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常驻中国的使节，严格地说，自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就已经来了。经过英法联军大动干戈，1860年之后，外国公使开始驻京，清朝也成立了总理衙门，标志着清朝政府正式进入西方的外交体系。但是，自打那儿以后，清朝政府却迟迟不能派出驻外使节。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是进了人家的门，却待在门槛上。人家进来，是打破大门强加的，自己要主动走出去，等于认同人家的体系，这需要认识上的自觉。显然，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自觉还是相当难的。在天下体系盛行的时候，一般都是朝贡国上门，至于天朝出使，则相当的少。有清一朝，派出使节的事情，只有前往越南、朝鲜和琉球册封当地国王时才有过，虽然路途颠簸，但威风无限。而现在这种理论上平等，事实上矮人一头的关系，清政府没有兴趣派人出使，也没有人乐意出使，的确情有可原。
然而，这种只来不往的外交关系，吃亏的当然是中国，但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多少有点不对头。至少，说明清政府并没有完全被纳入西方的世界体系。所以，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西方费尽心机，力求说服中国人，走出去。
美国人蒲安臣带队的中国使团第一次走出去，是沾了一个美国人的光，这就是著名的蒲安臣使团。此前的1866年，由于总税务司赫德的游说，奕允许赫德趁回国休假之机，带总税务司的文案斌椿和两位同文馆的学生，随同一道去英国考察游历。但斌椿级别过低，此行没有任何使命，只能算是派了个小吏，出去走了走。当然，这说明在总理衙门成立5年之后，经过这么多次地跟洋人打交道，主管总理衙门的奕，也觉得需要走出去，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对手。特别是，再次的修约期限快要到了，这种需求，就更加强烈。1867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满，将要辞职回国。这位美国公使，不像英法公使，一股子白人的傲慢。相对而言，他对华比较友好，乐于助人。他深知中国国内没有人肯出使西洋，所以，自告奋勇，愿意替中国人做一回使节，带人走一遭。他的提议，得到了此时已经深得奕之心的赫德的赞同。而奕也知道，此时万难派出像样的人走出去。所有的官员，都对他们所不了解的西方，深怀疑虑和恐惧，对于走出国门，视为畏途。虽说，这样的做法，不大合体制，但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朝廷只好同意蒲安臣的建议，委任蒲安臣为“钦派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领衔出使西洋。使团中，夹了两位总理衙门章京，同时，总税务司，也派了两位自己的人。这样一个杂凑的使团，自1868年2月启程，到1870年10月回国，几乎走遍了西方各国。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让随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识了西方。
当然，出去两个总理衙门章京级别的人物，还是跟着人家走的，算不上是正经的使节。更何况，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是要派出在外国的常驻使节。否则，中国至少在理论上，就不算一个可以跟人家对等的国家。逐渐明白了这一点的清政府，对此感到有点焦虑了。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始终是个大问题。此前跟着蒲安臣出国的两位，回来之后，依旧臭泥扶不上墙，不能顶用，要找第一驻外使节，还是得在朝臣里找。然而，这个时候，即使办洋务的大臣，也没有乐意出去常驻的。
突破的机会，每每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时候，经过太平天国战争激发起责任心来的士大夫，总会有乐意献身的。1875年2月，前去云南探险，或者说勘察地形的英国人马嘉理和四个从人，被云南的边民所杀。英国提出要清廷惩罚负有责任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客观地说，马嘉理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英国使馆的翻译，率队考察云南边界，由于云南接壤英国统治的缅甸，此行当然不怀好意。但岑毓英也不是善类，根本不会处理这样的事情。毕竟，马嘉理是拿到了合法手续的，如果你觉察到了他的用心，加以限制监视是可以的，但放纵边民，将人杀掉，反而造成清政府的被动。所以，清政府拿掉岑毓英的官职，是摆平事端唯一办法。但是，人们即使明白这一点，却没有人肯出这个头。这时候，时任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兼职的郭嵩焘，冒了出来，非常不识趣地上奏谈了自己的看法，要求把岑毓英免职。
然而，1870年代，是个洋务大发展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外摩擦，尤其是民间民教冲突高发的年代。在太平天国战争过后，中国官民，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反感情绪逐渐高涨。而基督教各派无孔不入的传播，也极大地增加了民教摩擦和冲突的概率。大规模教案，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和民众的仇外情绪高涨。所以，凡是发生了跟外国人的冲突的地方，将地方官解职，根本政治上就不正确。贵州教案，提督田兴恕是杀人的罪魁祸首，遭到发配，还人人称冤。天津教案，名望如此之高的曾国藩亲自处理，只因为处理了几位地方官，就闹得士怨沸腾，自己名声大坏。所以，郭嵩焘出头谴责岑毓英，马上招致朝野一致的抨击。跟他同为湖南人，也同为湘军同事的刘坤一，反响尤其强烈。
