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在台湾阳明山风景区参观，陪同我们的《中国时报》主人中，有一个壮实而又文静的小伙子，他引领我们走在静寂的山道上，山壁被摇曳的芭茅所密覆，虽说亚热带的冬季仍是满眼的绿色，那风光毕竟显得寥落。我正心定神怡地往前踱步，忽然，那中时的小伙子在我身旁轻声说：“你看，你看……”我循他所指望去，一时并未发现什么奇景妙观；经他一再指点，这才看清，原来是有一只小鸟，在一丛芭茅中跳跃；那小鸟跟最普通的麻雀相差无几，只不过有两个明显的白眼圈儿罢了；倏尔小鸟惊飞而去，霎时不见踪影；然而中时的小伙子却仿佛遭遇到了多么了不起的意外享受，透过眼镜片，我能感受到他眼中闪动着异样的光芒……
那小伙子，便是刘克襄。他在《中国时报》当编辑，然而他在台湾文化圈中的名声，却是因为他是一个自然写作的代表人物。
什么是自然写作？这等一会儿再说。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跟刘克襄，真是很有缘分。
80年代末，我到香港访问，友人赠了我一些台湾作家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刘克襄的《旅鸟的驿站》。说实话，当时我阅读台湾作家作品，主要还是看重他们对台湾社会人生状态的描摹剖析，所以像白先勇的《孽子》、李昂的《杀夫》等，都读得比较及时而且认真，刘克襄的书只粗粗地翻了一下，虽是粗略地一翻，印象却并不模糊，一是惊讶于怎么还有这样的作家专写这样的题材——他写的是在一块沼泽地里，坚持了一年，耐心观察那里鸟类的生活状况；二是觉得文笔很清新典雅，并非我们这边的所谓科普读物，而确是文学作品。
后来便是1994年1月的见面与同游。这个作家的眼光真是跟别的作家很不相同，比如说朱天心关心的是台湾新女性的心路轨迹，张大春关心的是社会众生相之间的微妙整合，陈映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下层民众的歌哭……可是这个刘克襄却只是盯着台湾的小鸟乃至于昆虫花草，一只跳跃的小雀，一茎展穗的秋荻，似乎都能不仅让他感动，而且撞击出诉诸文学的灵感。
1995年8月一期的台湾《幼狮文艺》，发表了我一篇小说《鲜豌豆》，样刊寄达，展读时发现里面还有刘克襄的作品《纵走福州山》。福州山是台北一座并不广为人知重的山。刘克襄娓娓地向读者描绘着那里并不宏诡的自然景观，他向我们介绍着白鹡鸰、白眉鸫、黑脸鹀、大冠鹫……还有各种蝴蝶和蕨草；我特别注意到他对蜻蜓这种小昆虫的关爱，写到“旁边水沟有蓝色型灰蜻蜓活动着”，喜悦之情溢于纸面。他这篇文章中还附有自绘的薄翅黄蜻与杜松蜻蜓的图像，文图相契，组合成一曲对大自然的曼妙颂歌。
1995年11月初，在山东威海的“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上，我又一次邂逅了刘克襄，他向大会提交了关于介绍台湾自然写作的论文，概言之，他所说的自然写作，以我的理解，是已超越了环境文学的那种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揭露、抗议与保护环境的诉求，而进入到了以在大自然中的观察与思考所得，将科学性与人性严密地融合，那样的一种文学写作。这当然是对文学题材的一次开拓，也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文学的深化，更是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一种文学哲思。不过，可能是我头一回听到自然写作这一概念，直觉上有别扭之感，所以我在会上不揣冒昧，发言说：“自然”一词的语意，引申到对心理状态的界定上，有时是相对于“不自然”而言的，因此，用自然写作来命名刘克襄等作家已颇成功的创作，似容易引出不必要的误解，难道不这样取材写作的，比如专写社会人生的创作，便成了“不自然写作”了么？刘克襄及另几位与会作家认为我那是“杞忧”。虽然我对刘克襄力主的自然写作这一符码有直率乃至粗鲁的质疑，刘克襄在坚持其观念同时，却依然与我友好无间。
刘克襄在威海，会余不忘观察那里的动植物。他每天很早起床，怀着对一株最普通的蓟草，一只最平凡的喜鹊的爱心，徘徊在海滨坡林滩涂。
刘克襄现在已经回到台湾。他对自然写作的执著，特别是那对一只小小蜻蜓也充满关爱的生命状态，令我佩羡不已。
是的，宇宙无限而生命短促，可是，当我们将一己那芥豆般的生命与大自然的一草一虫乃至一拳石一杯土融通时，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接近于永恒！
1995年11月10日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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