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时社会生活正发生着许多巨大的变化——比如为成千上万的1957年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实行改正，在那进程中，两种被冤屈的人都很得同情，一种是当年根本没有什么言论、纯粹是被凑数凑成“右派”的，一种是虽有言论文章但经历史验证那言论文章不仅无大错，甚而还是香花的——后者不仅被同情，还备受尊敬。
记得在那时候的一次座谈会上——那时候有许多以解放思想为题的座谈会——他抢着发言，情绪激昂，言辞锋利，很有点举座皆惊的效果，使得与会者纷纷互相打听：这是哪位？当时没什么人认识他，甚至那个座谈会的主持者也不知他是谁；他来自外地，没人说得清是谁通知他去参加那个会的，但那种会好像谁愿参加，走进会议室坐下，也就参加了。记得他在那次会上主要是讲他个人的遭遇：他当年也无辜地被划为了“右派”，下放劳动多年；而最令人气愤的是，如今他要求改正，他那个单位却不给改，因为如今在他的档案里，根本就找不到当年划他为“右派”的材料了！“他们就如此草菅人命啊！”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会上的控诉声。他因此为人注意，“这就是那个白白顶着‘右派’名儿下放改造了多年的人，如今居然又找不出划他‘右派’的材料来！”他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就有人指点着他，向别人介绍。
我那时当着杂志的编辑，觉得他的遭际颇离奇，就提出向他约稿，请他写写自身经历，也是一种对极“左”的控诉吧；但一位老编辑是当过人事干部的，他对我说，反右时搞得扩大化了，那是事实，但定为“右派”，那是一定有档案的，并且那档案都是用防燃纸做的，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别的事可以马虎，右派档案岂有马虎的？至于下放劳动，改造思想，那时就不是右派，也一样要轮到的……我从那老编辑的话音里听出来，他对该人当年究竟划右没有，是持怀疑态度的。
后来我又在座谈会上遇见某君，他的发言，更激烈也更引人关注，他动辄称“我们五七战士”，连一些档案齐备的改正了的1957年受害者也对他的这种说法反感，我在会议休息时过去和他交谈，问他何以要发明这么个词儿，他说：“我们是一群最早站出来和教条主义斗争的战士呀！”我就说：“上次听你发言，好像你说你是稀里糊涂给定成右派的，原来你是确有言论的呀！”他说：“是呀，我当时也发表了批判官僚主义的小说，只不过没《组织部的年轻人》那篇叫得响就是了！”我问他发在哪年的什么刊物上，他立刻告诉了我。
直到如今我也没去查过那刊物的合订本，我估计谁也没去查过，但此公就在80年代初因“五七战士”和“早就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调进了北京一个文化单位。
可是过了三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被改正似乎不再成为一种潜在的光荣，而且，又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记得有一天他主动来我们的编辑部，当时恰好就我一个人在，他仿佛并不认识我，只问我们主编在哪儿；我就说：“嘿，‘五七战士’，你有什么事，先跟我说吧！”他这才表示认出我来，但一脸正色道：“那是什么称呼？不可以的！”我问他究竟什么事，主编不在，我可转告，他说他要写一篇批人道主义的论文，问我们可不可以安排头条。我说一定转告主编，并及时通知他。
但后来我转告了主编，主编没吱声，后来也不见我们刊物头条有他的文章；我也没在意。
再后来我离开了那个编辑部，自己搞创作。又过了几时，有一回偶然看到一本香港杂志，那杂志的观点，是反对批判人道主义的——这当然不稀奇，稀奇的是那里面说，有的大陆文化人，写好了支持人道主义的文章，却找不到地方发表，所举的例子，便是某君，而且那记者报道此事，显然并非道听途说，而是亲自采访所闻——该杂志刊出了某君接受采访时拍的照片。
我对某君，从此绝对的不感冒。
某君这些年来，是越混越好，报上不大有他本人的文章，但时有他的消息，准确地说，也不是关于他的消息，而是关于别人的消息里有他的名字出现，无论如何，他应列入当代英雄的行列。
近两年又听说，他实际是台湾籍人士，原来那个籍贯，是因为多年存在极“左”，为避祸，不得不造了假；他说他哥哥姐姐都在台湾，具体在台湾哪儿，失散多年，不清楚，但他已在有关的对台宣传杂志上，登了寻亲启事，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与台湾的兄姊抱头痛哭地重逢；始终没听说他这一神圣的愿望得以实现，但可以在报刊上乃至荧屏上频频看到他亮相，都是与台湾有关的事儿，诸如两岸的这个联谊活动呀，那个研讨会呀，等等，等等，有人说由于他的这一特殊身份，他那名片上的头衔，就更加印不下了。
某君一而再、再而三地因档案上没有、查无实据的因素而走红，无论如何，还算是奇人异事吧，对其人我不以为然，对其事我却觉得颇可玩味，爰为记。
19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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