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著名作家肖军在美国旧金山接受记者访问，有这样的一问一答：
记者：肖军先生，您对美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肖军：（照例以他中气十足的大嗓门）这儿的厕所真好！
肖军今夏告别了满布厕所的人间，到想必是无此设施的另一境界去了。肖军一生与虚伪无缘，且不善“外交式的幽默”，他对大洋彼岸厕所的赞美，是真诚而郑重的。
中国人最恨自己的同胞“崇洋迷外”，何况所崇所迷的竟是洋人的厕所，退回十多年，肖军说出那样的话，肯定要多添几场批斗会，说不定还会遭更酷烈的毒打。但说来也怪，即使是现今最以爱国和革命自居的人，也绝不见拒绝外国洋人造的小轿车、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组合音响、录放机、洗衣机、电动吸尘器……以至于电动剃须刀，就算上述那些玩意儿有几样他不喜欢不稀罕吧，洋式的即由抽水马桶和冷热水浴盆等组成的卫生间，则一定愿意享用。
这“东方闲话”专栏的开篇，就想闲话一番厕所，或曰闲话一番卫生间。也许有人以为这个话题怪诞不雅，窃以为这个话题不仅正经，而且颇为高雅——因为这实际是个文化问题。
在中国，即使是相当有知识的人，往往也仅仅把文化理解为诸如科学、教育、艺术、出版等具体的社会现象。你同他谈一本书，谈一出戏，谈一部电影或一个电视节目，他能意识到你在谈文化。你同他谈吃饭、穿衣，他的意识就模糊了，你同他谈拉屎、撒尿，他就简直不能想象那也是文化。当然，汉语中的“文化”这个词，按以往约定俗成的理解，一般只有两层意思：一是最一般的老百姓心中眼中口中的那个“文化”，即“学文化”“文化程度”等话语中所包孕的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就是上面所说的社会对知识的具体运用以及所派生出来的种种形态。其实自从世界上出现了“文化学”这样一门学问以后，“文化”的第三层意思就主要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状态，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习俗、心态、思维惯性及情感模式等相当宽泛的方面了。任何没有死亡的社会群体都不可能没有吃、喝、拉、撒、睡这五个至关重要的生存环节，因此，研究分析一番其吃、喝、拉、撒、睡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心态，当然是绝非庸俗荒唐的话题。这回我们限于篇幅，将拣出拉、撒两桩闲话一番。
中国人是重口腔而轻肛门的。其实从纯粹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健康角度来观察，则口腔与肛门的重要性难分高下，也并无荣耻之分。一个社会组织起来，本应对吃喝和拉撒同等重视，然而在中国，为吃喝所设的饭馆与为拉撒而设的厕所，其水平竟往往有天渊之分。清朝以前的情况，不大好研究，即以晚清为例吧，那饭馆的水平，恐怕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据北京东兴楼原经理邹祖川的回忆，20世纪初该饭馆已达下列状况：“路北一千多平方米，全是出廊大房；路南带戏台的庭院前面有十一间宽大的楼房和东西配房，后面有七间前出廊后出厦的四合大房……店堂中的桌面铺的全是挑花台布；餐具是象牙筷、银勺；碟碗等瓷器一律是蟠龙花纹，上面有‘万寿无疆’字样。宴席上的冷荤，在顾客入座前就摆好，为了防尘，把各种冷荤菜碟放入银质带盖的圆盘内，客人入座后，方将盖打开……”这还没有说到各色亏中国人想得出做得出而且吃得掉的菜肴汤点。清人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中咏道：
酒筵包办不仓皇，
庄子新开数十堂。
庆寿客归收币帛，
喜筵明日候台光。
的确，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迎送往来以及别的什么屁大的事，都可以成为中国人大吃大喝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的确确可以概括为“吃的文化”。但不重视拉、撒并不等于没有拉、撒的文化。1887年，日本人宇野哲人来到北京城，在领略了北京叹为观止的茶楼酒肆和百味美食以后，他也为北京人的拉、撒方式而目瞪口呆，在《第一游清记》中有这样的叙述：“北京城内之不洁，虽尝有所耳闻，然堂堂一大帝国之帝都，如此不洁则未必想象……街路行人繁忙场所，市民琚路之左右大便者，不遑胜数，其多者五人乃至十人，列臀为之，其为之者不以人见为耻，通行男女见之者不为怪。三十年前，日本亦有立于路旁小便者相连之所，然无白昼露臀大便者，于草间林下无人之地为之者有之，然未见于人群杂沓繁华之地为之者。大便尚然，小便则到处为潴，为行潦。路上人粪之外，骆驼马骡驴犬豚等之粪有之，粪秽叠叠，大道狼藉……”读者不要误以为这位宇野哲人是个蓄意反华的“倭寇”，他其实是个对中国儒教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物，他在参拜曲阜孔庙的孔夫子塑像时曾“不觉垂头……渺此小躯旋为伟大圣灵所摄取，恍不知有我，又不见有人”。他的游记中说了中国许多好话，但中国人的拉、撒方式和态度，确实令他惊诧莫名。
