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千秋
（纪实小说）
王晶
题记：
历史如大江大河蜿蜒曲折一泻千里永不复返。
但她淌过的每一个瞬间都有泥沙沉淀，这就是她每个瞬间的印痕，故历史需要积淀……
而这，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淀……
什么个人的冤屈，家国的恩怨，经过历史的沉积都已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本身。这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度一段真实的秘史……
第四章 艰难少年遭艰难时期苦度艰难岁月
世态炎凉遇求生歧视遍尝人间冷暖
一
从东四头条搬迁到王府大街黄图岗胡同，感觉完全是开始了一个从里到外新环境下的生活。前面说过黄图岗是王府大街路西一条东西向曲里拐弯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深紫色大门洞儿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府邸。胡同口南把角儿好像是一个什么缝纫车间，紧挨着的门脸儿是一家叫“万成久”的副食店，也是住在周边和黄图岗的人每天都要光顾的老铺面儿。
而二姨家住的甲九号要一进胡同拐好几道弯儿，向北拐到第一个大院儿似的空场东边那个绿色大门是陈叔通家的后门。而向西将拐弯把角儿的那座紫灰色大门是冯玉祥遗孀，卫生部首任部长李德全的家。拐过去走一小段东西向直路前面又是一片大院儿似的空场，西南角有一个高高的土台儿，台儿上有一棵粗壮的大榆树，树影笼罩着一条南北向，一人多宽，高出胡同地面两层台阶的小巷。巷口东侧把边儿粉灰色双开街门是三十年代当过两年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家。对面的大门是《诗刊》杂志社。巷子中间铺着方砖甬道，东向第一个红漆单开大门就是甲九号，我们搬迁进来二姨家的独门独院儿了。
向右推开单扇的红漆大门，右手里是厨房，左手里是一间做堆房的小耳房。正面南屋和厨房山墙之间有一道绿色的两边镂空隔断门，进去才看到齐齐整整大北房对应着大南房之间围出一个几近四四方方的院落，洋灰大方砖甬路又在院子里分隔出四个对称的八角花池。大北房和大南房大概都有五大间量，开在中间的门对应出整个儿院落的中轴。上房东边分割出一间卧室，下房西边也分隔出一间，隔断界墙都不厚。上房正门儿进去是客厅，东南开门通卧室。而卧室的东北角开在上房山墙的一道门，通东厢装有浴盆和抽水马桶的西式卫生间，出卫生间西南门是一间玻璃砖顶的暖房，挨着卫生间西南门拐角是通院儿里的暖房门，而对着的是厨房门。所有房屋门窗外立面都是红色油漆的，看来二姨是喜欢红色，上房大客厅的桌椅也都是红色漆面黑漆腿儿，让人感觉别样风格。
我们咋一搬来连人带东西的，二姨一家还没走，显得有点儿拥挤，连上房客厅都支起了铺板睡人，而我要待人们都睡了之后，在北屋卫生间浴缸上搭两块铺板才能睡。
不过很快二姨带着一大家子人奔了东北，一下子就宽松下来。婆婆的那张雕刻考究金丝楠木半圆床头的席梦思床安放在了上房卧室，床头顶到西北角。二姨像榻榻米似的席梦思床移到对面顶着东南角沿窗下摆放，挨着婆婆床头还有一张小床，是给婆婆的心肝宝贝大孙子小沅儿睡的。这屋里特别的是黄花梨木的雕边床头柜，那柜门儿的形状两边弧形中间起脊像个大括号，我跟白头妈说看着挺好玩儿的，白头妈说她看着眼熟，能认得那小柜儿。
