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之役结束，枪炮声息了。城里城外，还有零星的抢劫。有趁机打劫的流匪，更有仗势作案的国军。但总的说来，局势还算平静。这么多大兵进了北京，一点儿乱子没有太难了，但只要不像1912年曹锟北京兵变那样，由长官领头抢劫，就没有大事。北京号称首善之区，善就善在有外国人，当兵的不敢太造次，警察也还算负责任。前门一带，商铺没有什么损失，市民该干什么干什么，秩序井然。唯有几个工人，在忙于将大清门的匾额，再换成中华门。除了天坛和南河沿一线，除了遍地的子弹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看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日记，两人复辟前在小馆子吃酒，复辟后依旧吃小馆子。
7月15日，段祺瑞乘火车由天津进京。此番回来，跟当日离开，光景可是大不相同。当初是报界唾骂的落魄者，灰头土脸，现在是光复共和的英雄。只是，浑身光环的段祺瑞没有时间去品尝胜利的荣耀，他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一进北京，马不停蹄，立即驱车前往日本使馆，晋谒总统黎元洪。两人此番相见，对于黎元洪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昔日的政敌，竟然成了他的救命恩人，这个恩人，还是他央求来的。显然，此时的黎元洪，应该想明白了府院之争以来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当初的道理不管有多少，最后的结果却是招来了复辟。苦酒毕竟是自己酿的，有多少，都得自己喝。两人见面，其实各怀鬼胎，但客客气气，握手寒暄，看起来十分欢洽。什么话都没有说，但心里想什么彼此都明白。黎元洪知道，段祺瑞来见他，是什么意思，这是他该走路的时候了。经过两次帝制复辟的黎元洪，毕竟是条汉子，从情理论，他也不可能不走。
然而，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在黎元洪从日本使馆回到家的头一个早上，即段祺瑞见他的第二日，7月16日清晨，黎元洪的卫队旅出事了。《顺天时报》报道：“今早（十六日）五时，黎邸卫队一士兵谋刺黄陂，将向内室进入，连长及一将校急出防止，均被刺杀。该兵持手枪闯入内室，幸黄陂躲避获免危险。该兵不能达目的，而逃出。有一兵士开枪击毙凶犯，又黎公即赴法国医院避难。惟该卫兵所以敢出此凶行者，背后必有人主使，可知殊堪注目。”[11]关于此事，《复辟半月记》里记载甚详，说是材料来自警察厅：“本月十六日上午五时，驻扎黎总统住宅旁花园内之护卫队兵王德禄，忽发疯狂，手持刺刀两柄，由所住兵房内冲出寻人。时该护卫队多身睡未起，猝未及防，致被扎死正目王凤鸣，三等护卫马占成。旋奔至该护卫队官长室内，连长宾世礼见其来势甚凶，持手枪向击，未中，追至室外假山石下，连发两枪未响，该凶手反刀将宾世礼扎死。又连伤伍长李保甲、卫兵张洪品二名，奔出大门外，持刀乱舞。护卫队多名，追至东厂胡同东口小巷内，枪击凶手腿部，即时倒地，被乱枪戳死。”[12]但日本人的记录，说是凶手冲进了黎元洪的起居室，但没有找到黎元洪，最后被击毙。日本人还说，这个人受到了俄国恐怖主义的影响。[13]当年俄国的恐怖主义者，就是刺杀沙皇的民意党人。
大清复辟的时候，卫队旅躲起来了，民国总统黎元洪安然无恙。复辟事了，自己的卫兵却要暗杀他。这样的蹊跷事，任谁都会起疑。舆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是冯国璋派人干的，有的说，这个刺客因为受了刺激，发狂杀人。[14]要知道，民国这么些年了，暗杀总统的事，还真是新鲜。该卫队是黎元洪用私人名义招募的，平时对卫队很是优待，恩义有加。复辟时分，虽说没用，但加害于他倒也没有可能。黎元洪回府，段祺瑞曾经表示是不是派警察来保护，但黎元洪却认为还是自己的卫队可靠，谢绝了段的好意。[15]结果，马上就有他好看了。从案情记录看，凶手似乎并非意在刺杀黎元洪，主要冲同僚下手。但被刺杀者躲了，刺客也死了，死无对证，但当事人想必心里都明白。段祺瑞政府借机将黎元洪的卫队旅悉数解散，连收编到其他部队都不肯，整个把人遣散回老家。保护总统宅邸的任务，由步兵统领衙门负责——此时的步兵统领，已经换成了前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因为卫兵出事，解散卫队，黎元洪没法儿不答应，可答应是答应，人却依旧待在法国医院不出来，坚决拒绝段政府的保护。黎段之间，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据日本方面的情报，黎元洪实际上是躲在法国使馆，因为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也在法国医院，担心不安全。[16]
