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人们都说，这场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仗是打败了，败得还挺惨，中国人输的，就剩条底裤了。但是，失败的不是洋务运动，而是清政府。恰是由于清政府自己的问题，使得这场学习西方的运动，总是一副半吊子的架势。这个不能改，那个不能动，所有的改革，都成了补丁，操办者，成了裱糊匠。这样的学习，使得洋务派充其量不过是中等生，跟一个教室的优等生真刀实枪地较量起来，当然结果是一败涂地。
退一万步说，即使洋务运动失败了，但补救的措施，还只能是洋务。没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回到倭仁那里去，追求道德的复兴，以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跟日本人一较高下。对于中国人来说，一边是自己的传统，一边是西方。反思可供参考的背景，就是这么两个，或者回到过去，或者迎接西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甲午战败，人们尝到了日本崛起的苦涩滋味，但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日本背后的西方。人们意识到，只有更加深入地学习西方，才能跟日本比个高低。军事上的惨败，最易引发军事变革的反思和补救。在战前，其实中国也在比照日本，只是那时候看到的，多为物质层面的东西，人家有了铁甲舰，我们要有，人家有铁路，我们也修，人家有了电线，我们也架。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了，而且比他们还多，为何依旧战败，就只能从制度和具体的措施上找原因了。
随着后膛枪在淮军和练军中的普及，以往练兵不练官的陋习，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训练的军官，带着只会立正稍息，排队列的士兵，即使武器不错，上阵也是一窝蜂。军官不懂如何发令指挥，士兵也不听号令，一窝蜂上，一窝蜂下。一仗一仗打下来，只见枪响，不见敌人倒地。所以，打一仗，败一仗。不仅仗打败了，连人都丢尽了。海军的失败，还比较惨烈，日本人至少还佩服其勇气和气节，但陆军的失败，是败到家了。
这样的惨败，尽管跟以前一样，有指挥官不断的狡辩和掩饰，奏报如何如何杀敌无算，但实情如何，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二。海军没了，一时半会儿，没法补救，可是如果陆军也不赶紧想办法，事情可就麻烦了。其实，练兵不练官这个毛病，李鸿章早就有所觉察，也力图补救。早在1876年，就选派7名优秀的年轻淮军军官，赴德国留学，学习世界上号称最优秀的普鲁士军人的指挥方法。但是，这7人却成了德国人的笑柄，其中1人病死，两人半途而废，只有4人学成归国。他们显然无法完成改造淮军的任务，能做的，只是教一教德国操法。受影响的军官，非常有限。1885年建立北洋武备学堂之后，毕业生依然难以在行伍出身的淮军军官中立足。所以，到甲午战争时，中国的陆军，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清末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教官的指导下演练装炮弹1894年，甲午战争尚在进行，但败局已定。清政府招在中国帮忙的德国军官汉纳根进京，商议对策。汉纳根提议，立即着手编练10万新军，不仅采用西洋武器，而且用西式编制，用西人进行训练。这个提议，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过于宏大，根本无法落实。于是，经过李鸿章的斟酌，计划缩水，让曾经指出淮军弊病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按照汉纳根的建议，全用西法编练一支小规模的新军。
这位先生就是胡燏棻，正是他首创小站练兵。于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下旬，胡燏棻招募了十营新兵，名为定武军，驻扎天津马厂。定武军跟淮军和练军都不一样，规模不大，但步、骑、炮、工兵俱全，但编制还是以营为单位。教练，不仅请了德国人，而且找来北洋武备的优秀毕业生，比如何宗莲、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人，参与练兵事务。不仅教兵，而且教官。次年，胡燏棻上了一道万言书，其中第八条，专讲如何练兵。提出了练兵四法，即训官之法，练兵之法，放饷之法，简器之法，可谓洋洋洒洒。
随后，由于马厂的营房不够用，定武军移驻小站。由此，开始了著名的小站练兵事业。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胡燏棻调任督造津芦铁路，曾经在朝鲜暂露头角的袁世凯，正好也上了条陈，主张模仿德国，编练新军，所以，这个摊子就交给了袁世凯接任。这支新军，遂改为新建陆军。从此以后，中国才有了陆军这个称谓。