说起白头妈，这下跟二姨去了东北，感觉一下子我们真成了没人管的没娘孩儿。虽说我们“大了”也不用白头妈照顾什么，但每天放学回来看不到白头妈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这个时期大哥已进入初三，功课也忙又面临毕业，他一个人在一进门左手里那间做堆房的小耳房支了几块铺板，只能睡觉。冬天也没火，他回来的又晚，平时很难碰面。二哥过继给了二姨，跟着去东北上了吉林省戏校，只有我和姐姐转学到了王府井八面槽小学。
这八面槽小学就围绕着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天主教堂，过去叫惠我小学，就是个教会学校，大哥在去太原之前一入学就是在这里。碰巧的是我一转进来的三年级班主任金老师，也正是当年大哥入学的班主任，她还记得大哥呢。说大哥那会儿就口吃，不光淘还大少爷脾气。有一次学校什么活动他来晚了，穿一件挺漂亮的小皮夹克，可能没来得及吃早点，皮夹克里揣了两个溏心儿煮鸡蛋，不知因为什么和同学争执起来，他一着急更结巴得说不出话就动起手来，被人家照胸前推了一把，不想把揣在皮夹克里的溏心鸡蛋挤了个稀巴烂，顺着他肚子流黄汤儿，拉开皮夹克拉链儿一看，里边稀屎汤子似的衣裳全毁了，成了让人记忆犹新的笑料儿……
要说我转到八面槽以后可也不像在东四四条小学那么老实巴交的了。人说“男孩儿七岁八岁讨人嫌”，为什么？淘哇！我可是过了七岁八岁才“讨人嫌”才淘的，当然在家里，特别是在婆婆面前不敢明显的淘，婆婆讲话叫“蔫儿淘”，出来在外面在同学群儿里可就不是那么八宗事儿了。加之八面槽小学离家远点儿，可有食堂学生包伙，一个月花不了几块钱，婆婆索性让我们在学校包伙，这样一来回家又晚，婆婆就更不管我们了。那会儿半大孩子吃饭也简单，晚上回来有剩饭就泡点水，或有窝头就点咸菜齐了。偶尔周末什么的能上个桌，或在上房，或大部分是在南屋的大圆桌，婆婆带着我们这帮孩子，不过饭锅放在婆婆手边，给谁盛多少饭添多少饭都由婆婆掌握。好点儿的菜婆婆给佈，自己夹菜只能靠自己的这边儿，要是不守规矩越界去夹，婆婆“啪”的用她的筷子一挑，要是拿不住自己的筷子被打飞了，你还就别吃了。好在我们从小在保育院就培养了吃饭要守规矩，那也还是有点惧怕婆婆，就更不爱在家待着了。
在学校在外面没人管没人问不用看脸色不用怕挨骂，多自由自在呵。当然，首先要学习好，才能得到老师的认可，让老师放心，这对我那是没说的。所以转到八面槽没多久就是两道杠中队委中队长，老师得力的助手。那时放学要按不同方向排路队，还按住家远近学习成绩搭配编成学习小组，先不用回家而到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家去做作业，这下我们在外面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可就大了。我领队的那一支，从老师面前乖乖的走出来，出了校门走着走着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喽，有时候同学们跟着我（当然主要是男生）双腿稍屈，边走边有节奏的双手拍着屁股“叭，叭，叭叭”，嘴里齐颂着：
吧唧吧唧吧/摔了个大马趴/得了吧唧病/请了吧唧医生来看病/打了吧唧针/吃了吧唧药/怎么还是不见吧唧吧唧效/呀嘛吧唧吧唧吧……
有时候扬着头扯着嗓子齐颂：
你的大屁/惊动了大地/经过了彼得堡/来到了意大利/感染了土耳其的皇帝/土耳其的皇帝/转告给上帝/上帝赏给你两个又骚又臭的鲜活屁/屁的屁的屁/五谷杂粮之气/上至嗝/下至屁/谁要是放屁/先到我这儿来登记/不但不处分/反而有奖励/三打铅笔五本日记/放得响/当校长/放得臭/当教授/放得不响不臭/说你思想落后/大帽子给你一扣/受不了也得受/噢，噢，噢……
