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认为，明朝的政治是传统复归以后恶化的政治，恶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废除宰相，二是摧折士大夫，因而导致了君权的绝对化，使得明朝政治走向了歧途。这种说法显然很富洞见。明代的制度不是一个高明的制度，其关键在于它违背了自秦以来这种官僚帝制的客观规律。这种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于官僚体系和皇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宰相制是这种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环节。废除宰相之后，势必要寻求某种制度补偿性替代，但替代物毕竟不能起到原来宰相制的作用，所以制度的惰性暴露得特别充分。另一方面，如果士大夫积极性受阻，官僚制的有效性依然难以发挥。如果所有官员只是皇帝的雇员甚至奴才，制度的弹性就变成了制度的弊病，无法弥补其缺疏部分。好在经过元朝残酷的统治，士大夫格外珍惜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朝，所以，尽管朝廷摧折，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尽量效忠尽力，使其免于崩溃。孟森先生曾经感到很是诧异，为什么像明武宗这样空前绝后的昏君，居然能够内平大乱，外御强敌，保持王朝不倒？他将之归结为明初几帝遗泽，士气未衰之故，显然不确。其实是士大夫自己不乐意让士气衰下去，不想让这个汉人自己的王朝衰下去，是硬撑的结果。
明朝的失策，还有两点颇为要紧。一是宗藩制度。凡明室后裔，无论亲疏俱高爵厚币以养之，不令到社会上谋生。初时尚可支持，后来人口不断增加，遂至负担不起，造成国库常年空虚。二是因朱棣篡位，派郑和下西洋追索建文帝，索之不得遂下令禁海，以至于严重损害了沿海的商业贸易。在西方开辟新航线进入全球贸易的时代，中国自己退出贸易圈，不仅影响中国商业贸易的发展，而且使沿海渔夫和商人失业，不得不将自己本来合法的营生，转为非法，与海盗合流，部分人竟然勾结日本浪人，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倭寇之乱。这不仅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家丧失了相当部分的商业税收，而且还影响到国家腹地的稳定，使朝廷在与辽东崛起的满人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外患最终严重到威胁东北边疆的时候，一方面政府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宗室负担却逐年增加。明朝政府居然没有起码的财力可以应付边患，只好大幅度提高农民赋税，最终激起民变。民变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安内和攘外捉襟见肘，外患和内忧一起袭来，明朝的寿数也就殆尽了。
第一节 政治中枢的变迁
明朝立国之初，承袭元制，在中央政府设中书省，有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总理朝政。但是，很快这种体制就令朱元璋感到不自在，有大权旁落的感觉。此公是有名的雄猜之主，有做大事的才略和胆魄，但也难免心地狭隘，猜忌心重。出身游民的他，早岁颠沛流离，生活中充斥着白眼和歧视，不得不时刻处于防范他人伤害的警惕之中，生怕一不留神就会被同伴和对手算计了去。在打天下的时候，这些隐藏在深处的阴暗心理还能克制，尽量表现出大度、善于用人的一面。然而，做了皇帝以后，身在深宫里的他，越来越对大臣们放心不下，生怕人家在背后捣鬼，瞒着他做一些对他不利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制度将他与国家日常事务分开了，真正操控一切的是宰相，而不是他本人。加上担任宰相和其他高官的大多是他昔日的伙伴，帮他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他的猜忌心就更重了。他未尝不知道这些人对他的忠心，只是他更了解他们的本事。当天下初定之后，对功臣本事的担心越来越重，生怕他们在天下太平之后，将这些本事用在他的身上。事实上，除了自己的亲骨肉以外，朱元璋什么人都信不过。
徐达是朱元璋的“布衣之交”，又是朱的亲家，为人忠厚老实，对朱元璋一向忠心耿耿，虽然能征善战，功勋卓著，但从来不居功，不揽权。在战争岁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朱对徐达的评价是，“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可是，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却对这个老实人也不信任，一次，要将自己当初做吴王时的旧宅赐给徐达，试探徐的反应，徐达坚决地拒绝了。但是，朱还不死心，一次借故和徐来到他的故居，将徐达灌醉，然后令人抬到正室的床上。徐达醒了以后，发现自己原来在朱元璋的旧居正房里，吓得连忙爬起来，跑到朱元璋脚下跪倒，连呼死罪。显然，朱元璋对徐达的表现还算满意，于是龙心大悦。（《明史》卷125《徐达传》）
朱元璋像于是，一场阴谋开始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拿独任丞相的胡惟庸开刀，说他谋反，一口气株连了三万余人，封了侯的功臣被杀了二十几个。原来功劳最大的李善长、宋濂等都被牵连进去（李被诛，宋赖皇后太子救援，总算保住了性命，遭到贬斥）。从某种意义上说，功臣问题和宰相体制是连在一块的，胡案也可以说是朱元璋为了废相而寻出来的。胡惟庸一倒，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将宰相制度废掉，提升六部的规格，同时将原来负责军事的大督都府一分为五，六部、五府均直接隶属皇帝。从这种深思熟虑的安排看，应该是早有准备。朱元璋只等着拿胡惟庸的人头做引子，启动这个过于重大的制度变革，结果是在三万人头落地的声响中，一个延续1500年的制度就这样被革掉了。胡案之后，朱元璋又接连兴三个大狱，几乎将跟他打天下的功臣悉数杀掉。没有被杀的，实际上也在这接二连三的大动荡中忧惧而亡。朱元璋连半个旧臣宿将也没给他的继承者留下，原以为是帮子孙的忙，替继承他的皇太孙去掉隐患，结果却是使他的继承者建文帝身边连一个有经验的大臣也没有。在削藩过程中举措失当，面对朱棣的反叛，丧失了抵抗能力，这也是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
在废相15年后，朱元璋怕他的子孙再次恢复旧制，特意将不立宰相作为朱家的家法，定为永制，不许更改。自以为是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改革，给他的子孙和他创立的王朝，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1．作为皇帝秘书班子的内阁的由来和演变
（1）从四辅官到殿阁学士。
废相之后，朱元璋实现了大权全揽，用今天的话来比方，就是既是****，又是政府首脑。但是这样一来，原来由宰相分担的政府日常事务，就悉数压在了他自己肩上。加上此老猜忌心重，事无巨细均要过问，臣子早就在接连的大狱中给吓破了胆，自然什么事情都推到他那里去，请他定夺。每天要处理几百件事，弄得他废寝忘食，还忙不过来，很快，他就觉得受不了了。当然，刚愎自用的他，决不可能也决不乐意恢复旧制。他还是坚持亲自处理政务，只是要找几个帮忙的。在废相的当年，他找来了几个在他看来比较老成的儒者，任命他们为四辅官，春夏秋冬各一，每官有数人。按季节值班，帮助皇帝处理公务。四辅官实际上是内阁的先声。
不过，几个老儒虽然够老实，但办事能力和经验却一点也没有。没办法，朱元璋只好撤掉四辅官，另寻出路。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废相的第二年，他下令让翰林院的词臣先帮他挡挡驾，奏章上来，先让他们看一道，认为合适才闻奏。接着，他设置了殿阁学士一职，从翰林院里挑选一些文辞优美的翰林，担任殿阁学士，帮他审阅奏章，操持笔墨，做名副其实的秘书。所谓的殿阁学士，意思就是能进皇宫里的殿阁的学士。到了这个阶段，内阁已经有一点眉目了，只是这些学士还没有办公地点，只是跟着皇帝转。
（2）殿阁学士有了办公处。
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后，皇帝对于秘书班子的要求趋于年轻化。他从翰林院挑选了一些年轻干练的一般翰林，作为他的秘书。定都北京之后，在新建皇宫的东阁开辟了一个办公处，让这些秘书在里面办公。这些秘书被明成祖朱棣依为心腹，朝夕相处，甚至皇帝上了床，想起什么来，还要招他们来，在卧榻上嘁嘁喳喳。这些人不仅帮助皇帝处理公务，操持笔墨，而且在军国大事上提供咨询，地位已与朱元璋时代不能相比。这些人后来陆续被提升为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和殿阁大学士，备受信任。他们不仅为皇帝出谋划策，而且还担负教育太子的职责，实际上成为最核心的智囊团。到此，内阁的雏形已经具备了。只是，秘书班子还没有属员和印信。这些皇帝的秘书，虽然身在中枢，参与机要，但仍然是翰林院的官员，官阶不过五品，比起六部长官还差得远。
（3）内阁制度的最后形成。
朱棣的儿子仁宗朱高炽，是长在深宫里的皇帝。由于他一向不为父亲所喜，因而地位几乎不保，幸亏他有个好儿子，格外聪明讨朱棣的喜欢，加上作为他师傅的内阁成员拼死相争，他才能最终登上帝位。他一上台，马上提升他师傅们的官阶，让他们挂上了六部堂官（负责人）的头衔，并加太子少傅和少保衔，领双份薪饷。这样，内阁成员的地位一下子跃上了官僚机构的顶端，地位远在各部尚书之上，突破了原来位卑权重的秘书模式，向重臣方向演进了。后来，内阁成员也不再限于从翰林中选拔，凡六部尚书和侍郎中有被皇帝看上的，就可以入阁。
