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民国北洋时期的历史，“外交团”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查阅当时人的电文、函稿以及报纸上的通讯报道，只要涉及政事，每每提及“外交团”。所谓外交团，就是在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清末以来，各国使馆，都涉足北京的东交民巷，所以，东交民巷，也就成为外交使团的代称。民国的外交，跟外交团有关系；民国的内政，跟外交团也有关系。像张勋复辟这样的大事，西方各国的动向，尤其是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动向，有时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西方各国的意向，大抵要通过外交使节来表达，其他的渠道当然也有，但外交使节的作用，毕竟不可替代。所以，那时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包括各地督军的动作，都会考虑外交团的观感。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外交团不同意，多半干不了。在有外国人，尤其是有外国军队的地方动刀兵，如果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非要打的话，也得换个地方。
愤激者说，自清末以来，东交民巷，是中国的太上政府。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但并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从晚清到民国，世界还处在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殖民地，其外部的利益，还有宗主国来代理，而像中国、奥斯曼帝国这样大而弱的主权国家，就是被争夺和撕咬的对象。外边的事，要自己管，管又管不了。自己家里的事，人家要来管，挡又挡不住。被干涉内政，在所难免。民国时中国的局面，是庚子义和团之后，《辛丑条约》体系的产物。外交团的威势是跟京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军队的存在相联系的。中国政府，只要没有本钱抹掉《辛丑条约》，这种外交团干政的态势，就只能忍受。
客观地说，自庚子之后，中国政府的外部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中国的生存，实际上就是靠列强的均势，一旦均势被打破，局面就异常凶险。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洪宪帝制，实际上背后都有西方的影响。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辛亥革命，某些西方列强，比如日本，曾经设想过要武力干涉来着。仅仅是因为列强之间的均势，英法和美国不赞成，才没有变成现实。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在华的均势被打破，日本一家独大，就不可能有二十一条的提出，没有二十一条的刺激，洪宪帝制即使还会有，也未必会是这个样子。而这个帝制复辟，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由于欧战，列强均势被打破的一个直接的恶果。当然，张勋复辟，也类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在中国势力尚在，中国就没有参战这一说，当然，复辟也就无从谈起了。就大的方面说如此，从细节上讲，也是如此。张勋复辟，几乎无处没有西方，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的阴影。
从晚清到民国，支持中国的反对派捣乱，虽然不能说是日本的国策，但的确是日本某些势力喜欢做的事，这样的事，有时也得到其政府方面的认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上台，这个结果，是为日本所不喜欢的。著名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他们日本人，宁愿接受孙中山，不喜欢袁世凯。孙中山没做过清朝的官，一直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朝之恩，做到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1]这样的道德谴责，倒未必是日本的真心话，其实，他们担心的是，在一个强人领导下，中国的先进制度，能发挥出巨大的效能，让中国由弱变强。
所以，终袁之世，清室复辟这点事，一直得到日本人明里暗里的资助。但是，恭亲王溥伟、肃亲王耆善和升允这些所谓的宗社党，包括一些蒙古王公，实在是不中用，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过是给袁世凯挠痒痒。袁世凯死后，由日本人川岛浪速与肃亲王耆善组织的勤王军，联合蒙古巴布札布孤注一掷，发动叛乱，差点全军覆灭。而汉人有实力而且有可能参与复辟的军头张勋和冯国璋，却又一直按兵不动。复辟之事，虽然没有闹成，但是，日本却成功地借欧战之机，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损毁了袁政权的合法性。