这段那会儿也不知道谁编的，从哪传的又跟谁学的，好像当时那片儿差不多大的男孩子都会，我们边走边这么一吆喝，路过的有抿嘴儿偷乐的，有忍不住笑出声的，也有沿路的男孩子跟着我们队尾起哄架秧子的，都成街头一大景儿了，你说招人讨厌不讨厌？
二
二姨带着一大家子去了东北，把黄图岗交给婆婆带着我们留守。这算过来算过去，大哥初中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地质局的地质大队作绘图员，整天在京郊四野钻山沟儿，从此不在这个家里生活。婆婆的大宝贝孙子小沅儿还小不能算，合着家里就我一个算男丁，婆婆还就真的只能把我当男丁使，什么力气活儿都喊我。
从东四头条搬过来的箱子柜子全放在南屋，箱子码在里间贴南墙一大溜儿，从地面直摞到房顶儿。隔三差五只要婆婆翻箱倒柜找东西变卖，就得叫我搬箱子。一来二去我倒觉得长力气，还挺着胸弯曲着胳膊，让同学看肩肘之间是不是有鼓包凸起，有没有“块儿”。可后来又觉得都说我长得像王大胖子，那按说应该能长大个
儿的，都是那两年正长个儿的时候搬箱子搬的压矬了，不长个儿。
不光是家里的活儿，有时候打里照外需要支应，需要跑腿儿的事儿，婆婆也都打发我去。
特别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二姨和黄元庆结的婚。当年二姨天生丽质，那叫漂亮！梨园行里昵称 “二姐”，个个见面儿都“二姐”长“二姐”短的粘糊一会儿。而这黄元庆乃富连成科班出身赫赫有名的大武生，还是北京京剧团团长，京剧大家马连良的乘龙快婿，在团里那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头有脸儿的风云人物。可他就是怎么也按捺不住心底里对“二姐”呼呼燃烧的爱情邪火儿，发疯般不管不顾由着性儿的追求“二姐”。看到二姨夫一没，他就借口媳妇儿不生育，硬是跟马连良女儿闹离婚，一心想着跟“二姐”能成眷属。何况当年他也是名角儿，那扮相儿，那身板儿，那功夫，那范儿，潇洒、英俊，私底下穿一件纯毛花呢短大衣，领子立着，骑一辆墨绿色英国凤头儿加快轴的自行车，风流倜傥那叫一个帅！他骑车“呼呼”生风地一过，大半条街的眼球儿都由不住追着瞧。用如今小年轻的话说，帅呆了！酷毙了！
可他们婚后二姨又被闹腾得调离了北京，黄元庆和马连良女儿离婚后还有一大堆繁琐麻烦的家务事儿要处理，婆婆竟也打发我去帮忙。他们家住在缸瓦市北太常寺，那一段儿时间我一放学就得坐9路无轨往西城跑。上下车都得走一大段儿，进缸瓦市东口往里走，快到中间的一条南北向的横胡同就是北太常寺。走到中部路东的一个大门，虽然不是独门独院儿，但是房子规规整整，他们家居中住着前廊后刹的大北房。还没进门儿就听见嘿儿喽带喘的一个老太太声音，原来黄元庆他妈哮喘病严重，基本干不了什么，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身边只看见有一个十来岁跟他们家不知什么关系的小丫头，端茶倒水的伺候她，只要我一去她还就不知道跑哪儿偷懒儿躲清净去了。其实叫我过去主要是为帮他们收拾东西准备腾房子的，这下还得招呼黄老太太。
那房子进门是一大间，既是起居室客厅，靠西墙又是黄老太太下榻的地方。左手里木质中式隔断墙分出一间马连良女儿和黄元庆的卧室，里面顶东墙竖放着他们的席梦思床。有意思的是靠隔断贴北墙有一道门，进去一大长溜儿整个儿是这大北房的一个夹层，或者叫储物间。没有窗户，不见天日，散发着一股霉味儿。拉开灯绳儿，才看清里边放着行头、把子、戏箱，让我感兴趣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应俱全，当然都是戏台上用的。这搞文艺的人家住的房子不知是不是都这么怪怪的，我同班同学郭启儒的女儿，她家住锡拉胡同，我印象当中她们家的房子感觉就像一根冰棍儿似的。