更重要的是，内阁正式获得了“票拟权”。所谓的票拟，又叫条旨，就是内阁成员先将需要处理的公文奏章审阅一遍，然后代皇帝草拟好处理意见，即代皇帝拟好批答谕旨，然后贴在奏章上送交皇帝最后拍板。皇帝如果同意，再用朱笔誊改一遍，作为正式谕旨下发，如果不同意，则交内阁再议。至于那些仪式性的制、诰等类的皇帝诏书，更是出自内阁的手笔了。其实，在朱棣时代，皇帝批答奏章也经常参考“秘书”的意见，复杂的诏令，让“秘书”先打个草稿的事情也是有的，只是当时朱棣经常喜欢操笔涂鸦，也没有票拟这个说法，所以，人们一般认为票拟权是在永乐以后才有的。票拟权的出现，使得内阁实际上掌握了朝政的处理大权。由于皇帝对奏折的批示意见是内阁起草的，六部开始向内阁请示工作，以便预先留有余地，免得奏折被驳回。宣宗即位，内阁的名称，也逐渐开始见于官方文献。到了明英宗时，人们开始将内阁类比中书省，英宗甚至称阁老为辅相。到了嘉靖年间，内阁开始出现首辅和次辅的排次，更加接近于原来有宰相时的左右丞相，入阁的人，外间统称阁老，以示尊崇。
（4）明代内阁的特点。
明代的内阁，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朱元璋以后的皇帝对宰相体制的部分恢复，或者说一种替代补偿机制。因为让皇帝亲自处理繁杂的日常政务，对皇帝来说，实在是一项过于辛苦的差事。有从政经验的虽然辛苦，也许还能对付，轮到那些生长在深宫里的皇帝的时候，往往不堪其苦，不仅身体受不了，对精神和心理都是一种折磨。况且，作为世袭制的帝王，能力参差不齐，碰上能力差的，可能连应付都应付不下来，祖制又不能违反。或者后来的皇帝内心里也不想违反，所以只能在原来的秘书班子上打主意，不断地增加他们的地位，添加其权力，让他们帮自己干活，部分地做事实上的行政首脑。
但是，终明之世，内阁从制度意义上讲，仍然不是宰相。它在编制上一直是临时的，成员严格上讲也都有自己的本职，入阁只是一种兼差。而且，六部作为执行机关，在体制上并不隶属内阁，内阁领导它们，事实上没有法理上的依据，所以内阁和六部经常会出现摩擦。这个制度跟宰相体制最关键的区别是，天下的奏章不是先通过他们，而是由通政司首先送达皇帝那里，再由皇帝批交他们处理，处理完之后，再返回皇帝定夺，用朱笔按阁臣拟的意见批下去。这里，伺候皇帝笔墨的司礼监的太监（宦官），在皇帝比较懒惰的时候，往往会做些文章。所以，内阁的作用往往受皇帝个人性格与气质的影响，取决于皇帝对司礼监太监的依赖程度，更取决于皇帝对内阁成员个人的信任程度。当皇帝比较开明，或者说比较懦弱，同时对阁臣又比较信任，对司礼监尚能控制的时候，对公务处理往往大撒手，所有奏章到他这里只是过过手，例行公事，既没有多少“留中不发”的事情，也不会对票拟有更多的挑剔。在这种情况下阁臣就有点像宰相了，权势几乎跟宰相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像几朝元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世宗时的严嵩，神宗前期的张居正等都可以说是没有宰相之称的宰相，拥有类似宰相的权势，可以部分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反过来，如果上述条件不具备，那么内阁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上面要受皇帝的气，或者将重要的奏章留中不发，或者对票拟百般挑剔；中间要受司礼监的气，怕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坏话。司礼监在实际掌握了批朱权之后，事实上变成了“立皇帝”（皇帝身边站着的皇帝），一举一动举足轻重，内阁往往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下面还要受六部等执行机关的气，只要内阁所受的“恩宠”稍衰，权力颇大的六部就有可能乘机刁难，不听招呼。
所以，内阁是宰相，也不是宰相，本质上依然是由于皇帝制度外的信任而私授权力的秘书班子。
2．司礼监的权势消长与明代的宦官专权
所谓司礼监，原本是宫廷宦官的一个机构，负责宫廷的礼仪宴飨等事宜，在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负责跟礼部和光禄、鸿胪寺等部门的协调。在司礼监的下面，设有秉笔太监，伺候皇帝的笔墨和茶水，原本只是皇帝的书童。正是这个秉笔太监，最后成为宦官专权的一个关键环节。
明朝负责内宫事宜的机构叫内侍省，是管理宦官的衙门。由于下设机构主要是监、司和局，监的地位最高，每个监的主管称为太监，所以自明朝以后，宦官在习惯上被称为太监。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对于历代宦官专权原本是深恶痛绝的，曾经在宫中立下铜牌，上书宦官不许干政的禁条，而且为了防微杜渐，他还不许太监读书识字，并在实际的宫廷事务中，将太监严格限制在伺候人的范围之内，严格限制太监的数量。但是，朱元璋皇帝做得久了，对太监的依赖逐渐增多，太监的人数逐渐增加，机构也就愈发完善。建文帝继位后，一反其祖所为，对太监严加限制。但是永乐篡位以后，由于在战争中相当多的太监站在了他的一边，为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报，所以，自他起，太监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原来的种种限制逐渐化于无形，连那个铜牌也被偷偷扔掉了。
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明代的宦官专权，是历朝历代之最，开创了宦官制度上的奇迹。这种专权，跟历代的宦官专权有所不同，由于皇帝个人的信任和亲昵，导致宦官权力溢出，明代的宦官专权是制度性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明代废相以后，皇帝独揽全部行政权力，但又无法完全应付。在这种格局下，下面来的奏章是通过通政使司首先送到皇帝那里，再由皇帝亲自处理或者交给阁臣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再由皇帝用朱笔形式上誊写一遍，算是他亲自处理了。这种政务处理方式，一头一尾的关键环节。都要经过皇帝本人，皇帝一天不办公，整个政务就要停滞。如果皇帝本人懒惰，又不信任别人，那么身边伺候笔墨的宦官秉笔太监就有机可乘了。
明神宗朱翊钧是在老师张居正卵翼下，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事事都由张师傅摆布，朝政很有起色。张居正死后，反张的人们对张的诋毁和对皇帝的吹捧，唤起了神宗的“事业心”，他一面对死去的张居正追加贬斥，一面准备自己大展身手。可是，当他真的“乾纲独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明白，什么事情也处理不好。他薄嫩的面子，使他不肯认输，同时也不甘心像前任一样，听任宦官做立皇帝，结果是采取了缩头乌龟的策略，干脆称病躲到后宫里不出来，导致全国政务二十几年停滞，所有朝廷重大事务没人理会，刑部大狱里装满了待决的犯人，朝廷各个部门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补，六部堂官仅剩四五人，原来五十余名的给事中，只余四人，原来百员的御史，只剩五员，连内阁也只剩下一个人。大员遭逢丁忧（父母死亡），不敢不去职，奏报数十，也没有人理会，只好自己走人。
跟有宰相的皇帝不同，即使仅仅誊写一遍，皇帝的工作量也相当的大，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日常的公务很多，遇有突发事件，公文更是堆积如山，加上朱家的后代往往比较懒，所以，免不了要让在旁伺候笔墨的太监代劳，让他们替自己誊写御批。开始的时候，太监代笔，皇帝还在边上看着，久而久之，就听任太监自己干了。开始是票拟偶尔出现错漏字，批朱的时候可以改动，后来则随意添改，发下来都是皇帝的旨意，谁敢怀疑。刘瑾做秉笔太监时，居然经常把奏折拿回家去，找几个狐朋狗党一起商量后再批答。（《明史》卷304《刘瑾传》）就这样，司礼监（主要是秉笔太监）就获得了批朱权，与内阁的票拟权遥遥相对，但是，批朱权显然要压过一头，因为批朱后的奏折，就是法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其中，秉笔太监的作用举足轻重。明朝的大权宦，如王振、刘瑾、魏忠贤都是秉笔太监出身。时间长了，由于秉笔太监的地位突出，司礼监的实际负责人就改为秉笔太监，而且机构也逐渐扩大，权力越来越大。这个机构逐渐发展为收发奏章、传宣谕旨、掌管东厂，以及干预司法、后妃选择、监控地方和军队、留都守卫、管理皇室收支（包括包揽地方工商税收），几乎无所不管。
明朝皇帝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普遍地不愿意见大臣。宣德以后，甚至连内阁成员都很难“一睹天颜”，于是，司礼监太监又得了一项特权，就是传达皇帝旨意，有的时候是笔谕，有的时候是口谕，而越到后来口谕越多。往往是太监们口衔天宪，随意添改。开始还是秉笔太监亲自到内阁或者六部传旨，后来干脆派个小太监到内阁知会一声就完了。
明宪宗成化年间，一次彗星出现，大臣们纷纷借机上奏说是因为君主阻隔，大臣们见不到皇帝缘故。宪宗不得已安排见了一次内阁成员，但相见时皇帝一言不发，待大臣三呼万岁后即离去。周围太监们说，时常不闻召见，好容易见了只听到呼万岁。后来，人们称内阁为“万岁阁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
由于长年累月见不到大臣，皇帝的猜忌心只能越来越重，于是开始依赖特务机关锦衣卫、东厂（有时还设西厂），对朝臣加以控制。东厂和锦衣卫事实上已经合流，统归司礼监掌握。它们一方面刺探朝臣的所谓不轨言行，一方面可以自行对朝臣逮捕关押。凭借这个特殊镇压渠道，司礼监的权力往往可以达到令天下战栗的地步。
