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足 迹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杨月英睁开眼睛，才发现天色已经大亮了，她抬头望了望对面床上的老伴白雪舟，他也已经醒了，半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看着。
“又是一天开始了”，杨月英对老伴大声说，白雪舟的耳朵有点背，她不得不大声地对他说。
“马克思很忙，没有顾得上叫我们去”，白雪舟笑着回答。
“我们的领袖也很忙，还没有给我们发出请柬”，杨月英也回答了一句。
接着老俩口调皮地学着越剧白口的嵊州腔调，齐声说道：“又是一天了，我们不知道在这世上活过多少天了，长啊——。”
老俩口嘻笑着起床，开始穿衣穿裤，穿袜穿鞋。
这是一对长寿夫妻，都一百多岁了。白雪舟属马，杨月英小他一岁，属羊。因为住了七十多年的老房动迁，新房还在装修，他们被安置到颐养院临时过度。
这家颐养院座落在市中心的斜桥附近，不但设施完备，还破例为老俩口安排了个单间，但明确规定晚上不准锁门，以便护理人员时时观察，老俩口对此有点不悦，但这是人家的规矩，也只得遵守，反正再过几个月，新房就可以住了，到那时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过日子了。
尽管年纪到了三位数，但手脚还算灵活，漱洗完毕后，白雪舟剃了胡须，杨月英还化了个淡妆，然后慢慢地步入了餐厅。按例对于高龄老人，是可以送餐到床边的，但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特殊服务，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到不能到餐厅用餐的程度，动迁前，他们一直是自己煮早饭的。
他们各要了一杯咖啡，可惜颐养院里的咖啡不是现磨的，只有速溶的，也只能将就了，与咖啡相伴的，是大饼，可惜是电烤箱里烤的，不那么香，远没有弄堂口大饼摊上的好吃，也只能将就了，上海滩上老克勒的生活还是挺讲究品位的。
小张把咖啡和点心端上来，“爷爷，奶奶，再要什么就叫我一声。”
小张是护理员，负责照料几个房间的老人，白雪舟杨月英夫妇归她管。
小张老家在苏北，自幼随父母在上海卖菜，在菜场租了个摊位，也算是半个上海人了，她在上海考了个高职校，毕业后进了这家颐养院也有几个年头了。她算不上漂亮，但十分可爱，她肯吃苦，又是科班出身，业务水平过硬，很得老头老太们喜欢。她会说上海话，但老上海听得出她的上海话中个别字眼咬字不准，会夹杂着苏北口音，说她的上海话是盗版的，她听了也不生气，冲着你笑笑也就过去了。小张的笔头很勤，有时间喜欢做个美篇什么的，也积聚了不少人气。
“丫头”杨月英用苏北话喊她，“今朝天气不错，向你请个假，我们出去到附近走走。”
“出去走走可以，但必须要由我陪你们一道去。”
“两人世界不可以吗？”白雪舟说了句时髦的话。
“不可以，必须有第三者参与。”三个人笑成一团。
小张推来了一张轮椅，两个老人连连摆手，说附近走走还是可以的，于是小张一手挽着一位老人，缓缓地走出了大门。
三人沿肇周路慢慢向北，走到那条已经被大砌块封住的弄堂口，两位老人站住了，杨月英掏出手机，让小张替他们俩人照张相。
“这就是我们住了七十八年的地方。别忘了把弄堂牌子拍进去哦。”
“这里以前属斜桥街道，从前十八路电车就是在这里调头的，再往前就是唐家湾街道了。”杨月英边走边说，白雪舟微微点头，表示赞许，小张则听得十分新鲜，她虽然在这家颐养院工作好几年了，对这些早已不用的地名，还是感到陌生的。
三人继续往北走，过了建国新路，还有一小段被称为唐家湾路的小路仍没有被封掉。
“迪浪向以前叫唐家湾路，有个小菜场蛮有名的。”杨月英如数家珍。“迪浪向最早是一条小河浜，后来把浜填了，筑成了唐家湾路。”白雪舟算是纠正还是补充，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唐家湾路上，还有一条没有被封的弄堂，杨月英站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让小张给她照张相，“这是我伲生产组最初的工作场地，连围墙都没有，对啦，对面还有个公共厕所，迪个辰光上厕所要收费的，每次一分，我们不舍得，连茶都不敢吃。有辰光实在屏不牢了，就趁老太太打瞌充的辰光，轻手轻脚溜进去，后来想想，管厕所的老太太也是苦脑子，占伊的便宜总归不大好，我们好坏还有七角钱一天。”
对于小张来说，这近乎是天方夜谭，但对杨月英和白雪舟来说，这却是历历在目的往事，把他们的思绪带回到八十五年前。
杨月英和白雪舟是在方斜路南市公共体育场的抗敌歌咏会上相识的，那年他们都临近毕业，杨月英在教会学校上初中三年级，白雪舟则在高等职业学校学机器制造。他们两人的家境也差不多，既非大富大贵，也没有穷困潦倒，有饭吃，有书读，也算得上是殷实人家了。那年，日本已经占了东北，战火烧到了华北，抗敌歌咏成了学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开抗敌歌泳会，是三天两头的事。虽然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不得出现抗日的字眼，但人们唱着“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时，依然能激起同仇敌忾激情。这对男女学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上了眼，从相互欣赏发展到私下交往。
在那个年代，男女间的自由恋爱还是不多见的。大多数的家庭还是在父母支配下建立起来的，稍微新派一点的，在成婚之前让男女双方见一次面，假商量地听一下意见，也算是一种民主和进步吧。
男女之间的自主交往，被当时的上海人称为“轧朋友”，这个“轧”字是多少带有点贬义的，通常用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中，称之为“轧姘头”，把男女相恋用“轧”来表述，实在也有点不敬。