偏偏这个时候，报上报道，湖北督军王占元等十八省督军，来电恳请黎元洪复职，一口一声，要他收拾大局。[17]冯国璋也表示，代理完毕，要奉还大政。17日，倪嗣冲则通电全国，要求黎元洪赶紧走路，在通电中，他径直称黎元洪为“前大总统”，说复辟黎元洪也有责任，无力制止，反而逃到日本兵营，求保性命，“以民国堂堂元首，托庇外人，更何以驭临兆民，昭示中外”。[18]黎元洪明白，这两边话分明都是一道道的催行令。为了不让催行令变成催命符，黎元洪当即决定，马上离开北京，回到天津做寓公。为了让所有想让他离开的人放心，他还表示要去日本游历，然后再去欧洲。[19]就这样，黎元洪离开了政坛，段祺瑞和他身边的人，真的可以放心了。这一走，就是三年多，等黎元洪再次出山，“废物”再利用，要等到北洋派大裂变，直皖开战以后了。
显然，不放心的人之所以不放心，是有道理的。复辟之时，黎元洪虽然被逼离开了总统府，无法行使职权，但也只是委托冯国璋代理总统，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全权讨逆。现在讨逆完毕，共和重光。虽然此番变故，原本就是黎元洪惹出来的，就情理论，已经觍着脸请段祺瑞再次出山，挽救共和，那么总统的椅子，就不好再坐了，而且黎元洪也的确表示过辞职的意思，连总统大印，都已经交出去了，但从法理上，黎元洪还是法定的大总统。冯国璋代理的理由，随着复辟的失败，也已经消失，只要黎元洪继续赖着不走，谁也没办法让他走路。按《临时约法》，总统是国会选的，现在国会已经消失，若是黎元洪不知趣，漫说赖着不走，就是多磨蹭几日，整个政局都会为之动荡的。从府院之争，到清室复辟，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在某些人看来，就是为了驱逐这个黎元洪，到最后黎元洪居然不走，怎么像话？
也许正因为如此，黎元洪刚从日本使馆出来，就遭遇刺客，刺客居然离奇地就是自己的卫兵。行刺未成，刺客死了，但总统却因此连个卫队都没有了，境遇比复辟时还糟。不走路，怎么能行？当然，一个没有实力的黎元洪，脸皮也不会真的有那么厚，也没资格厚。虽然他躲到天津租界之后，北上接任的冯国璋，路过天津，还装模作样地到他府上去恳请他复职，但这只是冯的客气和礼貌。形势比人强，无论如何，他都只能退隐租界了。孙中山失去权位，还有自己的一个党，而他黎元洪，连个党也没有。退了，就只能干净地退掉，回家抱孩子吃老米。
黎元洪换了冯国璋，总统换人，国会消失，参战问题，自然没有障碍了。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尽管国会议员还在嚷嚷不合法，但段祺瑞却可以因此不加理会。一个复辟，给了段祺瑞和研究系再造国会的机会。有了所谓三造共和的功业在，种种不合法的瑕疵，也就没有太多人在意了。从表面上看，似乎府院之争的阴影也消退了。冯国璋和段祺瑞，是北洋同人，是拜把子兄弟，此后自可以同心协力了。其实，如果段祺瑞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会后悔现在的选择。一个北洋系的总统，未必能保证府院同心。两个同样有实力的军头，反倒更有可能打起来。政治不是道德和友谊的温柔乡，而是权力的角斗场。只要进入了那个领域，即使原本无意争斗，到时候也一样会有矛盾。如果黎元洪继续做总统，做满他的任期，一个没有实力的空头总统，一个犯过大错的人，一般来讲没有可能再来与段祺瑞抗衡。段祺瑞后来的日子，显然要好过得多。北洋系直皖两派的矛盾，也许就不会那么早就显露出来。北洋系，也许就不会那么早就分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刚愎自用的段祺瑞，断然没有可能再与黎元洪共事。
讨逆成功，段祺瑞三造共和的功业固然值得宣扬，但是，对于再掌政权的段祺瑞本人来说，尽量消除事变的影响，才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后人也许不知道，但当时的段祺瑞知道，复辟，未必真的不得人心，怀念清室，也未必不是没影儿的胡扯。所以，对于善后事宜，他采取的是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需要惩办的祸首，只开列了六个：张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和胡嗣瑗。结果一个没有抓到，也没想抓。稀里糊涂抓到的三个人，张镇芳、雷震春和冯德麟，也是走走形式，关了几天，就稀里糊涂放了。至于清室，从讨逆开始，就已经被开脱了。这源自徐世昌的一种说法，说清室本不同意复辟，总管世续哭，两位太妃也哭，后来被发展成皇帝的亲生父亲醇王载沣也哭，小皇帝干脆就是被胁迫出来坐龙廷的。尽管这样的说法，未必有人真信，跟事实也严重不符，但编出故事来，意思就是要开脱清室的复辟责任。这样说，不仅安抚了北京的满人，也安抚了全国的遗老遗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小皇帝也就可以继续安然住在皇宫里，做他的外国君主，民国的优待条件——虽然岁费一直都没有给过——也就可以延续了。当时，不是没有追究清室责任的呼声，徐世昌们骗鬼的说辞，并没有蒙住所有人，但是，这样的声音，都被压制了。总之，一场弥天大祸，一场颠覆国体的事变，从上到下，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此真正受到惩治。有记者写道，“昨日洪宪遗孽孙毓筠氏发为牢骚之言，中有数语曰：‘今此结果仅仅牺牲一张勋，且恐仅仅牺牲一张勋安徽督军与长江巡阅使之头衔。’”[20]一场复辟，一个叛乱，最后只牺牲掉了张勋的官衔。当然，还有他的辫子兵。