同样由于猜忌，皇帝往往派太监去监视地方和军队，最后发展为矿监、税监、盐监和珠监（对采珠地方派出的太监），这些人干脆直接搜刮工商，为自己敛财。更加危险的是，派出的太监居然可以在仪式排位上压过官员一头，这事实上使宦官地位得到了立体化上升，可以公开地主宰朝政。
在这种情形下，中枢决策中心的内阁与司礼监这双轨机构，权力的不平衡是决定性的。即使在内阁尚能比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阁臣也需主动与司礼监搞好关系，比如张居正就与秉笔太监冯保，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皇帝比较昏庸，特别依赖太监的时候，内阁则完全被司礼监所压倒。前面提到的刘瑾，不但将奏章随便拿回家批答，而且写完了之后拿回来让阁臣焦芳为他润色，而首辅李东阳对此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已经变成了司礼监的附庸和工具。内阁与司礼监，此消彼长的势头是一边倒的。据说嘉靖年间，有个太监说过，“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这番话很生动地说明了太监与内阁势力的消长。到了熹宗年间，朝臣全都沦为司礼监的奴才，稍有自尊者不是被迫害死，就是弃官归田，赋闲回家。满朝文武，争相当魏忠贤的干儿干孙，连王公贵族，见了内监都要回避。依附魏忠贤的大臣，文则有所谓的“五虎”，武则有“五彪”，再下则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党羽，“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当然，赵翼说得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明代的宦官专权，虽说非常可怕，但魏忠贤即使号称九千岁，遍地都是他的生祠，但以一个残缺之躯想要做皇帝，可能还是有点超乎他和他的党羽的想象。明代宦官虽然权重势大，但经过理学多年浸润和皇权的神秘化熏陶，朝中人无论士大夫还是宦官，要想篡位都有巨大的心理障碍。宦官的权势，说到底，都是皇帝给他们的，他们只是附在皇权大树上的藤，很难有意识去对抗皇权。这就是为什么在朝野布满魏忠贤党羽的情况下，一个以藩王入继大统的崇祯帝，才几个月，就能把魏忠贤扳倒的原因。
明宣宗坐在龙椅上，帝王之尊，于明为盛。
第二节 明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明初废相，开创了将行政机构直接隶属皇帝的先河。作为宰相衙属的中书省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中书舍人一职，变成一个闲差。宋代的门下省也没有恢复，只是将给事中一职散入各部，依然管封驳。这样，传统的三省六部（元代不计）就变成了六部体制。
在原来的体制下，六部隶属省（隶属于尚书省或是中书省），属于执行机关。虽然权力不小，但地位毕竟不高。现在六部直属皇帝，成为一人之下的最高的行政官职。地位提高了，官阶也提高了，各部尚书一人，正二品，侍郎一人，正三品。他们不仅负责行政事务的执行，而且可以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如某事属于某部管辖，如果足够重大，那么就由某部负责人尚书或者侍郎主持廷议，与其他各部长官、内阁成员以及科道（御史和给事中）互相讨论。如果所需讨论的事情难有归属，那么就由吏部尚书主持。当需要讨论高级官员任用时，廷议就变成了“廷推”，同样由吏部长官主持。有的时候，皇帝往往将专属于某部的事情派到某部，令其在部内讨论，这叫“部议”。讨论如何惩罚官员，则下刑部议；讨论河工，则下工部议。当然，无论何种“议”，最后都要皇帝定夺拍板。其实，在“议”的背后，司礼监和内阁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一项决策，是否进入廷议和部议阶段，往往看内阁与司礼监的意愿；进入廷议还是部议，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让其通过，成为决策法令。如果他们乐观其成，进入这个程序又有利于通过的，那么就进，如果反之，则不进。
六部负责人虽然分为尚书和侍郎，有官阶高低之别，但他们并不是正职和副职关系，只是官阶上有区别而已，对部务具有差不多的发言权，同列堂官，两位都可以单独向皇帝上疏。虽然在处理公务上按惯例官阶低的应该尊重官阶高的，但如果侍郎认为尚书处理不当，可以阻止决策下达，上报皇帝。这种安排，本身就蕴涵着互相牵制的意思。当然，一个部的堂官之间，真正闹到互相告状、走向决裂的情景其实并不多。按中国政治的惯例，一般都在私下尽可能协调好，而避免公开决裂。当然，到了非闹翻不可的时候，侍郎也可以阻挡尚书的意志。
六部以吏部为首，因为吏部是管官的部门，所以权力最大。在内阁存在的情况下，只有吏部还可以跟内阁抗衡一下。在地位和礼遇上，吏部也明显高于各部，吏部的侍郎与各部尚书地位相当，而吏部尚书则高于各部尚书。其次是户部，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和户籍。明朝对天下的户籍都有统计，编为黄册，黄册每十年修改一次。地亩也有统计，编为鱼鳞册。这些都归户部管。明朝地方没有财权，任何一项大一点的开支，都要在户部报销，因此户部权重事繁，事务比吏部还要多。排在第三的是礼部，在明代，礼部的权限有所扩大，主管朝廷礼仪、祭祀、学校和贡举，由于学校和科举制度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项事务赋予礼部很大的权力，等于是参与了官员的选拔。排在第四位的是兵部。明朝始终处在北方游牧和游猎民族的压力之下，所以，兵部颇受重视。开国之初，吏部和兵部并重，地位一般齐，但后来的皇帝惯于呆在深宫，官僚体系又有文官化倾向。时间一长，兵部地位就下降了。排在第五位的是刑部。刑部负责司法，主管刑律修订，律条解释，组织每年的秋审和诏狱的会审，与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三法司。排在最后的是工部。工部负责所有国家工程，包括宫室、道路、城池、河工等等，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实惠的部门。但由于工部在人事和钱财上缺乏自主，加上人们习惯性地对“工”有歧视，所以在各部中地位最低。当时，人们习惯给六部各以一个字命名：吏部曰“贵”，户部曰“富”，礼部曰“穷”，兵部曰“武”，刑部曰“威”，工部曰“贱”。虽然并不很确切，但却很传神。
除了六部之外，还有一个中央部门是明朝的政治运作过程必须经过的一环，即通政使司。通政使司是明朝特有的机构，始设于洪武十年（1378年），职能是接受四方的奏章和臣民的上书。当初设置这个机构，主要是为了架空中书省（宰相），使奏章直接送交皇帝。后来宰相被取消，通政使司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中枢。它一方面承担着政令上传下达的使命，一方面则确保着皇权的绝对尊严。所有奏章和臣民上书，只能交给皇帝一个人。通政使司有一块红牌，上书“奏事使”三字，通政使司的官员，只要手持这个牌子，就可以随时入宫，任何人不得阻拦。六部和各地督抚，如果不经过通政使司，什么公文都不可能上达，而经过皇帝批朱的奏章和皇帝的上谕，也要经过通政使司下达各个部门。通政使司设通政使一人，正三品，比六部尚书略低；左右通政各一，誊黄通政一，官阶四品；左右参议各一，官阶正五品，办事机构有经历司。
明朝制度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在南京居然还保留了一整套的政府班子。这套班子机构设置完全跟北京一样，有六部和各个监寺。由于永乐是篡位做的皇帝，心里亏，不得不在孝道上做足文章，国都实际上已经迁到了北京，却保留南京政府，以示不改祖制。当然，南京政府虽然部门齐全，但基本上无事可做，管辖范围只限于留都（南京）所属的州县。即使如此，还要受到北京政府司礼监的干涉。所以，人们称在南京做官为“仕隐”，意思是做着官的隐士。
第三节 明代的地方行政体系
明代的地方区划，明显要比元代整齐，层级也大大减少，只有省、府、州县三级。鉴于元代地方分散主义倾向严重，明代在地方政府制度安排上，更多地强调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1．省级政府的架构及其变化
明代继承了元朝行省的区域框架，但却将行中书省的机构取消，把“省”彻底变成一个地方级别。但是，明朝的疆域远逊于元，所以，明朝的省相对于元也要小得多，类似西汉时的州。尽管如此，明代的第一级地方建制依然显得过大。鉴于元朝行省机构的专权，明朝采用了“三权分立”的做法，将一省的民政、刑政和军政大权，分属三个机构。
首先是承宣布政使司。这个机构是从原来的行中书省直接转化过来的，人们还习惯称之为“省”。但从负责的具体事务来看，承宣布政使司的工作范围比元朝的行省大大缩小，仅仅负责民政和财政，而且限于例行公事。因为财政上可供省级支配的份额非常小，动一点钱都得报中央政府批准。从朱元璋给这个机构起的名称上看，无非是传达皇帝的诏令，强调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力，不鼓励地方行政的积极性。
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从二品，属于省级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参政各一，从三品，左右参议各一，从四品。鉴于省所管辖的区域比较大，因此，由参政和参议分口管辖，负责府县（属于“块”的方面）和负责特种专项事务（属于“条”的方面）。分管地方的叫分守道，分管专项事务的则以所管事务命名，如督粮道。他们有的驻省，有的则驻在下面的府县，后来人们干脆称之为“道台”。道不算一级政府，属于省级派出机构。