好在白、杨两家的大人都比较开明，对小孩子的事不加干预，既不坚决支持，也不强烈反对，一切顺其自然，所以两人的关系日益升温，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那年夏天，“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人们的正常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上海眼看是守不住了，白雪舟工作的工厂开始西迁，他学的是机器制造，正当是为国效力的当口，他决心随工厂西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在一个酷热的夜晚，他破例到杨家，拜见了杨月英的父母，算是确定了两人的关系，在杨月英送他出门的时候，两人在弄堂角落里第一次相拥相泣，依依不舍地吻别。当天深夜，白雪舟在隆隆的炮声中，乘上装满机器设备的木船溯长江西行，去了重庆。
杨月英是初中毕业，这在当年的妇女中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在相对安宁的法租界小学中谋得了个老师的职位，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几年来，她总能打探到白雪舟的消息，或是收到几经周转，信封已经磨破的来信，或是通过熟人带来的口信，知道白雪舟还一切平安，她也几次设法给白雪舟写了信，信是寄出了，不知道他收到了没有。有一次，白雪舟托人带了一张字条给她，上书“鞑虏不灭，何以为家”，她明白，在遥远的地方，有一颗心在等着她。
熬过了漫长的八年之后，白雪舟终于回来了。他没伤没病，完整地回来了，他也没有在内地娶了抗战夫人，纯洁地回来了，这些都是令杨月英感到特别欣慰的。
当年随工厂西迁，抗战胜利后衣锦还乡的人，被上海人称为“重庆分子”，“重庆分子”是一种尊称，是对当年经历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去内地参加抗战的人们的褒奖，是属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的一员。白雪舟尽管才二十多岁，但他是高等职业学校科班出身，又经过八年的历练，很快就在上海的工厂里当上了工程师，生活也步入了中等以上水平。
白雪舟和杨月英的八年恋爱长跑也结束了。他们用金条在唐家湾的弄堂里顶下了个二楼前厢房，建立起小家来。虽然还得天天生煤球炉，天天倒马桶，但毕竟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家，而且还是厢房间，比起亭子间、三层阁要宽敞得多，也体面得多，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小康人家了。
婚后不久，杨月英就怀上了，她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一心在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好在白雪舟的收入不低，足以维持一家四口的体面生活。按照上海人的习俗，起先邻居们称杨月英为前厢房的新嫂嫂，而后就渐渐称她为前厢房的白师母了，至于杨老师这个称呼，连她自己都忘记了。
这种平静的生活延续了十年。虽然在这十年中，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倒台，人民政权的建立，而后的民主改革，公私合营高潮及各项政治运动，对这个家庭都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白雪舟还是在工厂里当工程师，有一份不低的薪水，杨月英依然在当她的全职太太，用当时的话，叫做家庭妇女。除了参加过两次人民代表选举和每月一次的读报，也没有太多的社会活动，所发生变化的是，穿旗袍和高跟鞋的日子少了，也与亭子间阿姨，三层阁阿婆一样，穿起了平跟鞋和短衫裤。邻居们还是叫她白师母，她的另一个称呼是杨大姐，那是里弄干部和户籍警叫的。
一九五八年是热火朝天的，这种热量很快涉及到里弄的每个角落，杨月英的平静生活终于被打破了。
在一个夏日的早晨，居委主任刘新民找上门来了。刘新民是山东人，是随丈夫南下进入上海的，她的丈夫转业到一家大商店当公方经理，她作为随军家属就地安排当了里弄干部。刘新民有点文化，办事也认真，当年的老百姓对老解放区来的公家人还有点敬畏感，虽然居委主任算不了大官，甚至还不是正式干部编制，但在居民眼里她们就是父母官。
杨月英和刘新民有过几次交往，那是选民登记时，杨月英去居委帮过忙，因为她有文化，那时家庭妇女中有文化的还不太多，还有每月一次的读报会，杨月英会去帮忙读报，因为当年有读报能力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杨大姐在家吗？”这样称呼杨月英的人真的还不多，杨月英家的门是虚掩着的，听到喊声，她应了一声，打开门把刘新民迎进了屋。
“杨大姐，跟你商量个事。”杨月英以为又是什么抄抄写写的事，也没有太在意。
“现在形势你也是知道的，党号召解放妇女劳动力，我们里弄要组织家庭妇女出来工作，办几个生产组，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请你来牵头组织，好吗？”尽管刘新民讲得很婉转，但杨月英心里还是一怔。
“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工作了，再说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活，组织大家搞生产，恐怕不行。”
“困难是会有一点的，但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你还是最合适的，一是你有文化，这在我们里弄里是不多的，二是你家里还跑得开，只有两个小孩，都已经十多岁了，还有一点么，你家白先生是工程师，或许还能帮上一点忙。我们看得出来，你做事认真，肯为大家服务，组织里弄生产组，是帮助政府，也是帮助里弄中的姐妹们，我们弄堂里还有不少困难户，让她们参加生产劳动，有点收入，也可以补贴家用，改善生活。”