后袁时代，日本内阁换人，对华的政策，按西原龟三的话，也从所谓的“霸道”转为“王道”。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既然日本成功地倒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目标已经实现，收敛一点儿，从外部捣乱变为选择支持代理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演变。日本公使林权助的来华，跟西原龟三使华一样，事实上代表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分歧）。所以，从大方向上，日本政府是不会支持复辟的。一来，他们选定的支持的目标，是段祺瑞；二来，关于参战问题，他们本是怂恿者和支持者。要实行他们的计划，非段祺瑞执政不可。张勋在参战问题上态度暧昧，而且跟德国有勾结，因此，他们只能坐在段祺瑞一边。
但是，在复辟酝酿时期，日本的意向并不明显。而且在内阁交替过程中，原有的惯性，还在起作用。从日本外交档案看，早在第二次徐州会议期间，日本驻华公使就已经派人（小村翻译官）去徐州，跟张勋、张勋精通日语的幕僚谢介石、万绳栻以及直隶省长朱家宝的代表密谈，而且谈及清室复辟问题。[2]当然，日本人在密会中应该没有表明态度，但是，这样来自日本官方的参与，而且是密室相会式的参与，关系非同一般，意义更非同一般。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文官政府变了，日本的军方和某些势力，也不一定一直都跟文官政府保持一致。所以，从日本方面传递过来的信号，是复杂的。
日本黑龙会的佃信夫和日本参谋本部的次长田中义一，是两个对张勋复辟行动影响最大的人。佃信夫是黑龙会的骨干成员，也是黑龙会内“对支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属于可以直通首相的大人物。当初，他们的态度，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出于信念，反对袁世凯，支持清室复辟的。袁世凯死后，他们又在中国选择新的复辟人物。跟黑龙会的其他人不一样，佃信夫在华工作的重心，就是张勋。一度，他甚至以张勋的“幕宾”[3]自居，经常出入张勋的密室，跟经常往来张勋处的若干遗老，关系都非常密切。郑孝胥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张勋与佃信夫的过从，并有佃信夫赴徐州“催张勋起义”的记载。[4]佃信夫和一干黑龙会成员在中国策动复辟，在遗老中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后来黑龙会的记录看，他对于府院之争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动态，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如果按黑龙会的说法，在张勋行动之前，实际上日本的新首相寺内正毅，经过他的说服，已经同意了复辟的计划，但随后不知为何又改变了。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军方的意思。[5]即便如此，佃信夫还是在张勋复辟的前夕，赶到了北京。尽管黑龙会的记录说佃信夫在张勋复辟发动之后，感觉比较唐突，是“搞糟了”，但他却依旧帮助张勋联络日本使馆，故意为张勋开脱，说复辟是他的部下所为，张勋是被动地承担，以争取日本公使林权助的支持。[6]当然，对于早已定下方针，以段祺瑞为援助对象的日本政府来说，这样来自日本民间的活动，自然不会支持。尽管如此，在张勋躲入荷兰使馆之后，佃信夫还设法买通使馆的岗兵，携带和服一套，潜入张勋的住所，想把张勋偷出来。只因张勋已经知道徐世昌要赦免他，才最后作罢。其间，两人笔谈半晌，洒泪而别。[7]
田中义一，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日本人。谁不知道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呢？这个奏折，无论真假，这个搞情报出身的日军参谋本部的干将，都是一个侵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日本军方的一个著名阴谋家。他在张勋复辟前夕，来到中国，当然不会是真的来旅游的。事实上，他比黑龙会的人，还要熟悉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去见张勋的时候，两人当然谈到了复辟的事情，田中“随声附和”了张勋，态度极其暧昧。显然，这样的暧昧，会使天真的张勋，认为他的行动，得到了“日本军部的谅解”。[8]负责接待田中义一的陈文运说，田中这回来华，只带了一名汉语极好的翻译，从北京南下，第一站就到了徐州。摒挡一切，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跟张勋密谈了两三个小时。事后，陈文运问张勋谈了什么，“张勋淡淡地说：‘他有什么谈的，闲扯罢了。’”[9]这闲扯扯得，不仅让张勋造成了“误解”，连陈文运也一并蒙了。但据章宗祥讲，田中义一的态度，导致张勋误以为日本赞成复辟。曹汝霖乃将此情形，告知了他，他去拜会日本外相本野，“责以日本不应有双重外交”。结果本野大愤，认为日本没有这样的情形，外务省的意见和军部的意见是一致的。本野为此，去见寺内首相，由首相电令田中派员向张勋解释，他并没有支持复辟的意思。“但张（张勋——笔者注）之意见竟牢不可破。6月6日，陆（陆宗舆——笔者注）来电，谓张挟各军坚持复辟，徐（徐世昌——笔者注）力劝无效，将不问事。”[10]鉴于田中此行，引发了日本文官政府的愤怒，田中领衔代表在华的几位重要军界人士，给日本政府发了一个电报，对此做了含糊的澄清，说全是误会云云。但也表示，日本对华的政策，应该在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11]虽然日本政府有这样明确的表示，但此前日本使馆跟张勋的亲昵关系，以及田中所谓不偏不倚、暧昧含糊的表达，在中国满世界乱跑、跟遗老们打成一片的黑龙会骨干的活动，给人的信号，并非他们决然不支持复辟，甚至是相反。
