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来了个老年人

曾凌是提着个大旅行袋到组织部报到的。

三天以前,曾凌接到电话,要他马上到组织部来,当时曾凌的职务是铸造分厂的党支部书记。他与分厂长打了个招呼,要了辆限在厂区内行驶的电瓶车,匆匆赶往总厂的办公大楼。

电瓶车司机老李是个老党员了,与曾凌很熟,说起话来无拘无束的:“老曾啊,这年终岁末的,组织部召见,恐怕要调防了吧。”

“管他呢,反正是身不由己,说实话,我还挺舍不得这个分厂呢。”

“这个分厂好什么,又苦又累又穷,不过说回来,这里的人倒是挺不错的。”

曾凌在铸造分厂当党支部书记已经有三年了,按照惯例,基层干部每年调动三分之一,三年调一次防也在情理之中,在接到组织部谈话通知之前,曾凌也隐隐约约听到了些来自非正规渠道的消息,看来调防的时间是已经到了。

从分厂到总厂大约有一公里路,电瓶车开了不到五分钟就到了。总厂办公楼装修的格局有点象宾馆的大堂,虽说不上豪华,但可以看出有点往那个方向靠了,曾凌穿着一身工作服走进这个办公大楼,倒有点象做保洁的勤杂人员。

他乘上电梯,来到了位于九楼的组织部,等着他的是组织部长吴卫星和党委副书记邱一庆。

在一张小会议桌旁,邱书记坐在正座,上手是吴部长,下手的位置是专门留给被谈话人坐的。看来,曾凌不是第一个被谈话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老李的话是对的,调防是年底的一件大事。

曾凌没等部长开口,就在那张空着的椅子上坐下了。三年以前,他也是坐在这张椅子上被子告知要到最苦最累最穷的铸造分厂去当书记的。

“老曾啊,今年五十多了吧。”邱书记首先提了这么个问题。

曾凌心里明白,对五十多岁的人来讲,谈年龄是最敏感的。因为这是无可争议不容辩解的事实。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我们都有五十多了。”邱书记接着说,邱一庆是1950年国庆节出生的,父母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以至从小学到中学到工作单位,几乎人人都知道他这名字的来历,自然也可以由此推算出他的准确年龄。曾凌比邱一庆大三岁,已经五十三岁了。

“是啊,我都五十三岁了。”曾凌知道,不管是否接茬,结论是早就定下的,谈话也只不过是例行一下公事就是了。

“我们厂的干部年龄确实高了些,而且还有每年自然增长的趋势,这次总厂下了很大的决心,要让一批老同志从岗位上退下来,让一批青年人充实到各级岗位上去 ,咱们搞党务工作的先带个头,搞管理的搞科技的也逐步退。

我们这个年龄再在一线摸爬滚打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了,是吧?等到下一届党委改选时,我也要退出了。”

邱书记说的是真话。曾凌虽然在分厂工作还算顺利,但毕竟在一线分厂,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虽然没有想过现在就退下来,但也意识到了,退下来是早晚的事。

“至于退下来的同志的工作安排嘛,组织上是有考虑的,特别是对你的工作安排,是经过班子反复讨论的,你是老同志了,有工作经验,文化也不低,就留在组织部工作吧,再说组织部的小庞在机关的时间也不短了,这次想让他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压压担子。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可以形成互补,是很有利的。”

吴卫星说的也是真话,虽然有些套话,但相当诚恳。

组织部长吴卫星,从他的名字就知道是五十年代末的产物,现在也四十多岁了。虽然他有着党委组织部长的显赫头衔,但实际上整个组织部也就只有那么一官一兵。现在干事小庞要提升了,曾凌要从岗位上退下来,组织部正好是个阶梯,再说吴卫星身边也离不开一个跑腿的。他当组织部长也有十多年了,党委改选了三次,分管书记换了五个,干事也从最多时的五个减到目前的一个,但吴卫星的组织部长是岿然不动的。

面对邱书记和吴部长,曾凌知道事情已经定局了,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况且在分厂当党支部书记也确实是个相当苦的差使。他十分坦然地表示,既然组织上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愉快地服从吧。

从组织部出来,曾凌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失落感,但更多的是轻松感,毕竟不必再为产质量的事、安全的事、下岗分流的事、工资奖金的事烦心了。

接替曾凌当铸造车间党支部书记的是小陈,他原来就是曾凌这个支部的书记助理,他们之间的交接工作很简单,只化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

第三天,曾凌特地从家里带了个大旅行袋来,把办公桌抽屉里的东西全部装进了旅行袋,塞得鼓鼓囊囊的,随后坐上分厂的电瓶车,向总厂办公楼驶去。

开车的还是老李。

“老曾啊,升到组织部去了?”

