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我把想写小说和要写哪些人物的打算告诉了父亲，稳稳坐在床边的父亲听完不自然地笑了，之后很认真地说了一句：是要写啊！
从我记事起，田间地头始终是父亲的战场，也是他毕生的事业。但关于书本里的世界，父亲一个老农民可没翻起多少浪花，往往像父亲这种识不下几个大字的大老粗，在听见我能把他当成小说人物抬进书本里，他自然不会反对，以我对父亲的了解，哪怕我主观经验把他那些芝麻小事写得一塌糊涂，我相信我的父亲依旧乐此不疲地支持我。
于是我在父亲的精神支持下，坚勇地提起笔大张旗鼓地开始写父亲的故事，原来要把我小时候在他身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在情感上并不那么容易。
B
那是一九九六年腊月十八，在一个平平常常的下过一夜鹅毛大雪又停歇的那个无风的绝早的清晨，有早起习惯的父亲清理着喉咙里一夜的积痰去推自家的木门，那扇老木门父亲一只手推开有些费劲，就启用另外一只手。门开了，一个冒着热气的花篮稳稳地放在有厚雪的地上，父亲绊了一下，他本能地四下里看看，村子还在熟睡，连公鸡的鸣声都没有。父亲弯下腰去，端起那冒着热气的花篮，贴在耳朵上，听着里面断断续续的哭声，父亲就知道里面是孩子，奄奄一息的孩子。
父亲的故乡是皖南一个叫万圩的庄子，几十年来全庄上下户硬是没找出一个万姓的男人，据说那些万姓的人全被日本鬼子拿刺刀戳死了，可怜的万姓人一颗枪子没吃到就统统倒在这个叫万圩的小户里，而父亲的父亲他们那一辈敲锣打鼓堂而皇之地踩在姓万的尸骨上在这里热烈地生活了几十年。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父亲最乐意做的是抱我在他的怀里，用腮帮子上短粗的胡渣扎我，听凭我在他怀里扭曲怪叫，这个时候父亲就哈哈大笑，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已经从老到更老了，但父亲那种强有力的哈哈的笑声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我的耳边，那种慈爱是我在亲生父母身上永远无法体验和得到的。
C
我对一切事物有一定感观的认知，是我和我的父亲住在小小的土房子里，那小小的土房子家里实在没有一件像模样的家具，更别说家电了，毛主 席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勉强让父亲过上正是毛主 席他老人家大半个世纪前就说的老百姓该有的生活。实话说父亲一点也不比村里上下户哪个男人更有本事，但父亲却的确比其他人有魄力，从父亲独自一人抚养我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又正如父亲说的那样，我们爷俩运气都不错，在我生命开始的头三年一直是一个叫妈妈的人在照料我，说实话没有这个妈妈，父亲他一个老寡汉条别说把我养得多么白胖了，说不定养死了也是有可能的，你们想想，一个老寡汉条在没有女人的帮助下如何带一个只会喝奶和哭的孩子。
我对这个叫妈妈的人没有多少印象，她的五官在我脑海里已经模糊不清了，毕竟她离开我的时候 ，我实在是太小了，顶多只有三岁，学会走路还没有两年。别说我这是编造啊，但的确不是编造，这个叫妈妈的人离开的那一年简直可以说是我记忆上的一个分水岭——三岁以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三岁以后的事我又几乎一件也忘不了。
我记得是一天下午，不知春夏秋冬的一个下午，那天下午的阳光暖暖的，没有风，晒在身上温暖而舒适。我应该唤作妈妈的那个女人，但也是那天中午以前的事了，下午开始她就不是了，她的三个儿子开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来要带走她，他们需要她去北京帮她们带孩子，我看不清那天下午人们脸上的表情，再来他们脸上的情感是如何收放的，可以确定的是，我的父亲她的丈夫对她的离开是毫无办法的。
