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使驻京，是洋人以走进来，或者说闯进来的方式，把中国拉入他们的世界体系。而最终中国人走出去，进驻西方国家做驻外使节，是中国自己走出去，进入人家的世界。前一件事儿，从皇帝到大臣，没有乐意的。但人家打上门来，不得不答应。但是，到了后一件事提上日程的时候，其实至少清政府的当家人，已经意识到了进入人家世界的必要。但是，走到这一步，所谓天朝上国的架子，则连个虚幻的影子都没有了。
可惜，此时的士大夫，尤其是保守派的士大夫，并不认账。对外抵抗战争，打一仗败一仗，输得连鞋底都没了。但是，毕竟洋人没有推翻大清，另立新朝。务实的人办起了洋务，保守派一面冷嘲热讽，但一面又有点幻想，觉得如此这般地办了，洋枪洋炮来了，西洋机器也来了，也许中国就可以跟洋人抗衡，保住天朝上国的架子。如果这种时候，应洋人的请求，派人出去“事鬼”，那么，不仅天朝上国的架子倒了，士大夫的面子，也彻底没了。
所以，官员不乐意出国，不仅仅是因为陌生而导致的恐惧，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从心底里，就不想让这种事办成。因此，在为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选副使之时，就出了蹊跷。按国际法，各国之间互派常驻使节，没有副使一说。但是，清政府却非派不可。副使原来定的人选，是许钤身，但是，临到发表时，却改了刘锡鸿。
说起来，这个刘锡鸿，原是郭嵩焘招来的，他是郭的旧部。当日在广东巡抚任上，刘锡鸿干得还不错。这个举人出身的人，相比较起来，脑瓜不旧，喜谈洋务。为人很认死理，仅就这一点而言，性子多少跟郭嵩焘有那么点像。但是，刘锡鸿人很偏狭，心眼小，又比较会钻营。君子可以欺之以方，郭嵩焘一时也没看透他，待他一直不薄，从广东离任之前，还保举了他。按老理，郭嵩焘算是他的恩主了。郭嵩焘要出使英国，刘锡鸿自请跟着去，又加上好友的推荐，郭嵩焘就答应了。但由于副使已经有人了，所以，郭嵩焘只能推荐他做参赞。但是，最后发表的时候，许钤身不见了，副使变成了刘锡鸿。
从事后来看，刘锡鸿能成为副使，当然他自己的钻营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保守派大佬，看上了这个人。身为军机大臣的李鸿藻和沈桂芬这样的人，看准了刘锡鸿是个搅屎棍，特意把他升了官，派到郭嵩焘身边做副使，为的就是牵制监督郭嵩焘。而且，为了造成这两人的嫌隙，还特意把郭嵩焘只推荐他做参赞的事，告诉了刘锡鸿。果然，刘锡鸿还没等上任，就已经恨上了郭嵩焘。
但是，郭嵩焘对此却一无所知。郭嵩焘在那个时代，是个超有见识的人，也非常能做事。但是，他就像曾国藩说的那样，对于官场的险恶，认识不清，多少有点儿天真。有时候，只认道理，不知变通，对刘锡鸿这样的人，没有足够的警惕。所以，尽管刘锡鸿一直皮里阳秋，阴阳怪气，而且暗中在给郭嵩焘记黑账，打小报告，但是，郭嵩焘在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料到他能做得这么绝，对刘锡鸿缺乏起码的防备之心，什么事都不瞒着他，有时，居然还推心置腹，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在他面前说。
刘锡鸿出使英国写成的《英轺私记》但是，在英国期间，刘锡鸿和郭嵩焘的举止，高下立判。刘锡鸿矫情，端着架子，处处感觉人家敌意，无论人家怎么做，他都浑身不舒服。风度举止，都让西方人看不惯。随地吐痰，吃相难看，大声喧哗，所有后来中国人的毛病，这个副使大人都有。但是，郭嵩焘却没有，而且处处注意学习西方人的礼节，观察人家的待人接物。结果，郭嵩焘处处受人欢迎，而刘锡鸿处处令人讨嫌。英国人越是觉得郭嵩焘好，刘锡鸿越是认为郭嵩焘有问题，他绝不从自己行为不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门心思觉得，英国人之所以喜欢郭嵩焘，就是因为他成心卖国。
1877年，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在国内出版，仅仅是因为有对西方比较多印象好的观感，结果引起北京政坛的轩然大波。朝野上下，即使是洋务中人，也不能容忍郭嵩焘这样的观点。至于清流党，则纷纷上书攻击。一时间，郭嵩焘处**夫所指的境地，坐实了汉奸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刘锡鸿的态度逐渐嚣张起来，甚至公开表示，他不是记仇之人，但郭嵩焘这样的人人指为汉奸之人，他决不能容忍。一般来讲，清朝的官场，同事之间，即使交恶，也不会公然出恶声，公开决裂，属于不智之举。但是，在刘锡鸿看来，他和郭嵩焘之间的事情，属于大是大非，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不惜撕破脸皮大干。公开写信给朝廷，给总理衙门，宣布郭嵩焘有辱国体，他绝不跟这样的人共事。