刘新民不愧是老解放区来的，说大道理一套一套的，杨月英想想也在理，推让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松了口，说是等先生下班后再商量商量。
其实，杨月英也不愿意当一辈子家庭妇女，如果要她出来当个民办小学老师，她或许会一口答应下来，因为她干过，有把握做得象个样子，但让她去带一帮人去做生活，她实在心里没底。
白雪舟毕竟是个在大工厂工作的人，听杨月英那么一说，他立即觉得，这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已经成为政治运动，到处都在办里弄食堂，里弄托儿所，里弄生产组，虽然家里不缺每天几角的工钱，但这是大势，跟着走是不会错的，于是，他表了个态：支持。
第二天一早，杨月英就去找刘新民了，居委会没有办公室，刘新民成天在弄堂里转悠，时时能看到她的身影，但又无法估计她此时在哪儿。比较能找到她的地方就是弄堂口的电话间，她常会到电话间坐坐，她的一个小包，就挂在电话间的墙上。电话间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弄堂里的各种新闻，都是从那里传播出去的。
刘新民果然在电话间里，“刘大姐”，杨月英也学着老解放区的习惯，称呼刘新民为刘大姐，尽管她大小是个主任，但居民中还没有叫她主任的。
“商量好了？”
“是的，他支持我干。”
“我就料到，他当年背井离乡，抗战八年，是有觉悟的。”
“你怎么知道他去过内地？”
“我家那口子也打过鬼子，他是造地雷的。”
杨月英和刘新民都是爽快人，既然答应了，就开始策划如何筹建了。刘新民的家也在这条弄堂里，是老式石库门底层的后厢房，是她丈夫单位提供的，比起那些住在亭子间，三层阁的，居住条件要好一点。因为居委会没有办公室，在电话间里谈又不太方便，刘新民索性把杨月英带到家里来谈了。
刘新民掏出一个小本子，“这几个是急于要找工作的困难居民，我们得帮她们一把。”
“这是林凤英，她命苦啊，原先结过婚，可不会生育，丈夫又讨了个小老婆，生了五个孩子，新婚姻法公布后，她离婚了，现在一个人住在亭子间里，起先丈夫还给些生活费，几个孩子还会来看看她，后来丈夫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给得越来越少，她只得接点零碎活来补贴家用，拆纱头，缝袜头，剥虾仁都做过，但常常没有活干，生活没有保证。她怨自己八字不好，每天晚上念经，想修修来世。听说我们要办生产组，她第一个报了名。”
“这个任小妹，是住在2号客堂楼上的，她原先的丈夫是在停云里纸盒作坊工作的，那时他们刚结婚不久，还怀着孩子，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架日本飞机掉下来，落在停云里，她丈夫被炸死了，一起被炸死的还有她丈夫的姐姐，那样子惨啊，她抱着丈夫残缺的尸体，哭得昏了过去，肚子里的小孩也流产了。以后她帮姐夫照看三个没娘的孩子，再后来，两家并成了一家，她把三个孩子当成亲生的，三个孩子也把她当成了亲娘，只是叫舅妈习惯了，改不了口，一直叫她舅妈，她倒也不在意，后来一幢楼的邻居都叫她舅妈，连她的丈夫也被人叫作老娘舅了。老娘舅做点小生意，舅妈没有工作过，现在三个小孩都长大了，老大还参了军。任小妹也找我报名，要参加生产组，她勤快，心眼好，是个能干活的人，就是文化低了点，字倒还是识几个的。”
“还有5号三层阁的阿香，也来找过我了。”刘新民这个居委主任，对每家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阿香原来是前楼王家的小保姆，是王太太从自己乡下湖州找来的，你们上海人叫小大姐，来的时候才十二岁，不过王太太对她倒还不错，活是要她干的，但连重一点的话都没有说过一句。后来阿香长大了，嫁了个在邮局送信的，也算是职工家属了，王太太腾出了三层阁让阿香一家住，还让她把户口落在家里。阿香倒是肚子争气，头一年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现在儿子会走路了，阿香说总不能一直当家庭妇女吧，她听说里弄要办托儿所了，她想把儿子送托儿所，自己进生产组，也好赚点钱。阿香年轻，粗手大脚，人高马大，有力气，灵活，吃得起苦，王太太还教她识了几个字，是个干活的好料。”
“还有那个5号前楼的王太太，其实她叫陈淑珍，不过大家都叫她王太太，她家王先生是沪剧团里拉胡琴的，她也喜欢看戏，还会唱两句，家境不错，两个小孩都上中学了，家里也没有多大的事，她对我说，闲着没事还不如出来做点事，贴补家用倒无所谓，能够同大家一道说说笑笑，解解厌气也蛮好。王太太，也就是那个陈淑珍，人是蛮活络的，心眼也好，就是要她定定心心坐下来，整天做生活怕是不来事，不过她要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总是好的，也是应当鼓励的。”
“还有那个梁芬，才十八岁，她本来有个还过得去的家庭，她五岁那年，父母都被炸死在停云里了，她是阿奶带着长大的，她阿奶作孽啊，连个名字都没有，户口本上写的是“梁曹氏”，她阿奶是公共厕所里卖草纸的，梁芬从小就是在公共厕所里长大的，人家说阿奶卖张草纸要一分，领个孙女叫两分。这个小姑娘懂事，会帮阿奶干活，就是家境太差，没有进过正规学校，晚上跟大人的识字班识了几个字。前几天她来找我，说是想工作，我想想也对，总不能让她一辈子跟阿奶卖草纸吧。”
“杨大姐，其实办里弄生产组，是响应党的号召，也是为居民群众办点好事。你读过书，能写会算的，我和办事处商量过，你在牵头最合适了。”
“刘大姐，勿要搭我戴高帽子了，我是管不来人的，也没有啥技术，不过响应党的号召是应该的，既然居委会相信我，我就来试试看，做得不好，要大家帮帮我噢。”
三天以后，一个里弄生产组诞生了，当家的是杨月英，陈淑珍兼记账，林凤英、任小妹、阿香和梁芬是强劳动力，两个被称为大姐，还有两个不够格当大姐，被大家叫作小妹。
