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看到过一个关于建筑设计的电视节目，有一个镜头至今难忘。那个电视片展现了“长城下的公社”别墅群的设计建造过程，其中有一栋是张永和设计的，他的设计图相当诡异，因此将图像化为实体，也就特别困难。那个让我难忘的镜头，是施工负责人在向张永和抱怨：“你就知道出奇，你不知道我们把它做出来有多难！”张永和呢，一脸不接受的表情，站在那里只顾看工人干活。当时我忍俊不禁。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实在有趣。画设计图的和将图像化为实体的两位领军人士，冤家路窄，短兵相接。施工负责人是隐忍多日，箭在弦上，不发不快；张永和呢，也深知自己纸上几许得意笔，施工者需克服万难方可呈现出。但施工方虽满口抱怨却尽心尽力化图为实，张永和呢，虽心存给人家添麻烦的歉意，却满脸“我还要继续创新”的盾牌式表情。说实在的，双方都很可爱。正是由于设计师的锐意创新和施工方的精确呈现，我们才能欣赏、享用到非同一般的好建筑。
张永和把自己的设计室命名为“非常建筑设计室”。其实不光他喜欢“非常”，现还有几个建筑师愿意“照常”呢？创新之风，横扫中华大地。
但是，“非常”的设计，如果没有非常杰出的施工力量，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形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局面。
我们常能从电视里看到城市建筑的剪影和鸟瞰镜头，其实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和鸟瞰效果，往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摩天楼，桁架杆，玻璃幕墙，花瓣形立交桥……但明眼人只要瞥一眼，就不难判断出那镜头里出现的高楼大厦是中国的还是西方某国的，区别在哪里？往往只是这里差一点精确度，那里差一点平整度，再差一点光洁度……简而言之，我们在设计上已经跟那边没有什么差距了，但化图为实的施工能力，显然还需大大提升才行。
北京新建的几个地标性建筑——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赛场“大鸟巢”、天安门斜对面的国家大剧院“水蒸蛋”，设计上的争议撇开不论，就化图为实的效果而言，现在从外部初观，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这要感谢众多参与其事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没有活鲁班，何来新宫殿？
但是，相对而言，我的感觉是，中国建筑师里能高扬创新精神搞出“非常”设计的，似乎颇多，而中国建筑施工队伍里能将诡异设计顺利精确地化图为实的，就似乎比较匮乏。
北京东二环外侧的保利大厦，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它底层的保利剧场是北京音效最好的演出场所之一，但这所大厦现在看来不够大，也比较陈旧，这家著名的公司在马路对面，也就是东二环内侧，顺理成章地新造了一栋大厦，体量大了许多，设计上也更有新意，它的正面设计为两层玻璃幕墙，外面一层是由几个具有倾斜度的多边形玻璃墙组合起来，最后在斜置的一个凸起的异型玻璃空间的内侧角汇合封闭。这里且不讨论如此怪诞的造型在美学上和实用功能上的功过，这里要说的是如此设计在化图为实上实在是极其困难，而现在凡是经过那里的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几个具有倾斜度的玻璃墙汇合处，由于斜置的几根金属桁架未能精密吻合，导致镶嵌在桁架杠上的大玻璃难以伏贴，因此，就使用了大块的透明胶膜将一部分桁架杆和两边的玻璃贴牢，看去非常之破相。我想那块“创可贴”形状的透明胶膜不可能是原设计图上的部件。另外，这栋正待竣工的大厦楼体的石材，看去价值不菲，但在其性能特点是否与北京环境相匹配上，选择时显然缺了点心眼，因此，楼未启用，而几场春雨已经使得楼体石材“锈迹斑斑”，也就是说，那样的石材在北京属于最不经脏的，其实无妨选用更实惠而又更能耐北京环境污染的其他色调的石材。
西方的建筑施工，也是在不断提升水平的过程里，才建造出比如悉尼歌剧院那样的“大贝壳”、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古根海姆博物馆那样的“舞蹈的建筑”来。
最近看到由重庆大学和丹麦COBE建筑事务所联合设计的“魔幻山群”资料，这组确实具有魔幻意境的建筑群，如果真在重庆江北城拔地而起，将成为整个中国的新地标之一，当无疑义。这个设计已经获得了200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金狮奖，理当祝贺。但我们一边看那些效果图一边想，以我们现在的施工力量和水平，能够把这样的图像精确地转化为大地上的现实吗？特别是那些不规则的仿佛刀削斧砍手揉指捏的楼顶造型，虽然还不能说是“舞蹈”，却也“浪漫”得相当地“惬意”，如无众多的鲁班巧手，何能仙境现于人间？
由此，我想向建筑界发出呼吁：要像重视设计创新一样地重视施工水平的提升，当务之急是抓紧培养一大批能够精确地化图为实的能工巧匠；教育部门也应该顿悟：与其培养出过剩的设计师，不如大批培养急需的高级建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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