助张勋住宅的守卫而已。据胡平生的研究，李辅廷举白旗投降，也是有条件的，要发三个月的饷。为此，前线部队还特意问张弧要了八万元，只是不知道这八万元是否日本公使说的那八万元。[24]）而针对苏锡麟，先后来了三拨游说者，第一拨是王士珍派来的，苏的结拜兄弟。没劝动。第二拨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以外国干涉为由，劝他罢战。还是未果。第三拨来的是苏的胞叔和两位舅父。受傅良佐和张志潭（两位都是段身边的人物）之托，说如果苏能像李辅廷一样，按兵不动，那么就给他一个实缺的镇守使，外送十万元大洋，并且还把他的部队改编成混成旅，他的胞叔，还可以得到一个实缺的道尹。[25]尽管买下了李辅廷，没买动苏锡麟，但最后辫子兵放下武器，也不是打不下去了，还是接受了收买的条件。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饷，枪支另算。至于军官，条件应该更优越一点儿。这样的优待，在后来的战争中就不大能够有了。俘虏就是俘虏，不打不杀，已经是优待了。（陈恭禄说，最后每名辫子兵，付了八十元，才打发掉的。[26]）从辫子军统领苏锡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场战事，从头到尾，总是有人来说和，打一会儿，谈一会儿，总是有从中调和的中间人穿梭来往。这样的人，有王士珍派来的，有江朝宗的人，还有警察总监吴炳湘本人。战场不是战场，倒像是市场。最活跃的，不是战士，而是中间人。当年的外国人，讥笑中国的内战，不是用枪炮打，而是用银圆和烟土在打，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人不愧为天生的商人，硬是无师自通地把战场变成了市场，把战争变成了交易。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 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