这是她们里弄的第一个生产组，开张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弄堂口的过街楼底下，借用商店的排门板搁了两张临时桌子，凳子是大家从家里带来的，六个人坐在一起，开始干活了。因为是第一个成立的生产组，于是就自称是第一生产组，她们的第一批活，是刘新民通过街道办事处拉来的，是为附近的一家小五金厂包装三角锉刀，先是为锉刀刷上防锈油，然后再用油纸一支一支包好，十二支为一打，装进马粪纸盒子里。
好在这家厂不远，她们连小车都没有一部，早上杨月英带上两个小妹去提货，她拎着防锈油桶，梁芬背着空纸盒和油纸，鼓鼓的一大麻袋，但并不重，阿香提着成品锉刀，虽然只有一小包，却有好几十斤。另三个大姐则在弄堂口支起了桌子等着她们的到来。
六个人的手脚都很麻利，干得也都很卖力，第一天就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居民，把弄堂口挤得满满的。
刘新民也来了，居民们倒围着她，请刘大姐把她们也组织起来，有的说她会绣花，有的说她会纳鞋底，还有的说她会打毛线，办里弄生产组成了一种时尚，成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向往。
半天很快过去了。
“姐妹们，大家歇歇了，回去烧饭，吃饭，这里我看着，等你们吃好饭来调我。大约一个钟头回来，注意掌握辰光。”
干活的人们都走了，看热闹的人也散了。杨月英手里的活还没有停下，刘新民坐到她边上，手里也跟着她摆弄起来。
“第一天还好吧？”
“比想象的要好一点，大家都蛮起劲的，也很珍惜这个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
“现在是新鲜，过几天会出现各种问题的，要有个思想准备。”
阿香第一个回来，双胞胎送托儿所了，丈夫不回家吃饭，她胡乱扒了几口冷饭就来了。
“白师母，噢，现在要叫杨大姐了，”阿香吐了吐舌头纠正道，“这里我看着，你百坦回去吃饭好了”，百坦是湖州话，意思是不用着急。
杨月英回家洗了手，上了次马桶，她也不烧中饭了，扒了几口冷饭也回来了。
下午的活还是包装锉刀，有了上半天的操练，大家手脚更快了，太阳没有落山，已经把一天的活干完了。杨月英带着两个小妹去送货，陈淑英带着两个大姐收摊。
“看来还能多拿几十打，现在天暗得晚，可以多做一点。”
杨月英把自己的想法同工厂里讲了，工厂里同意明天再加几十打。
星期天照例是休息，一是上了一星期班，家里总要整理一下，再说老公休息，子女不读书，总要弄点好吃的。阿香带着双胞胎儿子去白相城隍庙了，梁芬帮阿奶打扫了一天公共厕所。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五金厂通知杨月英去结账，杨月英带上陈淑珍到了工厂财务股，拿到了一大叠人民币，那时票面小，五元的很少，大多数是一元两元的，还有不少是一角二角的，甚至还有硬币。陈淑珍把这包钱放在包里，又把包抓得紧紧的，生怕丢了，虽然总共只有一百多元，但这是她们用汗水换来的，显得格外珍贵。
刘新民带来了街道的意见，里弄生产组按日计工资，标准是每天七角，组长杨月英每天补贴五分，为七角五分，陈淑珍记账，每天补贴二分，为七角二分，对于这样的分配，大家都没有意见。陈淑珍把每人个的工资结算好，一人一个小包，还做了个签收单。
“发工钱了。”干了一个月，就盼着这一天。这是用自己的劳动赚的辛苦铜佃，是一份收获，更是一种希望。
梁芬是平生第一次拿工钱，她有点兴奋，十几张一元票面的人民币点了又点，小心里放进口袋里，又拿出来贴在脸上，捂捂热，再放入口袋。想着今天下班后可以把工钱交给阿奶，然后说声，这是我自己赚的，阿奶一定会抽出几张来，让我买点喜欢的东西，发夹，头绳，雪花膏，想到这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阿香也在盘算着，要给双胞胎儿子买点什么，儿子看到人家小孩吃巧克力，嘴馋着呢，今天拿到工钱了，应该给儿子解解馋了。自从添了两张嘴以后，单凭丈夫那一份工钱过日子有点紧，现在可以松一点了。
十几元工钱，对杨月英和陈淑珍来说，只是对家庭收入的一个补充，并不太重要。但对于多年没有参加工作的她们来说，则是对自己价值的体现。另外对于每天比其他人多拿几分钱工钱，总有点不安，虽然是街道的意见，自己也确实比别人多做了一点工作，但总想着能为别人再做点什么。
“阿芬，慢点走，帮我办点事。”杨月英喊住了梁芬，梁芬以为杨月英还要叫她做什么事。杨月抽出一张一元纸币，“阿芬，帮我去买两斤肉，烧锅红烧肉，让阿奶补补身子，你参加工作，赚钞票了，也让阿奶开心开心。”
“杨大姐，我赚钞票了，我自己有钞票买了。”
“钞票省着点用，我比你多赚一元，请阿奶吃顿肉，也是应该的。”说着硬把这一元纸币塞到梁芬的手中，梁芬眼中闪着泪光，“下个月我一定好好干。”
陈淑珍和阿香一同回家，走到上三层阁的楼梯口时，陈淑珍拉住了阿香，从工资中抽出一张五角纸币，“阿香，今天我赚钞票了，你去买几块巧克力，请请两个小宝贝。”
阿得倒也不推辞，接过钞票说：“谢谢少奶奶。”这是她从小就这样叫的。
“新社会了，不好叫少奶奶了。”陈淑芬纠正她，“再说我们现在是同事了，叫我陈大姐就可以了。”
“我是小辈，应当叫您陈伯伯。”按照湖州的习俗，长辈不分男女，都称为伯伯。
“阿大，阿二，快来谢谢阿婆。”
“谢谢阿婆。”两个儿子象受过训练的，齐声说道。
“阿官嘴巴甜来，下趁还有糖吃。”
杨月英同陈淑珍一合计，拿到的加工费除发工资外，还有点结余，于是就买了几个饭单，几副袖套，给每人发了一套，还留了几套放着，等新组员的加入。
系上饭单，戴上袖套在弄堂口干活更象样一点了，几个人说说笑笑，又一个月过去了，天气渐渐凉了，弄堂口的穿堂风又特别大，再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很快就有了好消息，刘新民从房管所搞来了一间底楼的灶披间，虽然只有八九个平方，居民还要通过这间灶披间进进出出，晚上也不好锁门，但好坏也是有围墙有门窗的。每月要多花一元多房租和电灯费，但生产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再也不怕刮风下雨了，只是和居民混杂在一起，说话要小声一点，不能象在过街楼下那么大声说笑了。