我唤作妈妈的人坐上了她儿子们开来的三轮车上，车子缓缓地向西边驶去，我跟着载带离她的车子后面一步一步紧跟着，随着车子越开越快，我迈着小碎步的双腿跟着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呼唤她，一边呼唤她一边哭了起来，一边哭了起来一边追了起来，我知道她一定也不舍离开我，但小小的我自然是填不满她那颗早已经被三个大儿子填满的心，在那个女人权衡之下，我又一次被抛弃了。我那么卖力才追了车子跑了不到五十米，就无情地被脚下凹凸不平的乡间泥路重重地绊倒了，趴在地上的我看着她坐在三轮车越来越远直到消失不见了，而我也失去了在母亲屁股后面打转追逐奔跑的机会。
父亲从她离开那天开始便决口不在家里不在我面前提起她丁点的事情，但我还是在几个好事的亲戚嘴里对她又多了一丁点的了解，她有一个圆鼓鼓的胖肚子，年龄和父亲相当，比起我矮瘦矮瘦的父亲她的身材实在是富态得不像话，好在她那三年把我照顾得十分得意，但我的好日子也在她离开那天戛然而止了。
父亲说她本想带着我们一块走的，父亲想得太多，我们便就留了下来。
去年的中秋团圆之夜，我借着清澈皎洁的月色冷不丁地向父亲问起了那个妈妈的事，我是希望父亲能把那个女人痛快地骂上一顿，毕竟她儿孙满堂地享受天伦之乐，而我和父亲从她离开后再也没有过过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团圆夜。然而我在观察父亲脸上的表情，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我要的那种自怨自艾的表情，借着月色我看见父亲更老了，脸上只有一层枯竭得不剩丁点水分的皮盖着，看得我怪不好受的，好在我在父亲的白发堆里仔细寻出了几根黑丝，这让我马上又好受了一点。父亲心里搁下了他这几十年不太平的生命里好几次大事件，这也让他养成了不忘事的好习惯。八十岁的老伙计耳朵倒是灵得很，父亲记忆的人和事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晰，也许是困苦的生活破坏了父亲的热情，但父亲还是就着清澈皎洁的月色平静地和我说起了她，她是父亲最后一个女人。
清澈如水的月光成功启动了父亲记忆的闸门，她的名字叫王丛英，这个名字好像我在哪里用过，没错，我用过这个名字，但名字归名字我确实不太熟悉她本人。王丛英是父亲七八十年代从外县拐（带)回来的，王丛英的丈夫老子在含山县开了一个吊丝窑，而父亲负责给烧窑师傅打下手。事实证明，父亲真的不适合出去打工，父亲最早六十年代就往外跑营生了，可到头来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农民，可想而知，父亲在外那些年心思不在赚钱上，按照父亲在土地上精耕细作的精神放在商场上最起码现在也能混成一个相当成功的老板了。父亲一定是被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耽搁了，钱不是，那一定是女人了。王丛英的丈夫老子是父亲上工窑厂的东家，东家有三个结结实实已经成家生子的儿子，王丛英的丈夫是父亲东家的大儿子，父亲说他去的时候东家的大儿子已经死了不少年，所以王丛英在跟父亲前已经做了好几年寡妇。别看父亲矮瘦矮瘦不成什么气候，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不打眼的人拐走了东家守了多年的寡妇媳妇。
我巧言令色地问父亲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把东家的寡妇媳妇拐回家的，父亲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硬生生地憋下了他那想笑不敢笑的样子，后来他的笑脸还是千忍万忍没忍住，边笑边说：“能有什么手段 ，她愿意跟着我回来的。”
父亲说起她脸上堆起的笑容在他众多个笑容里旗帜鲜明独一无二，缺少该有的干净利落，父亲那晚的笑容有点像娇羞女人笑出来的样子，是娇羞。我从父亲的言语中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当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应该说是没有一个人在明面上支持他们，尤其王丛英的两个小叔子就十分反对大嫂子找父亲，听起来有点像他们大哥的女人到死也是他们门上的人，怎能让父亲这个泥腿子说带走就带走呢，事实上，他们从捕捉到两个人不对劲也只不过是通过日常的摔摔打打来发泄他们的不满，王丛英的丈夫老子和两个小叔子包括她那三个没有成家的儿子都干涉不了女人要跟人的事实。俗话说得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古人早已把这种不可阻挡的事情琢磨透了。
