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虽说是落后国家，海军的发展，比西方晚了好几个世纪，当西方人闯入大门的时候，我们辽阔的海岸线，却只有不中用的水师，但空军起步却不算晚，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没几年，在美国的华侨，就赶上了这个时髦。华人飞行家冯如，在辛亥革命前，就在广州做飞行表演。好时髦的广州将军孚琦就是因为去观看飞行表演，才被革命党人刺杀的。革命后，冯如又投奔到了孙中山旗下，有了好几架飞机。1916年中华革命党在山东起兵讨袁，居然也谋划用飞机参战，只是地面的仗都没打起来，所以空中助战也只好免了。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则在1913年春就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南苑航空学校。派留学法国学军事而且会开飞机的秦国镛为航校的校长，从法国购买了十二架双翼的教练机和一些器材，聘了几个法国教练，利用原来南苑的军营加以扩建，把操场修整成为机场，加建了一些房舍、停机棚和修理厂。“随即招考学员”，于当年的秋末，就开学了。[1]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卖到中国的军火，一般都比欧洲的落伍，飞机也不例外。作为航校的教练机，按道理怎么也该是双座的，但这十二架飞机，却是单座的，给教练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得先在地面上比划，然后放学员上天，万一操作不好，就得掉下来。[2]好在，那时的飞机速度慢，飞得也不高，即使掉下来，飞行员也未必会死。
虽然说，自清末以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新式军队的编练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相对于陆军，海军和空军这样的军种，成员的知识含量会更高，“新”的程度也非陆军所能望其项背，即使一般的官佐，也得是专门学校毕业的。相对而言，空军比海军还要洋一点儿，能上天飞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军官学生，当初选学员的时候，就都找的有文化的。学成之后，不仅需要具备航空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因为法国人直接授课，外语还得过关。[3]不像陆军，即使是大老粗，只要跟长官关系好，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只要机缘凑巧，自己会钻营，混成高级将领似乎也没问题。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知识和学历水准高的军人，思想也比较活泛。所以，辛亥革命发生，海军被派往武汉江面，镇压起义，不久就整个舰队倒戈相向，给了清朝当家的权贵心理上沉重的打击。同样，航校的师生，也多半倾向共和。张勋复辟，航校的满人学员兴高采烈，但多数汉人学员和教练，却非常郁闷，觉得要再次成为满人的奴隶了。因此，满汉学员之间，发生了冲突。满人学员寡不敌众，被迫离开航校，去北京告状，由此将汉人学员和教练，置于危险的境地。所以，讨逆方面一来联络，整个航校，就在校长秦国镛的带领下，加入讨逆军，成立了讨逆军“临时空军司令部”。[4]
在当时，飞机更多地像玩具。即使西方的所谓空军，参战的话，也只是执行侦察和通信联络的任务。真的要参与战斗，顶多能扔几颗炸弹，吓唬吓唬地面的人，或者敌对双方驾机升空碰上了，互相用手枪放几枪过过瘾。能把机枪带上飞机的，都属于特例。所以，飞机对于地面战斗，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当然，讨逆军所属的空军，当时也就只能做这点事。不过，由于中国落后，绝大多数人别说见过，连听都没听说飞机这东西。即便是城里人，对飞机也只有来自画报的知识。徐州来的辫子军，大半是当地土得掉渣的农民，就更是不知道飞机是怎么回事了，所以，飞机升空之后，还真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据《民国初期的复辟派》一书的作者胡平生考证，当时南苑空军在讨逆行动中，一共出动了八次。7月5日一次，飞到永定门、丰台一带，侦察敌情。7月6日凌晨五时一次，飞到北京城里撒传单。当然，既然是飞机，也可以用来侦察敌情。所以，传单撒毕，同日六时飞机又一次升空，飞往黄村、卢沟桥和永定门一带侦察敌情。同日七时派机一架往长辛店侦察敌情，并往皇城内投掷警告书。午后，连派飞机两架，先后飞往廊坊通信联系。7日上午六时，派飞机一架飞往马厂，向段祺瑞汇报情况。七时，复派飞机一架，往丰台投掷炸弹，炸散了当地的辫子军。十时，派飞机一架，直接飞到皇宫上空，投掷炸弹数枚。[5]