其次是提刑按察使司。这个机构负责一省的刑狱和监察，设按察使一员，正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再加员额不定的佥事，正五品。副使和佥事属于按察使的副手，但在实际工作中，主要担任分巡地方的任务。跟布政使司一样，他们的分工也有属于专项业务的（条）和分管地方的（块），分管地方的叫“分巡道”。后来，由于对某些地方治安的特别重视，特意在这些地方设置兵备副使，负责此地的治安，被称为“兵备道”。后来，兵备道在各省普及。
其三为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又称都司，负责一省驻军的管理，如平时的训练、屯田、军籍等事务。都司设都指挥使一员，武职正二品；同知二员，武职从二品；佥事四员，武职正三品。由于各个卫所驻扎各地，一边屯田一边驻守，往往各成体系，因此，都司用不着派副手下去分管各处。
这种地方行政分权体制，设置的原意是想让它们相互牵制，避免尾大不掉、地方专权，同时强化分工，使其能够各司其职。分权之后，部门之间的牵制功能的确发挥得很好，各个部门权力都受到了压缩，谁也难以独自决定任何一件稍微大一点的事情。本来地方事务就是相互交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赋税的征收，难免碰到刑政、民事管理，更是难免民事纠纷。分工管理固无不可，但缺乏统一的协调则事事滞碍。中央政府六部各有各的“条”，对下面都是条条管理，各管各的业务，每个中央部门都要跟三司打交道，彼此交叉。按察使负责地方治安，手里却没有兵（古代无警察），必须借助都司；而都司调兵又要经过都督府和兵部；治安事件的处理又必须跟布政使管辖的地方官协调；如果需要动用粮草，又必须经过户部。三个机关各自独立，谁也管不了谁，遇事互相牵制，结果谁也不听谁的，什么也办不了，行政效率极低。
这种体制一确立，马上暴露出一系列弊病，尤其是在边地有事的地区，问题就更加突出。只是明初实行藩王镇边的制度，所以边境问题还不至于危及大局。永乐以镇边藩王的身份，篡了建文帝的位，藩王镇边制度当然不能再实行了。于是，边地的危机马上突出起来。各省的三司，根本无法协调处理少数民族的骚乱。于是，永乐开始向边地派遣镇守总兵和镇守中官（太监）。永乐之后，又开始加派文臣巡抚各地。久而久之，文臣出镇地方成为定制，镇守总兵、中官和文臣因为都是中央派出官员，因而凌驾于三司之上，号称“三堂”。由于三堂之间又出现了协调问题，于是逐渐镇守中官退出，总兵地位下降，而文臣则以巡抚名义在各省长期存在，巡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省级负责人。三司在事实上下降为省级的业务部门。另外，当出现紧要军务的时候，朝廷还派出可以统率数省的总督，统一指挥调控各省的军政事宜。
由于这种体制是从临时性派出机构演化出来的，巡抚体制在明代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混乱。既有因某一事项派出的巡抚，也有专门负责一省的巡抚，还有管理某些特殊省份以下地区的巡抚。有人将明代的巡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省级最高长官，像广东、浙江、福建、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四川、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巡抚均属之。第二类是准省级建制的最高长官，如凤阳、应天、顺天、保定、辽东、宁夏、甘肃、延绥巡抚均属之。其中凤阳由于是朱元璋的老家，特设一个准省级建制；应天管辖的是南京的直隶府州；顺天管辖的是北京的直隶府州。辽东原是山东辖区，因对付满人崛起，特设巡抚单独管理。宁夏、延绥、甘肃原属陕西的三边地区，为了边防需要，分别独立为准省级建制。第三类为南方少数民族特区，南赣、郧阳、松潘、偏沅四巡抚属之。第四类是在战时非常时期的变态，即为了抵抗入侵的特别需要，在一些战略要地特设巡抚强化抵抗能力。宣府、大同、天津、登莱、安庐、密云、淮扬、承天巡抚属之。
无论何种巡抚（包括因特殊原因设置的总督），在名义上都是中央的派出官员，在国家的正式编制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官员，更没有他们属下的衙门。巡抚最初的主要职责有两个，一是强化军事，二是整理地方吏治。绝大多数巡抚都带有兵部官衔，而从四类巡抚的设置看，大多数带有强化当地军事力量的意思。同时，巡抚往往带有都察院（监察机关）的官衔，之所以分巡地方，就是为了监察地方官。但是，很快就由这两个权力衍生为管理一切事务，变成了实际上的地方最高长官。只是在明代，督抚还不够稳定，不算常设官职。
2．府、州、县
府的地位相当于唐朝的州，属于明代二级地方建制。府设知府一员，正四品。属官有同知、通判、推官和儒学教授、训导等。明代的州分为两等，一为直隶州，直属省管辖，地位与府相同，但辖区要小得多；一为属州，与县相当。州设知州，两种性质的州都官阶正五品。属官有同知、判官、儒学学正、训导等。县是基层政府，设知县一员，正七品，属官有县丞、主簿、儒学教谕、训导等。明代地方还设有驿站、巡检司和税课司。驿站有驿丞，负责官方的来往公文传递，官员的往来接待，巡检司设巡检、副巡检，负责捕盗。税课司设大使、副使，负责来往行商的税收。以上均为九品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县级政府，事实上跟前面几个朝代没有多少不同。
第四节 明代的学校与科举制度
朱元璋虽然是个出身草莽的游民，但却深知儒学对于统治的重要。称帝之前，打下文人荟萃的浙西地区之后，他一边延揽儒士，一边着手恢复学校。当了皇帝后，特别重视儒学传统的恢复，立即开始在全国设立学校（官学），地方政府设置具有官员性质的训导和教谕。同时，在首都南京设立国子监，招收各地优秀的学生入学，从国子监的优秀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吏，以救开国人才匮乏之急。
由于元代是个对儒学、士人和科举都不重视的朝代，有比较长时间的荒废，加上易代之际的混乱，整个国家儒学之士特别缺乏，不仅没有学生，连有资格教学生的人都难找，老百姓一时也没有兴趣求学。为了迅速填补这种人才缺乏的空当，鼓励人们上官学读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学生不仅可以免去差役，减免赋税，而且还可以享受补贴，“日给廪膳”。同时，朱元璋让国子监加紧培养，把其中能够胜任教学的学生派到各地担任教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督促国子监学生用功读书，朱元璋亲自上阵督促检查，对监督不力的国子监官员严加惩处，不规矩的学生甚至因此掉了脑袋，脑袋还被挂在监外示众，以警示他人。朱元璋亲自为国子监制定了监规，下令将监规不仅刻石立在国子监，而且每个府州县学都将之刻成石碑，立在明伦堂（学宫里的建筑），作为永世之法。
国子监的校规非常严厉，犯规一次，记录在案；犯规两次，打竹篾5下；犯规3次，打10下；犯规4次，开除，充军，最严重的可以杀头。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国子监学生赵麟因受不了虐待，写了一张无头帖子，抗议施虐的教师，被查出后定罪“诽谤师长”。本来按校规，这等罪过应处刑杖一百，打不死再充军发配，然而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竟然法外加刑，将赵麟杀掉，并在国子监门外竖立一长竿，将赵的脑袋砍下来挂在竿上示众。
随着明朝统治的逐渐稳固，科举制度走上正轨，学校制度也稳定下来，人才不再那么缺乏，不再需要从国子监直接选人，此后国子监地位下降，原来作为国子监主要生源的岁贡，逐渐演化成为国家正式科举选才的一项补充。只要是地方选拔上来的优秀生员，就可以直接进入仕途（主要是做教谕和训导）。而一般的监生，无论官宦子弟的荫监还是纳捐得来的例监，基本上跟地方官学学生一样，具有相同资格，可以参加举人考试。
明英宗正统年间，中央政府开始在各省和准省级建制设置提学官。提学官由于是皇帝钦命的，因而又被称为“提学宪臣”和“学院”，具有钦差的性质，无论品级如何，均与督、抚以及布、按二司平起平坐，而且人们还要对他表示十分的尊敬。提学主管当地的学校事务，主要工作是主持官学的入学考试。不论考生年龄大小，一律被称为儒童或者童生，所以这种考试又被称为童试。在没有学院之前，童试只需通过当地的府、州县考试就可以了（上哪一级学校就考哪级的试）。有了学院之后，童试逐渐演化为三级。第一级为县试（知县主持），及格后考府试（知府主持），府试及格后参加提学主持的院试，院试合格，则成为正式的官学学生，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进入了士的行列，可以享受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减免赋税，不服徭役，见了知县可以不用下跪，自称“学生”。犯了法，在没有革去资格之前，不能对其动刑。
生员又分为三个等级，资格最老、平时成绩也好的称为廪生，由国家定期发给补助；其次为增生，没有补助，但已经有资格为童生参加考试作保；第三是附生，属于新进学的生员。增生和廪生都有一定名额，需按资格和平时成绩递补。事实上，每次生员的录取，各省也是有固定名额的。因而地方不同，考试的难易和录取的比例也不同。文风炽盛的江南，比起西南的贵州和云南来，考上生员的难度要大得多。
明清时节，贵州荒僻，读书人不多，省里的学额往往填充不满，所以秀才考试特别松。尽管如此，考生依然难以完卷。一次，一个考生在做了破题和承题之后，只写了“且夫”两字，也被录取，说该生已有起讲之意，实属难得。而同时期的江南地区，熟练八股的考生挤破了头，也难以得一秀才。
此外，提学还要对已经考取的生员在三年内进行两次全省统一考试。第一次叫“岁考”，按成绩，生员升级或者降级，成绩太差的要被开除。第二次叫“科考”，在乡试之前举行，按成绩决定哪些人可以参加举人的考试。不过，时间一长，除了入学考试外，岁考和科考逐渐流于形式。岁考只决定升级，不再降黜生员，而科考更是闸门大开，参加考试的人数越多越好。
