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20世纪中期到90年代，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广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尽管这是唯一的广场，却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城市广场。这个广场凸显着政治伦理意味。特别是当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仿佛天平的支柱，而一边的历史博物馆与另一边的人民大会堂，仿佛均衡的天平托盘，格外庄严肃穆。在这个广场举行的盛大的游行集会、隆重的阅兵迎宾，以及每天清晨的升国旗等活动，使个体生命在其中获得与民族、国家、集体、时代、权利、义务的沟通与认同。近些年来，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广场都要布置出巨大的花坛，并且以一系列切合最新形势的富有教化意义的造型，形成赏心悦目的象征性符码。北京市民举家前往观赏，拍照留念，以及外来留京人士，包括大量中外旅游者的参观流连，都使一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繁荣富强以及傲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气势，强烈地注入了进入广场的每一个人的胸臆。
新世纪初，北京在城市规划与建造中体现出了一种觉醒，就是意识到仅仅有天安门广场那样一个政治伦理定位的城市广场是不够的，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中的市民需求。于是在西单闹市区开辟了一个文化广场。它以文化命名，当中有高耸的锥形玻璃塔，布置了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大型彩色风筝钢塑，在第一平面上，营造出露天看台，布置了花坛绿地和园林小品，并且由第一平面引入第二平面，在下陷的平面里，有科学普及的展览橱窗。利用这个广场普及科学知识的想法是值得称道的。整个广场的设计堪称生动活泼。但是，我觉得其伦理定位还不够自觉。广场周边主要是些商厦，还有北京最大的书店，以及重要的金融机构，地铁跟它自然衔接，民航售票楼、著名的首都电影院离它都不远，更有无数大大小小风味各异的餐馆分布周边，因此，这个广场的第一功能应是市民在采购、逛街、约会、吃喝玩乐，以及途经过程里的一个“休止符”。虽然在这个休闲的空间里顺便增添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是所有来此的市民乐于接受的，至少不会排拒，但现在这个空间里却缺乏供市民在其中“休止”的具体安排，免费座椅不够，露天吧的营业没有很好地组织，甚至供人们流连其中的散步甬道也设置有限，以至一些市民不得不践踏草坪。有关部门似乎热衷于在这个广场上时不时地组织一些集会式的宣传活动，却没有重视其日常性功能的充分开发。其实，这个广场应突出这样的伦理定位——使进入享用的市民在劳动/休息、贡献/享受、喧嚣/宁静、公众/私密、忘我/自爱等方面获得心理平衡与情感慰藉。
王府井步行街北端的广场，是把原来深藏的天主教堂的围墙拆掉，只保留圆拱形门面，再略加装点改造而成。这个创意非常之好。现在那里成为北京一处优美独特的景观。孤零而古旧的西欧罗马式教堂建筑，与周边密集簇新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商业建筑，形成非常强烈的视觉反差，能够引发出许多联想。这个广场的伦理定位，则应是启发进入其中的市民在历史/现实、东方/西方、封闭/开放、一元/多元、冲突/和解等方面有所感悟。这个广场现在的缺点也是没有提供充裕的坐憩、徘徊、凝思、放松的方便。
城市广场可以有多种形态，新建成的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因为是完全敞开并处于街区之中，因此它也就具有广场的功能。它是窄长条形状的，北起平安大道，南至华龙街，绵延约三公里多。在公园北端，刻意复原了一段当年红墙黄瓦的皇城城墙，提醒人们现在“黄城根”的称谓是帝制结束后，由“皇城根”演化而来的。这个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段随意进入的广场，设计得非常人性化，或者说市民化。它把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一些基本元素糅合进去，把悠远的历史感与俗世的琐屑乐趣巧妙地交融起来，其间有藤萝架、大小花圃、棋桌茶凳，点缀了若干民俗性雕塑，引入了从西方传来的“水法”，也利用比如说小女孩操作电脑这样的造型营造出时代的亮斑。它在每一种植物上都标出其品种，其中有北京特有的太平花；它不仅安置了若干明确的座椅以便市民坐憩，其藤萝架下部的围栏，以及所有花台周边的砖石围护，在尺寸上都恰好能使一般人坐上去觉得舒适；它既有幽径，也有相当开旷的空间，情侣不难找到较为隐秘的角落，而晨练与昏舞的中老年人也有合宜的集体活动场所。我以为这是目前北京城市广场里把伦理定位体现得最充分的一例。它使旧北京/新北京、老北京人/北京新一代、传统/发展、皇家/平民、大国家/小家庭、大气象/小趣味、生存的严肃性/生活的琐碎性、奋进追求/随遇而安等等方面的伦理内涵，通过每一个细节潜移默化到在那里消遣消闲的市民意识之中。
一位名叫汉斯·侯雷恩（Hans Hollein）的西方学者说：“建筑是一种由建筑物来实现的精神上的秩序。”这见解是对的。城市广场因其巨大的公共性，成为所有建筑中最能体现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空间。现在中国各个城市都在建造城市广场，有的城市的休闲广场建设已经走在了北京前面。给每一个规划、建造中的城市广场以恰如其分的伦理定位，这是有关部门和人士应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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