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九岁。那时候从市区到现在二环路以外的地方觉得很远。我和几个同学汗津津地奔赴朝阳门外。那时候东四十条还没有打通成为马路，更没有现在那宽阔的平安大道。我们出朝阳门外，觉得走了好长一段路，过了神路街的大琉璃牌楼，再往北拐，啊，看见了！我们欢呼起来。我们看见了新建成的工人体育场。那时它还没有启用。多像一只宏伟朝天的银色巨盆啊！我们围着它转。后来又看见了跟它同时建成的工人体育馆，觉得像一个高耸的银铸宝盒。那一年北京一口气建成了“十大公用新建筑”，我们少年人倾心的头一座，自然非“工体”莫属！四十年后，我在所著的《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里这样表达对1959年“十大建筑”的感受：虽然几十年过去，北京增添了无数的新建筑，但这些“经典名著”仍显示着中国气派、造型魅力，而且其投料、施工水平都属一流，功能性十分到位，经久耐用，易于修整，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工体”去看体育比赛是我辈一大快事。可惜后来有十年的时间，“工体”竟被当作了大搞阶级斗争的场所，而且久不维修，日渐破旧。那一年我三十六岁，又去“工体”，虽然“工体”仍未大量开展体育活动，我去是参加一项非体育的活动，但心情非常欢畅。那是1978年，中断多年活动的北京市文联借那个地方召开新一届的代表大会，我作为新人被邀参加。与会代表住在“工体巨盆”那敦实“盆壁”里的招待所，大会会场设在其附属的大礼堂里。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两部短篇小说，反响强烈，于是一鼓作气，又写了一篇《醒来吧，弟弟》，这篇怎么样呢？请了些文友，聚在“工体”的庭院一隅，把手稿念给他们听，他们都予以鼓励。那时抬眼望去，“巨盆”一角魁伟如山，绿树繁花，晴空万里，不禁胸臆大畅，文思泉涌。今天回忆起来，那情景仍鲜艳亮丽。因此我跟“工体”不仅有“体缘”，也有“文缘”。
那一年我四十三岁了。“工体”早经修整改进，彻底恢复了其体育场的正常功能。改革开放，生活提升，人生五味里，甜味渐浓，但毕竟不能事事立即如愿。比如中国足球“走向世界”，本以为胜券在握，却万没料到竟在“工体巨盆”里，发生了中国队败于香港队的“咄咄怪事”，一些球迷在散场后有一些过激行为，惊动世界，是为“5·19”事件。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如何对待那些“闹事”的球迷？经过一番思考，我写出了纪实小说《5·19长镜头》，把足球比赛与观看比赛放到人类文化一个重要品类的框架中，从人类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做出了自己的独家分析，吁请多多理解、关爱那些在随时代前行中，因青春激情而一时乱了步子的青年人。此篇很快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引出了我走上文坛后的第二次轰动。事隔多年，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个作品，见到我时，往往会提起它来。“工体”啊“工体”，通过《5·19长镜头》，我跟你的“体缘”与“文缘”，融汇为了一体！
“工体”确实是一只巨大的“五味盆”，它承载着北京人——也不仅是北京人，还包括难以统计，但数字一定也不小的外地人，乃至外国人——那涌动奔放的情感，其中酸甜苦辣咸俱全，特别是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好多足印是烙在“工体”的绿茵上的。人们尝到了延续多年的苦涩酸辛，虽说这是在国力日益健旺、生活日益多彩的大甜中的苦涩酸辛，但究竟不是什么好滋味。直到2001年，中国足球队终于闯进“世界杯”决赛圈，这苦涩酸辛才化为了甘甜。“工体巨盆”默默无言，也许，它是在想，这关键的“翻身仗”，怎么让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占了先，而没有让自己胸怀里的绿茵，享受那一份突破的荣耀？
如今北京有了多个新的体育场。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还要兴建更宏大更先进的体育场。“工体”渐渐成为“老爷子”了。这位“老爷子”可不服老，正在新情势下设法返老还童，腾出部分场地兴建“海底世界”就是招数之一。人们仍然愿意亲近它。小半个世纪里，它已经承载了我们那么多的人生滋味，“工体”你这巨大的“五味盆”啊，叫你一声“大众情人”，你不会生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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