说起来这黄元庆也是苦孩子出身，黄老太太早年守寡，家里一贫如洗。在旧社会一个人靠给别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拉扯儿子勉强度日。黄元庆八岁那年，上不起学，为了让他学一门儿能安身立命的技艺，黄老太太一咬牙把他写给了志兴成科班去学戏，那是生死文书，是卖身契呀！十岁时经人介绍，又转入富连成社。
入科后的头两年，他每天跟着看功的师傅练三遍功，晚上要睡在师傅的腿底下，师傅不定什么时候用脚一踹，不定唸哪出的一句戏词儿，那就得接着背出下面的戏文儿。躺在师傅或师兄的腿底下，只有半截儿炕，直不起身，也只能蜷着睡。正值男孩儿贪长的时候，防的就是窜成大个儿。那会儿可不像后来WG时期样板戏讲什么高大形象，演员特别是武生，要是傻高傻高的，穿上厚底靴，再扎上靠，挐天挐地像巨灵神似的，还耍得利索吗？即便能耍，人高马大回旋空间、角度就都大，“呼呼”的像个大风车儿，台上能好看吗？舞台台口、帘幕檐幕都是有一定比例一定尺寸的，怎么能达到整个儿舞台和谐美的最佳效果，那会儿科班整体都须有所考虑，经年累月一招一式都形成了规范。所以坐科期间就得严要求，处处循规蹈矩，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黄元庆从小受此苛求，才身体灵巧，他又天资聪颖，能咬牙吃苦，练起功来有回回那股对自己的狠劲儿，学起戏来肯潜心用功，很得当时一些名家大师的青睐和点拨指教，故而少年即成名，红透梨园。不过他在台上凭着童子功扎实，也确实练就有他的绝活儿，独特的艺术风格。
要说那段时间我可是没少看他的戏，一方面戏比天大，他不能因为他们家的琐事儿耽误戏，只能叫我上剧场去和他说，我感觉自己整个儿就是婆婆派给他的一个“小使”“催辈儿”。一方面婆婆让我给他送这办那的，还让我管他叫“阿爸”。我可没当面儿这么叫过他，按说这时候叫他“二姨夫”才对，我可也从来没这么叫过，都只循着起始的叫法“黄叔”。倒是上剧场到门口儿，人家要票呀，我举着要送的东西说“给我阿爸送东西”，感觉就像侯宝林相声里边说的，举着个大碗说给里头人送热片儿汤的。不过我倒是也真送，没像侯宝林说的进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面汤一喝夹着大碗看戏。还别说，甭管是长安、广和、中和还是工人俱乐部，还真不含糊，平趟。进去见了黄元庆，递上东西或把事儿一说，有时他都扮上了，也不多说，一拍我脑袋，就自己到下面找空座儿去了。 有一次，北京京剧团四大头牌马张谭裘的《秦香莲》，那天是黄元庆的韩琪，我竟然一个人独自坐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乐池的指挥椅子上看，嘿，那种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感优越感油然而生。还有他的绝活儿拿手好戏《伐子都》，我也是一个人坐在乐池里指挥椅子上看的。插翎白盔，披白蟒扎硬靠，三寸高底的皂靴，站在四张桌子高的城头上，靠旗尖儿已顶到檐幕，最后表现子都疯了从城上翻下来，落地直挺挺戳在台上，紧接着抢背甩发，僵尸倒地，干净利落，真是又惊险又精彩，难怪观众拍掌叫绝。他的《武松打店》也是一绝，讲究台上明晃晃耍的是真匕首，他只有跟他徒弟杨少春同台演对手戏，才能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有一次杨少春有什么事，别人替补救场，结果难免失手，他眉上被划一刀……
