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勋复辟，即使在当时，很多人也都认为是一场闹剧。之所以是闹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闹成。张勋活儿干得太草率，太鲁莽，也太糙。用徐世昌的话来说，“卤莽灭裂”。这个成语，用在张勋复辟上，挺合适的。张勋只带了五千兵进京，而且决定复辟后也没有增兵，甚至没有让支持复辟的冯德麟带兵进京。似乎，他一路走来，一直举棋不定。为此，已经进到北京的张勋，还受到遗老的埋怨。到了6月30日夜，除了刘廷琛和万绳栻，几乎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这边唱着戏，那边就突然带着众人，包括王士珍和陈光远这样的重量级大人物，进到宫里，请十二岁的小溥仪出山了。当然，这一出，宫里事先是知道的，但是外面的人，的确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是猜的。虽然，人们一直在传说，张勋要复辟，但复辟行动的如此突然，还是让人吓了一跳。突然的背后，是仓促。其实，在复辟的前夜，日本特使西原龟三，还在运作由徐世昌和段祺瑞一起组阁，破解僵局，但是，复辟的锣声一响，什么都变了。
根据日本人的判断，民国初年的复辟论者，实际上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汉人为主体，复辟的目标是虚君制，汉人当家；一派是满蒙王公为主体，目的是完全恢复清朝旧制，满蒙天下。[1]显然，此番张勋复辟，基本上是汉人派的行动，但也不完全排斥满蒙王公。但是，复辟给人的观感，却是一个旧制度的复归。这样的复归，在操作者看来，是有道理的。在遗老看来，帝制的复归是天经地义的，但洪宪帝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是拥袁为帝，而不是回归现成的清室。
当然，就张勋而言，抬出皇帝，清室复辟，自以为是干了一件众望所归的大好事。九斤老太的感慨，进入民国之后，张勋已经听腻了。民国在社会观感上不如清末，遗老遗少与贩夫走卒的认识大抵相同。民国政治混乱，即使拥护共和的梁启超辈，也不能否认。说起来，对于政体的改变，军头们的顾虑，未必一点儿没有。毕竟，真的大清回来了，自行其是的日子，还能不能这样过下去，还真是个疑问。大清过去不久，那时的日子，大家还有记忆，虽说督抚专权，但如今的独立王国，还是没法儿比的。然而，徐州会议的一次次聚首，在张勋看来，军头们似乎已经打消顾虑。只要他张勋肯干，把皇帝请出来，肯定一呼百应。
皇帝真的出来了，各地的军头，还真的就响应了。挂龙旗的，比比皆是。远在甘肃的甘肃督军张广建，正在接待一个特别的客人——前清大名鼎鼎的端郡王载漪。这位儿子做过“大阿哥”、身兼义和团大首领的前王爷，原本是第一号的庚子祸首，只是由于西太后的刻意保护，才免于一死，流放新疆。民国六年了，这位王爷还全须全尾地活着，思想观念都没变。听到复辟的消息，张广建待载漪更殷勤了，不仅拿出一顶清朝官帽，而且对载漪表示，准备跟陕西、新疆联合通电拥护复辟。[2]只是没过几天，复辟就没戏了，通电没有来得及发出。这样在家响应，最后没发出通电的军头，实在太多了，比如奉天的张作霖、吉林的孟恩远、河南的赵倜、山东的张怀芝等，连后来担任讨逆军南路司令的倪嗣冲，都挂起了龙旗。群起响应的态势，之所以没有形成，关键是段祺瑞马厂誓师迅捷。要不是段祺瑞横插一杠子，复辟还真就成燎原之火了。连曾经参加过反清滦州起义的冯玉祥，对待复辟，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开始就坚决反对，当有人征求意见，要他签名时，他只是回答：“我的官儿太小，还是请大官儿们签吧。”[3]
复辟的理由，今天看荒谬，当年说起来却很正当。用沈曾植的话来说，有四大道理。其一，政局动荡。先是二次革命，然后洪宪帝制和反袁起义，再则府院之争，六年凡三次震荡。其二，国会胡闹。国会原本就是不良的国民党人主导，缺乏民意，开会则肆意妄为。其三，军阀割据。武人割据，如东汉末年，联甲倒乙联乙倒甲，互相吞并。如果有外人乘之，不独有五代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之事，还可能沦为异族的奴隶。其四，生灵涂炭，水深火热。横征暴敛，数倍于前，以致百姓丧失乐生之心，呼号：“吾侪安得复为清廷之氓乎？”[4]除了这四条理由之外，还应加上“五代式民国”造成的纲常伦理之失，道德廉耻之沦丧。[5]在王国维看来，这样的沦丧以及国民的苦难，跟辛亥以来，中国之政治学术，全为西方新学说统一有关。[6]这对于遗老来说，类似于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不用说，这样下去，中国文化就完了。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民国惹的祸。复辟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个标准的丛林时代。这种时代，流行的价值观，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富国强兵是起码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民初远在及格线以下。
所以，这样的对民国的指控，按当时的标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国会党争，民众因为军队扩张，互争地盘，内战频仍，的确比之清末新政时期负担加重而且痛苦程度加剧。至于皇帝没有了，所造成的纲常伦理的紊乱，也是实情。比较起来，民国以来，由于是首都的缘故，北京的情况是最好的，社会稳定，经济也不差。但是，从张勋复辟北京市民的反应来看，民众其实对复辟还是相当有兴趣，也相当期待的。
民国，或者共和没搞好，的确是实情。即使共和的捍卫者，也不能讳言这一点。有病是肯定的，但药方怎么开？杨度的药方是四个字：君主立宪。而遗老们的药方还要再加上四个字：清室复辟。沈曾植说：“中国政体，莫宜于君主立宪，三百年之共主，全国人民所欣戴。论语云，名不正言则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日救国救民，舍复辟而外，更无他策。”[7]另一个著名遗老罗振玉说，中国的民生涂炭，“皆由帝政改为共和，导天下人以向利忘义，浸成不夺不餍之局，三尺童子亦知其害。故欲挽横流，非恢复旧制不可。”[8]一句话，不仅要皇帝，而且要旧皇帝。
在他们看来，袁世凯称帝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恢复旧制不对，而是因为还不够旧。他们的答案是，若要帝制，非全盘复旧不可，只能回到清朝。因为人民恋旧，怀念大清。为了复旧，复辟的操作者，甚至连君主立宪都含糊起来。就算其中的明白人，也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加清室复辟，才能救中国。
