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朱志泊先生《漫话古今地方行政建置》（《读书》1999年第2期）一文，忽然觉得也有两句话要说。
话其一，现在中国的行政建置的混乱，比较突出的一点就如朱文所言，是“市”太多，从省级到县级都有，让人找不着北，弄不清一个市，或者市长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因为一个芝麻大的县级市和与省同级的直辖市的市长都叫市长，实际上两者的差距就像天和地。究其“乱”的源，应该是近些年县级市的“批发上市大甩卖”。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县级市，很快就湮没了原来的地级市和直辖市，使中国大地“市星”灿烂，自然也难免耀花了老百姓特别是外国人的眼。
到今天为止，县改市依然是各地县领导们热衷的一件事。大凡想要改市，总免不了劳师动众，一时的专车送礼，游说公关不过是小菜一碟，厉害的往往派团长驻北京，软磨硬泡，糖弹齐泻，跟踪盯梢，穷追猛打，不达目的绝没有收兵的，据说公关战长的能打上两三年。
县改市，其实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因为级别不变，会不会有点政策上的好处也很难说，即使有点实际的利益，大概也抵不上公关的消耗，更不用说改市以后的大肆庆祝。促使我们的县太爷们乐此不疲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面上好看——市比县听着气派，市长更比县长叫着威风。县，无论有多大，听起来总是像乡下，而市无论多小，听起来也是城市；县长虽然是一县之尊，但总是让人想起七品芝麻官，而市长就难说了，听起来特像是四品知府，让老百姓听着就害怕。在不兴县改市之前，中国的市有限，县长升市长，等于从县级跳到地级，显然不容易。现在好了，只要搭上县改市的顺风车，半真半假地混迹于从前地级市的行列，昔日的芝麻官就可以戴上一顶似乎是四品知府的“官纱”，至少对外可以唬唬人了。
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县改了市依旧是县级，所以它们还是被同样叫做市的地级市管着。原先上下级一见面，市长可以坦然地叫下级为某县长，然而现在就觉得有点别扭，过分的上级有的竟然干脆直呼其名，等于一长不长了，据说某些地级市在召集下面的市县长开会时，居然特别叮嘱会议人员不许称呼县级市的市长为市长。好在现在挂上市长头衔的县太爷们，毕竟有见长官的时候，也有亲民施教的时候，更有出外甚至出国考察公干（含旅游）的时候，到那时候，掏出名片来，脸上的风光可能不会亚于国外的名胜。总之，县改市还是利大于弊。
往宽一点说，我们中国人玩的这种名称升级的空手道，还不止县改市这一种，六层楼就叫大厦，十层楼就叫广场，中专变学院，学院晃晃身子就挂上了大学的牌子，政府机关里，大家都是“长”，办事员比过去的首长还要稀罕，一个小小的县（包括县级市），县级副县级的干部成百。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全体都升级，反而成了虚架子。清末的时候，官也毛，但多出来的官都放在候补的行列里，无论队伍排得有多么长，没候上实缺之前也进不了衙门，大多数买官的人，实际上只是买顶官帽子自我满足一下。而现在多出来的官却都个顶个地放在机关里摆着，活生生地添乱，而且吃、拿、卡、要样样在行，进了机关办事，过不了人家的关还就是不行。
话其二，朱先生文章给人挑了不少错，挑得很让人提气，但有的地方也难免有苛责之嫌。比如《高邮县志》说了句：“宋太祖开宝四年，高邮多盗，置高邮军。”朱先生因此批评“高邮多盗”四字为蛇足，说军是宋朝的一种行政建置，“与盗多盗少无关”。不错，“军”是宋朝的一种行政建置，比县高，比州稍低，基本上与府、州、监同属二级地方区划。但是宋朝设军的地方都与军事有点关系，所谓“地要不成州而当会津者，则为军”。军实际上是军事要地，须重兵把守。类似于军比军低一级的行政建置是寨，与县同级，《水浒》上花荣和刘高作知寨的清风寨，就是这么一个。边境上的军寨是防御“盗贼”的，那个时候没有警察，盗贼也由军队管，小偷小摸由县一级的军人即都头们管，军寨防的是大盗，伙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农民起义。所以说，说“高邮多盗，置高邮军”，其实也不能算错，至少不能算大错。
其实，朱先生也知道，让各地编地方志的文化人搞清楚历代繁复的行政建置，实在是难为了人家。君不见，我们的有些大文化人在有关清史的小说影视（不是指戏说那部分）乃至史说论著中，不断地出现“两湖总督”的字样，还非说两江总督管辖的地方是江苏和浙江云云，如果要打板子，我看还是先打了这些大人先生的屁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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