民国以后，像上述随地大小便的情景在都市里是减少或大体禁绝了。但公共厕所的水平，一直很低。1949年以后，以北京为例，公共厕所的水平虽有提高，但进展缓慢，最明显的是相当于东京银座的北京王府井，那南口唯一的公共厕所，凡进去过的相信都绝不会恭维，实在是有损王府井以及首都的名声。
西洋人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前后，即已普及了抽水马桶。抽水马桶的发明，其意义绝不亚于电灯、电话、轮船、飞机，它使享用者的生活，发生了甚至可称得上是质的变化。一般认为现今抽水马桶的原型是英国人康明斯和布拉马设计的，他们于18世纪末各自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权，两个多世纪以来抽水马桶虽然有一些小的变化和改进，而大体上仍根据原来的原理并保持原来的构造。抽水马桶和以抽水马桶和给排水系统构成的卫生间，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方，一所房屋的价值往往不仅取决于它的总面积和建筑装潢水平，而且取决于它有几个卫生间的。在西方报纸的分类小广告上，你会看到几乎每一个房屋买卖的广告上都不厌其烦地写着，他所卖的或他所想买的是带几个卫生间的。例如“四室一厅一卫”或“三室一厅二卫”，有时还标明“一卫一厕”或“两卫一厕”，即供洗浴的卫生间（也许仍有抽水马桶）和仅供大小便的抽水马桶间（有时单为来客准备）是分开设置的。西方的公共厕所，已绝无中国式的“茅坑”，都安装有抽水马桶。当然，有两种抽水马桶，一种是拉索式高水箱的蹲式抽水马桶，一种是扳钮或脚踩式低水箱坐式抽水马桶。前者较多地为亚洲人安装在亚洲地区，又被称为“亚式抽水马桶”，这或许是因为造价低廉，以及较易为习惯蹲“茅坑”的民众所接受——确实，长久取蹲式大便的人肛门匝肌的运动是一回事，乍坐到坐式马桶上往往不得劲，拉不出屎来。不管怎么说吧，倘若中国所有的私家厕所和公共厕所都装上了蹲式抽水马桶，那也是很不错的事。早有人说过，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最准确的标志，就是那里的公共厕所的状况。我是很同意这一说法的。但国人中似有相当多的人听了这个说法便摇头不止乃至撇嘴生气。也许，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准还是应定为餐桌上的状况。那么，我们中国人只要摆出一堂“满汉全席”，即可放心等待“百夷来仪”，安享中央之国的尊严了。
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缺乏“卫生间的意识”，实际上也就是缺乏“给排水意识”，因为卫生间文化的核心是给水和排水这两项技术及其所关联着的需求愿望。
1982年我曾去过东北一所名城，到那里后主人为表示对我的情谊，照例采取了“宴请”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方式。宴请即吃美食是高于一切的。因此下火车后并不将我送到住地，更不问一问我要不要洗洗脸净净手，而是直接把我送到了该市最高级的一家餐馆，并直接将我引到该餐馆最豪华的一个单间内一张已摆得琳琅满目的大圆桌边。开宴了，一道道风味别具的菜肴川流不息地送了上来。但我这人太不争气，实在憋不住了，想方便一下，主人作难了，问服务员，说是楼内无厕所，得下楼去街上的公厕。无奈，一位主人陪我去了，那公厕在这里不再描写吧，我相信每一位中国读者都是极易想象的。我从公厕回来，望着闻着满桌的菜肴，禁不住一阵阵恶心。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造这么漂亮的一座楼房来大摆宴席，却可以不设一与之匹配的干净（我还不敢要它漂亮和舒适）的有抽水马桶的厕所？！
近几年，高档饭馆日渐增多，也开始附设卫生间了，但仍经常挂着“暂缓使用”的牌子，或仅供“外宾”使用，或虽可使用并且也安装了抽水马桶，但漏水、排水不畅或有水管而无水流。虽说如此，大多数嚼客似乎并不在意，饭馆方面则心安理得。
在许多风景名胜地，风景极美，点缀其间的饭馆供应极佳，但厕所却令人胆颤心惊，乃至无插脚之处。将供“外宾”（所谓外宾包括一等洋人二等海外华裔三等港澳同胞）的有抽水马桶的厕所（或仍无抽水马桶只较为干净）与供国人的保持国粹式“茅坑”的厕所分设，则是近一二十年最常见的中华文化现象，于今似乎达到顶峰状态。“外宾用厕”在无外宾或外宾较少时往住紧锁厕门。由于并不经常使用，在开启后又往往由于供水不足或排水不畅散出阵阵秽气，仍达不到国外一般公厕的水平。
我有一位画家朋友，家住北京一小胡同中的一座旧式小楼的二楼，常有外国人去他那里看画采访。他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人停留时间长了要去他的“卫生间”，他家绝无“卫生间”，而胡同中的公厕又实在简陋，于是只好请客人到大立柜后去用他家自备的马桶（实际上是高腰痰桶，因为北京市很难买到南方那种真正的木质马桶）。客人常大吃一惊，并表示用那东西难以解决问题……这还都算不得什么。最有趣的是，他向有关部门提出来，他愿捐献一笔款子，将胡同内离他们院最近的那座公共厕所改造成一座有抽水马桶的镶白瓷砖的西式厕所，竟不仅遭到拒绝，还遭到嘲笑。嘲笑者所用语汇之一是“吃饱了撑的！”还真令人鼻酸——我们这个民族就怎么意识不到，唯其吃得撑了，才更应将口腔的享受移一部分到肛门的享受上去啊。难道我们世世代代永远这么在拉、撒上马马虎虎吗？
