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洋务运动，就是中国第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学习西方，请进来是一方面，走出去，则是另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在搞洋务，而近邻日本也在大张旗鼓地搞维新。在学习方面，日本人没有包袱可以放下，所以特别痛快。中国人在走出去这方面，其实是受了日本的刺激。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幕府派出的留学欧洲的学生，还是沿着日本兰学（在日本开国之前，就有荷兰人的存在，他们传授学问，被称为兰学）的路径，但是蓄意倒幕的长萨藩，派出的少量留学生，已经开始脱出这个轨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更是把留学作为国策之一，开始成批地向欧美派遣留学生。1871年，著名的岩仓使团出访时，就随行带了59名学生出去，此后，留学生数以百计。早在幕府派留学生之际，中国的消息灵通人士就已经知道了，当有好事者将此事反映到总理衙门的时候，担心日本强盛，倭患重演的奕等人，觉得此事可以商量，但最好不要由各地督抚来办，由中央政府统筹。他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即使要派人出国留学，这事也得总理衙门办，而且，派出的人，应该是满人。
然而，一个同文馆，总理衙门都办不好，何况留学事宜。最关键的是，在奕们看来，这种事是关系到满人权力份额的百年大计，但已经养尊处优的两百多年的八旗子弟，却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敢于走出国门。不仅八旗子弟，就是中国的缙绅之家，也将那时的西方，视为蛮夷之地，等同地狱。所以，留洋的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清末在美国三藩市的华童其实，在中国政府有意派出学生留洋之前，中国已经有早期的留学生了。由传教士将早期基督徒的子女带到欧美留学之事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后来留下姓名的，有黄胜、黄宽还有大名鼎鼎的容闳。容闳童年即被基督徒的父亲带往澳门读书，后来被传教士带领，与黄胜黄宽，一同前往美国，在美国学习了8年，耶鲁大学毕业，于1854年回国。他曾经对太平天国抱有幻想，参与过洪仁玕对天国的改造，但最终失望离开。进过海关，经过商，做过买办，后来被曾国藩收入帐下。为曾国藩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为兴办洋务军火工业采买机器，第二件，就是促成了幼童留美。
幼童留美，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遣留洋学生，事情办起来很难。日本是个对外学习的国度，所以，留洋的事，只要有经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事儿，却千难万难。尽管有容闳的建议，也有容闳这样摆在眼前的留洋人才的榜样，有见识，有知识，能办事，而且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后来的江苏巡抚丁日昌都对容闳万分的欣赏。但是这个事依旧是好事多磨，经过将近四年的折腾，最终在曾国藩和丁日昌的大力运作下，这个留学项目，才得以在1872年5月得到批准。
幼童留美，实际上是在复制容闳。在西式教育没有一点基础的情况下，派遣年少的学生留学，从中小学开始学起，的确是一种扎实做法，只是见效比较慢。奕们没有办法让满人垄断留洋事业。但他们特别关心的事情，不是这些学生到了西洋学些什么，而是这些幼童的道德心智。会不会因为长期在外留学，习染了西洋的文化，在道德上有所迷失，从而化夏为夷。所以，为了保证这些幼童的道德品质，带队的委员，给了一个做了20年刑部主事的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闳，只能做副委员。陈兰彬此人仕途蹭蹬，但观念相当保守，对于幼童留美，原来并不相干，但是，给了差事之后，由于官阶由此提升，而且油水很大，陈兰彬由此改变主意，欣然就任了。在丁日昌看来，找这样一个翰林出身的老官僚参与此事，能给总理衙门留下稳重的好印象，有利于事情的成功。但是，这个冬烘保守的老翰林，长川驻在美国，做留学监督，却给这个事业从一开始，就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留美幼童，名额120人，分四批选送，每批30人。最初，定的是不分满汉，着重在缙绅之家挑选。但满人无一人应选，北京的士绅，也不肯把子弟送出来。最后送出去的，都是平民子弟。120人中，广东人最多，共计83人，其次是江苏，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其中广东人，除了香山就是南海人，多是接近澳门的地方。好多都是跟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和跟买办关系密切家庭出来的，有些实际上是从香港招来的。留美幼童待遇优厚，留学的费用悉数由官府支付，包括食宿衣服等等一切都由国家包了，还有补贴。而且，明文规定，学成归来，分别赏给顶戴、官阶和差事。无疑，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待遇，对平民小户人家来说，是有很大诱惑力的。可是，即使被挑选中的幼童和家庭，也签字画押了，却大多惴惴不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师始祖的詹天佑，是幼童中少数几个得以大学毕业的人之一。但詹的留学，其实是因为子女众多，家境困难，他又是幼子，明摆着娶不上媳妇。邻居恰好是个买办，觉得詹天佑很聪明，就撺掇他的父亲，说要是送出去了，留学回来，他把女儿不要钱，倒赔嫁妆嫁给詹天佑，这才成就了一个大工程师。