袁世凯不仅是个比胡燏棻更能干的人，而且是一个胸有大志的枭雄。官宦世家出身的他，大约读书不用功，无论如何都走不通传统的科名之路，于是转而从军。在士人看不起的武人里混，投奔跟袁家有世交的吴长庆，在淮系的一支庆军里打拼。后来，跟随吴长庆进驻朝鲜，抓住机缘，做了清政府驻朝鲜的商务监督，实际上是清政府派驻那里的代表。在朝鲜期间，他表现出色，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比起胡燏棻，袁世凯的眼力和魄力都非同一般，干事，拢人都更有一套，而且人情练达，知道如何搞好与大佬的关系。胡燏棻的万言书，内容过于泛泛。而袁世凯的条陈，则比较实际。而这个人，由于在军中混过多时，真切地了解淮军的状况，深知其弊病。所以，他练新建陆军，非常有针对性。
所谓的针对性，就是三点。一是不仅练兵而且练官。这一点，胡燏棻也是这样做的，但袁世凯做得更扎实。二是，一改过去学习西方态度比较马虎的常态，狠抓认真两字。跟德国教习紧密配合，在训练上较真，一丝不苟。三是改革发放兵饷的办法。此前的旧军，包括淮军，克扣军饷是痼疾和顽症。直接的后果，导致战时士兵不用命，官兵关系差的，还容易挨士兵的黑枪。但是，军官们当兵吃粮，就是要靠喝兵血自肥，这样的毛病，克服起来相当的难。袁世凯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军官和士兵的待遇，排长可以拿到每月十五两银子，士兵四两五钱。一方面，把士兵的兵饷，一半寄给他们的家人，另一半，公开点名发放，他在现场监督。这样一来，历代都无法克服的军中弊病，就消除了。袁世凯不仅赢得了士兵的爱戴，而且军官也很佩服他。后来，新建陆军转成北洋军，而北洋军跟袁世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感情，主要源于发饷。
小站练兵，是以德为师。以德为师不稀奇，稀奇的是袁世凯跟德国人一样，非常较真儿，一丝不肯马虎。他聘了德国人为教练，还专门开设德文学校，学习德文。自己则长川住在军营，朝夕督查，亲身参加训练，不容许有任何一个人偷懒、应付。干得好的，重奖，出了事，则重罚，毫不容情。德国人讲究的，就是认真，较真，有他这样的一个领兵官，学德国就有点学出模样了。
新建陆军在编制上，跟淮军和练军不一样，是按照德国的陆军编制改的。淮军和练军的编制，跟绿营差不多，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战时随意组合。营大的可以上千，小的则三四百人。人数多少，不能单看编制，关键看负责军官能吃多少空饷。而德国陆军，按照军师旅团营连排编制。营之下，有四个连，每连有三个排。营以上，有团，每团两个营。袁世凯接手之后，小站新军从4500人，扩张到7000人，但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无论如何，都凑不成12000人的一个整建制。袁世凯将这7000人分为步兵五个营，骑兵两营，炮兵两营，工程兵一营。每个营分四个队（连），每个队（连）三个哨（排），每哨（排）六棚（班）。营之上，分左右两翼，等于是两个团。他自己，等于是旅长，统帅这7000新建陆军。
新军操练编制上一样了，训练也跟德国陆军一样。淮军平时训练，基本就是走正步，排阵列，人讥为“鸭步”操练。但是，新建陆军则来真的，着重实战演习，主要练的是如何打仗、行军、强渡、进入阵地、瞄准射击、撤出战斗等等。淮军的训练，由教习主持，但平时行动和打仗，则由军官组织，两边脱节。练的一套，干的一套。到了新建陆军这里，教练教的时候，官兵一起教，教完了具体操作，则军官带领士兵做。不仅各兵种操练自己的技战术，而且经常各兵种协同配合。时常进行演习，一次夜战演习，在强渡河流的时候，一个营管带（营长）居然在涉水时被淹死。可见新建陆军的训练，都是玩真的。这样玩下来，三年，这支7000人的部队，就有了模样。学德国人学得很像，连行军扎营挖灶修厕所都学会了。朝中西太后的宠臣荣禄都看着喜欢，有人使坏弹劾袁世凯，他硬是给保下来了。
北洋军而袁世凯带兵练兵有一套，也很会拢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军官学生，在淮军里不得志，最后都进了新建陆军。原来在胡燏棻手下的田中玉、曹锟等人，不过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但到了袁世凯这里，都成了死心塌地的马前卒。其他如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孟恩远、陆建章、段芝贵、雷震春等人，都是当年新建陆军中的翘楚，后来都在中国历史折腾出不小的动静。其中，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人称“北洋三杰”，尤其突出，其中段祺瑞还留学过德国。这些人，除了袁世凯，别人还真驾驭不了。反过来，也就是因为袁世凯，他们才能成如此大的气候。原来并不归属袁世凯的旧军将领，比如姜桂题、张勋、吴长纯和徐邦杰等人，也逐渐聚拢在袁世凯的旗下，成为北洋别系。
袁世凯就是因为小站练兵，做成了他的北洋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是李鸿章洋务的余绪，但是，已经开始走出甲午前洋务运动的窠臼，走向更高层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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