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播结束了，采茶女不用再来采茶叶了，犯人们接替了采茶叶的工作，开始转战到石桥村附近茶园采茶叶去了。犯人采茶叶不需要陈东海和龚学军去称重记账了，龚学军和林军也回归大组劳动了。
海英的脸也快好了，渐渐显出了美丽的本色，每天傍晚大组收工后，海英都会过来叫陈东海治疗一次。其实是陈东海故意拖延着，不能一下就治好了。不然别人看海英很多年的面瘫治不好，结果到陈东海手里一夜之间就痊愈了，那也太惊世骇俗了。所以陈东海要慢慢治，让海英慢慢好起来。
陈东海现在很空闲了，这几天陈东海在考虑国库券的事情，陈东海知道4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全国有7个城市首次放开了国库券转让市场，前世沪市杨百万就是抓住这个机会赚得盆满钵满。陈东海在等舅舅来接见，他要叫舅舅去倒卖国库券。
什么是国库券呢？就是国债，国家要发展，但是国库钱不够，就发行国债问老百姓和企业借钱，利息给的蛮高。
1979年11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因为钱不够，准备发行国债。为避讳“债”带来入不敷出的印象，就把国债称为“国库券”。1981年1月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确定从 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1981年首次发行的国库券，期限10年，从第六年开始还本付息，每年抽签还五分之一；年息4%，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国库券主要向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分配发行。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农村富裕的社队，可以适当认购。个人也可以自愿认购。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分配关系的调整使个人收入迅速增加，储蓄存款持续高速增长。发行对象原计划面向国有企业，实际发行的时候，个人也较为踊跃。结果，计划发行40亿元，实际认购46．65亿元，超额16．6％。
1981年的国债热销，给了许多人错觉。谁也没有料到，国债刚发了第一次，第二次就挨了闷棍。 发债一下子成了难题，新生的国债如何持续下去。人们很快发现，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1年首发是完成发行计划最好的，后来的发行结果都不算理想。是什么原因造成国债发行难呢？是国债发行制度设计缺陷，市场化机制不足。
首先是发行期限过长，兑付条款设计复杂。从财政角度看，收支缺口短时间转不过头，不希望过快偿还。但从投资者角度看，不好变现。国库券搞抽签兑付，持债者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1981—1984年国库券的还本付息，“自发行后的第六年起办理。个人购买的，一次抽签，按发行额分五年作五次偿还，每次偿还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单位购买的，不举行抽签，按单位购买总额平均分五年作五次偿还”。1985年国库券偿还期定为5年。
其次是行政摊派严重。国债越卖不动，越是依赖行政摊派强制发行，国家干部从工资里扣，农民从上缴公粮的收入里扣。
最重要的是限制买卖 。1981—1984年，每年国库券条例都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这一做法本意是维护人民币流通秩序，并未考虑国库券的流通需求。但它违背了国债的本质属性。国债具有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三个特性，有“金边债券”的美誉，但只有依靠充分良好的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才能实现，投资者才能放心购买。
1986年开始抽签还本付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办理。由于银行数量少，一般设在县城，且不是每天办理，投资者普遍感到不便。
总结1981年至1987年的国债，可以说是“有债无市”，既不存在国债的发行市场（一级市场），也不存在流通市场（二级市场）。 这一时期，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年均不到60亿元。发行的券种较为单一，多为5年至10年的中长期国库券，直到1987年被迫缩短期限，尝试发行了3年期重点建设债券。因认购对象而存在利率差别，个人购券的年利率要高于单位4个百分点。由于不存在国债市场，国库券的发行采取行政摊派的形式，发行工作每况愈下。1988年，试行不分配发行任务，当年只完成发行计划的40%。
1985年之前，国库券不能自由买卖，1985—1987年进行国库券贴现和抵押贷款的尝试。《1985年国库券条例》规定，“国库券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个人购买的，可以在银行贴现”。结果，正规渠道手续复杂，没有大的起色，黑市贴现却盛行起来。1987年财政部和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对倒卖国库券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惩处的规定》，但私下交易无法禁绝。各路人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票贩子以低价收购国库券；有的企业以库存产品置换国库券。解决国债流通变现的问题越发迫切。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国债流通市场。
在十三大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收到一份内参，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国库券买卖问题。1988年3月，财政部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
实践中，国库券转让市场采取了分批开放，逐步铺开，先试点再推广的路径。1988年，提高了国库券发行利率，并将还本期限从5年缩短到3年。同时，国家分两批在61个城市试点国库券转让：4月起在沈阳、沪市、重庆、武汉、广州、深圳、哈尔滨等7个金融改革试点城市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允许转让国库券，但不得作为货币流通；6月又加入第二批54个城市。这标志着中国国债二级市场的正式发端。这个市场的起步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柜台进行的场外现券交易，但毕竟结束了长达7年有债无市的历史。中国债市又蹒跚向前走了一步。
试点规定，允许上市的国库券限于1985、1986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个人购买优先；实行保护价格；国库券的转让活动必须通过合格金融中介机构8进行，实际买卖双方不得直接进行私下交易。上述措施出台后，要求取缔一切国库券黑市交易。但是黑市活动仍有巨大的需求和操作空间。由于流通券种受限，不能覆盖流通需求；实行保护价格后，黑市低价收购的国库券可以无风险套现；实物券条件下无法杜绝私下交易。国库券倒卖活动依然活跃。
当时流通逐步放开，而价格未完全放开。第二批试点要求，“各地的国库券开盘买入价，原则上不能低于票面值，个别略低于票面值的，7－10天内一定要恢复到票面值水平”。这和第一批试点中“对国库券转让价格实行保护，保护价格原则上不抵于国库券的票面值……建立平准基金”的意图一致。价格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具有高度敏感性，政府部门既希望“国库券转让价格随行就市”，又担心失去控制，这反映出保护投资者、避免价格上下波动太大的政策本意。但从市场后续走势看，一旦释放出市场，市场就不会被完全驯服。
这一时期， “杨百万”的发迹是一个典型缩影 。“杨百万”当时利用国库券在各地转让市场中的价格差异，挣到了第一个百万，后来被称为“证券市场第一人”。而万国和申银等一大批证券公司早期的积累，也离不开国库券交易。
国债转让市场虽历经治理整顿，但鉴于其开放试点推动了国债工作的开展，仍然继续向前发展。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发行国库券近200亿元，是1987年发行量的3倍多，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1991年3月，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通知11，在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地区所在的县级市（西藏除外，约400个）全面开放国债转让市场。至此，国债二级市场对内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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