灶披间楼上住着个男孩，叫邬大伟，他母亲原先是大新游乐场茶室的里卖茶的，其实也就是陪聊陪喝的，长得倒是蛮漂亮的，上海人叫她们“玻璃杯”。他父亲是有家室的人，因常去游乐场玩，两人就好上了，租了个小房间，算是偏房。解放前夕，他父亲一家去了香港，他和母亲留在了上海，起先还寄点钱回来，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他母亲靠变卖点首饰过日子，前几年死了。
邬大伟读书不错，还考上了大专，享受了人民助学金，眼看就要毕业，可以成为国家干部了。可是他说了些不当的言论，又加上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又说不清楚，结果被学校勒令退学，成了社会青年。他整天窝在家里闷闷不乐，也不去找工作，偶尔通过灶披间出门，也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从不和人打招呼。
虽然在作为工场的灶披间里，可以清楚里听到楼上的脚步声，甚至连撒尿的声音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但邬大伟很少有声音发出，大概他是个读书人，天天在看什么书。
星期六上班后不久，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在工作，也没有人说话，突然楼上传来“砰”的一声，把人们吓了一跳，接着又是一声沉闷的响声。
“楼上会出啥事体伐？”杨月英感到在点不对头，放下手中的活走了出去，其他人也都跟了出去。
二楼的小房间门锁着，透过门上的钥匙孔，可以看到邬大伟躺在地上，杨月英拼命喊着“弟弟，开门”，可邬大伟一点反应也没有。
“勿好，出事体了，阿香，侬力气大，把门踢开。”阿香后退一步，飞起一脚，老房子的门本来就不牢，一下子就被踢开了。
几个组员涌了进去，只见邬大伟躺在地板上，戴着口罩，眼神呆滞，脖子上还套着根断了的绳子，边上还有张被踢倒的凳子，人们立即就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
“快，快，帮他摘下口罩，让他呼吸通畅点。”林凤英还有点常识，临阵不那么慌乱。
“小阿弟，有啥想不通的，活着不是蛮好吗？”杨月英开导说。
“我不想活了，可死也死不了。”
“为啥还要戴口罩呢？”
“我听人家讲，上吊的人舌头会伸出来，会吓着人家。”
“侬是个好人，阿弥陀佛，绳子断了是天意，老天爷不让你去，侬要好好活下去。”林凤英是信佛的，她不忍这个小青年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大家的劝慰下，邬大伟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他慢慢坐起身来，声音有点虚弱。
“谢谢阿姨，谢谢大姐，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整天在弄堂里兜的刘新民也听到风声，赶到楼上来了，看到这个场景，她立即明白了这里的一切。
“小青年要看得远，好日子在后头呢，不要有一点挫折就想不开。阿香，你帮我到派出所去跑一趟，叫户籍警王同志过来。”
阿香站起身来，右脚掌一阵疼痛，几乎站立不稳，这才意识到，刚才踢门的时候，把脚弄伤了。
“阿姐，我去。”梁芬一路小跑下了楼。
户籍警老王是胶东人，当年随军南下，转业到公安系统，在唐家湾派出所当户籍警，管的就是这一片。老王其实并不老，才三十出头，他与刘新民是老乡，又是工作上的搭档，听梁芬说邬大伟出了事，一路小跑过来了。
他看了现场，检查了邬大伟的身体，确认没有大碍后，同刘新民一起把邬大伟带到派出所去做笔录。
杨凤英带大家下楼去干活了，她发现阿香走路一瘸一拐的。
“要不要去联合诊所看看。”
“不要紧的，我又不是纸糊的，没事。”
人们又开始干活了，不过边干边议论刚才发生的事，林凤英有过被遗弃的经历，感触最深，一边议着，一边抹眼泪，梁芬也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议着议着居然哭出了声。
“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这个生产组做了好事，一定会有好报的。”这是林凤英的信念，这种信念支撑了她几十年。
当人们吃过中午饭开始干活时，刘新民来了。
她先问阿香，受伤的脚还要紧吗，阿香还是那句话“我又不是纸糊的”又加上一句，“反正明天好休息”。阿香是吃硬的人，其实这种痛只有自己知道。
“跟各位大姐商量一件事，上午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大伟的经历大家也都清楚，现在书不能再读了，天天闷在家里会出事的，我想是不是能吸收他到生产组来，他年轻，有文化，体力么，总比我们妇女同志强一点，再说也能让他有点收入，有一口饭吃，各位大姐看看，能不能帮帮他。”
“救人救到底，我们就好事做到底了。”林凤英首先表示同意。
“我们都是阿姨妈妈，来个男宝贝也蛮好，再讲伊有点文化，应该不会吃闲饭的。”任小妹也表示同意。
“我倒是蛮欢迎伊来的，就是生产组待遇低，我们阿姨妈妈做做，贴补家用倒还可以，男小囝在生产组以后怎么办？”陈淑珍说的是实话，她怕耽误了邬大伟的前程。
“以后的事情，现在也讲不清，但一定会比现在好的。还是先考虑眼前的事吧。”刘新民不想扯得太远。
“蛮好，蛮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阿芬，是吧？”阿香有意逗梁芬，梁芬的脸一下子红了。她站起来要打阿香，却踩到了阿香受伤的脚。
“哎哟，痛死我了。”阿香叫了起来。
“阿香姐，对不起，我不是成心的噢。”梁芬马上打招呼。
“侬敢成心？当心我敲扁脱侬。”
邬大伟到生产组的事，就这样搞定了。
星期一一早，阿香知道自己走不快，早点出门，早早就到工场了，随后组员们也都陆续到来了。
“阿香，脚好一点了吗？”杨月英关心地问。
“前天回去，老公帮我用热毛巾捂，结果闯祸了，脚背肿得象馒头一样。”
“勿好用热毛巾捂的，热毛巾捂要肿的。”还是林凤英经验丰富。