用飞机撒传单，是讨逆战事的心理攻心战，第一份传单，是以空军司令秦国镛名义写的警告书。这样的传单，在中国内战史上，还是第一次，不得不录：
为布告事：照得驻京城内诸军队，皆我同胞，素无私怨。惟以民国成立，于今六载，世界各国，靡不钦颂。张勋何人，敢以私意背叛民国，以复辟欺我全国人民，并害清室。且以仓卒专横势力，迫胁京内同胞，竟使素来拥护共和之军人，为不忍糜烂计，一时曲为附和，动摇国本，涂炭生灵。国镛不敏，随同志诸军长后，率领空军以速解决。惟念城内诸军，平日共事，有同僚之谊，乃先警告。无论附和首逆，克日解散，俯首投诚，复我民国，以副天下公意。倘执迷不悟，即以炸弹从事，玉石俱焚，后悔何追。谨布悃诚，惟希鉴察。特此布告。空军讨逆司令秦国镛率飞行全体人员警告。[6]
这张传单，口气太像衙门的布告，不伦不类。另一张传单上的文字稍微好些：
张逆乱国，五族同愤。人心向背，不问可知。京内官佐，不乏旧雨。屈于暴权之下，一时骤难反抗，亦属情有可原。犹希趋机诛盗，以明心迹。倘仍观望不前，执迷不悟，助纣为虐，甘犯不韪。尔时炸弹交掷，玉石俱焚，悔无及矣。[7]
简捷明快，口吻很像当年的革命党，只是革命不够彻底，口口声声，让附逆的北京军队反正，不然就扔炸弹。北京军队的倒戈，主要是段祺瑞的运作和收买。于是，炸弹就只能威胁复辟死党了。当然，作为军人，辫子兵倒未必真的怕，可是宫里的满人就不一样了。清末的时候，满人就怕炸弹，革命党也最爱用炸弹。只是，革命党的炸弹，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而现在的空军可以真从天上向下扔炸弹。空军参战，段祺瑞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尤其没指望他们能左右战局。但撒传单，却是他的意思。前一份传单，大概是空军自己写的，后一份，似乎为讨逆司令部的产品。撒这样连劝带吓唬的传单，为的就是劝退附逆的北京部队，至少对中层官佐起点作用。
轰炸完毕，航校校长兼讨逆军空军司令秦国镛还发了一个通电，这也是那时打仗必不可少的程序，为何打，怎么打的，得通过媒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要不然，似乎就白打了。通电云：
南京冯大总统，天津段总司令，保定曹督军，广州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护军使，上海两院议员，各省义军，各报馆钧鉴：民国板荡，天下同仇。逆贼张勋，假复辟之名，行篡窃之实。仓卒变更国体，以威权迫胁近畿诸军长。本校麻日与南苑陈督练军一致进行，炸散丰台一带逆军，阳日炸击清宫，本校空军正在竭力开战。知关诸公廑念，特此奉闻。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庚日。[8]（所谓麻日、阳日，都是诗韵的日期代码，分别代表6日和7日——笔者注）
当时作战双方的战况，并不激烈。双方打仗，近乎做游戏。飞机来了，那么大个的东西，两层翅膀，在天上飞来飞去，嗡嗡作响，引得辫子军个个抬头呆看。看着看着，只听轰的一声，炸弹落下来了，炸死炸伤几个，大家一哄而散，四散逃开。但辫子军的节节败退，其实跟天上掉炸弹关系不太大，因为一次不过一两架飞机，扔两三个巴掌大的小炸弹，扔过之后，半天都没有动静。这样的轰炸，对于军人来说，等于吓了一跳。也有人说，在丰台炸死了辫子军四十余人，小贩平民误伤者十余人。[9]不过这种说法得于传闻，不一定确切。辫子军的后退，主要还是讨逆军兵力太多，张勋想收缩兵力，负隅顽抗。
飞机参战，最有戏剧性的，是轰炸皇宫。当日的《顺天时报》报道说：“该飞机在皇宫内投掷炸弹三枚，一弹落在乾清门外，爆裂时炸伤侍卫一员，并将伊克坦（清废帝溥仪的满文师傅）之轿夫一名炸伤，旁有一狗，亦被炸毙。”记者的记录文字，过于干巴，还是看溥仪的回忆，有点意思：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噪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10]
