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象征性的。当“友军”倒戈之后，张勋也知道这个仗没法儿打。但他就是不服气，不服你们耍我这个气，非要斗一斗不可。说起来，张勋也是一个从清末混到民国的高官了，但他对官场的凶险，还是预料不足。毕竟，这个武夫，一路爬上来，还是太顺了，赏识他的人远比不喜欢他的人多。在东北的时候，碰上一个比较不讲理的锡良，他居然敢撂挑子不干。要不是西太后赏识这个粗人，他的脑袋都可能搬家。一路走来，至少从表面上，他就是靠着憨厚和鲁直混上来的。人们欣赏他这一点，袁世凯优容之，段祺瑞也优容之，黎元洪不仅欣赏而且信任之（不然不会吃他这么大的亏）。所以，憨厚和鲁直，就成了他的路径依赖。尽管在复辟过程中，他也耍了不少权术，使了很多的诈，但却自以为一个“忠”字，把所有的不良痕迹，全都遮蔽了。他的自我感觉，依旧没有变。复辟走到末路，不是他负天下人，而是天下人负他。恐怕一直到死，他都认为复辟是件顺天应势、顺民心的好事。平时交往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遗老们，就是这样告诉他的，而他的观感也是如此。
府院之争，走到黎段决裂、各省独立这一步，在各省军头看来，民国实际上再一次走进了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困局，濒临崩溃。走不下去的民国，袁世凯办不好，段祺瑞办不好，似乎只能让清室来办了。毕竟，民国这些年来，人们的感觉还真不如清朝的时候。对国事日非的议论，不仅在四次徐州会议上，就是在这些军政要人平日的聚会中，也是常见的话题。很多人的牢骚，愤激之词，恐怕比之张勋和遗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我们从此前诸多督军和师长旅长的通电中，就可以看出。抨击当下的反面，多半就是怀旧。无论是否主张复辟，今不如昔的感慨，都难免会随口冒出来。而正儿八经的复辟议题，在徐州会议上提出来的时候，虽然涉嫌反叛，但绝对不会有人反对的。彼此来往的函电，含糊表示同意的，量也不少。就目前披露的函电中，大人物明确表示支持复辟的倒是没见到，但中等军头的表态，还真是有，而且赤裸裸。张勋被逼到墙角之际，频繁表示要披露函电，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但这些函电，是不是都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清室复辟？倒也未必。
对于张勋这样的人而言，行为的正当性，也许不来自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大道理，但守信义这样的个人信条，却是非常重要的。张勋认为，大道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干的事，是大家一致认可的行为。结果呢，所有人都成了反复辟的好汉，就他一个成了复辟的罪魁。你们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只耍我一个。因此，一肚皮的委屈。在历史上，辛亥南京保卫战张勋之所以玩命抵抗，有人说是因为他曾经派出过代表，去跟江浙联军谈判，但代表却被杀掉。张勋痛恨这种无信之行，从此对革命党人深恶痛绝。[27]战端一开，张勋当然知道自己没本钱打，但要停战罢兵，至少得让他带人回徐州才行。为此，他辞去了复辟后的高官，但绝不放弃他原来的长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他根本没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闯了大祸，自己从法理上，已经成了国事犯。他的委屈，他的较真，都是在个人道德层面。在这个层面，的确是他有道理。这说明，此时的张勋显然没有能力也缺乏勇气讲复辟的大道理，共和就是办得再不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道理，依旧强固，“倒退”也依旧底气不足。兵临城下，张勋还对外国记者侃侃而谈，声称他有所有大佬拥护复辟的函电。直到最后一战的前夜，他还坚持全身而退的要求，并通电要挟，不仅骂到徐世昌、段祺瑞，说段祺瑞并没有明确拒绝复辟，而且派代表来，说只要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而且骂了跟他一起复辟的陈光远、王士珍，说他们“翻云覆雨”。自己是为“群小所卖”，一定会把历次会议记录并往返函电刊印，分送中外。[28]但是，讨逆已然开打，罪魁总得有一个。已经将所有人，包括清帝周围的人都开脱了，如果连张勋也觍着脸放走，那么，这场弥天大祸，谁来负责呢？让段祺瑞的脸往哪儿搁呢？三造共和的功业，岂不大打折扣？所以，张勋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老实认罪，然后等一个宽大处理。显然，这样的出路，有一肚皮委屈，加上一肚皮傲气的张勋，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只好鱼死网破，张勋倒想看看这帮上个月还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的军头，能把他怎么样。最后决战前夜，他对英文的《字林西报》记者，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谈话，可算是张勋风格的一个标本，不得不录：
予之来京，意在为国民及清室谋福利也。各督军在徐州时，无一不请予为复辟领袖，誓与赞助，即段祺瑞或亦知我辈之意，特未与有成约耳。至于清室，并未预闻，猝然被推，实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盖复辟而成，则为清室之利，若其失败，则由予一人负责。是故爵秩非予所欲，已尝两次力辞王位。今日之事，若帝国确立，予愿退隐，否则，决不让步。各督军昔以全权与我，今乃弃我如遗。我有兵三千，当与敌五万相抗。至其责任，当由彼等负之。彼等并未正式提议调停，仅间接要求缴械，我敢誓于我皇上、同僚及所部军队之前：我必不降！盖降则自觉有负皇太妃、皇上等之付托也。我将牺牲一切，但必保持荣誉、忠信。我最后之一言惟有两字：非“帝国”，则“战争”而已。[29]
