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办洋务的官僚的舞台。但如果只有这些官僚，洋务这个舞台，早晚得塌台。因为办不下去，演员不中用，戏班要解散，当然，戏台也搭不了太久。因为，这场运动，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朝廷改革，除了皇帝和官员，没别人什么事儿。这场运动，严格来讲，不是官场角度的自强，而是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一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个运动里，有官员，更有商人，但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此时还难以施展身手，因为运动面临的局面，不是他们所能驾驭的。所以，提到洋务运动，有一类一直以来名声不大好的商人必须提到，他们就是买办。
买办一词，最早来源于葡萄牙语comprador，当时人们音译为康百度。虽说，买办一词是明代就有的概念，指那些为宫廷办采买的人，但是，这个词，实际上是由于有了西方人，有了跟西方人做的买卖，才有意义。这个词，之所以最早是葡萄牙语的，后来英语也照搬过来，关键点在澳门这个地方。
自打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下来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西方人来华的登陆地和第一落脚点，清朝最繁盛的对外口岸广州，实际上也是因为有了澳门，才能玩得转，否则，也许会像其他几个口岸那样，半死不活，最后被取消。由于有了澳门，澳门周边的渔村，从此有了一种新的职业，跟外国人做生意，为外国人打工，当然，少数人因此也得以接受教会的教育，甚至像容闳那样，有机会出国深造。即使没有容闳那样的幸运，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学会一口半吊子的外语，有机会为外国商人服务，代为他们打理跟中国人的生意，也是当然的。这种人，就叫买办。后来，在十三行代办外商生意的人，也被称为买办。他们中间干得好的，在外商那里，也有经理之类的名头。发财了，自己也开公司，一边开公司，一边照样给洋人做事。
当年的香山县，今天的珠海，就是出产这种幸运儿的所在。
香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外缘，文化人远没有南海和番禺那样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没有太多的名气。但是，这个地方，却出买办，堪称著名的买办之乡。跟澳门近在咫尺的香山唐家村，弹丸之地，就涌现了一大批的买办。唐廷枢是魁首，他的胞兄唐廷植，族兄弟唐瑞芝、唐国泰，他的侄儿唐杰臣和侄孙唐纪常，都是买办。这还仅限于唐家。雍陌村的郑观应，是著名的买办，他的叔父郑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的买办，同宗兄弟郑济东，也是宝顺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既是小同乡，又都沾亲带故。
1553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趁中国政治昏乱，以贿赂地方官的方式，取得了在澳门上岸居住的权力。从那以后，这个弹丸大的小地方，成了西方人在华存在的一个据点，也是中国人得以近距离跟西方人接触的窗口。虽然后来中国政府在澳门出口处设置关闸，派兵把守，以隔绝中外，但是，广东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士兵们从来不会认真执行公务。所以，中国人来往其间，相当随便。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中国人，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对于跟自己长得不一样的西方人，不仅好奇，而且多少有点害怕。但是，架不住洋人存在的时间太长，不用多，一百年下来，到了清朝，这个地方的人对于洋人，已经熟悉了。少见才会多怪，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香山这个地方，多盐碱滩，土地贫瘠，谋生不易，只要有机会，就会有人抓住这个机会。逐渐地，为洋人打工，跟洋人做买卖，成为当地人的一项惯常的谋生手段。谋生的需要，自然要学几句洋文，开始是葡萄牙语，清朝中后期，英国人成为对华贸易的主导者，澳门的英美人很多，所以大家又开始学英文。而且澳门的英美传教士，也刻意办学，教香山贫困的孩子。容闳和黄宽，就是这样受的教育。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香港成了另一个澳门。香山籍的粤商，捷足先登，凭借语言的优势，很快在中西贸易中占据要津。后来上海贸易地位超过广州，他们又先后去了上海。凭借语言优势，占据要津。精明的江浙人，虽然善于经商，但却不善于跟洋人打交道。而在上海的洋行，洋人工厂，当时也只能请香山人做买办，开埠之初的上海，是粤商和粤匠的天下。所谓的粤商，主要是香山人。徐润和郑观应，都是到上海去做买办，最大的买办唐廷枢，先是在香港学了几年的英语，后来也到了上海发展。