咱这戏也不是白看的，忙活半天，原来是叫我帮黄家收拾着往黄图岗搬，北太常寺的房子不知是不是人家马连良家的，反正是不能在那儿住了。我小孩子家搞不明白，人家也用不着我明白。只是来来往往的他们谁打发我干什么都得给我车钱，为了能省俩车钱作零花钱，我经常能腿儿就腿儿着。那时公交车上车就四分，之后根据所乘站数有七分、九分、一毛一等票价逐渐递增，因此给我车钱，一次最少也得三、五毛钱的。记得为给他们黄家什么亲戚送什么东西，我硬是从天桥儿那边什么福长街、寿长街走得都没末班儿车了才回来。别小瞧省这俩车钱，有时真能为我解一时之需呢。记得四年级加了大字课，大字本在书本费里是发的，可砚台毛笔要自己带。别的同学都有，就我没钱买。但凡这种事，也不敢跟婆婆要钱，要也十有八九要不出来的。
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完，同学们研墨瞄模。大字老师姓郑，是一位挺和善的老先生，看我只是用手指头在大字本上比划，就把我叫起来批评说：
“你是不是忘记了有大字课？什么都不带，怎么写呢？”
我窘窘地站在座位上，同学们都投过来关注的目光。我看着老师，又不愿说出我没钱也没人给我买，不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不能让它流出来。老师不是问我怎么写吗，一咬牙我用食指在同桌的砚台上沾了点研好的墨，在大字本上写起来。老师大概看出点儿什么，走过来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把他手里的毛笔塞到我手里，又微笑着和我同桌点点头，弯下腰来和蔼地说：
“先用我这支吧……”
后来我就是用省出来的车钱攒够了买的笔砚……
可这下子倒是我用不着再放了学往西城跑了，能省车钱的机会也就少了。而伺候黄老太太反倒成了我课余在家的差事。
黄老太太搬过来，婆婆倒给腾了房，搬到了南屋的里间去了。我倒被要求每晚在卫生间澡盆上搭铺板，以便夜里随时听从黄老太太的召唤，起来伺候她。直到她无常（回民忌说死了），都是我一个人陪着她。记得那夜按照他们回教的规矩，黄老太太头北足南面西挺尸在上房客厅西墙下，第二天清真寺才能来收殓。他们回民讲究多，规矩大，我一个孩子家也不懂，也没人跟我说，反正那一夜就叫我一个人陪着黄老太太的尸身过了一宿。
梨园行人说黄元庆是大孝子，我心里话，合着他对他妈最后这点儿孝心全让我代尽了。
三
就是在那一年，北京京剧团招学员班，婆婆让我去报名。从学校开了介绍信，带着户口本，我来到了虎坊桥。北京工人俱乐部就在西南角，老远能看见楼顶上字的那是剧场，北边的大门进去才是北京京剧团驻地。他们就在一进大门的院儿里摆桌支摊，设立了报名处。
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为什么那段时间婆婆让我管黄元庆叫“阿爸”，原来煞费苦心的是想借他一臂之力能给我解决个饭碗。可惜我当时还小，领会不了婆婆的意图，到北京京剧团报名学员班，跟人家根本没提谁是“我阿爸”这茬儿，黄元庆躲在里头也根本没抻这茬儿，别说伸把手，连句话都没垫过。
到了报名处，人家先给我相面说：
“这孩子五官端正，圆头圆脑，两眼有神是学花脸的料……”
“学个小花脸也不错呀……”
说着，人家低头一看我的介绍信、户口本，只看到父母“在押”两个字，登时脸就拉下来了，也不再说什么，把介绍信、户口本塞给我，挥了挥手示意我走开，就这样结束了报名。