“不,应当说是退下来了才对。”

“管他那么多干吗,只要有个吃饭的地方就行,无官一身轻嘛。”

也许真到了该轻松一下的时候了。

组织部的办公室是一个套间,里间是部长的办公桌,另加一个小会议桌,可以开些小会或找人谈些不便在公开场合谈的事情。

外间原先有五张桌子,现在只剩下三张了,这三张桌靠墙排成一列,面对着房门,三张桌子中,固定有人用的只有一张,其余的两张,是临时有人借上来搞些突击性工作时才用,平时是空着的。与里间相比较,很明显,外间是接待兼传达用的。

曾凌推开办公室的门,外间没有人,他把旅行袋放在第一张桌上,敲了敲虚掩着的里间的门。

“谁啊,进来。”是吴卫星的声音。

“吴部,我来报到了。”这个厂有个习惯,凡是部长都简称“部”,处长简称“处”,科长简称“科”,前面再冠以姓,这种称呼出自哪时,由谁发明,已无从考证,反正大家都有这么称呼,谁也没有提出过疑义。

“啊,老曾,分厂的工作都移交好了?我这里人手紧啊,你看,小庞一走,就只剩下我这么个光杆司令了。”

“吴部,我是在下面呆惯了,到上面还怕不适应哩,你是老部长了,还望你多指点了。”

“我们都是老同志了,这组织部的工作原则嘛,我想也不必多说了,这里是为领导服务的职能部门么,反正是按领导的意图办事就是了,为领导服务好就行了。当然,机关里消息多,听到了,也就到此为止,这点和在下面有些不同,反正多长个心眼就是了。办公桌么,你就用靠门的第一张吧,这原来是小庞的,电话就在桌上,方便,还有那台电脑,组织部的数据库全在里面,回头让小庞把密码告诉你,至于你的具体工作么,可以按管理部制定的岗位工作标准对照一下,自己作些安排。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应当多跑跑基层,多听听各方面的反映。组织部么,就是这么回事。”

曾凌是wengge时高中毕业的,高考停止了,他被分配到了工厂,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还算是幸运的。他从辅助工做起,后来当了班组的政治宣传员,以后又当了车间工会的政宣委员,因为他有文化,人又随和,老师傅也挺喜欢他,但他轮不上学技术,老师傅们说他不是干活的料,早晚要上去的,同他一起进厂的都当上了技术工,他依然当他的辅助工,再说领导上也不想让他顶到技术岗位上去,因为在辅助岗位上,抽调来做点打杂的事就更方便些。

七十年代初,厂里党组织活动恢复正常时,曾凌也提出过入党申请,后来也听说,组织部派人来调查过,调查后,人们便不再提起这件事了。曾凌自己也不好问什么,但心里总有点说不出的东西。由于入不了党,曾凌也没有当上过名正言顺的干部,只是什么临时性工作需要时,将他借上去一段时间,少则三五天,多则三五个月,待工作完成后,他又回到车间去当辅助工,从二十来岁到三十五岁,曾凌就是在这个境遇中度过的。

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时,他本可去搏一下,按实力,他是完整地读过高中课程的人,在竞争中有取胜的把握,但是他没有去,原因很简单,他结婚了,妻子正怀着孕。

失去了那次机会后,留给曾凌唯一的路就是在厂里继续干下去。

直到八十年代初,组织部再次调查曾凌,他的入党审查终于通过了。以后,他才从非正式的渠道得知,七十年代他不能被吸收入党的原因是因为他未能如实向组织交代家庭情况。到八十年代,经分析,这未能如实交代并不是他的过错,而这个被认为是未向组织交代清楚的问题,竟是他母亲曾有过与一名国民党下级军官相恋的历史。于是他被吸收入党了。