生员本不算正式科举程序中的一个台阶，但由于学校制度已经与科举选官制度捆在了一起，取得生员资格，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加上取得生员资格又有诸多优待，所以，人们就习惯地将童试作为科举考试的第一个阶梯。
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上说范进中了秀才，老丈人胡屠户拎了一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怕女婿地位提高看他不起，预先教训他不许在他的同行面前充大，但“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其实，胡屠户虽然比做田的、扒粪的有点钱，但论起政治地位，还不如他们。一个秀才，要比一个屠户地位高多了。小说这样写，是故意讥讽。
科举考试的第二个台阶是乡试。乡试属于省级考试，地点在省城的贡院。乡试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此后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的秋天八月举行，所以又称“秋闱”。考试设主考二人，同考四人，主考例由翰林担任，同考也需有进士的资格。考官一般被称为“内帘官”，地位和清望都非常高。一般同考官负责分房阅卷，主考负责总体复核，被同考淘汰的卷子，主考也可以调来重判。考上的人一般称主考为座师，称同考为房师。为了保证考试顺利进行，地方官常派要员担任提调官，都察院要派御史担任监试官。这些官员被称为“外帘官”。
乡试连考三场，历时9天。考生被锁在贡院一个个号房里，吃住均在里面，考完才能放出。进去的时候要搜身，考试的时候外面有军士把守，如临大敌。
贡院。鸡舍一样的号房，是当年举子们考试的地方登第的举人，被称为“乙榜”（相对于会试而言），也有叫“乙科”的。乡试第一名俗称“解元”，第二名叫“亚元”，第三名至第五名叫“经魁”，第六名叫“亚魁”，其余的叫“文魁”，反正都是好听的。
考中发榜之后，例有人前去报喜。往往报喜的人有好几拨，不管贫富，中举之家都要给报喜者赏钱。一般报条是这样的：
喜报
贵府老爷×讳××应本科×处乡试高中第×名举人闻报连捷登第
第三个台阶是会试。会试是中央一级的考试，也是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会试通过，就等于进入了仕途，后面的殿试只是排名次，不淘汰。
会试例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的春季，在京城举行，所以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和副主考均为翰林出身的重臣，同考也由清要之职的京官担任，多由翰林中出。同考官多达20人，跟乡试一样，分房阅卷。
会试正因为是关键的一环，所以，录取非常之严格。在明代，多的时候不过四百，少的时候只有30余人，平均大概是300人上下。由于中国地域差距很大，文化程度差异更大，所以一般在考虑文化发达地区名额的前提下，往往要照顾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明政府常常采取“分地录取”办法，考试录取分南、北、中卷录取，南卷占55%，北卷占35%，中卷（西南地区）占10%，但名次高低不受地域限制。由于当时南北文化差异相当大，南方文化程度和水平都远较北方为高，所以，南北卷的录取方式，实际上是照顾了北方人。会试录取都称贡士，第一名被称为“会元”。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台阶是殿试。殿试又称廷试，在会试录取之后的三月举行。这个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地点就在皇宫三大殿的最后一殿奉天殿（清朝改为保和殿）前。由于皇帝本人是主考，所以，其他人只能担任“读卷官”，读卷官由内阁大学士、除礼部以外的五部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翰林学士和詹事府詹事担任，礼部尚书和侍郎担任提调官。殿试当天，只试策论一篇，要求当场完卷。考完后，将卷子糊名送交读卷官处，由他们排出名次。殿试例不淘汰，只定名次。殿试录取称为“甲榜”或“甲科”，名次分为三甲，一甲即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三鼎甲”。二甲第一名称传胪，以下排十几到几十名不等为二甲，再下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被称作“连中三元”。据清人王之春统计，唐朝以来，连中三元者共有13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朝的孟宗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棨、杨继昌。
最后录取的排名，主要靠读卷官的操作，看内阁大学士的意思。考完交卷后，读卷官首先要定出前十名，尤其是前三名的名次。在给皇帝读卷的时候，一般只读三个卷子，如果皇帝不想多事，一般就按读的顺序排出三鼎甲。首先读的是状元，其次为榜眼，再次为探花。定出前三名之后，读卷官再回去排出第四名以下的名次。殿试的仪式意义远大于考试，考题一般都空洞无物。所以，考官排名次，一般只看考生的笔迹工整与否，书法的优劣，有无错误。一般来讲，只要字写得漂亮，书写没有差错，就可以得到高一些的名次。但名次高低，对于考生来说，却有决定性意义。名次高的人，一般都被选进翰林院，日后出息甚好，升官的速度往往比其他同年要快许多。明代嘉靖以后，皇帝往往昏庸，殿试很少露面，名次完全凭内阁一手安排。
从宋朝开始的殿试，开始只是一种取信于人的复试，后来则演变为某种政治意味很强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全体被录取的进士都成了“天子门生”。这些人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除了君臣之外，又加上了师生关系，彼此联系的纽带极大地增强了。正因为如此，殿试的仪式性质一直在加强，诸如升殿仪式、发卷仪式、读卷仪式、传胪（放榜）仪式、赐宴等等。通过这种过分铺张的仪式，初入仕途的士大夫得到了极大的荣耀和满足，与皇帝的道德联系，得到了从心理到肉体两方面的强化。
明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一般以四书为主。考试形式，不再是过去的背诵记忆，而是从宋代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对经义的阐发。这种对经义的阐发，到了明代，已经趋于程式化，发展成为八股文。无论是童试、乡试和会试，都是考以阐发儒家经典为主旨的八股文。考试一般是考官从四书（有时也有五经）里寻出一句话作为考题，考生根据这句话所在位置，前后的意思，进行阐发，即所谓的“代圣贤立言”。阐发时既要符合孔孟原义，又不能直接碰到孔孟的原话，同时必须遵照朱熹对经典的注释，不许有任何一点越轨。文章类似骈体文，对仗而押韵，破题、承题之后，分起、承、转、合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由分两组对称押韵的言语组成，好像是人的两股（腿），合起来一共八股，有人又将起、承、转、合称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
八股文对作文的技巧要求甚高，有点类似于文字游戏，但根本不足以谈思想，大都内容空洞，言之无物。考生一方面揣摩圣贤意思，一方面兜圈子，在无穷的典故中绕来绕去，说些言不及义的话。正是因为这一点，八股考试从一开始，就遭到不断的批评。对于有意参加科考的人们来说，一方面得将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一方面还需要不断地以四书章句为题作文，预先演练得纯熟。市面坊间充斥各种名目的“制艺书”，历科得中的卷子，被加上评注，到处都有出售的。一个读书人如果科场蹭蹬的话，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花在八股文上。事实上，无论在准备考试上下的工夫大小，八股文都起到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这也正是皇帝所乐意看到的。而且，对于长期演练八股的人来说，用不着进入官场，就已经学会了揣摩和逢迎，学会了安分守己，不乱发表自己的见解。
由于由明至清，各种考试频繁，以至于几乎所有《四书》章句都做过题目了，坊间也将所有的题目都编辑成册，详加评点，只要将这些“考试辅导材料”背熟，就不愁考不好。结果考官为了难为考生，出题越来越刁。一方面，出少字的题目，字数少到只有一两个字，比如“战”、“妻”、“是也”，让你没办法确定出自《四书》的哪个部分，自然就无从做文章。再就是出截搭题，用两句的头尾或者随意什么部分拼接起来，形成文理不通的一句话，作为题目，让你答。比如“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是《论语·季氏》篇的末句，而“阳货欲见孔子”是《论语·阳货》篇的首句，有人将之截成“君夫人阳货欲”。
