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拖下去，顺顺就要搬家了，薛去疾带上宣纸墨汁磙子排笔等工具去那排房，拓那红泥庵碑的背面。
薛去疾拖延着不去，是怕又遇上何司令。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薛去疾刚踅进那院，偏就遇上了何司令。何司令是到院子里的水龙头那儿接水去了，一眼看见薛去疾，如获至宝，硬把他又拉到他那间破败的屋子里。
只见屋子里饭桌上，摊着宣纸，也有墨汁毛笔，是何司令在用大字报形式抄写歌篇。
何司令兴奋地告诉薛去疾，现在他每周有两天是到市中心的公园里，同红歌会的同好们一起唱红歌，他说：“有的人净爱唱些软红歌，什么《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还有的把那些个苏联歌，什么《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当红歌唱，我跟几个老哥们儿姐们儿提倡唱硬红歌，特别是毛**语录歌，他们有的就说，忘了调调，没谱子唱不来，所以我就每回带几大张歌篇去，到了那儿挂在树上领着唱！也没有当年的歌本了，全凭记忆，好在我简谱还成，写出来意思全到位，比如这首《下定决心》，我能带领大家伙儿分三部重唱……”说着就挥拳唱了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见薛去疾木然地站在那里，叹口气说：“大浪淘沙，多有晚节不保的主儿，你还算背叛得不深的……还是****说得对，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点不假，就好比前天去聚，有的挂出的歌篇上是什么《渔光曲》，说是总比《夜来香》好吧，我就跟他辩论，特别是跟年轻一点的歌友们扫盲：《渔光曲》是所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里的插曲，那电影那歌都属于文艺黑线上的产物，跟毛**的革命文艺路线是对立的！正如****所说，有的人顶着共产党员的名义，却写些个反党的名堂，对人民群众欺骗性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渔光曲》的反动性，超过了《夜来香》！……后来，他们有的唱那《渔光曲》，我们真左派就高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
薛去疾真怕何司令把那唱段吼上一遍，就截断他说：“你忙你的吧，我是来找顺顺的，他等着我呢……”
何司令拦住他不让走：“知道你不是找我来的。当年你紧跟我，如今你紧跟走资派。不过，我问你，今天是个什么日子？”
薛去疾觉得对面这个人真的神经不正常了。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很平常的日子，没有重大政治活动，没有大新闻，没有大促销也没有环城马拉松……
何司令的脸色变得十分诡异，他宣布：“今天是五月十六日！”
薛去疾过了几秒钟才倏地醒悟：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有个《五·一六通知》，那实际上也就是“*****”的总动员令，不过当时工厂里所有的人，从后来被打成“走资派”的厂领导，到后来成为造反派司令的何海山，更别说薛去疾那样的政治上一贯缺乏敏感性的技术人员，谁都没有意识到，《五·一六通知》里号召全党全民与之斗争的所谓“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竟然是刘少奇！……往事不堪回忆，他也不愿意去回忆，此时此刻，他意识到，何海山依然将他的生命，同那个《通知》黏连在一起，而他，早已经和“**”切割开了……
不想再停留，薛去疾挪脚，何司令却捏住了他的胳膊，他也不便强行挣脱，何况铸工出身的何司令虽然英雄末路，余下的力气仍是他难以抗衡的。
“你给我写几个字再走！”何司令发布命令。
想当年，何司令演讲时肩膀一抖，军大衣一落，薛去疾会麻利地接到怀抱中；何司令将一摞别人写好的大字报稿往他跟前一撂，命令：“抄出来！”他便会立即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抄写。
“写什么字啊？”薛去疾问。
“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薛去疾面有难色。
“好，那就方便你，写‘星火燎原’四个字好啦！”
薛去疾还试图推却：“那是毛**写过的，我可写不了毛体，当年抄大字报，也不能用草书，是吧？”
“你也不配写毛体。就跟当年抄大字报一样，楷体就行，不过要写个中堂，我要挂起来，每天看，激励自己。”
薛去疾朝那屋里正墙一瞥，依然挂着那天看见的三张头像，当中是印刷的，两边是手绘的。难道何司令要把那四个字挂画像上头？……管不了那么多，早点脱身才好，薛去疾就把自己的东西搁一边，用何司令的纸笔墨，给他写下了那么四个大字。
何司令端详那四个字，摸着下巴，基本满意，拍了薛去疾肩膀一下，说：“你还属于统战对象。去吧！”
薛去疾赶紧拿好自己的东西，一溜烟出了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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