当父亲把王丛英带回自己的故乡生活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还没开始为生育我展开热烈的夫妻生活，不过那也是不久后的必然发生的事实。
我问父亲：“你把人三个儿子的娘带走，三个儿子没了爹又没了娘岂不是太可怜了？”
父亲不冷不热地说：“我不带走她，我的日子也不能过了。”
此话不假，父亲的东家知道父亲已经把注意力从砖头已经转移到他死去已久大儿子的遗孀身上，那会是怎样的心情，不难想象他老人家的心情一定不太好受，父亲带走王丛英多少有点负气行为，正是父亲那股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农民式的争强好胜心使她不得不带走东家的寡妇媳妇。
父亲说王丛英离开那家不久得知留在那头的三个大儿子和两个叔叔搞不到一块，吊丝窑有两个叔叔在的一天，他们想插上一杠怕是堪比登天，当父亲知道这事后给三个大儿子出了个主意，去北京投靠王丛英娘家人，王丛英的亲哥他们的亲舅舅在北京开了一家不大不小却生意红火的面馆，北方人喜面食，跟着亲舅舅学扯面肯定比亲叔叔学烧窑来得容易实际多了，三个大儿子被父亲的主意撩拨得胜券在握，在家一天都不想待，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北京他们舅舅的面馆里。
我慷慨大方的父亲领着王丛英将家里所有的花生和黄豆全部装上，总不能让三个大儿子空着手去北京找舅舅学手艺。父亲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三个大儿子焦急前往北京的步伐，父亲扁担两头挑着对三个大儿子沉甸甸的父爱没派上用场，父亲回来的路上看见三个大儿子的两个叔叔并不高兴把沉甸甸的父爱便宜他们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只好再辛苦父亲又从含山县挑了回来。
我小心试探着问父亲：“你想她吗？”
父亲停住了，不知什么意思地刻意看了看我。父亲迟疑着，犹豫了片刻清清淡淡地说：“还不知道她死了没有？要是她还活着，今年也有八十了，八十岁还不死？我看电视那个人就是她。”
要不是听见父亲说在电视上看见过王丛英，我一定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你不是也八十岁了，你都没死，为什么还要说人家八十岁就该死呢？
我这想得多少有点没大没小，不过这又的的确确是事实，父亲上嘴下嘴一碰也是如此，人生自古谁无死呢？
而我的关注点被父亲成功引导到了别的地方，王丛英上过电视，我十分好奇一个七老八十老得可以去见上帝的老人到底干了什么还上了一把电视？
我乘胜追击地继续问父亲：“王丛英还上过电视？她因为什么上过电视？你在哪个电视节目上看见她的？”
父亲还是迟疑，还是犹豫着片刻，有些语无伦次地说：“就那经济生活频道的帮女郎上看见的，那有好几年了，电视里说她在人家做保姆，不知怎么搞的她搞去住院了？”
“是不是她？你是不是老眼昏花看错了也不一定，她不是在北京快活地给她儿子们带孩子吗？怎么住院还能上电视？”
“可能在北京和儿媳妇搞不到一块跑回来了，她性子我清楚，烈！可她回来怎么不来我家找我们呢？“父亲有些忧伤地问我。
我被父亲这个问题问得心里很不好受，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好受，生情了，对，是这个词。我对父亲的女人我曾经的妈妈的遭遇生情了。
我望着父亲，父亲没有望向我 ，而是抬头望向黑暗的天空挂着一颗又大又圆又明亮的月亮，我感受到父亲眼中满是失望，随着他一声深深的叹息声，我知道父亲在想她。二十多年了，父亲和王丛英一别二十多年了，而我却好巧不巧地在这样一个中秋团圆之夜问一个老人家如此伤感的问题，真是不像话。