正因为日本人传递出来的信号混乱而且暧昧，所以，很多军人和政客，都会感到迷惑。林权助提到在复辟发生前，徐世昌和张勋，两次派曹汝霖和陆宗舆去日本打探日本政府对复辟的真实态度。[12]现在看来，曹、陆二人，受徐世昌指派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儿。而徐世昌在得到日本外相否定性的答复后，还不放心，在张勋进京之前，又让曹汝霖再次探询日本公使的意见，得到决然否定的答复之后，才决定不参与张勋的行动。[13]后来，陆宗舆也在一份密电中，提到了此事。[14]
在袁世凯死后，日本的捣乱政策，已经没有必要。而新上台的日本寺内内阁，已经决定改弦易辙，选择一个可以支持的对象，加以支持，以便更方便地控制中国。[15]所以，最合乎日本利益的做法，是支持段祺瑞，而非张勋。这一点，早在张勋复辟发生前，就已经确定了。[16]日本政府的改弦易辙，是出于日本自身的经济压力。由于欧战的缘故，日本积累了巨额外贸出超，危害了外汇资金的交流，“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所以，日本一定要“诱使中国参战”，谋求日本战时经济的调整，即将资金投放到中国来。[1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段祺瑞重新执政不可。但是，在政策转变过程中，不是所有的捣乱政策都会戛然而止的。说佃信夫是出于道义支持张勋，田中义一是不经意间犯了暧昧的错误，显然都难以令人信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支持复辟，都是给中国添乱。能添乱，就添乱，对某些日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在复辟过程中，甚至双方交战的时刻，张勋身边，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日本人，若干日本黑龙会的“志士”，一直都没有抛弃张勋。一位当年在讨逆军服务过的交通部要员回忆说，冯德麟的出逃，是他在丰台车站的眼线查到的，当时在冯的身边，有五个日本便衣保护他。但是，为了防止冯德麟出关调兵，又必须截住他，不得已，他派了一队士兵，不顾外国人的抗议，日本人的阻拦，强行把坐在充满外国人的头等车厢里的冯德麟拉了出来。冯下车后，还在地上滚来滚去。[18]如果当时日本政府真的是表示中立，这五个日本人，也许会动武的。
日本的新政府，已经决定把段祺瑞作为支持对象，为此，他们做了详尽的考察。客观地说，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日本非要选一个人支持，通过这个人实现影响力的话，段祺瑞也的确是不二人选。为此，日本新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亲信西原龟三，已经多次访华，做了大量的工作。退一步说，作为一个已经开罪了德国，加入协约国的东方强国，由于利益共同体的缘故，他们必须让协约国赢，因此，中国的参战，也是必须促成的。而在中国，只有段祺瑞重新执政，参战才有可能。当然，日本方面，其实也完全知道张勋要复辟，而且对于府院之争以来中国所有的动向，都一清二楚。看日本这段时间的外交档案，里面记录了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角色的活动，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张勋，就改变既定政策。但是，他们也清楚，张勋的行动，其实可以为段祺瑞搬开黎元洪这块挡路的石头。有资料说，在田中义一访华之后，回国大谈中国的复辟事。孙中山不放心，派戴季陶去日本了解情况。戴季陶到了日本，此时张勋复辟尚未发生，他见过两个日本将军，一个田中，一个海军的秋山中将，两人以各种比喻暗示中国可能会出现复辟，但不日可平。日本外交档案，也证实了这一消息。[19]
当然，复辟事件的角色，不是提线木偶，日本人，也不是提线木偶的表演艺术家。张勋的复辟，以及段祺瑞的讨逆，都有各自的自主性在。戏是两边的人在演，而且演的不是木偶戏。但是整个事件的大致走向，日本人还是清楚的。万一段祺瑞不讨逆，或者讨逆意外失败，他们也不会过分担忧，因为毕竟他们在张勋身上也有投资，可以在以后施加压力，逼张勋顺他们的意思参战。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工作要费事得多。
尽管讨逆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及时资助，讨逆军不会那么快地集合起来，但是，借款大多是通过日本在华的公司支付的，而日本政府，只是采取纵容默许的态度而已。每笔借款都合乎市场惯例，而且没有什么破绽。为此，日本外务省，还特意给日本天津领事馆发了电报。[20]但我们看到，没有一笔钱，是白给的，借款也需要抵押，而且抵押品一点儿都不便宜。在对华外交上，日本人从来都是精明的商人，大账要算，小账也算。只是复辟之后，大笔借给段政府的西原借款，有点亏了。西原龟三这个精明的政客，为了迅速将段祺瑞扶起来，大笔地投钱，虽然利息并不低，但抵押物却不靠谱。最后，段祺瑞的皖系一枝独大，引发了北洋系内部的大裂变，皖系下台之后，大部分的借款，都成了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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