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说，遗老们是一群读书种子，他们对传统文化过于钟情，也对于近代传统的衰亡过于敏感。清亡之后，很多人没有出仕，但也没有归隐山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他们无山林可隐，只能大隐隐于市——现代化的大都市。首选是上海，其次则天津。德占的青岛和日据的大连，也是遗老比较喜欢待的地方。在这些西化的大都市里，传统的衰落和人心的变化以及风习欧化，特别明显。因此，他们对于更改国体导致的纲常伦理的紊乱，比所有人都有着更深切细腻的感受。这样的敏感和担忧，几乎构成了他们进入民国后精神生活的最主要部分。他们是真诚的保守主义者，爱这个国家，更爱这个国家的文化。他们的敏感和忧虑，将他们的视野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聚焦在帝制的回归上。应该说，这些遗老的精神品质，极大地影响了张勋。尊崇文化人，是那个年月老粗们的共同习好。老粗不懂遗老的学问，但这些学问却让他们对遗老有高山仰止的感动。在跟遗老的接触和来往中，这个思想守旧的老粗，也部分感染了遗老的神经过敏，全盘接受了他们为国家未来开的药方。
张勋复辟，在大方向上，就已经错了，而他们的具体操作，则错上加错。张勋复辟的热心参与者张镇芳的好友王锡彤说过，张勋的复辟，从表面上看，是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实则大谬不然。“其实康之复辟，乃模范（仿）英吉利帝国之制，皇帝仅保虚位，国会实操全权。每年开会、闭会以皇帝命令行之而已，决非恢复宣统旧制也。张采取复辟之美名，乘北洋派愤怒之际，欲以钦此钦遵之文章，而自居大司马、大将军之尊位。一班失意官僚，冀遂其升官发财之望者，遂不顾青红皂白，突然发之，一似皇帝之诏旨一行，百辟即靖，共无贰者，何其愚也。曾不思袁项城（袁世凯——笔者注）雄才大略，笼络天下英才，亲与之角智斗力，而后收为己用者有多少人，居高位以殊恩异宠要结天下英雄者有多少日。逮筹安会发动，势可熏天，犹徘徊顾望，不骤登宝位者，诚知天下人智识日开，从前迷信皇帝之梦已大半苏醒。‘奉天承运’四字诚不易范围无间也。张乃敢以死之帝位凭一手足之烈，扶之以起，嘘之以生，其胆则大，其识则浅矣。况北洋派中资格之深，不数张勋。将士多数出段氏门墙，段登高一呼而万方响应，张其奈之何哉？”[11]
张勋复辟最倚重的遗老沈曾植，虽然也说中国最适合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但什么叫作君主立宪，他却未必了了。此老被王国维佩服得一塌糊涂，也有人说他“学盖淹贯天人”[12]，但大抵精通者，无非中国旧学，而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基本上连皮毛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复辟后的政体，才含糊其词，好像是君主立宪，又好像是戊戌变法时的政体，连回到辛亥时十九信条时的境况，都没能做到。国会一字不提也就罢了，但资政院的人大多还在，可以恢复吧，也一字不提。如果按照康有为设计的方案，变大清为中华帝国，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废除跪拜之礼，利用清室昔日的余温，偷换帝制的格局，虽说也成功不了，但至少在观感上，让一部分上层人士看了还顺眼一点儿。然而，康有为被挂了起来，所有的政策，均出自沈曾植、刘廷琛和万绳栻之手。所作所为，完全按这些年遗老们的感觉来。而这些人的感觉，实际上并不十分靠谱。在他们平日的感觉中，这个国家除了革命党和少数西化派人士，都盼大清复归，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复辟之后的政权，一定要旧，才能得人心。政府旧，官职旧，连皇室也旧。同时，这些人，尤其是沈曾植，对光绪皇帝有很深的感情，对当日的戊戌维新，有着无限的遗憾，复辟帝制，一定要打光绪的招牌，隐隐约约，让戊戌变法重光。哪里知道，时至今日，这样的搞法，让复辟变成了白头宫女话玄宗，没有一丝一毫的新意，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单讲权谋机变，刘廷琛、胡嗣瑗这些人，也远远不及徐树铮和曾毓隽他们。隐居的日子过长了，好些事情都弄不明白了。复辟失败后，待在上海没有前去凑热闹的郑孝胥，一个劲儿地埋怨张勋无谋，谋士躁妄，“才智不足”。[13]但即使他亲自操盘，估计也好不了多少。后来溥仪做伪满洲国的皇帝，他不是去了，还不是照样灰头土脸？
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都是文人附庸强人做出来的。正如王锡彤所说，张勋跟袁世凯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绝对是第一流的人物，即使是枭雄，也是一流的枭雄，见识、气度、雅量都超过当时人。张勋即使在喜欢他的人们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憨厚的财东，出手大方，仗义疏财，言而有信。在众军头眼里，不过一个莽夫，敢打敢冲敢玩命。军政两界，没有人真的当他是领袖。做了盟主，无非是机缘巧合，大家起哄。背后的谋主，沈曾植和杨度相比，前者也更像一个迂夫子。洪宪帝制，袁世凯做起来，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做成，不仅没有实现他加强权力的目的，反而葬送了自己。而张勋复辟，几乎是一哄而起，唱了一夜的戏，第二天，中国就帝制再现，而他，就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了，真是“其胆则大，其识则浅”。