那年有着清澈如水星月皎洁的八月十五晚上，我第一次惊骇地发现，在父亲的内心深处，二十多年来，始终藏匿着一个人。我开始有些不放心担心起我的父亲，父亲只因一次偶然在电视上看见一个有可能是她也有可能是长得像她的人而想象到她过得不好，心疼她又埋怨她。在我看来，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她，那一刻，我的父亲心里都是苦的，难道这个世界上真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
我掩饰地搓了搓手，我悄无声息地靠向父亲，抬起头望向父亲望向的那一轮月亮，说：“那个人不一定就是她，你看人一向都是谁谁长得一样，结果我一看两个人简直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除了性别都是男男或女女没有一处一样。要说我啊，王丛英她现在一定还在北京，说不定她老人家重孙子都出来了，今天是中秋团圆的好日子，她吃得一定是她的孙孙们亲手掰的月饼。”
实话说，我也不确定我作为被王丛英照顾三年的小丫头这个时候还能做些什么，但可以确定是我和父亲一样，我极想知道她的下落，但依照父亲那支离破碎有限的信息打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我靠在父亲的胳膊上看着天上的月亮想不明白了，二十多年了，王丛英到底在什么时间彻底把我们爷俩忘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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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特别爱数村里和周围村子熟悉人家的孩子，我发现像我只有我一个小孩加一个老父亲在十里八村都属于特殊家庭，我眼中的正常家庭正是那些分布均匀的好孩子加上几个纠缠不清的大人组成的热闹的家庭。
从我懂事那天开始，我家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悄无声息的喘气，那种欣欣向荣人丁兴旺的家庭经景象对我家这种无疑是一种恶性刺激，亲生父母剥夺了我享受兄弟姐妹快乐的权利，作为这个家庭的“独子”的我而言，孤独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
一直到九岁，我都没有去上学，村里总有那么几天静得可怕，好像只有我不用上学还没有朋友甚至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白天，是最难熬的，甚至我都觉得家里比外面可怕多了，孤独就是在那个时期悄悄地附身，敏感，从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随即而来正式开启了我察言观色的人生历程。忙碌，风风火火，勤勤恳恳一直是父亲这些年来再平常不过的生活了，父亲就像他自己喂养的大牯牛一样起早贪黑，没白天黑夜地在土地里精耕细作。父亲常常得意地说起他那些年的丰功伟绩，不得不承认父亲虽说没多大本事，不过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但父亲在土地上吃下的苦比世上任何苦药都要苦上千百倍。父亲一个人种十几亩地，在没有拖拉机和大牯牛使的情况下恨不得一天五十个小时才能完成生产，过去粮食产量并不高还要上缴粮食，所以父亲每次说起来都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感，可能是父亲到现在都不敢想象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大概是带着后怕和骄傲吧！
父亲时常得意地对我说：“给你喝奶粉都到三四岁，没钱我在供销社赊账都要让你喝，全村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么惯你的小孩。最后奶粉你都喝得够够了，万元大姐小时候没得喝，有一回看你奶瓶里有半瓶奶你不喝了，她趁机一把夺过来竖起来咕咚咕咚几口喝完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父亲确实惯我惯得有些过分了。