就这样，两个人公开闹翻了，互相弹劾。然后郭嵩焘上奏朝廷，要求病退回家，但朝廷一时找不到接替他的人选，为了稳定军心，于是让刘锡鸿去了德国，担任驻德公使，还让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两人分手之后，刘锡鸿上奏，罗列郭嵩焘十大罪状，个个都上纲上线，欲置郭嵩焘于死地。
这个刘锡鸿，从上任那天起，还在去英国的路上，就处心积虑收集郭嵩焘的黑材料，安着心，要找出郭嵩焘这个公认的“汉奸卖国贼”的卖国罪证，处处留心，天天写日记。公布出来的每一个罪状，都有明确的记载，时间地点都非常详尽。但是，却一丁点儿实际上的卖国实证都没找到。所开列的罪证，虽然帽子扣得都大得吓人，但无非就是说郭嵩焘言语和举止不当，在某些地方，说了在他看来大逆不道的话，比如，总是把“中国将做印度”，“中国或被吞并于英俄”挂在嘴边，向英国人反复提及。在他看来，这就叫有失国体。其实，这正是郭嵩焘爱国忧国的表现。至于举止，连舞会上见巴西国王起立，学洋人用伞，听音乐会看节目单，用西洋糖果招待客人，让自家的小妾学英语，参观英人的炮台，由于风大天凉，接受人家递过来的一件大衣披在身上，都成了十恶不赦之罪。
这十大罪状之中，最有杀伤力的有三条，一是擅自议论国旗的样式，二是主张杀岑毓英，三是经常避开翻译和副使，和英国人威妥玛在密室商议事情。然而，这三条大罪，第一条只有刘锡鸿一个人能证实，没有旁证，即使有旁证，一位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议论一下尚未确定下来的国旗样式，也不算罪过。至于其他两条，都是子虚乌有。首先，郭嵩焘根本就没有主张杀岑毓英，有郭嵩焘的奏折为证，其次，郭嵩焘不会英语，英国人威妥玛不懂汉语，两人在密室相商，能说什么？更何况，使馆根本就没人证实这一点。
刘锡鸿找郭嵩焘的罪证，找来找去，总是在礼教大义上做文章。但他自己为人太差，在驻英使馆里人见人烦，到了德国任上，举止乖张，固执无礼，动辄摆出一副天朝上使的架势，有时害得连正常的外交活动都搞不下去。但平时跟德国人打交道，却总是喜欢送礼，建立个人关系，以图在外交上求得便利，结果屡屡被人拒绝，丢尽了面子。在外交官圈子里，这个活宝，已经成了人家的笑柄。但他对馆里的属员，则十分苛刻，跟谁都格格不入。过于微言大义的罪证，落不到地上，而太糟的人缘，又使得没有人乐意给他作证。尽管双方大打奏折仗，朝廷里讨厌郭嵩焘的人多，有些大佬，像沈桂芬，相当欣赏刘锡鸿，但是，他们却没法给郭嵩焘治罪。毕竟，旁边还站着李鸿章，中国的外交，说破大天，还是李鸿章能主导，西太后也不得不听他的意见。
因此，尽管朝野上下，人人皆曰可杀，郭嵩焘已经臭到家了，但最后总理衙门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严旨训斥，说他们互相攻击（其实刘锡鸿率先发动的进攻，郭嵩焘只是被迫应战），有失大体。这样不辨是非的训诫，让郭嵩焘体味出朝廷背后的言语。作为一个问心无愧，而且十分清高的人，他知道他该走人了。于是他坚定地上书要求去职，回国养病。此时的郭嵩焘，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那个时代，已经算进入暮年。最终，郭嵩焘和刘锡鸿前后脚都被免职。从此以后，郭嵩焘一直赋闲在家，而刘锡鸿回国之后，则被他后面的大佬给他谋了一个光禄寺少卿的闲职，其实也被挂起来了。
晚清重臣。从左起，沈桂芬，董恂，毛昶熙。这场在域外发生的中国外交官之间的争吵，不止是郭、刘二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也不仅仅是居心叵测的刘锡鸿想要搞倒同僚的一场阴谋。争吵的背后，实际上是保守顽固派人士和开明一点的人们对于对外开放，对于融入西方世界体系的一场变相的论争。到了1870年代，中国已经开门30年了，天朝上国残存观念，从李鸿藻、沈桂芬到刘锡鸿，脑子不仅有，而且相当强固。从骨子里，士大夫的主流，此时还没有完全服气。很多人即使认可洋务的人，无非也是在幻想，通过引进西方器物的小打小闹，最终依旧可以咸鱼翻身，重温天朝上国之梦。至于那些把西班牙当日本，对于国际大势一无所知，甚至讨厌一切洋玩意的顽固派人士，则还想着有朝一日，上天降下天兵天将，恢复旧日的荣光呢。这样的人，要一直到闹完了义和团，八国联军打进来，才能醒，有些人一辈子就只能睡了。
郭嵩焘生在19世纪的中国，是他个人的悲剧。他的悲剧，是一个早慧者的悲剧。对于中西之间的情形，他看得太明白，觉悟得太早，不可不被士林唾弃。这个古老的帝国，居然就是有如此大的惰性，被西方拖入世界体系之后，几十年都浑浑噩噩，对付着度日。作为社会精英的觉醒，得拖到20世纪，被打得奄奄一息，才有眉目。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嵩焘的悲剧，也是中国士林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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