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是一个丑陋的城市！”
从桃园机场乘车驶往台北市时，接待我们的台湾朋友焦先生这样说。
确实，台北让我吃惊，去台湾以前，综合各方面得到的信息，有一个先入之见，就是台湾很富裕，全岛人均年收入，已突破了一万美元，而外汇存底，更名列全球之冠，也就是说，台湾人手里掌握的美元，竟比美国人还多，并且不是多一点点，而是多许多！那么，台湾人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按说，有这么多钱，台北应该建设得跟香港不相上下，甚至应当比香港更璀璨辉煌，可是，我在台北浏览市容的观感，却不得不与焦先生的评价认同。
北京人的年均收入，比起台北人来，那简直差远了去了，但北京人一定要知道，就目前的市容而言，北京远胜台北；台北最重要的街道，无论是忠孝路、仁爱路，还是信义路、和平路，哪一条都没有北京东西长安街那么壮阔；立体交叉桥的大量建造与空中鸟瞰效应的优美，北京也远在台北之上；像京广中心那么高和里面那么气派的摩天楼，台北也暂付阙如；北京的地铁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台北至今还并无地铁，地面交通之淤塞、混乱以及废气污染之严重，都令人提及便禁不住要长叹息；台北近年在修造高架式的“捷运”，以起地铁的作用，引进的是法国技术，却不料两次试车两次起火，至今不能营运，而且还爆发出承建机构贪污浪费的大丑闻——据说现在建成的“捷运”，光每个车站配备的垃圾桶，一只的投资就折合一万美金！北京的星级大饭店，也许是太多了，而且一个比一个气派，台北似乎反没有北京这么多，像我们下榻的福华大饭店，五星级，收费之高，世人无不咋舌。但那大堂，就没有北京王府饭店堂皇富丽，客房的设施，任何一个细节，也都没有超过北京四星级饭店的水平。北京大型的购物中心，商业文化达到的水准，也许稍逊于台北，数量却多于台北；更不消说北京城里就有故宫、天坛、北海、景山……无与伦比的古迹园林，台北最古的建筑，也就是一个明代的西门，所谓的“总统府”，不过是日据时代的一座并不雄伟的红砖楼——当年的“总督府”。台北的“中山纪念堂”未必有广州的那一座悦目，而所谓“中正纪念馆”的建筑，仅就建筑美学的创意而言，也乏善可陈。也许最值得一提的，是台北的“国家剧院”与“国家音乐厅”。这两座巨资建造的复古风格的庞然大物，望去令人触目惊心，未竣工，便有不少抨击者，批评其华而不实，或简直认为是建筑艺术创作中的败笔——不过依我看来，倒不失为如今台北市的标志性符号。
看来台湾人把他们的钱，更大量是花在向外投资，以及旅游上面了，也许还有某些微妙的心理在起作用，所以，台北近二十年的变化虽大，整体的市容，还是不敌新加坡、香港，不仅难称美丽，这简直可以谥之为丑陋。
不过，这样说，也许都是因为，原来对台北期望太高了，如果我们不要先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市论市”，那么，台北应该说还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城市。
即使在冬季，台北仍处处见绿，如我漫步了好几次的仁爱路，快慢车道之间的绿岛上，是高耸的椰棕，人行道上，则是樟树，都绿叶纷披，郁郁葱葱。有的地方，还有粗壮的榕树和修剪得非常漂亮的松柏。台北几乎每条街都是商业街，布满了密密匝匝大大小小各种档次的商店，以各类餐饮店居多，几乎全世界的风味餐饮，台北全可找到。有的名号十分有趣，如“老爸的情人西菜馆”“潜意识咖啡厅”。入夜，到处霓虹灯闪烁，声光色电，营造出一种妖艳的商业气氛。台北有不少极其豪华的消费场所，一走进去，便令人目眩神迷，但也有好比华西街夜市那样比较大众化的街市，逛起来很有意趣。台北水果摊的品种非常丰富，诸如莲雾、释迦、榴莲、山竹、番石榴……都是北京人难见甚至未闻的。台北从前几年还出现了若干茶寮，乃至形成了所谓的茶寮文化，我去领略了几家，那里面提供了从烹到品的全套用具，使茶客在高雅的情调中，化解都市竞争中的焦虑。台北的中小学，以我在散步中见到的而言，设施都相当先进，而且门内楼前大都有孔夫子塑像。台北大街上有佛市，有的完全是西洋式高楼，只是在大门上挂出中式匾额，标明其寺名。像仁爱路上的一大排公寓楼，里面不知如何，仅外观而言，就都比北京的外交公寓讲究。台北少见自行车，却充满了摩托车，街道塞车，摩托车过多是一大原因，人行道上往往是密密麻麻地排放着摩托车，蔚为壮观。都说台北色情横溢，也许因为我一般都在较高档或较洁净的场所观览，所以倒感受不深，我在饭店房间里没接到过可疑电话，也没有在街头看到明显是意在挑逗或撩拨的女子，我所去的咖啡馆也没感觉到有野鸡或流氓存在。台北的书店有的很雅，至少我逛的几家普通书店，里面的书虽然很商业化，却都比北京书摊的面目要清爽些。台北的出租车服务态度不错。台北的电视节目，大体而言，很正经。商业广告的播放时间，似乎比我们这边还少；台北街头，冬天也还有些艳丽的花在开放。台北人大都穿得很不错，就配色的品位而言，多数雅于北京人。在西门町等老市区，偶见乞丐，不乏舍施之人……
但台北给我的最深印象，是物价特高，比如，我曾在街上摊档吃过一碗排骨面，花了五十元新台币，约合两美元，按最近的比价算，差不多等于十七八元的人民币，你说贵不贵？我在福华住的那间客房，房门背后的标价单上标明是一天约四百美元，同样水平的客房，无论在纽约、巴黎、香港、北京都不会那么离谱，也许只有东京，能与之“媲美”。
如果再去台北，我一定要使自己超出浮光掠影的感受，捕捉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1994年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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