从这时起,组织部对曾凌来说有一种神秘感,甚至是神圣感,那里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决定人的命运的地方。

曾凌的组织问题解决后,工作也很快有了调动,车间工会负责人,厂工会宣传干事,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就在这个层面上,一干就是二十年。曾凌是个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镙丝钉式的人物,他的每一次调动,都是组织上的安排,曾凌则从来没有表示过异议,从来没有过哪怕是最短暂的迟疑。虽然他在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也干过十多年了,但总是在那些最穷最苦的部门,甚至不得不卷起袖子同工人一起加班加点。

从基层看机关,也多少有点敬畏感。虽说这些年来,人们的成才,不一定要走等组织考察培养这一条道,但组织部在人们心中的份量还是很重的,至少在曾凌心中是这样,以前组织部的一个干事到部门来,也可以指挥党支部书记去干这干那的。党支部书记虽说是选举产生的,但批准权还在上级党委,实际上还是上级的考察起决定作用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对组织部来的人,基层部门总是恭恭敬敬的,似乎他们都是上级意志的体现。

曾凌听吴卫星这么一说,心里不觉一凉,被自己几十年来一直视为神圣的组织部,原来也只是随便有空下来找人聊聊天而已。

曾凌还是保持着在分厂当书记时的习惯,在上班前半小时就进厂了,然后是打开水,扫地,抹桌子。他并不是很勤劳的人,甚至可以说有点懒,但在基层,他得象点样子,作出表率,十几年下来,也养成习惯了。

曾凌把两间办公室打扫得差不多的时候,吴卫星夹着大公文包进来了,这时离上班铃响还有三分钟。

“老曾,早啊。”吴卫星首先向曾凌打招呼,“到底是老同志,责任性强,以前小庞总是在我后面到的。”不知是算表扬还是算批评,曾凌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只是机械地说:“吴部,你早。”吴卫星把公文包放在办公桌底下的小柜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张卫生纸,朝门外走去。

在车间工作的时候,曾凌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跑生产现场,同工位上的师傅们打个招呼,了解一下第一手的情况,虽说进入了信息时代,这种方法显得有些落后,但能在网上同领导交流的人毕竟还不多,特别在生产车间里,面对面的交流还是相当管用的。

现在曾凌到组织部工作了,自然不必一早就去跑现场。他打扫完办公室后,为自己沏上了一大缸子茶,这个茶缸子是他在车间工作时买的,是大号的瓷茶缸,大得几乎可以装得下一个热水瓶的水。曾凌不喜欢用搪瓷杯,尽管很管用,也有很大的,曾凌总认为搪瓷杯一不小心就会打坏一小块,破相了,但还能用,又舍不得扔掉,结果只能是破杯子伴随你一生。曾凌曾对人说过,用瓷杯子的优点,要么是完好的,要么是彻底没用的,不能让那些看看不入眼,又能凑合着用的东西老是伴随着自己。

吴卫星从洗手间回来,手上还是湿漉漉的。

“老曾啊,这两天你先把小庞留下来的资料熟悉一下,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心中也好有个数,过几天上级来检查或是领导上要找什么资料,就靠你了,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问问小庞。”吴卫星用手指了一下两个草绿色的铁柜子,“组织部的资料,全在这两个柜子里,你化几天的时间,全部理一下,要做到能随时找得到。”吴卫星说完,走进了里间,依然把门虚掩着。自然,外间由曾凌坐着,别人是不会径直走到里间去的,至于曾凌,也不会跑到里间去同吴卫星凑近乎。

这个虚掩着的门,可以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描绘得维妙维肖,部长可以随时观察干事在做什么,而干事则必须经过叩门,得到部长允许之后才可进入,至于部长在干什么,则是属于“不该知道的就不必知道”一类纪律管束之中的事。

曾凌是做惯了具体事情的,他不会端坐在办公桌前想上半天,构思出什么蓝图来。既然吴卫星发话让他熟悉一下资料,他便把那个草绿色的文件柜打开,把小庞留下的资料一包包地拿出来。