不过，从考试的技术层面来看，八股文的出现，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对于阅卷来说，跟墨义和贴经不同，只要考写文章，就会有阅卷者的主观感受问题。事实上，文章评价的优劣好坏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同一份考卷，不同的人来评判，有时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八股文的好处在于，它将阅卷人对文章内容的感受，成功地转移到文字技巧和作文范式上去了，使得阅卷的客观性大大增强。人们只需看卷子上文字游戏做得是否娴熟、文字功夫是否老道，就可以定出优劣。无疑，这对于保证考试公正性是有帮助的。同时，八股文虽然不足以言学问，但却也训练了士子的文字技能，保证入仕者都能写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漂亮的文字（可能未必有文采）。事实上，八股取士从明至清绵延500余年，也不见得如批评者说的那样，将真正的人才都挡在了门外，取中的尽为庸才，实际情况是，无论从哪个尺度来衡量，进士中的杰出者比例都是相当高的。在那个时代，只有入仕才可以使自己人生价值实现最大化，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当然会自动地向这种程序化很强的入仕渠道靠拢，无论它需要什么样的“敲门砖”。也就是说，科举考什么，士子们就会学什么练什么。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固然对八股不感兴趣，但同样会练习得相当精熟。当然，不可否认，八股取士也的确将一些什么都不会做、只会考试的人取了进来，也将一些确有真才实学、但不善于考试的人排除在外。甚至导致相当多的农村读书人，将全部精力都搭在研习八股制艺上了，除此以外的任何学问概不涉猎，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这也委实是八股取士不能解脱的罪过。
清人有嘲八股的道情（民间说唱的一种）云：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的皇帝？案头放着高头讲章，店里买的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八股文举例。题目《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意思是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能力，服侍君上，能够忘己忘家。
“尽其诚以事君，其能亦不易矣。（破题）盖事君者多，而能致身者少也。如其能致者乎？其诚不又尽于事君哉。（承题）尝谓出而筮仕，则事君之日长焉。（正拍事君）第虑循拜飏之虚文，而国弗忘家，公弗忘私，未可许为臣道之已至也，（起讲）若夫其人而贤贤之诚也，愿致仕者不外好德之士，修之家者献之廷，岂徒负股肱之寄。（起股前股）且其人而事父母之诚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顺乎亲者获乎上，自不惜膂力之刚。（起股后股）吾盖观于事君，又能致其身焉。（出题点明题目）其为大臣欤，若启沃，若调燮。凡夫身所可能者，不复留余地以自处，推其心一若蹇蹇匪躬。古人之事君有然，而我岂让未遑也。（中股前股）其为小臣欤，或疏附，或先后。凡夫人身所必能者，并不留余地以处人，推其心一若鞠躬尽瘁。古人之事君如是，而我岂谢不敏也。（中股后股）是故内而事君，即使遍为尔德，百姓歌建极之天子，而其身必不有其功；盖致之者久矣，夫岂仅《天保》之章，而能云尔哉。（后股前股）且外而事君，即使一月三捷，万方仰有道之圣人，而其身犹负其辜；盖致之者至矣，夫岂仅《采薇》之什，为能如是哉。（后股后股）噫，事君若此，不学而能之乎？而况不止此也耶！（落下）”
第五节 明朝的兵制
跟其他制度设置一样，明朝的兵制也带有元朝的痕迹。卫所的设置以及武官世袭和兵籍制度均属之。元朝军队将领是世袭的，而且驻屯军队自行解决给养。这种体制是从草原部落封建制转化来的，放在汉地实际上是不合适的，所以元朝的军队，在汉地的战斗力大大地退化了。但对于朱元璋来说，尽管已是强弩之末，元朝兵力之强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在制度上依然对元制抱有幻想，因此，明朝并没有恢复宋朝之前的汉人王朝的兵制，而是对元朝兵制稍加改善，形成卫所制。其中，武官的世袭，虽然对军队的稳定有一定好处，但堵塞了优秀士兵的晋升，而屯垦性质的卫所最后事实上变成将领的世袭庄园，所以卫所制显然也是一个不好的制度。然而，明朝初年的兵制，又不尽是对元朝的袭承。明朝不仅有兵部、有五军都督府，还有具体政治操作中的文官治军，以文压武的原则，以及以内制外的体制。兵制上的双重性，在实际军事事务的运转中，虽一时可得双重好处，却也日益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病。
1．明朝地方军（包括边防军）制及其变迁
开始，卫与所只是军队的编制，卫相当于元朝的万户，所相当**户。无论皇帝的亲军还是各地的驻军，均以卫所编制。大体上卫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有百户所，百户所下是总旗、小旗。卫所分驻各地，“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明史》卷90《兵志二》）。遇有战事，则抽调卫所士兵，组成军队，另行派任将领指挥。平时卫所将士驻扎在当地担任守卫。直到今天，我们现在的地名中还有卫所的痕迹，比如有时人们还管天津叫“天津卫”，威海叫“威海卫”，山东还有个地方叫石臼所。
在大规模征战基本结束之后，卫所开始向驻屯和屯田功能转化。自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起，卫所军队一半以上用于屯田，以后屯田军士越来越多。由于军士是世袭的军户，将领是世袭长官，两者形成了世代的人身依附。将领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把士兵当成农奴和半农奴来驱使，士兵们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到了明朝中期，屯田的卫所有的已经变成将领的私人庄园，另外的则因士兵大批逃亡而形同虚设。但是，进入中叶之后，明朝来自北面的蒙古和东南沿海的倭寇的压力没有减轻，反而因辽东建州女真的崛起，又增添了更大的军事压力。为了应付局面，自永乐年间就开始设置的镇守军制度得到了逐渐扩展，从边境发展到内地，逐渐取代了卫所，成为主要军事力量。大抵“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独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曰协守”（《明会典》卷126《镇戍一》）。各省总兵与都司并存，但总兵却是亲自统兵的实权武官。镇守军体制跟卫所不同，军官不是百户、千户，而是总兵、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衔。军队编制也恢复了宋以前汉人军队的旧制，以50人为队，队有管帖；500人为司，司有把总；两司为1哨，哨有千总；3哨为1营，营则是镇军的基本单位。跟卫所制度最根本的不同是，镇守军的士兵基本上是招募的，所有的钱粮都需兵部供给，不负担屯田任务。无论镇守，还是作战，往往是以单独的镇守军为单位行动的，需要组成大军的时候，就将几个或者十几镇的总兵，连同他们指挥的军队调到一起，而不是像对待卫所那样，将部队士兵打乱混编。甚至在倭寇为患严重的时候，戚继光等人居然可以到特定地区，亲自招募那些最朴实的农民，练成一支绝对服从将领的“戚家军”。毫无疑义，这种镇守军的战斗力，显然要超过卫所军，不过在明朝末年，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的时候，也的确出现了割据自雄的苗头。
事实上，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而言，采用草原军事制度是非常不合适的。草原民族的军事行动不需要后勤供给，部落赶着畜群一起行动就是。可是农业民族的军队必须有后勤供给，遇有战事，往往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供应粮草的队伍几乎跟作战部队一样多。在卫所制度下，军队战时的后勤供应是两套体制，即部分由屯垦的卫所和地方供应，部分由兵部供应，结果往往系统紊乱。不是供给重叠，就是供应不上，关键是少慢差费，效率极低。所以，这样的兵制，跟朱元璋当年设计的初衷正好相反，不仅没有节省开支，提高战斗力，反而既浪费资源，又削弱了战斗力。
2．明朝的中央军制
明朝中央军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京营，二是亲军。京营是首都的卫戍部队，明初因平时归五军都督府管理，因此被称为“五军营”。朱棣上台之后，亲征蒙古，嫡系军队分为左右哨和左右掖和中军五部分，形成新的“五军营”。除此以外，还有以3000边外降卒为基础建立的“三千营”和以火器装备的“神机营”，这就是京师的“三大营”。除了常设的京营之外，各地还要派卫所的军队到北京来轮流宿卫，有时也算在中央军的范围。三大营体制确立后，五军都督府虽然还在，但已经形同虚设。
亲军属于皇帝的亲卫部队，由皇城守卫部队、禁兵和锦衣卫组成。其中，锦衣卫还兼管巡查缉捕，是直属皇帝的特务组织。禁兵则由精选的武艺高强、身强力壮的汉、蒙、回等民族的3000余勇士组成，编制是“四卫”（腾骧和武骧各2卫）和“勇士营”，直属于大内的御马监，是皇帝的贴身护卫。
中央军的兵力居全国之冠，多的时候达到60多万人，少时也有20多万。出征和镇压国内叛乱，京营应该是主要力量，但事实上，京营力量并不强。京营的士兵，同样面临着官方的劳役、将领的使役，同时，士兵地位过低，既不能脱籍参加科考，又很难通过战争晋升，所以往往精壮者逃亡，老弱者留营。而京城那些浮浪市民、地痞流棍，往往又以投军为安身立命之处，结果造成京营士兵素质每况愈下，能战者连十分之一都没有。明英宗亲征惨败的土木之役，50万大军悉数覆灭，连皇帝本人都做了俘虏，其中固然有决策和指挥上的问题，但这么多军队，跟瓦剌几万人作战，就算蒙古兵战斗力强，连个皇帝都保不住，可见京营战斗力之低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3．军事指挥体系