清末的广州十三行货易码头在一个封闭的国度，即使没有所谓的民族主义意识，跟洋人打交道，也是一种不干净不道德的事情。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方面希望洋人来进贡，另一方面却对洋人深怀疑虑。特别是洋人展示了中国人所没有的奇技淫巧，能生产出奇妙的自鸣钟和打簧表之后，这种疑虑，就更加强烈。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出于对这种奇妙洋玩意的喜好，清政府才保留了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但是，为了隔绝中外，防止天朝人被化外的夷人污染，所有跟外国商人打交道的事情，都交给官方指定的商人（十三行）来办。反正商人原本就是不洁的，即使被污染，也没有太大关系。然而，尽管十三行的商人，身份是官商，但不仅官员看不起他们，老百姓也对他们充满了鄙夷。官府勒索行商，百姓捣毁行商的住宅，都是人们可以容忍、甚至开心的事情。
可想而知，如果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专门给洋人商行做事的人，他们在中国的士大夫和百姓心目中，会是一种什么印象。汉奸、卖国贼的刻板印象，长期地笼罩在这些人的头上，只要有机会，就会演化成他们的灾难。
其实，买办就是一种职业。只要存在对外贸易，存在外资的企业，这样的职业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谋生手段。跟任何其他职业一样，这样的职业无关政治，更无关民族大义。除了极个别的特例之外，干这样的职业的人，不存在什么帮助外国人侵略中国这样的可能。他们不是间谍，服务的洋行，仅仅是个外国公司而已。至于所谓帮助外国人剥削中国人，也是一种政治话语。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当然是要盈利的了，而中国人之所以乐意跟外国人做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在市场上交易，就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尽管如此，汉奸卖国的污名，却一直蒙在这些买办头上。
尽管名声不佳，在中国洋务运动中，这些买办，却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中国最初的洋务事业，基本都办不成。像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这些人，在进入曾国藩李鸿章视野之前，都有着十年以上的跟洋人打交道，办理洋人的商行事务的经验。他们不仅谙熟外语，而且熟悉西方的商务规则，有着跟西方商人广泛的人脉关系，懂经营，懂市场。在跟洋人打交道上，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要经过几十年之后，才会被江浙商人所取代。但是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是洋务事业的唯一选择。
如果没有做过买办的容闳和身为买办的徐润的帮助，曾国藩的幼童留美事业，根本连起步都做不到。在那个年月，也只有容闳这种人，才能到美国联络一切，沟通好留学幼童的安置。同样，如果没有容闳做留学监督，协调同去的官员，那么这批留学生恐怕会更早地半途回国，一个学成的都没有。
李鸿章几个比较辉煌的洋务事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还有中国电报总局，如果没有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根本办不起来，更别说获得盈利。盛宣怀从徐润手里夺下招商局，但具体经营，还是依靠郑观应。唐廷枢在1870年代，开办开平矿务局，就已经知道做市场调查，但过了十几年后，张之洞办钢铁厂，却还是拍脑袋上马。即使中国的铁路事业，海军事业，其实也有买办的功劳。没有他们在中间以幕僚或者官员的身份协调张罗，这些事业很可能像其他办洋务的大臣办的洋务一样，白扔了很多银子，最后落得一片废墟。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原本已经穷途末路，真正的转机，虽说是盛宣怀接手，但真正让铁厂起死回生的，还是当时为轮船招商局负责人的郑观应。
其实，这些买办商人，也有自己的毛病。但在那个时代，只有他们，才是洋务事业的弄潮儿。因为，办这些洋事，只有他们才懂。而且，这些人虽然通过洋务事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经办这些事业，有些事业涉及中国的国防机密，但却从来没听说他们中间有哪个有过出卖国家情报，里通外国的情形。可以说，他们都是爱国人士。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名叫郑观应的，忧国忧民，写了一本书，叫《盛世危言》。他们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这本书给了一个湖南青年很大的启迪。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青年后来会把买办视为中国最反动的阶级。
在今天，也许还有人，会把买办视为汉奸，但是，这样的看法，已经不是主流了。这么多年走过来，加在这个职业身上的中国颜色，终于褪掉了。
光绪年间的《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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