“伊吓煞了，连忙到中药店配了伤药给我敷上，一天下来，痛倒好多了，就是整个脚背都发青了，老吓人的。”阿香脱下鞋，给大家看，只见整个脚背都是青色的。
“勿要紧的，伤吊出来就好了，青颜色过几天就会褪脱的。”林凤英接着说“阿香，侬伤了一只脚，救了一条命，会有好报的。”
人们正说着话，刘新民带着邬大伟进来了。
“各位大姐，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组员，大家都认得的，就是住在楼上的邬大伟，他年轻，有文化，相信他能够和大家很好相处的。当然，他年轻，也有短处，容易冲动，不够成熟，大家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兄弟，多多关照。现在大家欢迎。”
所有组员都拍起手来，邬大伟感到久违了的温暖。
“各位阿姨，各位姐姐，谢谢你们前天救了我，今天又接纳了我这个有错误的人，我一定会卖力工作的，你们就当我儿子，当我弟弟，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骂我、打我都可以，就是不要赶我走，给我有个吃饭的地方。”邬大伟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来。
陈淑珍拿出一只饭单，一副袖套，送到邬大伟手中，邬大伟接过来戴好饭单和袖套。
“现在象个样子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杨月英招呼大家干活。
邬大伟低头看到阿香又青又肿的脚，忙凑上去问“阿香姐，脚还痛吗？”
“哪能会勿痛，阿姐又不是铁打的。”阿香笑着半真半假地说。
邬大伟突然走出门去，咚咚咚跑到楼上，拿了一张小板凳下来，他把小板凳放到阿香的脚边。
“阿香姐，把脚搁在凳子上，活活血，好得快点。”
“你这个小鬼还是蛮活络的嘛。”刘新民拍拍邬大伟的肩膀，“你就跟着阿姨大姐，好好干出个人样来吧。”
刘新民又去兜弄堂了，生产组又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大伟，同你商量一件事情，舅妈想借你家马桶用一用，今天早上吃了豆腐浆。”被人叫舅妈叫惯了，任小妹也自称舅妈了。
“侬自己上去用好了，门锁前天被阿香姐踢坏了，门开着呢。”
“我倒提个建议，下趟我们就到大伟家用马桶，省得跑两条弄堂回家去，影响工作，我们也可以放开胆子吃茶了。”林凤英出了个新点子。
“不过也不能让大伟吃亏，作为交易，倒马桶的事，就我们几个阿姨包了。”还是杨月英想得周到。
邬大伟倒也乐意，本来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弄堂里和阿姨妈妈们一起刷马桶也有点别扭。“好啊，就这么定了，我的门锁也不修了。”
“我看这件事我和阿芬包了吧，一人一个礼拜，不过这个礼拜阿芬先倒，我的脚还有一点痛。”阿香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件事。“蛮好，蛮好，来了个男宝贝，还搭了间马桶间。”
阿姨大姐们笑作了一团。
邬大伟来了以后，小组的气氛活跃多了，阿姨大姐们又多了说笑的许多话题。这里的楼板薄，楼下可以听到楼上任何细小的声音，谁上去用了几次马桶，一泡尿多大，都可以成为互相调侃的话题。大伟也在这里的阿姨大姐中找到了有妈妈在的感觉。
包装好最后一盒锉刀，人们开始收摊了。
“大伟，这几天阿香脚痛，就由你和梁芬去工厂送货吧。”杨月英把送货的任务派给了大伟。
两人扛着产品出门时，阿香还不忘调皮地说一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梁芬伸出拳头朝阿香晃了晃，“等你脚好了再找你算账。”
又引来了一阵笑声。
邬大伟是个有心人，他同梁芬去工厂送了几天货，倒看出些门道来了，里弄生产组不仅可以包装锉刀，还有好几道工序都有条件做，他回来把自己的想法同杨月英说了。
正巧刘新民也来找杨月英，说居民踊跃报名要参加生产组，天天有人来找她，能不能再把这个组扩大一点。杨月英这几个月也确实尝到了甜头，信心满满的，便一口答应了。
于是刘新民拉上杨月英、陈淑珍，还捎上邬大伟，开始策划扩大生产组的事，先是把客堂间的居民置换到楼上，把客堂间扩大成工场，又把厢房的居民安置了，这幢二上二下石库门住宅的底楼全部成了工场间，除了上油包装以外，还有几道工序也接了过来。除了三角锉以外，平板锉，半圆锉，圆锉都可以做一点，甚至油光锉也能加工了，组员也发展到四十八人了。
邬大伟动手能力还不错，从旧货摊里淘来了一辆坏的黄鱼车，经他拆开来弄了几天，阿香还让她老公来帮了点忙，这辆车还可以凑合着用了，平常停放在天井里，傍晚就用来送货，这就成了组里最值钱的东西。
邬大伟负责技术指导，陈淑珍管收发记账，林凤英带一个小组管加工，任小妹带一个小组管包装，阿香兼踏黄鱼车送货。扩大后的生产组有了一定的规模了。
那天刘新民来找杨月英，说生产组要取个正式的名字报上去登记，以前习惯叫锉刀包装组，现在不行了，有了加工工序，应当有个与实际相符的名字。杨月英同大家一商量，还是邬大伟出的主意好，就叫唐家湾第一锉刀生产工场，他说我们是第一家，就叫第一，以后有可能发展到二家三家，我们还是第一，叫生产工场为今后的发展留下了余地，现在是为工厂做加工，以后可以有自己的产品进市场，现在这个规模，叫工厂有点虚张声势，叫工场正好合适。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
写牌子的事就交给邬大伟了，这几十个人中间，算他文化最高，字也拿得出手。邬大伟找了块旧搓衣板，舅妈拿回去请娘舅刨刨光，又买了二角钱油漆，写了块白底黑字的牌子，邬大伟的宋体字也很标准，挂在石库门上也蛮登样，阿香在在旧被面上裁了条红绸带往上一挂，平添了不少喜气。
林凤英提议要在客堂间当中挂一张领袖像，她讲：“以前我天天念经，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听党的话，组织起来参加生产，生活有保障了，一年辰光不到，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应当感谢党，感谢领袖”
