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的结果看，说白了，所谓的张勋复辟，就是一次武夫出面驱赶黎元洪的特别行动。从徐州会议算起，张勋忙活了几个月，最后无非是为段祺瑞火中取栗。黎段闹翻，撕破了脸皮。段祺瑞从来没打算从此归隐租界，但东山再起，找回脸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有人替他赶走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如果不打着复辟的招牌，那就是倪嗣冲此前做的，派兵进军北京，为段祺瑞撑口袋。这样做，太赤裸裸，赶走黎元洪不成问题，但给人的印象就是军人干政，武装政变。然而，由黎元洪自己召来的张勋，出面搞了清室复辟，性质就变了。黎元洪下台，交出总统大印，让冯国璋代理总统，甚至重新任命段祺瑞做总理，这都是黎大总统心甘情愿做的。就情势而论，在面临清室复辟之际，他这个武昌起义带来的总统，如果丢了共和，连挣扎一下都不敢，将一文不值。然而，黎元洪这样做，显然是张勋逼的。张勋逼走了黎元洪，当然不是为了请回段祺瑞，而是要自己做老大。可惜，他一套拳法打完，首席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椅子还没坐热，就发现自己成了抓了一只金蝉，背后却有只黄雀的螳螂。
复辟之后，很多人都相信这出复辟戏，就是段祺瑞的一场阴谋，包括跟他走得很近的人，也满腹狐疑。虽然，阴谋的直接证据一直都没有发现过，但整个过程，好像一直都有一只手在推着张勋按某种既定的路线走，每一步，都踩在点上。整个过程，是不是安排的阴谋，不好说，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段祺瑞和他的谋士们，不像黎元洪，他们一直都知晓徐州会议的每个秘密，也完全掌握张勋要复辟的图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面阻止这个图谋。复辟以及复辟的后事，恰是他们所期望的最佳结果。
就算是巧合吧，没办法，历史不是说书，但也没法儿排除巧合。
短命的张勋复辟，一直被人称为一场闹剧。但是，它实际上是一场有着悲剧内容的闹剧。中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如果仅仅用个人权欲的动机来解释，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很难说，所谓往前走的制度变革，都是救国救民，而反向的努力，都是猥琐卑鄙、落后反动，这样的解说，未免太进步史观了。当时的中国，共和的确是一锅夹生饭，但对付这锅夹生饭，却不能将之变成生米重来一次。被扭曲的东西，再一次强行扭过来，不会复原，而反倒容易折断。共和有点过了，回到君主立宪的设想虽然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却实现不了。中国需要一个君主，但整个中国却找不到一个能让人接受的君主。清朝的皇帝，包括皇室及满人统治集团，已经失信，而且统治能力之弱，政治能力之差，人所共见。况且，满汉间的种族畛域，也并非像热心复辟的遗老说的那样，早就在三百年统治中消弭了。[18]满人再作冯妇，汉人遗老倒是满心欢喜，但皱眉头不高兴的也大有人在，觉得再一次做满人奴隶的，也大有人在。再立一个汉人皇帝，即使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最终不也立不起来吗？那种把袁氏帝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道德上的失德，认为袁氏的不得人心，是因为叛清自立，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遗老心态。虽然说，也的确有不少人拥有这种心态，有些人，袁氏称帝他们反对，但却不反对张勋复辟。但是，袁氏都做不成皇帝，清室回归，就更是荒唐。事实上，辛亥后的制度抉择，人们尝试过找朱元璋的后代，找孔门嫡传衍圣公，但是都失败了。如果说，辛亥的转型选错了模式，这个错，其实是此前当家的满人亲贵犯的。但接下来却只能将错就错，用更大的耐心，把一锅夹生饭煮熟，把共和办好。慢慢学会操作议会政治，操作政党政治，操作三权分立，而不是总在变换制度上打主意。君主立宪的药方，看起来不错，但放在清末对症，放在民国，就不对症了。这剂药的药引子，找不到了。
中国进入近代，正好赶上一个异族王朝，大概从开始就意味着某种不幸。随着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民族主义的觉醒是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这样的副产品，跟中国古老的华夷之辨融合起来。对于作为异族的王朝政府，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对于知识精英，也是一种别扭。两者加起来，平白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转型难度。清末满人亲贵的收权，本身就是这种梦魇带来的恐惧感的结果。而这样做的结果，却进一步印证了“非我族类”的汉人猜想，使得本该走英国道路的转型，变为不可能。后面的路怎么走，历史给国人留了一个非常难做的题。做难题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知识，二是时间，三是智慧。显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国人在这三个方面，都太欠缺了。缺乏知识，绝少智慧，而且不给当家者时间。
孙中山设计的政治演进三步走的方案，不无道理。唯一的缺憾，是训政阶段的训，由国民党来训导人民，是有问题的。这个训，如果理解为民众在精英帮助下的自我训练，民主政体的训练，也许就比较靠谱了。当然，这样的训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而民国时期，恰好赶上世界丛林时代的竞争高峰。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不落，全部赶上。中国没有在共和制上亡掉，已经算是万幸。
两次帝制复辟失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部分的知识精英趋于激进。他们当然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药方，却跟遗老们相反，试图用进一步的思想和伦理变革，来挽救国运。在进化论的路径上狂奔，用一次次更激烈的制度变革，来解决变革本身的问题。结果，不仅遗老们的焦虑加深，连当年反复辟的健将，也开始焦虑了。
1927年3月，康有为死的时候，梁启超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去青岛奔丧。但此时的他，似乎对老师在复辟中的作为，有了一点理解。在他亲拟的祭文中，并没有忌讳复辟的话题，他写道：“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在这里，至少，康的复辟，已经隐含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了。[19]此时，北伐已起，大革命席卷全国，梁启超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却已经开始忧心赤化了，“今大乱方作始耳，他日迁流所届，曾不知其垠”。[20]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跟遗老一样，有斩不断的感情，也有了丝丝拉拉的忧虑。