政治上一塌糊涂，听凭一群冬烘的遗老折腾。军事上没有布置，完全不考虑如果有人反对应怎样应付。亲自跑来参加复辟的实力派人物冯德麟，除了几个随从，没有带一兵一卒。升允吹出来的蒙古骑兵，也没有影子。为了过一把做北洋领袖的瘾，张勋居然做起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顺便就把最不该得罪的直隶军头曹锟给得罪了，等于活活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帽子。自古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一个只带了五千兵的武夫，连强龙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条过路的菜花蛇，却敢这么干。论盟友，但凡有实力的主儿，都没有搞定。冯国璋的支持是虚的，段祺瑞连口头承诺都没有，徐世昌也是含含糊糊。陆荣廷的支持，更带有想象成分。讲人事，则尽用旧人，内阁班底，一干失意官僚而已。核心权力圈的几块料，没有一个明白人。说起来，张勋复辟，所有的底气和保障都来自徐州会议上军头的承诺以及这一阵他们来往的函电。漫说这些承诺未必真的有，就算有，有哪个政治家敢凭借这些空头承诺就行动的呢？徐世昌说张勋卤莽灭裂，真是一针见血。袁世凯的帝制都不能成，张勋能成事，简直没有天理了。说到底，张勋并不是北洋系的老大，连嫡系都不算。由他出面复辟，做了小朝廷的老大，没有人会真正服气。遗老之一的陈毅，说这些北洋将领最终没有响应复辟，是“其志盖在争功”，其实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14]一个小小的徐州王，忽然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论功行赏，连官帽子都不肯多批发几个，每人升一级的虚名，都不肯满足，搁在谁身上，能心平气和呢？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之所以在两年之内接连发生两次帝制复辟，当时的中国，的确也存在需要帝制的民情。我们的教科书说，两次复辟失败，说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显然过于想当然。怎么不想想，共和都深入人心了，为何会有两次帝制复辟？其实，如果这期间有哪个强人，能够操作出帝制而且巩固之，那么，老百姓还真的就能接受并欢迎帝制。遗老们通过帝制复活而重建社会伦理结构的企望，在民间也是有呼应的。在任何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乡绅都渴望秩序，老百姓也都渴望秩序，尤其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秩序。革命革掉了皇帝，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摇晃，也让一般百姓感到了困惑和不安。而由伦理摇晃加剧的社会动荡，更是令他们的生活变得糟糕了。兵乱，匪乱，流氓的滋扰，在民国之后，都在加剧。清末原本处于非法状态的帮会，民国后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秩序的中枢，连士绅都非得加入帮会才能自存。民国的建立，即使在袁世凯这个强人当家的时代，都没有给老百姓以他们期待的秩序，更何况后袁时代？就秩序而言，民国就是一个乱世。借用陈志让的说法，一个社会从绅军秩序，变为军绅秩序，被统治者的感觉并不好。军阀割据，就意味着军人的发言权至大，也意味着战争。一方面，统治的语言变为强权说了算，一方面，则战事频繁。尽管，说当时就相当于五代十国，有些夸张，多数的军阀，还不至于没有文明的底线。毕竟，他们原本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已经到了20世纪，军人即使作恶，也不至于像五代军人那样，胡乱杀人，用人肉做干粮。但军人的统治，在某些地区，的确没有清末新政时期那样规矩也是实情。
毋庸讳言，当时的中国人，是要皇帝的。民众要皇帝，乡绅也要皇帝。湖南名绅叶德辉，于洪宪帝制十分热心，却于张勋复辟皮里阳秋。山西乡绅刘大鹏，对洪宪帝制，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对帝制中操纵民意代表的国体投票，感到不满，觉得他们有意操作，弄虚作假，寡廉鲜耻。[15]但对于张勋复辟，则欢喜若狂。山西督军阎锡山宣布讨逆，他觉得实在悖谬。[16]他们甚至不像某些上层精英那样，在乎皇帝的族群是不是汉人（但肯定也不会是非满人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过分要钱，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就好。但是，当皇帝倒台的时候，他们没有去阻止，而再有人给他们皇帝的时候，也没有举国一致的拥戴。不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们没有这个自觉。辛亥以来，政坛如戏台，上上下下，城头变幻大王旗，悲也罢，喜也罢，对他们是福也好，祸也好，他们就是看着，也只能看着。底层民众不是没有力量，但这个力量非得组织化，才能显现。而大规模的民众组织化动员，非魅力超群的野心家难以办到。单靠呼唤皇帝是没戏的，非得均贫富的动员才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动员，乡绅和民众势必两分，社会和文化的割裂更甚。组织化的底层动员，所展示的力量倒是民众的力量，但其方向，却是野心家的方向。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人一样，两次帝制复辟的主导者，都不是草根野心家，也都没有动员民众的心情和动力。反过来说，即使张勋之辈有这个心，去动员草根民众，仅仅靠他们那点对皇帝的好感，显然是不够的，这需要均贫富的行动和动荡得快要活不下去的社会形势。