明朝军事指挥系统的结构大体是武官、文官和宦官三位一体，以文制武，以内（宦官）制外。在中央，原来从大都督府转化来的五军都督府是最高军事管理机构。但永乐年间，随着中央军军制的改革，五军都督府很快变成了闲衙。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在名义上，是只有文官组成的兵部。兵部不仅负责军队编制、后勤供给、军官晋升、军队训练，还负责战时的军队调动和战略制定。而武职将领则降到了只负责具体战役和战斗指挥的地位。在中央，五军都督府则沦落到了只配给京营传达兵部指令的田地；而在地方，都司和后来的总兵，也必须受文官巡抚和总督的节制。
但是，明朝的军事制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内制外，内臣对于军事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在明朝的宦官专权局面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制度安排上就已经有了一个内廷的宦官机构御马监，这个机构负责掌握调兵遣将的兵符火牌。也就是说，兵部的军令必须经过太监的手续，才能生效。后来，御马监太监还负责掌管皇帝的贴身侍卫部队禁兵，接着，大部分外派的宦官监军，都由御马监派出。御马监原本是一个掌管马匹的内廷机关，但经过皇帝特许，逐渐变成了军事指挥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我们前面讲过，明朝的中枢决策机构逐渐形成了内阁票拟、司礼监批朱的结构。这个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司礼监方面倾斜。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往往是在内阁参谋下，由司礼监作出，由兵部发出军令，再由御马监出兵符火牌，最后由文臣督率武将执行。在这里，内臣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4．明朝兵制的检讨
明朝的兵制，虽然在制度上有一定弹性，在具体战斗指挥上，还比较能够发挥武官的作用。京营和镇守军的武职将领，可以既是平时的训练管理者，又是战时的指挥者。在某些特殊的危机场合，甚至允许武将自行招募士兵，组成军队。但是，这种制度在激励机制上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实行武官世袭制，先是阻碍了士兵因军功升迁的路，而后允许士兵因功晋升之后，升为军官的士兵则祖祖辈辈都是军官，使得军职官员越来越多，大多变成闲差，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负担。其次是改革不彻底。兵役制度上，世兵义务制已经不中用了但还不革除，另添募兵制；卫所制已经废弛，也不革除，另加镇守军制。结果是除了在开始阶段的改革还有效用之外，后面则效用递减，直至为零。废弛的卫所里，国家还照旧养着一群军官和家属，另外更大一群老弱残兵和家属也需要负担。实行募兵的时候，国家没有专项资金，只能靠增加赋税。由于募兵设镇和填充京营在制度上都属于临时措施，所以，凡事没有一定之规，在士兵管理和资金管理上都存在着日益严重的问题。随着明朝边境危机日趋严重，兵只能越募越多，但国家的资金有限（管理不善导致缺口更大），因此，用于每个募来的士兵上的钱只能日见其少，结果是募兵的素质也江河日下。
第六节 明朝皇室的特务机构
明朝皇帝统治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设置了监视群臣的特务机构。一般来讲，做皇帝的怀疑臣子效忠与否是正常的，制度设置上相互牵制，监察机构的监察按理说已经足以防止臣子不忠甚至叛乱。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传统王朝政府很少利用特务，即使安插类似的人员，采用类似的手段，往往也是隐蔽的。因为大多数王朝往往强调君臣之间的道德联系，强调君臣之间的信任。可是，猜忌心过重的明朝皇帝却公开设置特务机构，昭示他们对于朝臣的不信任。特务机构于有明一朝，不断地得到加强。
明朝最初的特务机关是锦衣卫。锦衣卫是朱元璋建立的特务机构，前身是从仪鸾司，具有皇帝身边侍卫的性质。到了朱元璋屡兴大狱、诛杀功臣的时候，仪鸾卫转化为锦衣卫，内设镇抚司专门负责“诏狱”，即皇帝亲自处理的重大案件。这个机构实际上成为朱元璋迫害功臣的工具。朱元璋连兴大狱，大规模刑讯逼供，杀掉数以万计的官员，几乎全靠锦衣卫。正是在明初官场的血雨腥风中，锦衣卫得以壮大成长，获得了动辄置人于死地的特权。据说，在朱元璋时代，朝臣们早上出门，都要跟家人诀别，说不定晚上就回不来了。
锦衣卫也负责监视群臣，缉捕叛逆。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可以不经司法机关，自行抓进监狱审讯。在明朝，凡是进了锦衣卫监狱的人，一般都难以活着出来。其酷刑之残忍，超出常人想象，往往使人在受尽折磨后“招供”，然后再处死。锦衣卫审理诏狱，刑部和大理寺不能干涉，但有的时候，锦衣卫却可以干预刑部管辖的案件，只要他们认为适当，就可以从刑部提走人犯，或者干预正常的案件审理。不仅如此，锦衣卫还不受任何机关监督，连御史也不能弹劾。锦衣卫的成员犯了法，只有皇帝能够处置，所以，锦衣卫等于是政府之外的政府。
朱元璋废相之后，招翰林院四个老儒前来帮助处理公文。其中有一个叫钱宰的，年事虽高，但办事还算得力，写东西也令皇帝满意。一日散朝回家，大概总是早起，渴望睡懒觉了，不由诗兴大发，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道：昨天做的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钱宰一个劲地磕头谢罪。由此可见，锦衣卫特务是多么厉害。（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明朝类似的特务机关还有“厂”。厂是太监主管的特务机关，始建于永乐年间。大概这个篡逆起家的皇帝，对于人们模仿自己的行为过于担心，以至于一个特务机关还嫌不够，生怕锦衣卫徇私，于是又建了一个由宦官主持的特务机关。厂有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之分。东厂是常设机关，西厂和内行厂一度设置，后来又撤销了。它们的性质都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东厂因其外署设在东安门外而得名，例由司礼监管辖。司礼监权势最大的秉笔太监中的一人，兼任东厂提督。东厂例无属官，但却拥有大批侦探。这些侦探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打探朝臣动静。东厂跟三教九流甚至地痞流氓都关系密切，拥有广泛的信息来源。而且，东厂拥有特权，可以监视各个衙门的公务处理过程。小到街上抓到了小偷，大到六部堂官的举止，都在打探之列。东厂设有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审讯，只要是东厂处理的案件，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包括内阁都不得过问。明末专权的太监魏忠贤，就对外自称“厂臣”，东厂是他专权的利器。
东厂的功能跟锦衣卫相仿，所以难免有冲突。在宦官势力还不够大的时候，往往锦衣卫占上风，但是到了宦官专权之际，情势就掉了过来，甚至锦衣卫本身都被掌权宦官的亲戚和家人控制，成为司礼监的附属机构。
锦衣卫和东厂都是明朝皇权绝对化的产物。它们代表了传统政治最黑暗最冷酷的一面——监视、告密、秘密刑讯以及滥杀无辜。这种事情当然在许多朝代都有，但像明朝这样公然设置官方机构来专门做特务，还未曾有过。这种制度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统治方式已经失灵，只能依靠特务的鬼蜮手段。只能说明明朝的皇帝具有近乎病态的猜忌心，他们从意识到行为都表现出明目张胆的“家天下”意向，除了自己的家人和去势的太监，对别人缺乏起码的信任，只有这种近乎鬼蜮的伎俩，才能使他们稍稍安心。他们想要掌握臣子的一举一动，捕捉每个蛛丝马迹，有意使臣子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勒斯之剑，一言一行都不敢马虎，从而确立自己深不可测的权威。可是事实上，特务机构只是为宦官专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专权的太监和权臣打击政敌的工具。自朱元璋起，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忠臣义士丧生在东西厂和锦衣卫的魔掌之中。而这种特务统治，对于王朝政治其实并没有好处。它损害了士大夫对王朝的亲和力，对王朝的根本利益是非常不利的。
锦衣卫印客观地说，这种特务式的统治方式，固然可以起到最大限度震慑反叛的作用，但对士大夫的报国热情和济世雄心却是极大的伤害。事实上，自有理学以来，士大夫的反叛已经成为极为罕见的现象，在观念上，士大夫对反叛具有极大的心理障碍，而且，制度上的牵制已经足以将最小的不臣意图扼杀在萌芽之中，几乎没有人会从事这种风险大到了极点的尝试。而士大夫的报国之志，却是每个王朝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珍惜和保护这种财富，王朝才可能有更新的气象。
第七节 明朝的监察制度
明朝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这是一个跟六部平起平坐的独立机构。如果说，东厂和锦衣卫是皇帝鬼蜮式的耳目，那么都察院就是皇帝正常的耳目。明代的监察机构所负责任比较多，除了监察百官，与大理寺和刑部同理重大案件之外，还会同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都察院下属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分别负责各方面官员的监察，所以，都察院还要负责所辖御史的考核与管理。