尽管文件柜是关着的,可资料上还是积了不少灰,可见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人来动过这些东西了。按照曾凌的工作习惯,是先熟悉情况,再提出主张,他来到这里,首先是了解这里的现状,他对这里的一切者都感到新奇,甚至还有点神圣感。

小庞的工作是很仔细的。资料整理得很规范,有目录,有摘要,可对资料的本身,却说不出到底还有多少用处。历次dangdaihui的决议,从草稿到修改稿到最后的定稿都完整地保存着,再有就是历次党员民主评议的个人小结,小组评议会记录等等,从资料的角度看,是很完整的,但几乎说不上能派上什么用场。要说有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其中的某个人以后成了大人物,他当年的小结评议记录便成了文物,到那时就价值连城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其中某个人出了问题,这些原始资料也可以为记者们提供炮弹。除此两项以外,这些资料是没有多大用场的。

曾凌把这些资料袋一个个抹去灰尘,小心翼翼地打开,看个大概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好,然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摘要。

还有一些资料是基本上没有用的,但谁也下不了销毁的决心,象发展党员时开群众座谈会的记录啦,支部审批大会的纪要啦,曾凌当过多年的党支部书记,知道这些东西既不要进本人材料,也算不上文史档案,但既然基层把这些东西交到了组织部,组织部也就只好保存着,其实真到了要找的时候,谁也说不出放在哪儿了。

同这些看来神圣,实际无用的东西打了半天交道之后,曾凌也有点感到疲倦了,当然这种疲倦不同于在生产一线加班加点后的疲倦,而是一种出自内心的疲倦,各种文字在眼睛前转,从字面上看都认得,但又说不清表达了什么意思,脑子里一片乱哄哄的。他走到厕所里,用凉水洗了把脸,脑子似乎清醒一点了,又坐到办公桌前,一包一包地理资料。

曾凌拿过一个薄薄的档案袋,袋子上没有名字,起先以为是空的,但负责的他还是把袋子打开看了看,里面有三张薄薄的报告纸,是一份用端正而漂亮的钢笔字写的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末尾的具名竟是“李雪舟”。

李雪舟是这个厂的高级工程师,在厂里也可算得上是专家级的人物了,曾凌同他认识,但也没有太多的交往。至于李雪舟的入党申请报告会特别引起曾凌的注意,是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为了这份入党申请报告,在厂里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李雪舟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在五十八岁提出了入党申请。本来么,一个在厂里颇有成就的专家要求入党是一件好事,组织部也曾在年度工作小结中以此为例来说明自己的工作是很有成就的。不过,根据惯例,在本人提出入党申请后,一般要一年以后再考虑发展的事,李雪舟尽管是专家,但还在这一般之中,没有达到破例的级别。

一年以后,组织部开始考虑发展李雪舟入党的事了,可是谁也说不出李雪舟的入党申请报告放到哪里去了,研究所党支部说是交组织部了,组织部说是特意送给党委领导看了,党委领导说是看后退组织部了。吴卫星让研究所党支部找李雪舟谈一次话,让他再写一份入党申请报告,并以一年以前的时间落款。

李雪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尽管支部书记很讲究说话的艺术,李雪舟还是明白了其中的含义。这位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没有重写入党申请,而是提出了参加mingzhudangpai的申请,并在半个月内办完了参加mingzhudangpai的全部手续。

李雪舟参加mingzhudangpai的直接动因是什么,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为此,邱书记在党内会议上对组织部和研究所党支部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当然,参加mingzhudangpai是合法合理的选择,在公开场合也不好说什么,内部批评一阵子也就过去了。曾凌当过支部书记,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有所了解的,他拿起这份报告,轻轻地叩了叩里间办公室的门。

“进来吧。”吴卫星头也没抬,应声着。

“吴部,李高工的入党申请书被我找到了。”

“哦?在组织部?看来当时研究所党支部没有记错。”吴卫星漫不经心地说。

“不过,现在找到,也没有什么用了,李高工早就参加mingzhudangpai了。这份报告在我们这儿,唯一可以证明的,就是这件事的责任确实在组织部而不在研究所党支部。老曾啊,你现在是组织部的人了,应当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件事。”

