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过去80年了，但它总能引起人们说话的兴趣。尤其是文化人，但逢五四，就有一种开口说点什么的冲动。毛**赞美五四，说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自己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蒋介石烦透了五四，说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无论是向右转的，还是向左转的，都给他的统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且，后来正是这些“被教坏”的青年中的某些人掀翻了他的江山。无论政治观点如何，海峡两岸的文化人年年都在纪念五四，这说明五四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直到今天余波犹在。
说到五四，大家最容易想起的自然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提起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总是要说他们如何如何地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除了这些年年讲，讲的大家耳朵都要发炎的话题之外，五四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可谈的东西还有许多，当年的文学青年特别热衷的易卜生和王尔德就是两个。
易卜生这位挪威人和王尔德这位英国人，在上个世纪的欧洲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学巨匠，不过由于他们两人的风格和作品意向迥异，研究文学史的人，绝少有人会将他们放到一起来说的。而一般的欧洲人，似乎很少有既喜欢易卜生，又欣赏王尔德的。易卜生是关注社会问题的大师，总是用解剖刀把社会恶瘤无情地剖开示众，将人们心里的隐疾病例公开，全不顾体面人的脸面和绅士淑女的情绪；王尔德是唯美主义旗手，凸现自我，注重作品形式上的美，全然不顾社会有多黑暗。然而，在中国的五四青年那里，两位大师几乎获得了同样的尊崇，同是一批青年学生，一边大演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一边又在排练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而正是他们的老师们，把这两个剧翻译介绍给了他们。《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有个把她当玩偶的丈夫，她离家出走；《少奶奶的扇子》的女主人公爱格有个把她当心肝的丈夫，她因误会也离家出走，又在曾经犯过同样错误的母亲帮助下走了回来，保全了她的贞洁。两个戏都有冲突，有情节，有戏，而且好看，但是主题思想却是两回事，甚至可以说还有点抵触。
五四青年同时喜欢这样两种不仅风格相异而且主题相左的戏剧，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大规模引进西学、大规模反传统的时候，内心世界的矛盾和迷惘。一方面，他们高扬自由解放的旗帜，主张冲破旧的道德枷锁，鼓吹人性和复苏，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场欧洲的文艺复兴。北大学生办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名字就叫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作为冲击传统的利器，易卜生艺术形象在中国被抬到了“易卜生主义”的高度，其中的娜拉成了女性解放的象征，受到了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然而，易卜生让娜拉出走，砰的一声门响就完事了，出走以后怎么了，一个字也没提，所以大家未免心里惴惴的，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恰好给出了一个虽然不太恰当、但还差强人意的西方式回答。不尊重女性的娜拉丈夫换成了恰好相反的爱格丈夫，少奶奶的小家庭就甜美地延续下去了。
应该说，那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底气还不够足，在抨击传统和高扬个性解放的时候，还带着传统的沉沉的枷锁，胡适、鲁迅、闻一多、傅斯年等人都曾极襄力称颂过娜拉，但是他们自己连像娜拉那样砰的一声关上门走出去都难以做到。许多人在推许易卜生的同时，心底总是难以去掉王尔德勾画的美丽幻影。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当年才会对文学青年大讲“娜拉出走之后”，又勾画了一个中国的娜拉——子君的毁灭，好让彷徨的青年清醒一点。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改造的艰难之旅，并没有被“甜蜜的家”歌声打断，先进青年毕竟沿着易卜生主义走了下去，只不过，这条路到今天并没有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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