复辟失败后，湖南名绅叶德辉嘲笑复辟遗老，说现在还有人称他们复辟时的官衔，既然称这样的官衔，“则主忧臣辱，当死难京城，岂有背负尚书官衔，而逃命上海者。前此复辟，请归政之首衔二人，一则电报窃名，一则亡命逃走。遗老架子可谓倒塌尽矣。尝言今日遗老皆亡国大夫，断无再作中兴功臣之理，今之新人，动曰爱国，而日寻干戈。今之旧人，动曰复辟，而日谋金钱。中国之不亡亦天幸矣”。[21]其实，遗老们之所以复辟，绝对不排除有故国和文化之忧，当然不是为了弄钱。其实，他们倒不见得对那个小皇帝有多少感情，对光绪倒是有些怀念，甚至不见得真的对清朝有多深的情感。只是极目四望，要恢复帝制，能做皇帝的，大概也只有尚留在紫禁城里的小皇帝了。你说他们士品低下，不及春秋的士，也不及东汉的儒生，对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重，都无不可。但是，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文化之亡的亡天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全然不在意满汉之别和种族之分。
对于有些遗老，如果宣统小皇帝真的有了危险，他们是可能殉节的，比如小皇帝身边的梁鼎芬和陈宝琛。但是，恰恰讨逆军从一开始，就把清室开脱了。皇帝没有危险，他们又有“保护”皇帝之责，当然不能死。只有一种情形，有可能让这些遗老中的某些人去死，那就是真感觉到文化的危机不可挽回。就文化意义上，叶德辉其实也是一个遗老，只是他这个遗老一贯不正经，喜欢整理《玉女经》，钻研房中术，因此为别的遗老所不齿。其实，他的内心未尝不想帝制复辟。到了大革命席卷中国，赤化的威胁似乎不可避免之际，此老依旧本性不改，冷嘲热讽，嘴里不干不净，结果被湖南农民协会给枪毙了。这个读书种子，因言而丧命，不仅惊动了另一个读书种子章太炎，还吓到了又一个读书种子王国维。王国维在复辟后，其实也不满这些遗老不殉节的，但他比较厚道，没有像叶德辉这样没口德。[22]复辟后的王国维，不仅是清华国学导师，而且还是废帝溥仪的师傅，而王国维其实更看重的是后一个身份。即便如此，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他的感觉是在“惊涛骇浪间”。他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23]（真实情形，当然没有这样凶险）。但他并没有殉节，或者没下决心殉节。可是，听说叶德辉的死讯，而且料定大革命无可阻挡之际，却毅然决然跳了昆明湖。遗老罗振玉说他是殉清，而更懂他，也多少有遗老心态的陈寅恪，却说他是殉文化。现在看来，陈寅恪说的是对的。王国维的遗言，“义无再辱”，代表了一种对文化前途的绝望。在遗老中，他对文化危机的预感，是最早的。叶德辉，其实也是一种殉节，更惨烈的殉节。没有殉节的陈寅恪，多活了若干年，后在政治风云中悲惨地死去。
从历史演变的逻辑看，两次帝制复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关系的。恰是复辟倒退的刺激，促使另外一些文化人，试图用更西化的变革，防止中国的倒退。客观地说，这场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文化变革，具有相当的正面意义。但是，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政治运动的嬗变，却驱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激进变革的快车道，在这条快车道上，在文化上，砸烂旧世界的冲动，挥之不去。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说，由若干当日的五四青年倡导的“*****”，不能说，没有五四的影子。而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遗老，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这场运动持反对态度，有生理性的厌恶。自由主义者的全盘西化，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开窗户，而特意宣扬掀房顶的宣言。但砸烂旧世界，却值得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怀有遗老心态的陈寅恪的死，具有含义丰富的象征意义。
接连两次帝制的尝试都失败了，从此而后，除了零星但绵延不绝的农民称帝事件外，在这块土地上，帝制消失了。可是，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这个幽灵比帝制本身更可怕，像一只无形的手，拖着历史往专制、独裁的方向走。
注释
[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11页。
[2]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0辑，第135页。
[3]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64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5]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四章第一节。
[6]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20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8]罗振玉：《雪堂自述》，第5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9]云南军阀唐继尧的主张。
[10]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第45、第132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11]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7页。
[12]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第361页。
[13]《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72页。
[14]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第132页。
[1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220—221页。
[1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246—247页。
[17]《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70页。
[18]沈曾植认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跟大清三百年深仁厚泽比，微不足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而罗振玉则说：“大清二百余年，圣贤之君六七作，德泽深入人心。在昔光宣之间，虽政治衰弱，然有苛税百出，不恤民命如今者否？有征缮不已，千里暴骨如今者否？有伦纪颓废，人禽不别如今者否？有官吏黩货，积资千万如今者否？有盗贼横行，道路不通如今者否？凡是之类，三尺童子亦能知之。”见罗振玉：《雪堂自述》，第60页。
[19]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第30页。
[20]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第31页。
[21]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56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2]讨逆战事起，北京情况不明，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道：“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王国维年谱长编》，第216页。
[23]《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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