在过去，我们的卫生间简陋，也许确实是因为我们经济上落后，科技上落伍。最奇怪的是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事，我们也不去做。比如，我们直到如今所生产的刷马桶的刷子，都仍然只是那么一个刷子，不用时，只好靠在墙边，刷子毛湿漉漉地贴着地面。而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和地区，都早已生产出有盅状座子的马桶刷，那工艺是极普通的，道理也很简单，刷子不用时放置盅中，省得靠墙和接触地面。我们与人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没有那样一种把厕所安排得精心些的想法。我们不是早就在餐桌上采取了“把各种冷荤菜碟放入银质带盖的圆盘内，客人入座后，方将盖打开”等等精心入微的措施了吗？我们到头来总是重摄入而轻宣泄。这令人不得不联想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教育，我们崇尚教师说了算的填鸭式，而想方设法压抑学生的排遣宣泄的欲望；又例如对社会生活的组织，我们崇尚“有口皆碑”“众口一词”，而不注重社会的“给水排水”配套工程。
西方的公共厕所问题也并不是都解决得那么好。比如在纽约，游人很难找到公共厕所，而且地铁中和码头上的公厕经常发生暴力事件，令人望而生畏。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有时只好去咖啡馆或快餐厅要一杯咖啡或冷饮，然后利用一下附设的厕所——那些厕所往住相当小，不过有抽水马桶、洗手池并有烘手机，足能较为舒适地排泄一番。巴黎也许是公共厕所最好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叫让-克罗德·德科的富翁在1979年发明并帮助市政当局设立了若干小巧玲珑的单人公共厕所。外形颇像扁圆的大罐头盒，壳体用铝合金制成，往壳体上的自动收费孔投入规定数额的法郎，门便自动开启。里面雅洁舒适，抽水马桶在你离座后自动冲水并旋转更换，附设的洗手池上还放着花瓶，并自动喷出香雾，有的还有轻柔的音乐伴奏。但规定时间是十分钟左右，如欲延长，则需在里面再次投币，否则厕门会自动开启。法人在美食方面不让我华人，而他们还顾及到“美便”，算是在口腔和肛门二者关系上真正体现出了平等和博爱精神。
50年代，中国有一幅很有名的漫画，画上梳着“两把手”的慈禧太后扭着一位建筑师斥责说：“你真是花钱能手，我当年盖颐和园都没有想到利用琉璃瓦修饰御膳房！”画家那种反浪费的民族精神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尊敬的，但也确实反映出我们中国人一贯轻视厨房的清洁舒适方便的传统——固然我们十分讲究餐厅的排场和餐桌上的色、香、味，可“君子远庖厨”，是“眼不见为净”的。颐和园偌多建筑，最差劲的也确实是厨房。而厕所，就更提不上。纵观堂皇富丽的故宫，简直找不到一个可供肛门排泄享受的专门场所。外国古代也许同慈禧太后的观念差不多，但到了现代，人家最舍得花钱的建筑部位，反倒是厨房和卫生间。厨房是电器集中地（从电灶到冰箱到电热水器电洗碗机到红外线烤箱电动管道杂物切碎器……），卫生间是给排水集中地。为厨房和卫生间大力投资，乃至超过对客厅卧室书房的投资，已绝非笑柄而视为理所当然。我去过国外不少公寓楼，里面各单元的起居室、卧室、书房等大小有别，但厨房及卫生间几乎是一样大一样好的。而在我国，目前最新式的公寓楼中，厨房和卫生间也仍屈居最差的部位。而且绝大部分新盖的公寓楼中仍无带洗澡设施的真正卫生间。中西文化对比，这也算是重要的一例吧。
在卫生间问题上，我承认自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者。抽水马桶，给水排水，热水洗浴，雅洁的瓷砖装潢，溶水的卫生纸，无臭有香的排泄环境，这种生活方式既由人类创造出来，就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我们中国既入球籍，我们中国人既要进入现代文明，就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一文化财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尽管已为“外宾”和“首长”及少数其他人准备了西式卫生间以供使用，却还没有或很少有为公众谋卫生间之利益的意识，臭烘烘的茅坑还满布于中国各地而无大改进的前景。所以，闲话一番总不至于被认为多余乃至判定为忤逆吧！
据目击者说，“**”中有一回肖军被“造反派”打得晕死过去，躺倒院中，后来他女儿肖芸来了，扶他坐起将他摇醒。他刚一清醒便紧紧与女儿拥抱，父女二人当着众人在那院中拥抱得不剩一丝缝隙，而脸上洋溢着绝无悔恨凛然不移的表情。这绝非题外话——请读者诸君想象那景象那表情。我以为中国的一切希望均在那象征性的父女拥抱图中。
19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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