在我三岁不到四岁那一年，也是那个不负责的妈妈离开我们当年到第二年开始。有一回，我一个小人儿在家里睡午觉醒来找不到人，我从床上爬到地上，在黑漆漆的土房子里寻找光亮，寻找到大门口看见门环上挂了一把铜锁，任凭我使多大力气都拉不开那扇依旧破旧的木门。
父亲盖的土房子是忘记盖窗户了吗？墙上冷冷清清地挂着一个父亲当年随手掏的一个小小的窗洞，小小的窗洞照进来的光亮十分有限，再加上我拉开的门缝钻进来不多的光亮使得整个房子看起来十分恐怖，我害怕极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恐惧和害怕。
我拼命地哭，使劲地喊，那个样子看起来简直像极了被拐卖后不管不问的可怜小人儿，就在我哭昏厥前父亲扛着锄头慌张地从田里赶来了，父亲一把把我从地上抓了起来抱在怀里，心疼地紧紧地抱我在怀里哄了哄。
我好像这样问了父亲：为什么锁门？
父亲这样回答了我，锁门是为了防止村里的狗和其他小孩过来欺负你。
自那之后，父亲再下地劳动会带着我一块，父亲把我放在脚盆里，再用绳兜固定放稳脚盆和农具分别挂在扁担两头一块挑下地，父亲通过移动扁担在肩膀的位置来达到我和农具的平衡，路程不长，父亲挑着我一颠一颠走上十来分钟，我坐在脚盆里望着从我屁股下划过的土地，抬头看着从我眼前划过的蓝天，可太有意思了。
在后面的日子，我都是这样跟着父亲一块下地，父亲常常会在脚盆里放上点锅巴和花生饼安抚我，我躺在脚盆里把两条细细地腿担在盆沿上，盖着蓝天这床大被子，我能耐得住性子不哭不闹地在脚盆里待上一个下午。
父亲则可以心无旁骛地弓着腰小心翼翼地伺候一群叫油菜的绿油油的家伙们，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是望着满地的绿色，他那黑黑瘦瘦的脸上还是撑不住溢出了许多笑纹来。
不记得我和父亲这样配合了多久，我已经不觉得这有多新奇了，反正，我再觉得新奇就是父亲的扁担变板车了，我总算能和农具待在一块了，而我再也不用待在狭小的脚盆里了，我已经可以穿着花裙子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奔跑了。
那时，大人们都在收割成熟的油菜籽，通过路边三三两两的油菜花可以想象出一大油菜花盛开的样子，多美呀！风里都是油菜花的香味！
干活的人们可不会同我一个小丫头闲聊，我穿着花裙子自己在田里找乐子，光着脚丫子在青草上扑蚂蚱，捉蝴蝶，拿着小树枝在水沟里找龙虾和小草鱼，哪怕找到的是蛇和蚂蟥也是再正常不过了。玩累了，困了，我会抱上一抱油菜杆铺在板车肚下，完全无顾忌地四仰八叉躺在上面睡上一个很香很香的下午觉。
随着太阳一点点落山，望着田里的大人们停止劳作有说有笑地往一块赶，他们快速地走在唯一一条通往家的方向的大路上，然后散开消失不见了。整个田野中除了各种昆虫的声音此起彼伏，仿佛就剩父亲手里那把还继续锋利无比的镰刀割断油菜杆清脆的声音。出门前，父亲总要把家里那几把或锈或钝的镰刀磨得飞快，父亲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抚着那锋利无比的镰刀，喘着粗气说，要亲命了，磨成这样还不照？父亲在眼前把那把差不多的镰刀舞得呼呼乱响，仿佛这镰刀已经被父亲他这个能人磨得能砍断空气似的。
我总是在父亲大展拳脚之际叫停他，我饿了，我要回家，搞快走。
这时，父亲加快狠狠地割了几把，十分不耐烦地说，走走走，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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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差点把我送给他小外甥我表哥养，那时表哥结婚不到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还没出世，表哥表嫂就托我老姑找父亲说了好几回，希望父亲能把我送给他们养。那时父亲那个女人王丛英我妈妈还没离开，父亲自然有底气也不舍得把我拱手送人，随着王丛英的离开，父亲一个人抚养我渐渐有些吃力了，也开始不由得担心起教养我的问题。于是父亲找来他大哥我大伯商议到底要不要把我送给表哥抚养，我大伯当时只对父亲讲了一句话：你要是你把这丫头送走，将来你也别指望她还能回来认你了。就这么一句话，父亲一下子就打消了把我送走的念头，于是，世上就多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少了一个可以肆意妄为享受父母之爱的孩子。