参与讨逆的“功臣”们，却都有了安置。李长泰如他夫人所愿，得了一个肥缺——北京步兵统领。但他的第八师师长，却给了他原先的部下旅长、段祺瑞的学生王汝贤。有捞钱的机会，但没兵了。步兵统领衙门里，兵倒是不少，但都跟他没关系，而且根本打不了仗。此事，说起来是论功行赏，但是福是祸，真不好说。原来的步兵统领江朝宗，在讨逆之役中表现一般，城门开得太晚。官丢了，只落了一个空头的将军府的将军。冯玉祥还是旅长，没有变化。同样，另一个讨逆急先锋，曹锟手下的吴佩孚旅长，也没有得到奖赏。段祺瑞的左右，对这种不会来事的武夫，不感兴趣，有功不酬，埋下了日后冯与吴佩孚合作反对皖系的种子。先是附逆，后来反正的陈光远，原先就跟段祺瑞有过节，尽管讨逆之役，陈很卖力，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段祺瑞的青眼。战后，陈光远被段祺瑞发到绥远做绥远都统，还是陈走了冯国璋的门路，经过冯的疏通，才得以派往江西，做了江西督军。此后，陈光远变成了直系的长江三督之一。研究系的文人们，在战后得意了不少日子，梁启超进了新的段内阁，做了实权的财政部长，另一员大将林长民，做了司法部长。可惜，研究系和段祺瑞皖系的蜜月，没有持续太久。梁启超和林长民的总长，都没做几天。研究系精心设计的第二届国会选举，在小徐的操纵下，研究系居然大败，此后，两下就彻底分手了。
复辟之后，唯一的亮点，是一场审判。北京地方审判庭，在经过复辟期间的停顿之后，继续审理此前府院之争时的公民团闹事案。当年被提起诉讼的公民团代表白亮等人，经过诉辩双方的辩论，被法庭最后裁决，公民团代表因妨碍公务罪被判拘役和罚金。唯一遗憾的是，此案的审理，没有，也没法儿追究这些代表幕后老板的责任。但是，尽管经过复辟，三造共和的英雄的声威如日中天，但民国的司法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段祺瑞，军人干政，扰乱议会，是违法的。
可惜，司法人的努力，救不了共和。躲进“荷兰水瓶”里的张勋，后来也被赦免，甚至被任命为林垦督办，尽管张勋没有就任这个过于奇怪的职务，但名誉实际上是被恢复了。1923年8月张勋死的时候，从天津到他的老家江西奉新县，沿途军政长官路祭，招摇过市，一个半月，灵柩才抵达墓地。“殡仪之奢，极一时之盛”[21]，堪称民国以来最为盛大的殡葬仪式。各界名流送的挽联挽幛，排满了会场。遗老遗少并军政长官，都将这位昔日的“辫帅”捧成了忠义双全的圣人。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每个人胸前，都戴着张家发给的张勋头像的徽章，上写“张忠武公贵像”。[22]一个亲历者描绘的张勋最后大出殡的仪式，值得一读：
张勋的棺材特别大，里面置有鼻烟壶几百个，翡翠花翎管子几十对，嘴里含的是大珠，靴头镶的是大珠，帽顶缀的是大珠，浑身的宝色珠光，璀烂夺目。棺面用的是鹅黄缎子绣花的千佛罩，上面竖立着用鲜花穿成的一丈见圆的大宝盖一个，顶上立着一只松柏扎成的仙鹤。在棺罩的四周绕以几十个聪明活泼的真童男童女，一个个手持接引幡。抬柩者为六十四人，一律穿着灰袍黑褂，白飘带，戴着尖圆顶黄铜顶子的白帽。棺罩的四角缀以银镶玉炉四只，分芸香、檀香、柏木香、奇兰香四种，香气氤氲，袅袅不绝。在长达十里的殡列里，分二三十站，大致为：第一站是几百个绸纸扎成、镶以纲珠的童男童女，四大金刚、哼哈二将、大接引佛等。第二站为松柏扎成的八仙过海、狮子滚球、麒麟、狮、象等动物纸扎以及接引幡宝盖几百个。第三站是建威将军一丈多高的白缎旗帜和将军旗（北洋政府曾授张勋为建威将军——笔者注）、龙虎旗、帅字旗、大张字旗及桂旗等五种旌旗。第四站是几百个喇嘛僧金鼓齐鸣。第五站是一百个和尚、尼姑炷香游行。第六站是满汉乐队及西洋乐队。第七站是用五彩绸绫扎成的亭台楼阁、金山银山。第八站是几百把大红缎子彩色缨络覆盖的万民伞。第九站是全副銮驾十八件（清廷官僚用全副銮驾出殡的只有张勋一人）。第十站是一百多人引路，手捧香气四溢的檀香。第十一站是建威将军一丈多高红缎子的绣旗以及尚方宝剑、盔甲、龙箭马甲、金狮孔皮马褂、黄马褂及将军印。第十二站是张勋崇像亭的乌木大轿并有相亭五个（分军服、朝服、礼服及便服等等）。第十三站是缎子扎的透明纱罩、由十六个十五岁的少年抬着的神主大轿。第十四站是清字、汉字巴图鲁勇号及二等轻车都尉缎子描金的封号榜金顶蓝呢大轿（四角吊有四个银熏香炉）。第十五站是日月掌扇。第十六站是古瓷大鼎。第十七站是黑绒扎成的黑马队一营。第十八站是白绒扎成的白马队一营。第十九站是用五彩缎子扎成的张勋坐骑，马鞍子是用玛瑙镶嵌，四个马夫都是用绸缎扎成，上面打着一丈见圆粉红缎子的宝伞，两边飘带高扬，上书‘护国佑民’四字。第二十站为长达二里多路的挽联、挽幛等。凡张勋在生游过的亭台楼阁，应有尽有，均用绸缎扎成。[23]
殡仪队伍后面，还跟着五百辆车，陈列着西太后和皇帝赐给张勋的宝物。[24]