经过一番布置，工场间象样子多了，再加上人人都戴上饭单袖套的劳动保护，有点象工厂的样子了。
转眼三年过去了，加工任务还算饱满，收入也还算稳定，每月还有一点结余，人们的情绪也没有什么波动，本以为小日子还可以过下去，但是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锉刀的需求量减少了，连锉刀厂自身的任务也不足了，外发给生产工场的任务锐减，结余只能补贴几个月，几个月后就要开不出伙仓了。象杨月英、陈淑珍这样家境较好的问题不大，还有一批人是靠这每七角钱养家糊口的，困难就大了。
杨月英去找刘新民，刘新民说，她请示了街道办事处，说是允许她们找米下锅，自找门路发展生产。
杨月英回到家里，白雪舟给她带来一条好消息，目前木工锉刀需求量很大，生产的厂家很少，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杨月英想，木工锉是锉木头的，材料要求应该不高，我们有了加工锉刀的经验，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天一早，杨月英把陈淑珍、邬大伟和林凤英、任小妹两个组长找来，五个骨干一核计，觉得找米下锅是必须马上做的事情，有了自己的产品，就不会受制于人了。
这天正好白雪舟厂休，杨月英把邬大伟带到家中，与白雪舟讨论技术问题，白雪舟对邬大伟很欣赏，两人就木锉的毛坯、开齿、淬火一一研究，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工艺路线。
任小妹通过老娘舅，买到了一批工厂积压的木锉刀毛坯，阿香踏了黄鱼车从郊区拉了回来，邬大伟带了几个青年人用鎯头和旧钢锉改成的冲头开齿，至于淬火的问题，就由白雪舟带到厂里帮忙解决。
第一批试制了十打，一百二十支，连包装盒都没有，用油纸包一包就算是成品了。
老娘舅是有卖小商品设摊执照的，他带了一打木锉到南京西路翼风飞机模型店旁边的小弄堂口设摊，他事先了解到翼风木锉刀断货，不到一小时，一打木锉刀就卖光了。第二天他带了两打去，许多人已经在弄堂口等他了。
翼风的私方经理是个飞机模型爱好者，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把老娘舅请到店堂里，看了他的木锉质量，问他还有多少，老娘舅老实说还有七打，经理来了个九五折价全部统吃。
试制的十打木锉刀不但收回了成本，还有不错的盈利，好在毛坯还有不少，于是杨月英带领大家建立起了木锉刀生产流水线，梁芬带了几个女青年组成了青年突击队，在邬大伟的指导下，搞起了技术革新，自制了几台土设备，做到了开齿半自动化。
就是淬火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老是到白雪舟厂里去求助揩油也不是长久之计。
杨月英学过一点化学，知道一点淬火的基本原理，她把邬大伟找来，讲了她的设想，又让邬大伟跟她回家，把白雪舟也一起拉来商量。木锉刀淬火要用黄血盐钾，可这种化工原料如何粘在金属表面，是个大问题。白雪舟想起了抗战时在内地用过的办法，把黄血钾盐拌在豆瓣酱里，糊在锉刀表面，在煤球炉中烤热，两放入水中冷却。三个人在灶披间里忙了大半夜，淬过火木锉刀硬度还不错。
第二天，她们腾出一间房间，砌了一排炉子，还买下了隔壁酱园里的一缸豆瓣酱，抽了几个年轻人，成立了淬火组，由邬大伟手把手教她们，梁芬也在这个组里，阿香还当上了组长。“阿姐不是铁打的，阿姐是打铁的，厉害吧。”
木锉刀成了这个工场的主打产品，市百货采购供应站同他们签订了一年的供货合同，还有不少客户找上门来，有上海的，还有外地的，那家翼风的私方经理是常客，还带了不少朋友来订货。
杨月英是个有心人，她觉得产品要拿到市场上去，得有个好的包装，还要有自己的品牌。她让邬大伟设计了个纸盒，委托隔壁纸盒组加工，倒也解决了纸盒组的困难，至于用什么品牌，她想来想去没有找到合适的。
她把陈淑珍、邬大伟和林凤英、任小妹找来，请他们一起来出出主意。
“我看叫三角牌，我们是从包装三角锉白手起家的，叫三角牌，可以让我们时时想起在过街楼下的日脚，不要忘本。”任小妹讲得有点道理。
“我倒主张叫宝塔牌，木锉刀头尖尖的，象一座宝塔，还有么——关起门来讲讲，你们不要讲我迷信哦，我们啥辰光发起来的啊，就是救了大伟一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就是宝塔。叫宝塔牌，可以让我们牢记，要多做好事，现在我们发展了，又帮纸盒组过了难关，不是在做好事，救人命吗。”林凤英善于联想，也很有道理。
他们正说着，刘新民进来了，她们请刘新民评评理，刘新民来了个折中，说钢锉用三角牌，木锉用宝塔牌，今后有两个商标更好一点，她让陈淑珍同她一起去街道办事处去办申请注册手续。
她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街道把锉刀工场推荐为区先进，区里又把他们推荐到市里，现在市先进集体已经批下来了，并指定要杨月英作大会发言。
杨月英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在校时是优等生，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吃过晚饭，坐在灯下，开始起草发言稿。
这几年来，她天天忙忙碌碌，跑原料，寻销路，学技术，组织生产，很少静下心来写东西。
“各位领导，同志们：站在这台上，我感到很光荣，也很惭愧，我们做得很少，组织上给予我们的帮助和鼓励很多。
这些年来，我总感到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姐妹们组织起来，先是生产自救，再是让大家有饭吃，再进一步就是用我们的两只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自己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她回顾了从过街楼底下弄堂口，六个女人两块排门板起步，发展到目前小有规模的生产工场，有了自己的产品，打开了市场，注册了商标，她的眼圈也渐渐红了。
