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要有屋顶。中国过去除了高塔，绝大部分房屋层数都不多，一般只是一层，例如北京紫禁城建筑群，其中只有极少数两三层的楼阁，连最恢弘的太和殿也只有一层，虽然它有高大的多层月台，而且顶部巨大，但里面的空间并不横切为两层以上。外国古典建筑中楼房似乎多些，但层数一般也不太多，像哥特式教堂建筑，尽管非常高，里面的主空间却由尖拱形肋柱一托到顶，仍是一层。顶部处理，是房屋建筑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过去中外的宫室建筑、贵族富人住宅，以及宗教神坛庙宇，对顶部的形式追求往往大大超越了功能需求，而是令其构成一种权威、荣耀乃至意识形态的象征性符码，像意大利佛罗伦萨修造了一百四十年才告竣的圣母之花大教堂，中国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前者那巨大的半蛋圆形顶，后者那八角形的攒尖顶，其投资量和施工难度都大大超过顶下部分，可谓两个“唯顶主义”的代表作。
近现代建筑，尤其是城市建筑，普遍向高层发展，不仅大型公众建筑如是，居民住宅也蹿高不懈。这一方面固然是人口增加导致空间需求量暴涨所至，另外也是科技工艺提升后一种群体心理的外化——仿佛在向大自然炫耀“瞧瞧我们人类能蹿得多高”。高楼大厦改变了古老城市的天际轮廓线，消解着旧有的审美意识，从视觉到心灵对现代人产生着强烈的冲击。但高楼大厦的顶部处理，却成了像北京这样的古老城市的群体焦虑。焦虑什么？——如何使高楼大厦的顶部与传统建筑的顶部和谐，也就是如何“保护古都风貌”，如何把古典的屋顶与现代化的高楼融合为一个合理的整体。化解这一焦虑的捷径，一度被认为就是给现代化西洋式塔楼或板楼“穿靴戴帽”，“穿靴”这里暂不论，单说“戴帽”，那就是戴“亭子顶”的琉璃帽或类琉璃帽；但这样的“亭子顶”遍地开花的结果，是焦虑未见减轻，反而加剧——就仿佛在咖啡里添加芝麻酱一样，越品越不是味儿。
也不是说北京近二十多年的新建高楼里，所有的“亭子顶”都“戴”失败了，但可以这样说：凡“戴”得好的，与其说是“戴帽”，不如说是在设计过程里早已打破“鞋”“裤”“衫”“帽”的刻板界限，而是通盘考虑的一种结果。高楼大厦本身，具有反传统的第一属性，因此关于北京该盖什么样的高楼大厦的规划与设计，也就必须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属性。在认知了这一属性的前提下，思路反而可以大为畅通，与其坚持“保护古都面貌”的提法，莫若采用“使古都有机更新”的提法。这样，传统与现代就不是绝对龃龉的关系，而可以构成“子承父业，锐意革新，更上层楼”的温情接续关系。在这个宽容而又丰富的思路里，高楼大厦的顶部处理也就不会再有“万般艰难集一顶”的喟叹了。
北京的高楼可以有把传统的攒尖顶、庑殿顶、歇山顶、卷棚顶……的元素化解到总体构思中的处理方式，也可以坦然地借鉴西方从古典到现代、后现代的种种收顶方式，更可以别辟蹊径，完全独创，关键是设计师一定要把握住北京新老市民那贯通的脉搏。在这方面，我建议好生借鉴一下某些中东国家的做法，如阿联酋迪拜的阿拉若卜大饭店，它高达1050英尺（约320米），建造在离岸边900英尺（约274米）的人工岛上，非常地“摩天”，它如何与阿拉伯民族的传统相融合呢？设计师完全没有一点生硬采用伊斯兰古典建筑语汇的做法，而是令其通体浑然构成一张天方夜谭式的海船巨帆，令人一望而知这是最现代的，也是最具阿拉伯、伊斯兰风味的，梦幻般的地标。迪拜类似的成功建筑还有很多，基督教文明体现在提升人的生活品质方面的科技精华，与伊斯兰固有精神追求和生活习俗的坚守，得到了非常合宜优美的通盘处理。从迪拜新建筑，联想到这样两句歌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的心依然是中国心。”北京以及全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应该不怕高楼大厦“身穿洋装”，只要能充分体现出融汇于其中的“中国心”，意到神现，就能造出好房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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