未经动员的草根民众，在政治事件中，就只能是看客，麻木的看客。哪怕你折腾出大天来，对我来说，不过一场好戏。辛亥革命时，清朝的皇帝无法指望民众拉他一把，同样，袁世凯帝制的时候，民意也帮不上忙。尽管在帝制的造势过程中，组织了很多民意请愿团，但即使民意赞同帝制，也跟这些请愿团毫无关系。民意不是没有力量，即使未经动员的民意，也一样可以显现出它的威力。只要统治者总是逆着民情做事，不给民众活路，没有秩序，民意之火或早或晚总会烧起来的。肯定会有野心家利用这些普遍的不满，将分散的不满集聚起来的。即便是乌合之众，一样会有拔山填海的威力。尽管破坏很大，玉石俱焚，但任何人绝对无法忽视之。
在没有人动员草根之时，决定政治事件成败的关键，在上流社会，在精英的态度。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割裂化日趋严重，少数的通衢都市和广大的乡村是两个世界，都市精英跟众多乡绅也是两个世界，遗老遗少跟西化知识分子，更是两个世界。但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是城市决定乡村，而且小半个身子进入了媒体时代。尽管多数乡村根本看不到报纸，但媒体上的声音，新式学校里的动向，却越来越左右着中国。即便是权倾朝野的军头，在行动之前，也得在媒体上造势。两边要开打，兵马未动，先打电报战。对于上流社会而言，声音大的群体，权力也大，声音小的，权力也小。洪宪帝制期间的帝制造势者，以杨度为首的六君子，其实也属于半个西化派。杨度也不见得比梁启超文笔差，但他们的声音就是压不住共和主义者。尽管袁世凯的权力操作没有太大的毛病，能安抚的人，都安抚了。北洋派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及时压住。但中国毕竟有租界，有不听话的报纸和外国人的报纸，梁启超一支笔，还是搅动了整个上流社会，调动起了所有反对者的士气。进化论的魅力，还是要高过国情论。比起国情的不合适，人们更相信先进制度的威力，只要袁世凯没有本事，像土耳其凯末尔一样，打一仗，外却强敌，他就只能败在进化论上。到了张勋登台时，蔡元培已经做北大校长快一年了，就连陈独秀都任北大文科学长了。《新青年》已经开始风靡天下，全国的学子开始为之狂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白话文运动已经吹响号角。一代五四新人物，对于段祺瑞一干武人干政，当然是反对的，但是，武人再怎么干政，这些人都不会离开北大，而张勋一复辟，他们就要走了。这些新人物，没有一个会容忍中国再出一个皇帝。不管新人物的道理如何，他们的声音，都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主流。在一个转型中的中国，无论如何，求新都是年轻的知识界的欲望，谁抓住了这一点，谁就抓住了知识界的年轻人。张勋复辟，撞上这样的文化背景，实在是太不幸了。
遗老们自以为代表民意，但进入民国以来，他们的声音却一直在衰减。媒体上，学校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到了复辟时分，他们的声音，比起那些西化和半西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遗老们所有的电文，包括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在内，都抵不过梁启超一篇文章。媒体界，基本上是西化派的天下。张勋复辟，遗老郑孝胥悲哀地看到，上海的报纸，一致反对，仅仅康有为的报纸《国是报》赞成，但是《国是报》在沪上根本微不足道。[17]其实，在京津两地，也是一样。复辟也许是得民心的，但却根本不得报人心。张勋复辟，老师帮着张勋，学生帮着段祺瑞，结果老师完败。道理非常简单，进入民国之后，康梁二人就渐行渐远，虽然在反袁问题上暂时达成过一致，但实际上貌合神离。康有为越来越像遗老，只有一个被人嘲弄的空头名声，而梁启超，却与时俱进，依旧是时代的弄潮儿。
与时俱进不见得就一定对，但不与时俱进，声音变小，却是一定的。张勋复辟期间，康有为被他的门徒骂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却没有招架之功，只能暗地恨恨连声，骂梁为枭獍，食父食母的恶兽。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甚至包括陈寅恪，学问做得不错，人品也不坏，但学界之外却没有什么声音。自我封闭，不谙世事，不碰政治还好，一碰政治，就接连失误。其实，共和也好，君主立宪也好，原本是可以讨论的话题。遗老的想法，未必就一定没有道理。而持进化论的西化精英，也未必就一定全都正确。但在当时的中国，两者却各执一端，绝无交集，各说各话。洪宪帝制前的共和不合国情之论，原本是一个可以探讨的学术话题，却不幸地演变成为复辟造舆论。学理的讨论，被淹没在针尖对麦芒的政治操作中。经过两次复辟，双方势同水火。趋时的主流，愈变愈激进，经过五四运动催化，走了极端。而保守的一翼，也是同样。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相当多的呼应张勋复辟的遗老，比如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居然也掺和进去，也走到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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