都被逼到墙角了，还要他的“帝国”，真够有个性的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一直像游戏的战事，到了最后关头，非真打不可了。开战前最后一夜，日本黑龙会佃信夫等三人还来到张勋的家里，对张勋做最后的劝说，劝他至少应该把家人转移出去，但张勋依然不肯。[30]开战前最后一刻，王士珍做了最后的努力，用电话告知张勋，他派了一员特使，做最后的调停。然而特使到了张勋家之后，只是把外交团轮值**荷兰公使允许交战的意思，通知了张勋。[31]接下来，攻击张勋宅邸的战斗，变得激烈起来。几十挺机枪，响成一片，一直没怎么舍得用的重炮，也开始动真格地向南河沿张宅轰击。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张勋终于扛不住了，他和他周围的人发现，昔日的兄弟，这回是真的准备将他置于死地了。这时候，外国人来了。在一个德国人和几个荷兰人的保护下，张勋坐上使馆的车，一溜烟开出了战区，进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顺天时报》的报道说，是两个外国人，乘汽车先把张勋的家眷送到德国医院，然后再把张勋送到荷兰使馆。[32]当时，正值荷兰公使做公使团的**。协约国的公使们，反对张勋复辟，却对中立国荷兰接受张勋避难，表示理解。有人说，载张勋出逃的汽车，是德国人的，保护张勋逃走之人，也是德国人。[33]张勋走后，当日辉煌的南河沿张宅，在讨逆军的炮火下，化为一片废墟，活活给轰平了。显然，如果这个仗早是这么打的话，在讨逆军众多山炮野炮的轰击下，张宅又不是按野战工事设计的，早就被轰平了。那么，漫说一个张勋，就是有十个张勋也是活不成的。
莫理循的讥讽，指向中国军队的能力。但能力只是一方面的事，讨逆战事的开打，本身就有假对假的意思。双方都是北洋团体里的兄弟，没冤没仇的，没人想来真的。按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的说法，北洋军阀之间，即使打仗，也都有一点儿绅士风度，不做穷寇之追，不伤害对方的家眷，不侵夺对方的财产。此番作战，其实是北洋团体内的一次内战，或多或少，讨逆一方的军队，对于张勋是内疚的。当初起哄，大家都参与了，至少，没有人阻止。人家玩真的了，也未必就真心反对。之所以参加讨逆，一是看在钱的面上（张勋似乎拿不出这些钱，或者舍不得拿钱），二是看在段祺瑞的面上（在北洋团体内部，段祺瑞的面子显然要比张勋大），三是看在日本人的面子上。所有的参战部队，包括据说很恨清室的冯玉祥，这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恨张勋。即便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内心深处，也没打算把个张勋怎么样。只要他肯放下武器，条件肯定要比后来坚持不降优惠得多。审判一下，意思意思，然后找个理由开释，其家人和家产是一点儿都不会动的。风头一过，还是会给个官当。弄到张勋家被打烂，人躲进荷兰使馆待了一年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勋实在过于倔强，不识时务。
当然，此时的北洋军，论战斗力，也的确下降了很多。当年辛亥武昌起义后，冯国璋带的北洋军南下作战，整个打下来，双方死伤上千。北洋军按部就班，照教科书作战，打得有板有眼。接下来的二次革命，也打了几场硬仗。但是，到了蔡锷讨袁之时，入川作战的北洋军，就不大中用了。辛亥年打武汉，张敬尧还是个营长，打起仗来嗷嗷叫，撸起袖子干，冯国璋奉命停战，他还上去骂街，不甘心休战。二次革命打李烈钧，变成团长了，也还算骁勇。但是，后来进了四川，碰到实力并不强的讨袁军，已经成为第七师师长的他，却一筹莫展，能躲就躲，就能祸害老百姓。看来，夺了天下之后，北洋军俨然变成了骄兵悍将，兵力大大增加了，但训练严重失序，清末那样的全国性演习，南北对抗，一次都没有。原本，清末的军事改革，军事知识的引进，就很皮毛。莫理循说的弹道学知识，的确没什么人懂。进入民国之后，军队训练马虎，军事教育进步也不大。好些部队，长官为了方便控制，刻意不进军官学生（军校学生），反而喜欢用什么也不懂的老粗，因为这样的人才可靠。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的俄国专家发现，中国军队的炮兵，根本不懂如何使用仪器，不知道如何间接射击。而步兵则对机枪充满神秘，只要出了事故，就只会往里浇机油。当事人回忆说，都到1930年了，刘湘的军队，作战的方式，还是日俄战争式的古老战法，“即攻击时，列成横队，一线冲锋，防御时，不讲纵深，一线防御”。[34]其实，这样的战法，在所有民国军队中都有，属于模式化的例行公事。所以，军阀内战，经常会有忽然的溃败、忽然的大胜，偶然性非常强。练兵出身的袁世凯做了总统，不仅无法督促各地的督军练兵，反而操心起他们的专权来了。所以，民国的军队，作战能力大大退化。
其实，自打引入洋枪洋炮，推行军事现代化以来，作为步兵基本功的瞄准射击，就严重欠缺。在战争中，清末淮军和练军上阵不知瞄准，乱放枪，借枪壮胆的现象，由来已久。这样的军队，对付武器落后的部落军队和农民起义军，还凑合，碰上训练有素的外国军队，就不灵了。无论甲午陆战，还是抵御八国联军，中国军队都是一上来就拼命放枪，子弹打完，就到了撤退的时候了。进入民国后，这样的弊病也难以轻易消除。冯玉祥民初做营长，训练新兵，就发现“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是一大弊端。不仅新兵如此，参过战的老兵也是这样。[35]他做了旅长，参与围剿白狼战事，部下一个团在子午镇堵截，“战况很是激烈。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最后点验土匪的尸首，连二百人都不到。[36]这样的毛病，在注重训练的冯玉祥部都有，别的部队，就不用说了。虽然说莫理循的说法有点夸张，但绝不会没有影子。进攻的一方，绝少玩命冲锋，防守的一方，也绝不冒险出击，大家躲在墙后面放枪，探头都算是勇敢了，反正子弹有的是，放枪还有快感。这样的对射，在外人看起来，就像是对天射击。反正子弹打光了，如果对手强大，就四散逃命，如果对手像张勋这样弱，那就等着对方缴枪。