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毕业照上一张张意气风发的脸庞，脑子里陡然冒出一句：“是不是缺了一个？”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但也就只是在偶尔的空暇期间闪过一丝茫然：在这班通往高考的列车上，好像，有人掉了队。还没忆起那人是谁，就跟扑面而来的试题撞了个满怀，于是我继续跟试题纠缠，不再试图回想那个被遗忘的名字。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有着大把的时间去寻找关于他的记忆，很少很模糊但是不应该忘却的记忆。
正式成为同班同学之前，我好几次都跟他分在一个考场。我其实很少会对某个人产生印象，但他身上那股膏药味真的让我不得不注意到他。
他特瘦，一直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背微驼，身上总带着一股膏药贴的味道。他不大爱说话，考试前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复习。即使后来成了同学，我们也没说过几句话，顶多就是收发作业的时候应答一声，连句正式的打招呼都没有过。
那年的暑假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六月末期末考考完就放了学，等七月十一号开学的时候我们就被重新分了班，也就跟他成了同学。
他人不错，虽然闷了点儿，但如果有谁让他帮忙发一下作业本什么的一般都是不会拒绝的，单凭这一点，就能给他加不少分，所以大家对他的初印象都不错。
大概半个月后，一场来势汹汹的台风把我们送回了家，我们便回到了熟悉的网课环节，摸鱼的摸鱼，逆袭的逆袭，等着九月初的开学考给我们分个三六九等。
一上网课最热闹的就是QQ群，有人救命，有人被救命，老师随便一个问题都能把平时死寂的群聊炸出惊涛骇浪。一来二去，新同学之间也渐渐熟悉了。
但安康不一样，他很少参与我们的“互助行动”。他每时每刻都跟着老师上课的节奏，老师提的问题，只要不超纲，他基本都能答得上来。
我们的网课需要开视频，所以我时常注意到，他答题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捏耳朵，他的答案讲了几分钟，他就捏了几分钟。
后来八月末正式开学，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他只要说话就会不自觉地摸耳朵。他双耳耳垂上布满了类似冻疮的东西，有时候看上去血淋淋的，但他毫不在乎，照捏不误。
他经常因为回答问题声音太小或者上课的时候精神恍惚被老师揪毛病，但每次小考他成绩都稳在前十，久而久之，老师们就没什么话说了。
经过线上线下满打满算两个月的相处，新班级里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了固定玩伴，打个水、上个厕所什么的都结伴走。
文科班男生少，占了十分之一多点儿。因为稀少，就自己组了个小团体，几个人好得跟连体婴儿似的，除了安康。
十六七岁的少年活泼好动，哪怕高考近在眼前，还是一下课就想往外跑，尤其爱去厕所，抢不到坑光是闻闻味儿都能舒坦些。
可安康永远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他的小方凳上，要么喝水，要么发呆。
高中的班级里男女生之间仿佛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双方非必要不接触。安康融不进男生的团体，女生的团体也不可能接纳他，因此他总显得孤零零的，存在感也越发地低。
他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就连体育课这种足以让男生疯狂欢呼的课他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看台上发呆，甚至连课前的准备活动都不做。他的小身板看起来太单薄了，好像随便来一阵大点的风就能给他吹散架似的。
体育课是有项目考核的，他也从来不参加，只是捏着耳垂在体育老师身边蚊子哼。一个体育老师会带好几个班，难得会对一个学生有印象，她经常在他开口之前就了然地冲他挥手：“噢你是那个动过什么手术的是吧，你不用测了，去坐着休息吧，成绩我看着帮你打。”
体育考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得参加测试，分数老师可以帮你水，但你绝对不能测都不测就说自己不行然后还让老师给你混个及格分。
所以像他这样的确实很少见，也是在那时候班上的同学都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他的身体状况：高一的时候就经常流鼻血，身体一直不好，做过手术，好像是挺严重的病，可到底是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没人清楚，也没人去问。