充其量，这场轰炸，仅仅是一场威吓。其实，即使讨逆军想真干，也干不了。据航校学员回忆，当时南苑航校的飞机，都是法国造的高得风式教练机，这种飞机，相当落后，而且原始，单座，只能乘坐一人。[11]但是，据投弹手的回忆，这次行动，飞机却是双座的，是航校马力最大的飞机，有八十马力，大抵也就相当于今天一台中型拖拉机。为了保险起见，飞机由航校的教练潘世忠驾驶。这样的飞机，其实根本就不能用于作战（当时，在1916年，即使在如火如荼的欧洲战场上，飞机也不是用于作战的），既无投弹仪器，也无瞄准机，仅仅带了几枚十二磅的小炸弹，比后来的手榴弹或者手雷还小。投弹者手里拿一个，两个衣服口袋里各装一个，“在投弹前，先以牙齿将弹上之保险针拔去，然后再以两眼注视地上应行轰炸之目标是否合适，方可投下，其简单拙笨，可想而知。飞行高度约在三百米以上，在此高度飞行最为危险，倘敌人稍有航空常识，集中火力对我猛烈射击。莫说我是一架二架，即十架二十架，也早已被敌人打下。只禁卫军和辫子军无此常识，任凭我低空飞行，随意轰炸，实属侥幸之事。”[12]这样的所谓轰炸，根本谈不上是空袭。十二磅的小炸弹，威力远不及后来的手榴弹，对于当年的皇宫里的建筑，基本上造成不了什么伤害，顶多震碎几块玻璃。太监们的防范措施，其实是有效的。只要躲到房子里，就伤不到，躲到床下面，就更保险了。当年的空军，无论哪个国家的，都没有这个本事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能打到这个程度，也真是不错了。而且，南苑航校的飞机，即使按当时的水准，也是相当落后的，很多部位都是木制的。那时辫子军和皇宫护军手里的步枪，有效射程都可以达到五百米至八百米，不要说还有机枪，就是步枪对天排射，飞机连驾驶员也一并报销了。当然，那个时代，飞机在欧洲都是稀罕玩意儿，在中国就不用说了，不敬为天神，已经算他们不迷信了。人们对飞机的知识有限，即使北京城里有知识的文化人，看见事变中天上的飞机，也称之为“飞艇”。[13]他们对于飞机的知识，多半是从19世纪的上海《点石斋画报》上来的。北京上空飞过飞机，对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个新鲜事，而且是个大事。记事极简略的鲁迅，在日记上也记了一笔：“（七月）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14]
这样纸老虎式的轰炸，炸到了皇宫，不仅吓坏了小皇帝和他的师傅们，也引起了宫中普遍的恐慌。两位还活着的太妃，吓得饭都吃不进去。“瑜太妃对于张勋颇多怨言。且痛哭先帝，愤不成声，将有自杀之势，经太监官嫔等跪请始寝。”[15]复辟开始时的欢欣鼓舞，都去了九霄云外了。因此，这种纸老虎规格的轰炸，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寻常。航校的人回忆说，轰炸完了，皇宫内务府的主管世续马上就跟航校临时司令部通电话，说“请贵校飞机不要进城，我们皇帝是不愿坐了”。[16]而另一个说法是，溥仪的师傅梁鼎芬“通过一个日本人名叫含泽（可能是日使馆的书记官），央求日本驻北京的公使林权助，致函段祺瑞的陆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停止轰炸”，有梁鼎芬的信函为证。[17]而当时的报纸《顺天时报》则称，是因为王士珍电告，清室已经恐慌，要求不要再炸，派代表前去接洽谈判了。事实上，此时的废帝，由于天上落下来的炸弹，即使有燕人张翼德之后护驾（鲁迅小说《风波》语），也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坐龙廷了。当然，地上的辫子兵也快挺不住了。两天以后，连张勋都逃到了荷兰使馆，一场复辟好戏彻底落幕。当时有记者报道，说是“兹者共和复活，张逆焰消，岂非七日凌空一掷之效力哉！甚矣，飞将军之威力也”。[18]夸张是有点夸张，但还是有影的。
很难想象，空军轰炸皇宫，是讨逆军司令部的意思。对于参加讨逆的多数军头而言，小皇帝是不能碰的。尽管已经民国了，但除了极个别人，凡是进皇宫见溥仪的，多半还是要三跪九叩的。从讨逆开始，段祺瑞和梁启超们，就已经按照徐世昌的调子，开脱了皇室的责任，说他们是被胁迫的。开脱皇帝，有情感问题，也有争取民意的意思。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派飞机轰炸呢？万一炸弹不长眼，伤到了皇帝，会让段祺瑞感到很难堪的。所以，此番轰炸，应该是空军将士的自主行为。这个时候，大概也只有空军，受欧化影响最深的空军，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两颗小炸弹的威力，居然这样大，顶得上地面一个旅了。但是，飞机的参战，到此也就只能告一段落了，因为外国人不干了。7月9日，日本人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样的轰炸，会危及在北京的外国人的安全。因此，段祺瑞和段芝贵发出命令，停止空军行动。此后的北京天空，就没有飞机了。显然，当日的飞机，虽然不靠谱，但只要不有意冲外国人扔炸弹，是根本威胁不到老外头上的。日本人不是担心炸弹扔到他们头上，而是担心把小皇帝溥仪炸死，留着这个小皇帝，他们还有用。
