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下面是个菜场。严格说是菜场尾巴，就是在菜场周围摆的摊子，无证无照，城管要赶的那一种。因为不用付场地费，菜价要比场内的便宜，所以生意一直不错。城管来了，他们就走，城管走了，他们又来了。
后来大家掌握了与城管打游击的规律，城管是八点半上班，他们是八点钟收摊，城管是四点半下班，他们则是五点钟再回来。
对着我家窗户的是个高个子安徽女人设的菜摊，菜挺新鲜，价钱又便宜，天刚亮就出摊了，到八点钟也就卖得差不多了，有时还与人聊聊，说是干这行很辛苦，半夜就得去运菜，要不是为了儿子在上海读书，她才不来上海吃这份苦呢。说起儿子，她很得意，说是那年县里的高考状元，在上海重点大学读书呢。
卖菜的女人与居民们都相安无事，大家客客气气，同她有点过不去的，是一个矮个子安徽女人。她是这里的保洁工，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拿着大扫帚，她的工作是必须在城管上班之前把马路清扫干净，否则就会被扣奖金。她每天八点不到就要来催菜贩们收摊，然后来收拾战场，因为她是穿着工作服的合法工作，与无证无照的菜贩相比，底气要足得多，但菜贩人多势众，也不大好对付。因此常常会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来。尤其是碰到在我家窗口下的卖菜的安徽女人，双方互不示弱，说话声也越来越高，最终双方用家乡话大声说着什么，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但也可以琢磨出决不是什么好话。每当这两个安徽女人大声争吵时，我知道该起床上班了。
在菜贩销声匿迹以后，矮个子安徽女人的扫起地来就方便多了，她干完活后，也会同居民闲聊，她说她之所以到上海来扫垃圾，完全是为了在上海上大学的女儿，说起女儿，她也是很骄傲的，说女儿从小就是读书的料，全校就她一个人考到上海来。
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两个安徽女人站在一起，说话细声细气，都有点不好意思，旁边站着一对青年男女，象是学生的模样，还拉着手。
第二天，因为听不到两个安徽女人的争吵声，我差一点睡过了头，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们的争吵声，于是我买了一只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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