那是九月，温度像抽了风一样地突变，不少人感冒发烧，但都硬扛着。刚开学就请假，在这所学校没这个理儿。
安康没惯着这个理儿，他发烧后开始频繁请假，一请就是两三天，请得班主任都头疼。作为高三学生，一秒钟都不能浪费，班主任催命似的给他家长打电话，好不容易给催回来，第二天又回去了。看病就看病吧，连书都不带几本，老师们为他这种“自断前程”的行为痛惜不已，甚至巡查的主任了解情况后冷嘲热讽道：“这还念啥呀，收拾收拾准备休学吧，别拖了你们班的后腿。”
班主任还是不忍心的，我们这一届特殊，是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用旧教材参加新高考的学生，要真休学到下一届那是真亏，新教材还得重新学起来。班主任整天对着手机苦口婆心地劝，希望他能早点回来。他不负班主任之望，重新回到了课堂，然而没过几天他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到了请假条。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他穿着与季节不符的长袖厚外套，戴着帽子，打着冷战，脸上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白。
他这次回去，班主任好像也麻了，不再催促他返校。
而对我们来说，一切如常：写不完的卷子，刷不完的题，做不完的作业，听不完的数落，有时候也会看着那张堆满白卷的桌子上的“病假牌”在心里偷偷羡慕，但没有人真的去效仿，发烧实在撑不住了请假也是按小时计的，还得挑像体育、午休、晚自习这种不太重要的时间段请。
不得不承认，高三的请假是有点学问在里面的。
一天，班主任难得提前好几分钟进了教室，说有事情通知。我们坐在座位上安静如鸡，以为又是哪个学校或是哪个市抽风了要跟我们搞联考。
“跟大家说一下啊，安康同学这么长时间没来呢是住院去了，他在上海的医院里确诊了癌症，现在呢正在治疗。我想大家毕竟是同学一场，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募捐什么的。因为就据我了解，这个安康同学家里还是挺困难的。他小时候爸爸和奶奶就因为车祸过世了，他爸爸负全责所以也没拿到什么赔偿，他妈妈呢一个人拉扯他和哥哥长大，长年拿低保的。今年他哥哥工作了然后低保就没有了，但没想到安康又查出来得了癌症。所以说啊，他家里是非常惨的，我们大家呢也就帮帮忙，好歹同学情还是有一点的。嗯这个事情呢我也不好多说，毕竟捐不捐还是你们自己决定，我呢，先带个头，捐五千，你们要是想捐的话也不要多，一百两百就可以了。”
班级早在听到“癌”这个字的时候就炸了锅，有惋惜的，有疑惑的，也有兴奋的，好像得了癌症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不过班主任一提我才发现，原来安康已经很久没来了。
“好了好了，这个捐款的事情呢就交给班长，班长找时间统计一下，我们先上课。”
癌症归癌症，课还是要上的，教室里很快恢复安静，跟着班主任的节奏进入课堂。
在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我们似乎有些冷血，但在这个压抑的地方呆的时间久了，就会刻意地抑制自己的情绪，不悲不喜不怒不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课间，那张已经填了一半的统计表被传到了我的桌上。我大致看了一眼，填一百的居多，两百的也有，最多有填五百的，大概以前是一个班的。
我提起笔，没有多加犹豫，在我的名字后面写了个一百，然后把那张纸传给了旁边的人。
没过几天，同一楼层的班级也开始给安康捐款，然后是整个年级，后来便是整个学校了。学校借着国旗下讲话的契机向全校学生讲述了安康同学的情况，动员大家捐款。
依稀记得那天温度出奇的高，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就这样眯着眼睛迷迷瞪瞪地听着那有气无力的演讲。演讲人似乎也厌恶这恼人的高温和形式主义的演讲，他语速飞快，错字连篇，三两下就解决了念稿环节。快结束时，我听到人群中传来毫不掩饰的笑声，好像演讲人讲了个了不得的笑话。
我们按部就班地退场，我在队伍里跑得东歪西倒，边跑边回忆他讲了什么，结果脑袋里只有一片空白。
下课的时候饮水机旁总是围得水泄不通，这里是整个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监控的地方之一，经常会有小情侣借着倒水的名义在这里卿卿我我，同时这里也是各种小道消息传播的地方。