北洋时期的内战史，大体上就是陆战史，连颇具规模的海军起的作用都不大，顶多也就是敲敲边鼓，起个擂鼓助威的作用，还不成气候的空军就更谈不上了。唯独此次例外，轰炸辫子军，对其造成的伤害有限，但轰炸皇宫，却对遗老遗少的威慑作用相当大。虽然说，没有空军参战，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复辟方面早晚也得失败，但飞机一来，几颗威力不大的小炸弹，的确加速了复辟失败的进程。清末的人们有种说法，满人怕炸弹。所以，革命党起义，偏爱弄炸弹。此番炸弹从天上飞下来，而且直接飞进了皇宫，史无前例，动静实在太吓人了。此后，各地军阀，有实力的，都开始筹建自己的空军，东北空军，四川空军，云南空军，广东空军，不一而足。有跟美国人学的，跟日本学的，跟法国人、意大利人学的。地上的武器是万国博物馆，天上的飞机也开了一所万国空中博物馆。规模比较大的战事，比如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飞机都曾升空助战，但是，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对于久经战阵的老兵来说，只要扔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伤亡不那么厉害，头一两次害怕，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他们依然不知道如何用步枪或者机枪打飞机，可是飞机，也对他们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1921年，意大利的杜黑就提出了制空论，强调空军独特的价值和制空权的重要性。但直到1930年以后，世界上飞机有了很大的改进，空军有了长足的进步，空战和轰炸，才成了气候。再传到中国，空军参战，也才真正有了实战的作用。
注释
[1]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43—144页。
[2]陈嘉榞《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第三期学习见闻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第482页。
[3]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4页。
[4]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6页。
[5]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245—246页。
[6]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40—141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516页。
[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下册，第1295页。
[9]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3页。
[10]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3页。
[11]陈嘉榞《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第三期学习见闻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第482页。
[12]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7页。
[13]《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8页。
[14]《鲁迅日记》，第278页。
[15]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4页。
[16]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7页。
[17]汪宗衍《丁巳复辟和我国第一次飞机投弹》，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63页。
[18]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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