直到前几年，我那个多少还有些不死心的表哥还在说，哎呀，你要是我女儿多好！
父亲当初能听大伯的话，不是因为父亲真就是一个遇到事就拿不定主意的人，其实父亲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只不过父亲需要这样一个人把这话说破说透，旁人说的话往往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煽动性，能说出这话的大伯也不能代表就是父亲的精神领袖。恰恰相反，父亲十分讨厌大伯那种人的做派，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喜欢我大伯这种人。
有一回，有一个羊贩子来我家收羊，但家里几十头羊已经被父亲卖得剩下一头很老很黑的山羊了，父亲十分不情愿把这头黑羊卖给这个看起来十分不靠谱的羊贩子，要不说我们都不喜欢我大伯这种人呢！站在不远处的我的大伯就像有一个听话的家奴，一个箭步冲上来就帮着羊贩子搭腔，给他，给他，看他怪可怜的。
父亲耳根子一软三下五除二被我大伯和羊贩子忽悠地一百块把一头老山羊让羊贩子明目张胆地牵走了，你们猜，结果怎么着，那一张百元大钞我们花了二十年都没花出去，没错，父亲让羊贩子用一张假毛票骗走一头黑羊。
早在父亲这一百元大钞花不出去的时候，父亲已经气冲冲地找大伯带他去找那个羊贩子了，好不容易打听到羊贩子的家找了过去。父亲这软耳根子太坏事了，父亲看见羊贩子好死不死地躺在他那个破破烂烂啥都没有的家里，羊贩子看见父亲和大伯站在他家的脚地上一句话不说蒙头大睡的样子简直特别无赖，又特别的可怜，父亲没办法，又空着手回来了，现在那张百元大钞还安然无恙地躺在我小学课本里呢！
因为一张假的百元大钞，父亲好长时间不愿搭理他的大哥我的大伯。
有一回，我整理旧书翻出那张百元大钞不冷不热地讽刺父亲：“那一百块二十个年头了吧？换作我现在被人骗了一百块，我都要心疼好几天，你真是大方，钱不要了，那头老山羊也不要了？”
父亲双手一摊，一脸无奈地说：“你上哪里拉羊？我跟你大伯去的时候看那个羊贩子躺在床上，一间小房子让他住得什么都没有，穷得叮当响。就是可怜那头黑羊了，我那头黑羊不是被他卖了就是被他杀吃了。我这一辈子最见不得人伤心，一辈子心软啊，对哪个我都是真心的。”
这些年，父亲的心里永远是有数的，父亲只要翻开我的小学课本看见夹着的那张花不出去的百元钞票，父亲都会忍不住把我大伯揪出来痛骂一顿：我日他妈来个x，要不是你大伯，我那头黑羊最少要卖二百块。
在父亲骂骂咧咧声中又过去了好几个年头，我八岁那年，家里的房子从土房子变成大瓦房了，家里的牲口除了有成群结队的山羊，还多了一头父亲从牛市里精挑细选出来的大牯牛，我每天除了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放羊外还骑上牛背跟着父亲一块放牛，我经常在牛背上打瞌睡，好几次险些从牛背上摔下来，要不是父亲反应快一把把我拦住了，我看我也是玄。
都说实践出真知，农民伯伯的智慧从来不是从书上学的，从此我只要在牛背上有打瞌睡的迹象，父亲就会从牛绳上取下一段绳子把我绑在他的腰上，任凭我在父亲背后怎么打瞌睡了，绳子总能及时地将我拉回正。危险是没有了，但要想打个安安稳稳的瞌睡是不可能了，腰上的绳子一拉一扯早把我的瞌睡虫赶跑没影了。
在我的记忆深处常常能看见父亲把牛背上垫在我们屁股底下的麻袋拿下来铺在河边的青草上，父亲带着我坐在上面。那老伙计就被父亲钉在一块有不少嫩草的地方，父亲完全不担心它会跑掉，牛绳那头固定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钉，父亲把铁钉插在地上，用脚再狠狠踩进土里。我看见牛尾巴来回荡悠着，偶尔加大幅度拍打在两边的屁股上，卖力地赶走它身上那些顽固的苍蝇。
“过去，这个水塘加上那两个水塘都我家的，你看到的这些田也都是的，你爷爷那个时候是地主，土改过后这些田都是人家的了。”父亲常常旧事重提地站在田埂上抬起胳膊比划给我看，嘴里喃喃地说。
“这么多！你们种得过来吗？现在还能不能要回来？“我问父亲。
“你爷爷承包给佃户们种。现在哪还能要回来，好几十年了，毛主 席搞土改那年，我和你大伯不过和你现在一般大。“