无论郭嵩焘的出头怎样为自己揽来泼天的骂名，但马嘉理案，还是得处理。英国人要求，清朝派大员，赴英国道歉。而朝廷因为郭嵩焘自己出头，顺势就委派他担任出使英国大臣，常驻伦敦，一举两得地解决了长期以来派不出驻外使节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也无可推诿，只能从命。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跟左宗棠是小同乡，跟同为湘中豪杰的刘蓉、曾国藩还有江忠源，都是好朋友。跟左宗棠比，他的科举之路，还算顺利。但进入仕途之后，却总是有坎儿。他得到过肃顺的赏识，得以走近皇帝身边，做南书房行走。但是，却得罪了当时朝廷倚重的僧格林沁。跟李鸿章合作很愉快，但做广东巡抚时，却跟两广总督瑞麟不和，还挨了同乡好友左宗棠的暗箭，不得不去职。没犯过什么事，但却屡起屡跌。其实，郭嵩焘是个不可多得的能人，无论办盐务，筹军饷，还是办交涉，办洋务，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见识又高，办法又多，在同期的洋务运动中，他对世界大势的看法，对西方的认识，均超出同辈，包括曾左李他们不少。然而，恰是他的出色，他的不同凡响，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在一个特别不该出头的时候，碰了一位士大夫眼中的英雄，一个杀死了洋人的总督，而后，又接受任命，去了洋鬼子的地方，“屈膝投降”。
于是在接受任命到上任这段时间里，郭嵩焘成了箭垛子，来自官员的恶意攻击，无日或无。而他家乡的民众与士绅，群情激奋，大家异口同声，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尽管当日湘军的同仁们，与他交情匪浅，但此时也没有几个敢替他出头的。只有当日同在曾国藩幕中为同事的赵烈文，写信给他，表示强烈的声援，但毕竟人微言轻，不足以扭转大局。西太后接见他，对他表示了支持，说他的一片苦心，朝廷知道，让他只管放心出国。从后来的结果看，西太后的保证，其实是靠不住的，她只是不想让众人的骂声，弹劾声，搅黄了好不容易打开的派人出使的大事。
打开中国外交的第一人——郭嵩焘郭嵩焘走后，他的家乡闹翻了天。当昔日的湘军同僚，听说他不仅弹劾在他们眼里抗洋有功的岑毓英，居然敢去父母之乡，跑到洋鬼子的地方“投降”洋人，肺都气炸了。整个湖南士林，同仇敌忾，纷纷传扬郭嵩焘的卖国汉奸恶行。觉得湖南出了这么一个汉奸，是湖南的耻辱，三湘士子，从此羞于跟此人为伍。突然之间，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传说，说是郭嵩焘捐建的长沙上林寺附近，有洋人出没，要在省城建天主堂。消息传开，整个长沙都炸了窝。
太平天国战争过后，曾系湘军解散，大批发了战争财的湘军将领，回到家乡，成为新的乡绅。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刺激，他们中间好些人对于基督教特别仇视。其中有一个叫周铁汉的人，几乎是倾其财力，鼓动反教。编印了大批丑画基督教的宣传品，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鼓吹打教闹教。在这样的氛围里，洋人在长沙建教堂的传闻，无疑是爆炸性的。无论真假，都会引起人们，尤其是士人的强烈反应。不幸的是，这个传闻，被扣在了郭嵩焘头上，让他躺着中枪。因为上林寺是他捐建的。人们纷纷传言，说郭嵩焘的党徒，跟洋人勾结，要把天主教引入长沙。
其实，这种事本是无稽之谈。一个佛家寺庙，有什么理由去跟基督教会有勾搭？就算有这么回事，跟万里之外的郭嵩焘又有什么关系？一个寺庙，当地绅士出了点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出钱的人多了，又不是他一个，怎么这个庙的僧人，就变成了捐助者之一的郭嵩焘的死党？当然，此时的郭嵩焘，已经变成三湘士子眼中的汉奸。所以，只要有人把事情扯到他头上，众口铄金，不是也是了。
于是，在长沙参加乡试的试子们，愤而罢考，成千的人涌到上林寺，看热闹的闲人，兴高采烈，愤怒而且亢奋的人火烧捣毁了上林寺。幸好寺中的和尚闻风而逃，没有被抓住，否则，多半会被烧死。
毁了上林寺之后，应试的试子们，还意犹未尽，打算冲进郭嵩焘的家里，尽情发泄。各种丑诋郭嵩焘的揭帖，贴得到处都是，连郭家所在的街上都有。吓得郭家人终日大门紧闭，赶紧托人跟郭嵩焘联系，让他想办法。此时，郭嵩焘还是朝廷的正二品现职官员，家里受到这样的威胁，湖南地方官居然不闻不问，很多人还在看热闹。当时的湖南巡抚是王文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郭家加以保护。如果这些试子加闲人们真的冲进郭家，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朝廷命官的身份，使得这些试子还是有所忌惮，没有立即行动。
后来，接到家人来信，郭嵩焘将消息上报朝廷，西太后觉得太不像话，由恭亲王奕责令王文韶，要他遏制风潮。风波才慢慢平息。在此期间，在三湘士人中流传一副讥讽郭嵩焘的对子：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乡。
到了1870年代后期，湖南的读书人，居然还把出使外国，视为去“事鬼”，即侍奉洋鬼子。这样的见识，这样像流行病似的见识，不仅让走出国门的腿迈不动，也令洋务事业，举步维艰。
尽管郭嵩焘堪称中国驻外使节中，最称职的一位，不仅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权益，而且赢得了驻在国（英国和法国，后来他兼任驻法公使）的信任。但是，却不仅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诋毁，也被他的副使刘锡鸿迭次告黑状。此时，由于对外派出使节的事情，也打开了局面，好些人贪图驻外的优厚待遇，不再视驻外为畏途，朝廷卸磨杀驴，不再为他撑口袋。卸任之后，他赋闲在家，湖南的地方官和士绅们，对他十分冷淡，最后，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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