讨逆军方面，弹药消耗多了，还可以借机报功并报销。别的战事，功劳要看消灭了多少敌人，点验尸首，而此番作战，对手就那么点人，论功奖赏，就只能看弹药消耗了。而且，在这方面，段祺瑞一向大方，钱也好，给养也好，子弹也好，要多少给多少。仗打得跟游戏似的，但物质和金钱的消耗却惊人，最初筹来的一百五十万元耗尽不说，还得另外跟日本人借。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接下来的南北战争，南下的北军，几乎每支部队都是弹药和军费的消耗大户，日本人给段政府的西原借款，几个亿的巨款，几乎都耗在一场稀里糊涂毫无希望的战事上了。这样的打法，论作战效率，还真不如恢复弓箭。直到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新直系跟段祺瑞闹翻，吴佩孚北上，直皖开战，段祺瑞麾下的皖系部队，还是这个德行。冲锋打仗马马虎虎，要钱要给养认认真真，一场动员二十几万人的直皖大战，两个星期就打完了，总共也没死伤几个人。这种游戏式的战争，直到军阀们争夺得非常激烈了，才会有所改观。到了这种时候，士兵们就该收集子弹，卖给土匪换钱花了。
注释
[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680页。
[2]周作人：《关于鲁迅》，第560页。
[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52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4]段宏纲《先伯段祺瑞事略》，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813页。
[5]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51页。
[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53页。
[7]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66页。
[8]王之佑《参加恢复共和西路军作战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2、第744页。
[9]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2页。
[10][13]《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11]汪曾武：《劫余私志》，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254—255页。
[14]《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四日。
[15]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6页。
[16]王武《张勋复辟逸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12页。
[17]王之佑《参加恢复共和西路军作战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4页。
[18]《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8页。
[19]王之佑《参加恢复共和西路军作战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3页。
[20]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6页。
[2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2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88页。
[23]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53页。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67页。
[24]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258页。
[25]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300—301页。
[26]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520页。
[27]胡锡畴《辛亥革命元老柏烈武的生平》，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07辑，50—51页。
[28]《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29页。
[29]《字林西报》，1917年7月12日。
[30]《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36页。
[31][32]《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33]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2页。
[34]杨芳毓《四川军阀刘湘的整军练兵活动》，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第361页。
[35]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39页。
[3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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