田里的杂草被风吹得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看见池塘的水面有一条水蛇像皮划艇一样快速像北边游动，天上飞来一阵白鹭，落在塘边，闲庭信步，姿态优美动人，时不时地把长喙伸进水里探索，再优雅地抬起脖子，一转头便飞向别处。有几只白鹭停在我家的那老伙计的背上，姿势还是那样优雅动人，高贵冷艳，老伙计没有像赶走苍蝇一样去赶它们。
我看见父亲站起来拿上麻袋，我知道差不多该回家了，我还没跑到老伙计跟前，牛背身上的白鹭头也不抬地飞向了天空，这个时候，老伙计也抬起头望向天空，认真仔细地望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吃草，父亲摸着牛肚子说，吃饱了，吃饱了，我们回家。
E
九岁那一年，父亲终于想起来要通知我去读书了，现在想一想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幸运我是读过书的，也幸运我不是个睁眼瞎，要知道在那时一个老汉培养一个女子读书谈何容易。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感谢我的小学校长杨校长。有一回，杨校长从我家门口路过看见我在自家门口玩抓石子，他实在看不下去便去找父亲替我说情，老大哥，你这丫头给不给她读书？不读书她这辈子就毁了。
杨校长这么说是为我好，父亲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也是千真万确，客客气气，父亲说：“怎不想给她读书呢？也不知道现在读书是个什么政策？国家能不能照顾照顾我们？爷俩读个书不容易啊。”
杨校长真的是个好人，他说：“这个你别担心，照顾一定会照顾，今年开学就带孩子到学校上学。”
就为“照顾”这事，我和父亲在我上学没几天就闹翻了，我差点被父亲从学校撸下来，都怪我太敏感也太自卑。父亲一再强调告诫我，到了学校不管谁问起来，我都不能说我有妈，要说我只有一个可怜的老父亲，还怎么怎么地不容易，实话说我说不出口，我也不愿说这话。于是我自作主张地在一次老师统计学生父母姓名时脱口而出了一个姓名——王丛英。这个离开多年的女人的姓名第一次被我用在了课堂里，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了这个名字，我说完这个名字后，内心是无比的释放，但仅仅过了一节课的时间，我就后悔了，我知道我上这个学太不容易了，我把这么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名字报了出来，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益，可以说全然不把父亲的苦心经营当作一回事。
我知道我闯大祸了。
回到家我就把我拿王丛英做文章的事说了出来，父亲骇圆了眼珠子对我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妈来x，滚下来，别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要带我去学校拨乱反正，要不是我拦着把着，后果我都不敢想。总算等到学校第一遍铃声后，学校进入晨读，父亲在这朗朗读书声里没闹出来，可父亲还是要带着我一块去老师们办公室说清楚情况，毕竟这是我惹出来的，我只有乖乖地配合父亲，父亲还没到办公室门口就喊了起来：“老师啊，我家小孩不懂事昨天把她跑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妈的名字报了上来，实际上，她哪有妈？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带她，家里困难没钱读书，不是你们学校照顾这辈子我也供不起她上学......”父亲那一刻还是爆发了，整个人都变得异常激动，也异常失态，这突如其来的拨乱反正把我吓了一跳。原来贫穷真的能使人变得疯狂，父亲不管不顾地在那些以后都有可能会成为我的老师的面前这么强调这个事，可以说他是完全不在乎我的面子工程了，我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就钻进去算了，还上什么学啊。
