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著名的“公安三袁”，即袁宗道（伯修）、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三兄弟都爱写游记小品，中郎与小修各有一篇《游高梁桥记》，春三月的游览，有一回还是同游，但他们游毕的印象与心境竟大相径庭。
高梁桥在北京西直门外，至今不仅仍存其名，还依稀可辨河道与桥址。在明清时期，高梁桥、泡子河、满井等处是文人雅士最喜游憩的，具有野趣的城边胜景。中郎的那篇游记中这样介绍高梁桥：“两水夹堤，垂杨十余里，急流而清，鱼之沉之水底者，鳞鬃皆见，精蓝棋置，丹楼朱塔，窈窕绿树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之。当春盛时，城中士女云集，缙绅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也者。”具体的那回游览，他这样记叙：“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游。时柳梢新翠，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丝管夹岸。趺坐古根上，茗饮以为酒，浪纹树影以为侑，鱼鸟之飞沉，人物之往来，以为戏剧。”他的审美活动已经达到以主观想象替代客观实体的程度，所以旁人看到很难理解，他写道：“堤上游人，见三人枯坐树下若痴禅者，皆相视以为笑。而余等亦窃谓彼筵中人，喧嚣怒诟，山情水意，了不相属，于乐何有也！”这篇游记凸现出袁中郎逸世脱俗的雅士情怀，确是一篇妙文。
袁小修的同名游记却采取了严格写实的笔法：“高梁旧有清水一带，柳色数十里，风日稍和，中郎拉予与王子往游。时街民皆穿沟渠淤泥，委积道上，羸马不能行，步至门外。于是三月中矣，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临水坐枯柳下小饮，谭锋甫畅，而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对面不见人，中目塞口，嚼之有声。冻枝落，古木号，乱石击。寒气凛冽，相与御貂帽，著重裘以敌之，而犹不能堪，乃急归。已黄昏，狼狈沟渠间，百苦乃得至邸。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对这次游览，他后悔不迭，自问为什么“家有产业可以糊口，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甚至把自己跟着去高梁桥凑热闹的行为贬斥为“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
中郎的记游，把小风景的美感无限放大，而把大环境的恶劣忽略不计。小修则相反，他对被大环境污染的小风景的美感忽略不计，而对大环境的恶化程度浓墨描绘，深恶痛绝。
北京的风景名胜极多，除了紫禁城、颐和园等大规模的古建园林，还有不少分散各处的小风景。但是这所有的风景名胜，都属于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区域。在大区域的自然生态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相对显得小些的风景名胜地即使确实还有其优美一面，那优美也是脆弱的。袁小修笔下的高梁桥风景带就被昏天黑地的风沙给“杀”掉了。其实，他家里花园的那些个“水石花鸟”，也同样会被搅天的风沙弄得失却清爽润泽。
能够像袁中郎那样时时以主观想象统领审美情绪，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可贵的品质。但是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出发，保护实际存在的优良大环境，对已经恶化的大环境付出大力气加以改造扭转，则是真正保障我们审美需求的坚实前提。
北京在明清时期是一座水城，贯穿城区的湖泊水道颇多，但是到20世纪初很多湖泊水道就已经萎缩乃至湮灭。现在的高梁桥地段脏、乱、差，不能唤起任何审美情绪，恐怕袁中郎复活重游也再难自得其乐。当然，和北京许多其他地段一样，高梁桥地段也正在实施改造计划。北京这些年在复原某些老风景上很下了些工夫，像西、南护城河的整治，后门桥的修复，莲花池的莲花怒放，等等，这些从保护小风景的角度做出的**优化城市景观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但更应该重视，并花大力气整治的应该是整个环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北部的自然生态环境。如果不努力在北京周边，特别是西北的沙漠南移地带大规模固沙造林，改进生态，那么，像袁小修笔下的那种出行一趟，回到家中“口中含沙尚砾砾”的情形就还会持续下去。整治北京大环境的规划现在也已经有了，并且也正在从纸面推向地面，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享受到其实惠。
在经济杠杆的撬动下，全国许多地方都很重视小风景名胜的修复开发，以作为旅游资源，仿佛是在竞栽“摇钱树”。有的地方，比较注意把小风景的开发同大环境的保护整治结合起来，有的地方就不够注意，甚至不管不顾，把本来通体很好的自然环境，切割破坏掉了，开发为旅游点的地方风景确实迷人，沿途周边的山林水域却破了相受到污染，见之令人痛心。有的地方原来整体自然环境很差，仅仅是绿洲似的几处小风景还不错，于是拼命往那小风景上“贴金”，而越来越趋恶化的大自然环境也就越来越粗暴地来“煞风景”，形成恶性循环。这都是必须加以矫正的。
在小风景与大环境的联袂发展方面，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榜样。过几年，北京人无妨举办一次《游高梁桥记》的同题征文活动，把那些新写出的篇章与袁氏兄弟的文字对比着阅读，届时人们会产生出怎样的思绪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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