我自己还不甘心，那年暑假前北京戏曲学校招生，我还拉了两个要好的同学陪我一起去报名，一个叫滕征桓，一个叫马明才。他们两个家里跟文艺完全不搭嘎，滕征桓家是东北人，父亲是自开诊所的老中医。马明才家是广东人，一般工人家庭。没想到，到那儿还是人家一看“在押”俩字儿我就被拒之门外，连名都不给报，而他们俩给我做陪的居然都考上了。滕征桓在家是老疙瘩，爹妈疼还疼不过来，不在乎他有没有饭碗。马明才就不同了，他是家里老大，弟妹又多，他考上戏校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他妈妈还挺感激我的。
然而看起来我走这条路算是没戏了。可婆婆还不大死心，看到黄图岗上房客厅墙上挂了把胡琴儿，就让我够下来，竟想实在不行咱自家先学着，反正这行是凭本事吃饭，只要能学成还愁没饭碗？于是婆婆带我去找家里梨园行的老朋友，著名琴师姜伯儿。过去我娘和二姨启蒙学戏、吊嗓子、登台演出，伴奏的琴师主要是他，婆婆说临解放北京围城的时候他一家全靠我娘接济。他们家住复兴门内，那会儿长安街还没那么宽，路南便道大树底下还有土路，我记得他家门就开在街面儿上。婆婆让我管他先叫“姜大爷”，说先请他给我看看，看我是不是这里事儿，要是这块料儿呢，再拜师叫“师傅”。
之后我拿着那把胡琴儿还每周末真去过几趟，他们家好像没孩子，姜大爷老两口儿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和善。只是看了我拿的那把胡琴儿，姜大爷说那是“顶门杠子”“烧火棍子”，得，敢情家伙事儿就不是这里事儿。姜大爷倒是给我先说了一个启蒙的京剧曲牌，用的还是“工尺四上”老年间中国汉族传统的工尺谱，那我哪儿听得懂呵。我这人本来对音乐就不大开窍，正经音乐课上连简谱都听不明白学不会，学了半天还是不识谱，这“工尺四上”的就更记不住了。姜大爷告诉我，上手先得学会定弦、定调，我按姜大爷指点，左手拧动琴轴，改变琴弦的张力，右手拉动琴弓，听着内外弦的音高，达到需要的调门定住。学了半天，我就学会个
（定弦定调）63/336 52/225
（曲牌）561/23216/565/6125/32765/721615/253276561/23216565……
回家得空儿练了两个礼拜，又带着胡琴儿去见姜大爷，只拉了几句，姜大爷就叫我停了下来，笑着对我说：
“你这是锔锅锔碗锔大缸呃！孩子，你拉琴没指音，干锯。干咱们这行最要紧的“指音”要好，就像唱戏有条好嗓子，这也得讲天份。你呀，根本不是这里事儿，吃不了这碗饭，甭瞎耽误功夫，学不出来的。听说你书念的不错，还是回去踏踏实实好好唸你的书吧……”
四
姐姐从东四四条小学转到八面槽小学已经是五年级，她那会儿在学校里就充分显露出良好的文艺天份，凭着一条宽亮甜美的好嗓子参加了少年宫合唱队。而我记得姐姐在全校联欢会上声情并茂朗诵的一首诗，感动了全场的听众，获得热烈的掌声，可惜我想不起来那首诗的篇名，只记得是“为了什么”要“出卖自己的眼睛”。
转入新学年姐姐就到了六年级毕业班，正是准备考中学的关键时期。她的班主任老师姓吴，白白净净，戴一副银丝圆框近视镜，看上去是一位严竣的南方知识女性。她对学生要求很严，但跟学生说话很温和。她很看重姐姐，启发和鼓励姐姐要好好努力，提早想好并准备报考哪所理想的中学。
有一天大哥从地质队回来说，他在北京二中的美术先生，是位女老师。因为很欣赏他的美术才华，很喜欢他，还常让他到家里玩儿。就这样认识并结交了先生的爱人，成了忘年交的朋友——雕塑工厂的雕塑家王万景老师。而一提雕塑工厂，老北京圈儿里人都知道，那是咱北京的一处美术家园呵！
王老师说北京市房管局要开办一所技工学校，而他的学生在那里开一个雕塑班。正准备招生，看谁想去，管吃管住每月还有点津贴，毕业后学校管分配，没准儿能进雕塑工厂。
婆婆一听，眉开眼笑，赶紧对大哥说：
“好哇，这是个好机会唦！你妹妹正好小学要毕业，千万得抓住这个机会，这要是能去学门儿技术，一辈子饭碗不就有了？好好好，你抓紧时间给她来来（婆婆的口头语，就是办办，弄弄的意思）唦，婆婆给你拜拜了……”