这样盛大隆重而且奢华的大出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朝）民（国）交错的大丧礼，在民国历史上，恐怕是仅见的。漫说冯国璋、段祺瑞不能及，就是他的主公袁世凯也赶不上。那绵延两里多地的挽联和挽幛，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词，不是凑出来的，没有谁强迫命令，或多或少，代表了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某一翼的某种意识倾向。一直到死，张勋也没有改变，但他周围的世界，也没多少变化。在所有赞同复辟的人中间，参与谋划的一干遗老文人，后来的声誉不佳，里外不是人。最卖力的谋主刘廷琛，死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清废帝溥仪赐给的带有“文”字的谥号。但是，唯独对于张勋，人们却一直赞不绝口。已经离开紫禁城的小皇帝溥仪，给张勋的谥号为“忠武”，对于一介武夫来说，这样的谥号，已经臻于顶点了。从此以后，某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一直称张勋为忠武公。上流人士如此，市井百姓，似乎也没有忘记这位大帅。
另一起大出丧，跟张勋的出殡类似名士张伯驹回忆说，民国时他住在西城弓弦胡同似园。街西有一小庙，中有一个道士。有一天，他不意间进庙游玩，道士供茶，然后引他到一个房间，房间里供着一个神像，道士从像后取出一个牌位，上书“张忠武公勋长生福禄之位”。[25]这是个别现象，还是代表着某种民意？不知道。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知识界出了好多小册子，都是嘲骂张勋及辫子兵的，媒体上，也对复辟，一边倒地谴责。但是，你想不到，在北京城里，却有这么一座小庙。
注释
[1]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302页。
[2]《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136—137页。
[3]《张勋逃匿荷兰使馆交涉文电》，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98页。
[4]《张勋逃匿荷兰使馆交涉文电》，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200页。
[5]荷兰水就是汽水，当时上海报纸有漫画，画张勋躲进汽水瓶。
[6]《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37页。
[7]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03页。
[8]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8页。
[9]陈文运《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291—292页。
[10]《倪嗣冲函电集》，330—331页。
[1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
[12]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10页。
[13]《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91页。
[14]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5页。
[15]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11页。
[1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91页。
[17]《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18]《倪嗣冲函电集》，第333页。
[19]《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20]《申报》，1917年7月27日。
[21]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3页。
[22]万嘉熙《关于张勋的事情》，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0页。
[23][24]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4页。
[25]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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