我的语文老师在近乎疯狂的父亲面前也近乎完美地展现了文化人的素养，他认真地捋了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不像父亲一直眉头紧锁的样子让人看不惯，他操着一口我们当地方言轻声细语地宽慰父亲，语文老师说：“没有事，没有事，我把王丛英的名字划掉，别担心了，你们的情况他杨校长已经报上去了，不会有什么问题，放心回去吧。”
有了语文老师的口头承诺，父亲这才眉头舒展，心满意足地回去了。我在全部老师的目光下，踩着晨读的读书声，步伐铿锵地勇往直前。
其实早在父亲通知我可以去上学之前我就去过一次了，我是跟着父亲侄子家两个小孩一块去学校玩了一趟，按照辈分，这两个小孩得喊我小姑，即便是他们两个都比我大个一两岁。虽说我们有亲戚关系，但的的确确在我和父亲搬到新盖的瓦房后才认识的他们，我是去他们家后院偷栀子花时认识的他们。
他们家的后院刚好和我家房子并排，院子里的栀子花什么时候开花骨朵我一抬头就能看见，要说啊，他们家的后院被父亲侄媳妇我堂嫂打理得真不错，院墙上种满了仙人掌，院子里有一个葡萄架，一个小池塘里面种了荷花和蒲草，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蔬菜，我经常从一旁的枯枝围栏里钻进去，偷偷地摘上几朵栀子花一溜烟再跑出来。有一次，我刚偷摸进了院子就被发现了，刚要跑他们就喊住了我，他们还主动给我摘了几朵开得又大又香的栀子花，他们肯定是听他们爸妈说过我是谁了。
有一回，他们上学非要带我去他们学校玩，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学校外面的大门口的地上坐着等他们下课，和我坐在外面等他们下课的还有一个老奶奶，我看见她面前的地上铺了一张破旧到褪色的床单，上面摆满了学习文具和许许多多小零嘴，老奶奶时不时要去摆弄那些商品，嘴巴嘟嘟囔囔地念着，五毛钱一个，一块钱三个......
这时从学校里面的教室传来一阵阵整整齐齐的读书声，我听得莫名的感动，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还有一种说不上的滋味在流窜，我试着猜，这种滋味大概就叫惆怅吧？不管是感动还是惆怅都不影响我坐在学校外的水泥地上听了好久好久。
突然一阵敲铃声。我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一手提着铃一手拿着铁锤有节奏的敲打出悦耳的铃声，那铃声过后立马就看见老师率先从各个教室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一大阵整齐划一的学生，我才知道刚才那个老头敲的是下课铃声，整个校园在铃声过后变得嘈杂有趣。
我那两个侄儿从教室一路小跑到学校大门口领着我往他们教室里走去，我走进他们的教室，那种感动的感觉又来了，他们的教室很大，桌椅很多，每张课桌上都摆放着各色各样的文具盒和包着书皮的课本。我坐在最后一排我两个侄儿的凳子上，正对面就是黑板和老师的讲桌，那一刻，校外的惆怅立刻变成了震撼，真的，心潮澎湃是我第一次走进那间教室感受到的。
正在澎湃到无法自拔时，刚才那个铃声换了一种节奏响了，我看见外面的学生都齐刷刷地往教室里跑，噢，这个铃声是他们上课的铃声，我正准备离开教室去大门口继续坐着等，我那两个侄儿一把把我按在凳子上，他们说：“干脆你就别出去了，你蹲在我们桌子底下，听听老师是怎么给我们上课的？”
我对他们突如其来的主意不予回复，我只点了点头，我蹲在他们的桌子底下举着局促的脑袋看见坑坑洼洼的土地上全是人腿和板凳腿。没过一会儿，教室里面安静得可怕，我的心狂跳不止，随时有跳出来的可能。突然，所有人都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喊：老师，您好。没等老师说话，他们又齐刷刷地坐了下来。
不知情的老师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讲着课，我在桌子底下像受戒一样不安，心想：这一点也不好玩，再不来你们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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