客观地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而且有着系统的围绕帝制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而言，最合适的转型方式，是英国道路。清末的预备立宪，虽然名义上的目标，是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但以当年的绅商的力量，最后走下去，肯定会走到英国道路上去。但不幸的是，后来的满人亲贵，非要开倒车，硬是把一个放权改革，变成了收权的复辟，使得中国走向了革命，制度的方向，改到了美国道路。显然，这样的突变，对中国而言，是一种不适合国情的扭曲。共和制的不稳定，几乎是命里注定的。无论是袁世凯帐下的留学生，还是康梁之流的海外保皇党，抑或国内的立宪党人，甚至孙黄和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党人，对于如何操作美式或者法式的民主，都是盲人摸象，自说自话。
共和政体玩不好，不仅给遗老遗少带来了焦虑，统治者的困扰也不少。从袁世凯到各省的督军，他们发现，在共和制度下，由于君主要素的缺失，传统纲常伦理的摇晃，很难建构一个效忠体系。袁世凯无法保证督军们对他的效忠，而督军以下的军人们，也无法保证下属将领对他们的效忠。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武力控制，系统就维系不住。如果说有别的办法的话，就是用自己人，自己的家人亲戚，或者同乡、同学、学生。任人唯亲，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现象。再就是引进宗教，引进学理，基督教、喇嘛教和会道门都成为军阀们控制部下的手段，村治、军国民主义、“五爱”[9]都成为维系统治的法宝。吴佩孚不是一个复辟论者，但他也感觉到了没有皇帝之后的伦理困境。在他不多的著作中，多次阐述如何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重建效忠的问题。他强调忠君仅仅是效忠的一部分，真正的忠，应该是忠于内心，诚实无伪的内心，忠于人，忠于事，忠于长官，等等。[10]但是，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部下的背叛，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遏制这种离心的倾向。不仅是吴佩孚，几乎每一个军阀，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都是内部的叛离。此番讨逆，段祺瑞的胜利，实际也是收买和瓦解对手换来的。这样的胜利，在此后的内战中，高频率地再现，谁都这么干，谁也没办法避免。
袁世凯的帝制，实际上在设计者杨度那里，无非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然而，在当年的中国，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给一个强人击败外国入侵或者遏制外国欺负的机会。在二十一条背景下的帝制，遂丧失了起码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的考试中，得了负分，这样的开国之君，就成了石敬瑭和张邦昌。况且，袁世凯还要面对自严复《天演论》以来，新的历史进步观的政治信仰。依康有为的“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是大同世。制度的演进，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进化的递进关系。在这个信仰里，制度的倒退，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虽然说，进化论的历史观，仅仅是那些心怀异志的军阀的一种借口，但他们之所以心怀异志，其实还是共和制效忠体系出了问题。
客观地说，袁氏称帝及其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共和制度的一场危机。这个危机的苗头，从民国一开始就已经显现，袁世凯应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向后转，挖掘传统资源。在形式上，越来越趋于专断和独裁，让总统向皇帝靠拢。在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反抗之后，废掉了国会，也随之废掉了政党政治，然后尊孔祭天，重新崇尚传统价值。宪法迟迟不能问世，但总统的职权却一日比一日重，到复辟前夕，袁世凯已经变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提名下一任总统，近乎一个皇帝了。通过这种方式，消减共和带来的问题，结果只能导向帝制，而这个帝制，虽然说依旧有宪政的框架，但事实上皇帝有了，国会却还没有影儿。当杨度、梁士诒们将一个洪宪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共和的制度危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达到了顶点。最后，在遍地烽火中，袁世凯只能尴尬地退了回去，但政局，已经不能复原了。袁世凯的死，表面上缓解了危机，让制度和政局，再次回到民元的原点。然而，回到原点的共和，问题依旧，人的毛病和制度的先天不足，一起发作，不久，就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府院之争，共和的制度危机，再一次爆发。
显然，遗老和张勋，也许还有冯国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在他们看来，这种危机，靠共和自身是无法排解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帝制——原汁原味的帝制，回到清朝。然而，他们只看到了袁氏称帝，是由于共和的危机，却没看到连袁世凯这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枭雄都办不成的事情，才略比袁世凯低了不止一个档次的张勋，怎么可能办成？难道要靠清朝本身的余威吗？那些听闻帝制复辟就高高兴兴挂龙旗、指望能吃上便宜的米面的北京市民，到底是指望皇帝呢，还是非要一个满人皇帝不可？就算北京人对满人皇帝情有独钟，那么南方呢？其实，即使幻想满人皇帝具有魔力的人们，一旦这个魔力没有如愿出现，也就算了，一哄而散。遗老们念兹在兹的“大清三百年深仁厚泽”，不见得都是正资产，因为这三百年，也有民族的压迫和杀戮，还有令读书人印象深刻的文字狱。
当然，我们不能说，张勋的复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他和他的遗老们，也有家国之思，也有拯救国家危亡的考虑。他们想尽他们的力量，将这个国家列车，扳到一个合适的轨道上来。但是，他们开的药方，其实并不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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