我静静地看着身前的一对小情侣悄咪咪地做着肢体交流，随后又无趣地撇开头看窗外的风景。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来倒水的，但教室里实在闷得慌，忍不住跑出来透口气。
不过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人挤人，待久了一样喘不过气。我正想扒开人群逃离，却悲催地发现我被挤在了最里面。我无奈地放弃挣扎，等着上课铃帮我疏散人群。
这时，旁边两个女生的对话传入了我耳中。
“哎，你说，把这次全校捐款的事写到作文里面，写得煽情一点，会不会拿高分啊？题目就取我们的同学情。”
“嘿，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有可能哦，那群老古板不就喜欢看这些东西嘛。”
“哈，你可不许抢我的作文素材啊。”
“喂，听者有份懂不懂啊，我好歹也捐了一百块钱呢。”
两人嬉笑着打闹，我瞥了她们一眼，并不是我们班的同学，但我知道，她们是在说安康的事情。
再过几分钟上课铃就要响了，学生开始撤退。我看着那两个女生离开的背影，有些不解，又有些理解。
现在的学生是极聪明的，他们不再局限于思考试题本身，他们会揣摩出卷人的意图，也知道那些秃了头的阅卷人容易被什么打动。
聪明而冷漠。
又是一个课间，许久不见的前同班同学突然找到我，上来就问：“听说那个得了癌症的学生是你们班的啊？”
“是。”我如实回答。
“那他现在怎么样啦？”
“不清楚，但是听说确诊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估计，不太好。”
“哦哦，这样啊。”她了然地点点头，然后跟我告别。
顺着她离开的方向望去，拐角的地方还有两个女生在等她分享信息，眼里闪着意味不明的光，就好像是狩猎归巢的母兽和两头嗷嗷待哺的小兽。
学生们不能回家，与外界隔绝，只能靠这种“新鲜事儿”在一成不变的日子里消遣
这，我是明白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持冷漠的态度。班上有个女生以前是跟他同班的，而且听说初中也是同窗，是真的有传说中的同学情的，家里也有点小钱。她特意找时间跑到公共电话亭联系了家长，让他们尽可能多帮忙。
后来，副校长带着几个老师拿着集来的钱去看望安康。副校长是他之前的老师，对他印象不错，这次也捐了不少钱。他们拍了合照，并找人写了文章传到网上，以期得到更多帮助。
放假后，我在朋友圈看到了那条动态。照片上的安康戴着帽子，瘦得皮包骨头，脸颊上几乎没有肉，眼睛就显得尤其大，眼窝深陷，整个人歪坐在椅子里，隔着照片都能感觉到他气若游丝的样子，嘴里却还说着“等我病好了，我就回去努力学习，还要参加明年的高考”之类的励志语。
再后来，他的消息就全都是听来的了。听说他花完了钱，从医院回家了，不是病好了，而是已经没法治了，癌症晚期，剩下的时间，听天由命。
渐渐地，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新的花名册上，他书桌上的“病假牌”被撤走，桌肚被清空，他的书架也被整理干净，放上了另一个人的书。
于是，一个人，以及这个人所留下的痕迹，就这样慢慢消失了。
我们也就只有在夜聊的时候会偶尔提上一嘴。
“你们说那个安康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啊，癌症晚期的话，活不了多久的。”
“好年轻啊。”
“是啊，不知道他成年没有。”
“好可惜，他妈妈肯定伤心死了。”
“是啊是啊，唉。”
“唉。”
关于他的谈话往往就在这样的叹息中结束，后面也很少再提。
当然，他没能参加第二年的高考。
那应该是三月的第二天，班主任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宣告道：“安康同学啊，昨天去世了，我代表我们班送了一个花篮还有一些钱。好了，就这样，大家这节课还是自主复习啊。”
教室里响起一片惋惜的“啊——”，有人在窃窃私语，但是很快就重归安静。那时候的我们正在为大型模考做准备，分不出太多精力去感慨生命的脆弱。我们依然该学习就学习，该吃饭就吃饭，像电视中那种看淡了生死的僧人，有人死了只是遗憾地叹一口气，然后默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所有我们能做的了。
安康等到了春天，但也仅仅只是等到了而已。
他乘春风而去，愿他一路上能看见草长莺飞，能看见万物复苏。
到六月我们高考的时候，安康这个人已经被排除在高中记忆之外了。
而我，也只是在看毕业照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好像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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