吴卫星的这番话,曾凌是听得懂的,让这个秘密永远保持下去吧。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报告放入粉碎机,但曾凌没有这样做,他把报告放回了那个没有任何标记的档案袋,放在一个除了他以外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曾凌将李雪舟的入党申请报告保存好以后,总觉得是一块心病,就象是窥视到别人的隐私又被人觉察了一样,而吴卫星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按时上班下班,除了开会以外,大部分时间在他那部长办公室里看着什么,写着什么,只是在吃午饭前后,才踱到外间来,同曾凌聊上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

“工厂里的事,就是这么回事,到机关来了,看到的事情也多了,有些事,我也知道不那么合理,但历来都有是这样办的,你要改变它,也没有那么容易,有的时候,也只能是眼睛睁睁大,嘴巴闭闭牢,不承担什么责任也就完了。”

对于吴卫星,曾凌一向是当上级来看待的,即使曾凌在当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也把总厂来的部长看作是上一级组织的代表,他们之间没有私交,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纯粹是一种工作关系。这是曾凌的处世之道,他与任何人都没有过密的私交,特别是在同事之间,他同哪个都合得来,同哪个都可以合作,同哪个都没有私人交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无论在哪个部门,都有一批朋友,也多少可以听到一些客观公正的话。

吴卫星的这番话的潜台词曾凌是明白的,但他并不同意吴卫星的观点。曾凌向来认为,办事就得认真。但自己初来乍到,也不好同他辩什么,只是不知可否地哼哼哈哈宕塞了过去。

吴卫星进里屋办公了,曾凌还是在外间整理柜子里的材料,虽然有点乏味,但这也是本份工作,还得耐着性子做下去。

到了十点半光景,组织部的门被推开了,先是探进一个女孩子的头,朝里面张望了一下,说了声“曾书记在这里呢”,接着一下子拥进来五六个穿工作服的人。

“曾书记,我们给你送喜糖来了!”

在这个厂里,人们对干部都习惯以职务相称的,尽管曾凌已经不是支部书记了,可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其中绝没有嘲讽的意味。

“是谁有喜事?”

“让小不点自己坦白吧。”人们拥着刚才探头进来的那个女孩子。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我想事情办得简单些, 不惊动厂里的人了,第一天上班就来坦白了。”

那个被叫做小不点的女孩子,是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回城知青子女,在铸工车间当行车工,由于她的特殊经历,没有少得到过曾凌的额外关照。

“曾书记,好几天不见你了,我们大家都挺想你的。”

“我也挺想你们的,过几天到车间来看你们。”

吴卫星听到外间吵哄哄的声音,探出头来看一看,也不打招呼,马上又把门关上了。曾凌已经觉察到,这里不同于车间办公室,他也发觉了吴卫星的不悦。

曾凌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烟,对大伙说:“谢谢大家来看我,我请大家抽支烟,不过,要由新娘来点,怎么样?”

曾凌是不抽烟的,但抽屉里也时常会放上包烟,这是为了便于同职工沟通用的。他带着五六个人走出了组织部。到设在九楼走廊末端的吸烟室里聊了起来,组织部又恢复了以前的平静。

曾凌把几个职工送上电梯以后,又回到了组织部,他刚坐下,吴卫星从里间踱了出来。

“老曾,他们走了?”

“走了。吴部,你也来吃包喜糖。”

曾凌递了袋喜糖过去,吴卫星撕开了喜糖袋,剥了一颗放进嘴里。

“以前组织部是要害部门,人们一般是不进来的。我们当干事时,有人来找,总是到走廊里去说话的,现在虽说不那么严肃了,但也不能象在车间里那样,办公室象茶馆店一样。”

曾凌明白吴卫星说这话的意思,他不赞同,但这毕竟是在组织部,要以部长的意见为准,他只得附和着。

“车间里随便惯了,一下子还改变不过来呢。”

“其实,上下级之间总得有个度,也不好太随便了,以前我对小庞就是这样要求的,现在他到基层去了,总要有点儿领导的风度才行。”

曾凌是不讲究这一套的,因此他有许多基层的朋友,也能得到许多真实的信息。他吴卫星这样讲,无非是在告诫自己,必须学会在屋檐下做人。

他多少感到有点压抑。

“你把小庞找来,让他同你交接一下数据库的事,公司催着要交年报呢。”