“三年来我们锉刀生产工场发展的实践证明，跟共产党走，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
她把发言稿看了一遍，认真地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看看钟，已经十一点了。
第二天一早，刘新民就来找她了，把她带到街道办事处，对着街道书记和主任试讲一遍，一起听试讲的还有几个被称为秀才的秘书。杨月英在工场里对组员讲话已经习惯了，但面对领导，还是有点拘谨，当她读完稿子时，人们发现这个里弄生产组的阿姨，居然也是个秀才。
一星期以后，在福州路上的市人委大礼堂里，杨月英在几千人的注目下，缓缓走上台，在讲台前立定，掏出这份发言稿，先是一字一句地念，而后几乎可以不看稿，如数家珍般讲她们所经历的一切，讲产品，讲质量，讲革新，讲销售，讲利润，也讲她们的苦恼和欣喜。
在热烈的掌声中，她结束了发言，然后转过身去，对台上的领袖像，深深地鞠了一躬。
坐在台前排的市长，特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同杨月英握了手，说了声：“杨大姐，辛苦了。”
“锉刀生产工场的姐妹们，快来看，你们上《解放日报》了！”刘新民拿了一叠报纸，兴奋得象个孩子，她用山东腔的上海话喊道。
“还是头版，还有杨大姐的照片，这下子我们出名了。”林凤英还是那样热闹。
“锉刀工场陈大姐电话——”弄堂口电话间的阿姨来喊，“这几天电话多来，生意好的不得了。”
陈淑珍接好电话回来，“又是订木锉刀的，还接不接？”她问杨月英。
“生产能力还有吗？”
“能力还有一点，交货期要晚一点。”
“那就先接下来吧，我们再挖挖潜。”
“大伟，还有旧锉刀回修业务，你考虑一下，现在原材料紧缺，旧锉刀回修再加工，不要用原材料，只要用点人工就可以了，既为客户省了钱，对我们也是件不要占流动资金的好事。”
“陈大姐，还有那个街道新安排来的残疾人小李，是个驼背，干体力活不来事，脑子倒还不错，也有点文化，让他去管旧锉刀收发这一块吧。”
“这样安排倒也好，我们把旧锉刀回修的广告快点做出去，我想是会有生意的。”
“肯定有生意，生意还会不错的。”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区人民委员会同意，唐家湾锉刀生产工场升格为街道工厂，名字就叫唐家湾锉刀厂，由杨月英担任厂长。”客堂里，厢房里，灶披间里，响起了掌声。
“还有更好的消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从下个月起，我们的身份是街道工厂的正式职工，发给工作证，工资由日工资改为月工资。街道正在为我们寻找场地，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更多的锉刀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欢呼声。
“小张，我们的新房装修好了，明天就要搬过去了。今天是在颐养院的最后一天了，你再陪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爷爷奶奶明天要住新房了，你们要走还真有点舍不得呢。我去安排一下，就同你们一起出去。”
“我们也舍不得你呀，你什么都好，就是管得我们太紧。”
小张陪着杨月英白雪舟夫妇走出大门，发现对面的旧房子已经拆平了，吊车和打桩机已经树起来了。唐家湾路已经没有踪影了。
三人找了个路边的口袋花园坐下，晒着太阳聊天。
“奶奶，你们工厂后来怎么样了？”小张抓紧时间打听。
“后来么，街道工厂同国营工厂一样实行了退休制度，林大姐，陈大姐和舅妈先退休，我又做了两年到1980年我60岁了，也退了。接我厂长担子的是啥人，我想你是猜得出来的。”
“是大伟吧。”
“聪明。大伟年轻，文化又高，他接过厂长的担子后，工厂发展得更快了，在浦东造了新厂房，买了新设备，现在产品销到全世界了。”
“我还要告诉你一桩稀奇事体，当初办生产组的几个人，寿命长得来，到现在还一个勿缺。”
“林大姐一百多了，就是一个人住了养老院里，有点冷静，她老头的几个小人也八十多了，逢年过节还会去看看伊，勿是伊养的，也不是伊领大的，能做到这点也不错了。”
“舅妈后福不错，老俩口也一百出头了，生活还能自理，三个外甥都要叫他们住过去，结果是每家住一个月，天天当老寿星，三个外甥对她比亲娘还亲，就是没有改口，还是叫她舅妈。老房子老早不住了，这次动迁还拿了一大笔钱，今后日脚还要好过了。”
“陈大姐也过得不错，两个人都一百出头了，还是天天一个拉胡琴，一个唱戏。伊拉在城隍庙附近买了房子，三天两头到城隍庙去，在九曲桥旁边，南翔馒头店门口有个戏剧沙龙，两个人还时不时去唱上一段，人家称他们是寿星搭档，在城隍庙里老有名气的，大家都晓得。”
“阿香也八十多了，夫妻两个天天踏脚踏车去逛公园，据说全上海大大小小的公园都去过了。前两天来看我，也是踏脚踏车来的，我叫伊好勿要踏了，年纪大了。阿香讲儿子已经搭伊买了部三只轮盘的，踏到九十岁呒没问题。”
“梁芬同大伟最终成了一对，大伟大难不死，后福无穷，梁芬也先苦后甜。现在也退休了，今年孙子也要考大学了，前两天还发个视频给我。”杨月英把手机递给小张。
“我们这代人，苦也吃过了，福也算享着了。特别是阿拉几个人，寿命长，身体好，日脚都过得蛮好。凤英是信佛的，伊讲当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现在想想也有点道理。”
第二天，白雪舟和杨月英搬新房了，小张拉着行李箱一起上了车，帮老俩口安顿好才回来。
轮到小张休假了，因为疫情的原因，这次休假没有回老家，她找了个公园，带上笔记本电脑，把老俩口告诉她的一切都整理出来，记录下了连上海人都不一定清楚的往事，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足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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