都察院的负责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并立，称为“七卿”，威权极重。副长官为副左右都御史和左右佥都御史。由于明代派下去的总督和巡抚往往兼有督察官员的责任，所以大多带都御史和副都御史的头衔。所以，明代都察院的负责人往往没有定额。一般来说，凡是外派的巡查官员带都察院衔的，实际上等于地方官。而没有巡抚总督责任的，才是真正的都察院长官。
都察院主要部属是按省分的十三道监察御史，每道7～11人不等，共110个御史。在明代，监察御史的职责非常泛。一方面，要跟都察院的长官一道，参与朝廷的廷议和廷推，负责检查群臣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的举止是否合乎规范。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对中央各个衙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监督，以及官员自身的品行监督。
监察事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当廷弹劾，二是检查档案，三是出外巡查。
当廷弹劾，在明代被称为“拾遗”。这项工作一般是和六科给事中一起进行的。凡朝臣有失，则当廷宣读劾章，或者将劾章密封交给皇帝。被弹劾者马上就得做出反应，在上书自辩的同时，主动表示辞职待罪。
检查档案，又被称为照刷文卷。每隔几年，监察御史就要被派往各个衙门检查档案，主要是检查各衙门的公文处理情况。如果积压过多，或者处理不妥当，那么衙门负责人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
出外巡查有各种各样的专差，比如乡试的监考、京营训练的考察、漕运的考察、屯田事务的考察等等，难以计数，既有例行公务，也有临时的差遣。巡查的另一类重头任务是巡按地方。明朝的定制，每年都要派遣监察御史到各个省巡回考察。派到地方的御史被称为巡按，每省一个。由于省区辽阔，事务繁多，巡查往往得在地方上待上很长时间，但是为了防止御史地方化，跟地方官结成关系网，明朝政府规定巡查期为一年。其实，一年时间也不短了，足够御史与地方官达成默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就算巡按足够清廉，要想完成任务，多少也需地方上的配合，多少得有某种程度的“地方化”。事实上，巡按也被看作地方大员中的一个。虽然御史官阶仅七品，但由于是“代天子巡狩”，所以有钦差的意义，三司和巡抚总督都必须对之表示出十二分的礼敬才行。巡按的监察事务范围非常广，包括地方上的教化推行、司法业务、税收任务、公共事务，甚至还连带着负责接受老百姓的诉状，平反冤狱，接受“民告官”的诉讼。
明朝初年，朱元璋对于吏治非常在意，加强监察制度，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惩治贪官。官贪赃至60两者，枭首示众，剥皮楦草。府、州、县衙门的旁边，特立一土地庙，为剥皮的场所，人们称这个庙为剥皮庙。官府衙门的公座旁，都要悬挂一个剥皮楦草的袋子，令官员每日见了触目惊心。
明朝的监察系统，还包括六科给事中。明朝没有门下省，也没有专门负责谏议的机构，六科就是谏官。六科与六部相对应，对应吏部的叫吏部给事中，对应兵部的叫兵部给事中，余此类推。每科管每科之事，但有时也可以越过科的界限，管别科的事。六科给事中主要职责，一是检查六部疏奏的缺失和遗漏，如有缺失，则发还重拟。二是中枢处理过、经过御批下发的公文，例由给事中过手，如果他们认为不合适，可以封还驳正，基本上是在履行过去门下省的职责。除此以外，给事中还可以给皇帝提意见，弹劾违法的官员。只是，在明代君权绝对化的氛围里，六科给事中给皇帝建言、提意见的功能逐渐在减退，工夫都花在对付中央各个部门的失职和官员的贪渎上了，即使行使封驳之权，往往也是针对内阁，而不针对皇帝。
明朝的监察系统，比之其他朝代，具有更浓的皇帝耳目的意味。原本监督制约皇权的功能，已经基本退化了。这种状况，跟制度安排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明朝的制度，就是围绕着如何强化君权来设计的。
第八节 明朝独特的宗藩制度
朱元璋是一个具有明确“家天下”意识的皇帝，因此在制度安排上，有意赋予王朝朱氏家族的意味，不加任何掩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以乡土农民式的国家观念来看待他所开创的王朝的。因此，朱元璋开创的宗藩制度对于朱家子孙格外照顾。这个制度有两个原则，一是亲亲尊荣原则，即凡是皇族，无论亲疏，都是最尊贵的，必须得到最好的待遇。二是家族护翼原则，即朱家的天下，要靠朱家子孙来护卫。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明朝有了最为奇特的宗藩制度。皇室宗亲被封为藩王，不仅拥有封地的利益，而且拥有兵权，明初的几个封在边地抵御蒙古的亲王，甚至握有国家最强大的军团。藩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所有朝中大臣，都必须以君臣之礼见藩王。在朱元璋统治时期，藩王不仅可以随意处置百姓，而且可以处罚官吏。藩王的嫡长子袭承爵位，爵位不降代递减，封为亲王就永做亲王，其余的儿子，虽然逐代降封，但降到最后，最低也是奉国中尉，相当于从六品的官阶。除非有叛逆行为，宗室不受任何处罚。即使因叛逆降为庶人，俸禄和供给也不减。凡宗室后代，不许从事士农工商任何行业，全部由国家养起来。
永乐以后，自己做贼的朱棣有了防贼意识，开始对宗藩有了防范。削去了藩王的兵权，对他们的行动有了限制，藩王之间不许往来交通，藩王无故不许出境。但是，对宗藩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待却没有减少，宗藩仍然有相当势力。他们有自己的护卫武装，还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大的藩王占田动辄上万顷，万历时的福王，居然开价四万顷才肯就藩，后来经过讨价还价，占地达到二万顷。像朱棣这样的反叛行为，其实并没有真的绝迹。正德年间，居然发生了两次藩王叛乱，其中宁王朱宸濠叛乱，震动全国，宁王居然以自己的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甚至到海外购置佛郎机大炮，兵力达数万之多。如果不是在前线的地方官王守仁等人处置得当，手段高明，恐怕在主昏国乱之际，再来一次靖难之役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有明一朝，宗藩制度的真正困局还不在于宗藩对皇权的威胁，而是巨大的供应压力。明代实行对宗室高爵厚养制度，亲王岁禄1万石，郡王2000石，依次降到最末一级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比之同品级的官员高出1倍还多。这个制度的关键是凡宗室就有俸禄，即使降为庶人，供给不减。除了禄米之外，还有丝绸、布匹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的供给，婚丧嫁娶都有赏赐，碰到皇帝或者太后宠爱的幸运儿，一赏动辄巨万。万历的宠儿福王，婚费30万，营造王宫，又加28万，再加2万顷良田，数千淮盐盐引，将河南一省食盐的包销都赏给了他。仅万历的一个儿子，就让河南、山东几省的财源消耗殆尽。（参见《明史》卷120《诸王传五》）
开国之初，靠在国家身上吃供应的宗室仅58人，当然感不到什么供应的困难，可是，随着升平日久，优厚的宗藩生活使得朱家子孙发展出超强的生殖能力，以几何或者超几何的级数增长起来。正德年间，有亲王三十，郡王二百一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隆万之际（隆庆、万历），郡王二百五十一，将军七千一百，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七千零七十三。如此庞大的宗室人口，给明朝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上疏说，天下每年供应京师粮食400万石，但供应宗室的禄米就达853万石，山西、河南两省的粮食，即使全部供应当地宗室，连一半都不够。另外，该年的田赋总收入为2284石，而宗室的禄米占去1/3强。这种情况，越到明朝后期越严重，成为削弱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庆成郡王整整生养了100个儿子。除长子袭爵外，其余99个儿子都封为镇国将军，光这个郡王一府的兄弟，一年的禄米就要10万零1千石，略等于100个正一品大员的岁禄总和。
由于“祖制”不能轻易改动，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明朝政府不得不采用动员宗藩“辞禄”的办法，但基本上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后来又在宗室后代的“请名”与“请封”上做文章，尽量推迟宗室后代的正式命名时间（明代宗室必须统一命名，生下孩子必须请名，如果正式的名字没有下来，只能叫乳名，不得婚配）和封爵时间，以减少宗室人口。到了明朝后期，朝廷在宗室生计问题上进一步松动，可以允许一部分人自谋生计。尽管相当多的宗室生计已经有了困难，但“铁杆庄稼”依靠得太久，宗室已经失去了谋生能力，难以自己谋生，所以，终明之世，宗室供应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样的宗藩制度，实际上对朱氏子孙也不是好事。大量的宗室不农不商也不仕，只能坐吃等死，大批沦为废物，一些有才干的人，也因得不到起用，而郁郁一生。这从总体上不利于这个家族的进化。朱元璋农民式的家族之爱，到头来实际上是害了自己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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