吴卫星还没有放下手里的公文包,就对曾凌布置工作了,这在曾凌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

以往吴卫星进办公室以后,总是先要上厕所,然后再洗茶杯,沏上茶,翻一下报纸,再想起谈些工作上的事。曾凌知道吴卫星的习惯,只要没有急事,也总要等吴卫星办完这些每天早晨的必修课之后,才去找吴卫星谈工作上的事。

曾凌拨通了小庞的电话,车间的人说小庞来过,现在已经走开了,曾凌又打了小庞的传呼机,很快就有回电了,听说是组织部找他,小庞很快就到了。

“小庞,你把数据库的密码告诉老曾,还有,你把做年报的要求同老曾说一下,公司催着要我们交呢。”

小庞打开了电脑,在党员数据库的栏目下输入了密码,数据库被打开了。全厂党员的花名册在屏幕上显了出来,曾凌虽说对电脑的操作并不熟练,但基本操作要领还是掌握的,很快从小庞手里接过了键盘和鼠标。吴卫星看着他们两个开始交接,也就踱到里间去了。他对电脑操作没有学的兴趣,他觉得这是干事们的事,当部长的是用不着掌握这类操作技巧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会摆弄方向盘的领导,就老老实实地坐车,既不要化力气,也不要担风险,更不会犯错误。同样道理,彻底不会摆弄电脑,也就省了心,省了事,规避了犯错误的风险。

“小庞,你看这里面有没有问题,老范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怎么还是初中学历?”

曾凌指着数据库学历一栏问小庞。

“我也在想,老范是高级工程师,他的学历肯定不可能是初中,但是,我要为他改又没有依据,而他的初中学历,是填在党员卡片上的,把这个信息输进去,至少是有来历,有依据的。”

小庞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党员名册来,封面上还是繁体字,足以反映出其历史悠久。名册是插页式的,小庞很快就找出了老范的那张卡片,卡片上“学历”的一栏里明明白白地填着“初中”。

曾凌拿过卡片一看,在“填写日期”一栏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一九七三年三月”,事情很清楚,老范在三十年前入党时确实是初中学历。

“我们这个数据库不是受控的?”

“这些我们就很难掌握了,学历变了,工作变了,住址变了,又不到组织部来通报一声,我们怎么改,又不能凭我们自己听到什么就照什么改。”

小庞这样说,也算不上错,但即使做到了无一处无来历,但和事实相差甚远,那么这种数据库还有什么意义呢。

小庞说是车间里还有事,匆匆走了,曾凌也不好硬留他,再说小庞已经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了,当然车间的工作更重要。

曾凌走进里屋去找吴卫星。吴卫星听了曾凌的话,当即作出了反应。

“你说的话是对的,可要对全厂所有的党员资料全部检查一遍,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人手少,上面又催得紧,我看还是先照现有的资料整理出来吧。”

按照吴卫星的要求,曾凌按数据库中的资料,整理了一份党员情况表,尽管曾凌明白这样做是无效劳动,但还是按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要求去做了。

整理出来的资料,连曾凌自己看了也大吃一惊,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在百分之十以下,而初中以下学历的党员却占了百分之七十二,虽然是吴卫星关照这样做的,但照这样报上去,恐怕是要挨批评的,曾凌拿不定主意,还是老办法,请示一下吴卫星。

“吴部,照这样的数字上报,恐怕是很难看的,再说也不符合事实。”

对于“不符合事实”这句话,吴卫星听了很不舒服,他从曾凌手中拿过报表,看了一下,这数字也实在难看。

“就这样吧,我们估算一下,大专以上学历的,控制在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当然,不能太高,太高了人家也不相信,初中学历的控制在百分之三十以下。你按照这个原则,把人数分配一下,当然了,这是个大致的比例,上报数字不能取整数,要用个带小数点的数字,人家看了就更相信。要保证人数和百分比一致,自己的账面上要轧平。还有,材料上报后,复印一张留下来,就放在你那里,以后再有什么口子要上报的,都以这张为基数,作点加加减减。”