当年的留美幼童为了保证留美幼童的道德品质的纯正性，这些留洋的孩子们，首先必须学习中学，课程由陈兰彬带来的中国老师担任，学小学（文字学）、经学和大清律例，特别注重孝经。还规定，留学监督的正副委员，要带领学生定期宣讲圣谕广训，聆听皇帝的教诲。这种由中国本土带来的教育形式和内容，跟留洋的孩子们在美国学校受的教育，格格不入，两下冲突不断。开始的时候，连学校的体育课，陈兰彬都不同意中国学生上。幸好有容闳居中调解，幼童的学业，才勉强可以进行下去。
三年之后，陈兰彬离任，跟容闳一道离开，继任者区谔良干了很短时间之后，另一位翰林出身的人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委员。这个吴嘉善观念跟陈兰彬一样的保守，虽说他未必人很坏，但却一肚子传统观念。在他看来，这些留洋的孩子跟美国学生一样参加课外活动，组织各种兴趣小组，进行体育锻炼，打棒球，划划艇，都是不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读书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不符他们的身份。看他们穿洋装，更是感觉不爽。同时，他对这些留洋学生的中学状况，也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一切，表明这些留洋学生的思想道德出了大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这个留学监督，干得最多的两件事，第一是申斥这些学生，成天吹毛求疵；第二则是向总理衙门汇报幼童留美事业的如何糟糕，建议早日结束此项事业。留学监督委员，待遇相当优厚，可以带家眷。所以，吴嘉善这样干，不是出于一己私利，他真的认为，这项事业继续下去，对这些学生和国家，都是有害的。
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逝世多年，他的事业，也没有人在意了。李鸿章虽然表示不同意中断此事，但到了吴嘉善的意见被国内炒热，舆论大哗，御史提出弹劾之时，他也无能为力了。就这样，一项原本要进行15年的留学计划，在刚刚进行到第10个年头上，于1881年被终止了。即使第一批留美的幼童，大学毕业者，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多数人大学还没有毕业，后面几批的学生，还在上中学，上小学的，还有19人。即便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人已经是像钻石一样的宝贵人才了。但是，这些人回国之后，居然都发往海军，让人家从水兵开始干起。以至于一些人弃职经商，有的再度逃亡海外。所以，清政府的第一次留学项目，实际上是被他们自己儿戏般地给废掉了。这些毕业生比较有名的，除了詹天佑，还有担任过民国第一届总理的唐绍仪以及做过海军总长的蒋廷干。这俩人得以发迹，主要得益于袁世凯的赏识。
当年留美学生的棒球队员严复与同学及家眷合影。甲板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严复，第三排左起第三、四人分别为叶祖（王圭）、萨镇冰。除了幼童留美之外，还有一项规模比较大的留学计划。这就是福州船政局附设的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英法学海军和舰船制造的项目。这个计划，从1875年开始实施，派出船政学堂最优秀的学生，前往欧洲。第一批陆续派出35人。这批留学生跟留美幼童不一样，船政学堂的学业，已经可以作为基础，出国之后，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留学地点，并不限于英国或者法国，实际上欧洲几个发达国家都去了。虽然，这些人都没有拿到学位，但实用的技术，还是学到一些。这批留洋学生人数不多，但除了学海军的，学舰船制造的，甚至还有学采矿的。学习期限较短，每期两年。第一批之后，后来又派出两批，但人数都没有第一批多。
船政学堂的留学生，回国后的境遇，要比留美幼童好得多。担任过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以翻译西学社科著作，尤其是天演论闻名。而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邓世昌、方伯谦、叶祖珪、萨镇冰，都是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只是，经过甲午海战，这些当年中国最优秀的海军将领，除了萨镇冰和刘冠雄之外，都折了。
相比较近邻日本，同样是留洋，但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日本出去留洋的人数多，是中国四倍以上。而且，日本留学生，既有官派的，也有私人自费留学的。所以，所学的科门，什么都有，有学实用技术，也有学法律、经济甚至文学的。不像中国，所有留学生都是官派的，而且学的都是实用技术，造船、机器、采矿、海军、工程。更关键的是，日本的留洋事业，没有什么阻碍。连最早派出去的，都有出身华族的贵胄子弟，越是上层人士，越热心此事。当然更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因为忧心留洋学生的道德状况，而令其半途而废的。一个老大帝国和一个有学习传统的岛国，在学习的路上，即使老师一样，路径也差不多，但结果却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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