这个要求并不苛刻,曾凌按吴卫星的口径,很快就列出了比例,再倒轧账,算出了每个学历段的人数,报表显然是比较好看了。

吴卫星对此颇为得意。

“吴部,是不是要花点时间,把党员的资料库再重新整理一遍。”曾凌总觉得有点心虚。

“这没有必要了吧,上级公司只是要个报表,本来么,也只是统计上的需要。你要是再查一遍,要是查出与上报的数字差距太大,你改还是不改?不是为自己出难题吗,现在大家不清楚,事情也就那样过去了,不要胆小。有些事情,一直是这样办的,也不会出什么事,你尽管放心好了。”

报表就这样按吴卫星的意图制造出来了,上级公司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反倒对党员队伍这样的知识结构很满意。

也许,吴卫星的做法是对的,曾凌这样想。

“七一”快到了,通常是这段时间中组织部是最忙的。会议呀,表彰呀,活动呀,都集中在这个时候。

吴卫星到上级公司开了一整天会以后,拎了一大捆报纸走进了办公室。

“老曾,这件事你去办一下。市里为纪念七一,搞了个党的知识竞赛,题目是登在党报上的,每个党员发一份,你把它分到各党支部,五天以后收上来。噢,对了,这是标准答案,你先把答案翻到答题卡上,连同题目一起发下去,也好减轻基层的负担嘛。”

曾凌拿过吴卫星带来的报纸,这是市党报的增刊,上面印了一百道选择题,每题四个选项,另附一批答题卡,卡上是一百组圆圈,每组四个,要求把所选的圆圈涂黑,在答题卡上填上姓名,然后逐级上报,送电脑处理,当然还有在正确答题卡中抽奖等活动,不过中奖的概率是极低的。

要在五天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工程,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曾凌想,就是把这张党报的增刊认真看上一遍,没有两三个小时怕也不行,何况还得要动一番脑筋填写答案。

曾凌是个急性子,他马上将各党支部书记找到组织部,把知识竞赛的事讲了一遍,正当他要分发题目的时候,吴卫星进来了。

“这次活动是市里统一组织的,我们当然要参与。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忙,所以尽量减轻大家的负担。这样吧,请老曾做一张标准答题卡出来,大家发动党员照抄一遍,这样我们的参赛率和准确率就有保证了。总之,时间节点要抓牢,用什么办法去完成,就请大家各显神通了。”

听吴卫星这么一说,大家心里也明白了许多,纷纷按党员人数领走了答题卡,接下来,反倒是曾凌拖了后腿,大家急着要他的标准答题卡。

曾凌整整化了四个小时,把题目认真看了一遍,又对照吴卫星带回来的标准答案,制作出了标准答题卡,然后经过复印,分发到各党支部。

五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各党支部的答题卡也陆续交还到了曾凌手中。虽然曾凌也知道这些题目是怎样做出来的,但交差是不成问题了。

吴卫星又拿了十来张答题卡进来。

“老曾,这几张是厂领导的卡,他们忙,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你化些时间代劳吧。”

曾凌默默地拿过这几张卡,放在桌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不怎么好看。

曾凌到组织部半年多了,他也慢慢适应这里的工作节奏了,虽然他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但他更明白什么事情是必须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必做的。

“老曾啊,在组织部半年多了,习惯这里的工作了吗?”吴卫星问这样的问题,倒令曾凌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说习惯,不是自己的意愿,说不习惯,是不是有调动的机会,“怎么说呢,反正还可以嘛。”曾凌尽量用模糊的语言来回答。

“你是老同志了,我们就直说了吧,组织部是个人员流动的地方,特别是年轻人,到组织部来锻炼一下,再到基层去挑担子,也是个培养人的途径。至于你嘛,厂里打算成立个子公司,是组织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需要有人去带个头,当然,这不是组织安排,是公开招聘,不过领导上的意思是你比较合适。”

曾凌已经明白吴卫星要表达的意思了。对于组织部,他本来就没有什么留恋,乐得顺水推舟。

“既然领导上有这个意思,我就照领导的意图去做吧。”

“到底是老同志,有组织观念,有觉悟嘛。”

两天以后,曾凌去参加了招聘会,理所当然地被聘用了。

一周以后,他把办公桌抽屉里的东西统统装进大旅行袋,提着鼓鼓囊囊的旅行袋走出了组织部的大门。

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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