说着，婆婆双手合十真的对着大哥拜拜。那大哥哪还敢怠慢，赶紧去到景山后街三眼井王万景老师家去拜托王老师。
就这样，未满13岁的姐姐通过王万景老师介绍，小学没毕业就上了北京房管局技工学校。不知为什么王万景老师说的那个雕塑班也没开，姐姐被分配到了古建专业油漆彩画班。她们学校离家不算太远，就在地安门，也就是现在地安门中学所在地。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什么都要凭票儿，吃饭要凭定量。姐姐户口转到了学校，从此吃、住都在学校，不用家里负担。姐姐经济上独立了，感觉一下子成了大人，记得我到学校去找姐姐，姐姐出来也不问我吃没吃，饿不饿，直接拉着我就奔后门桥路西一家叫合义斋的老饭馆儿。
正困难时期，饭馆里灯火并不通明，品种也不多人却并不少。合义斋虽然在地安门那一带也是家老字号，名馆儿，可那年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能“发明”“流行”些什么盖浇饭、盖浇卤面什么的大路货，搁今天也就算得是个快餐而已。可不知为什么姐姐带我在这家吃的猪大肠盖浇卤面，其实也就是大号蓝边儿碗，挑上多半碗面条，浇上猪大肠做的卤。那家卤里给的猪大肠多呀，猪大肠本身就有肠油，卤也就显得油汪汪的发亮诱人，蒜也搁的多，吃起来感觉怎么就那么香那么过瘾，至今记忆犹新。
自从姐姐上了技校，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只剩我一个还要婆婆负担，反正我是在学校包伙，除了每月交饭费，我生活上的事儿婆婆并不问。我一人住进了一进门左手里那间大哥住过做堆房的小耳房，还是那几块铺板。平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都得自己干。除了加入少先队时，学校统一要求白汗衫蓝裤子的少先队队服，我就不记得还穿过什么新衣服。倒是记忆深刻的是两条自己补了又补的长裤子，夏天穿着热呀，竟然奇思妙想的把两条裤腿儿从大腿齐着用剪子截下多半截儿，不就成了裤衩儿了吗？把截下来的裤腿儿收好，等过了夏天再接回去不就又成了长裤子。
不过，我倒也不至于穷得叮当响一个蹦子儿也没有，一个是前面说的谁打发我出去干什么都得给我车钱，为了能省俩车钱作零花钱，我经常能腿儿就腿儿着把车钱攒下来。一个是大哥只要偶尔回来一次，就给我一块钱。还有就是后来姐姐上了技校，时不时把她节省下来的津贴也贴补我点儿，这些钱对我来说可算是一笔大钱，且攒着慢慢花呢。跟绝大部分那时候的孩子一样，我也特喜欢看电影。那年“六一”儿童节上映儿童电影《五彩路》等新片儿，五分钱一张电影票不限场次，我从上午一头钻进隆福寺蟾宫电影院到路灯初上才出来，溜溜儿一天直看得我感觉眼前昏天黑地的。
不过，我后来再很少花钱看电影，而且一有新片上映我差不多都能及时看过。一是我们班有个和我很要好的男生叫柳不磊，他妈妈在红星电影院工作，经常安排我们利用课余，特别是周末节假日到红星电影院去服务。无非就是电影开映后用手电筒给迟到的观众引引座儿，散场后打扫打扫卫生。虽然红星电影院被划分为专业的新闻电影院，不映故事片，但那时的新闻片、专题片、国产或引进苏联、东欧的儿童动画片等等可是没少看。
再后来我在学校作少先队大队委，要想方设法组织活动呵，特别是节假日寒暑期，我跟位于王府井南口的儿童电影院、东华门大街的儿童剧场联系上，都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除了平时组织学校的专场电影、专场话剧，寒暑假还在学校门口设立售票点，帮他们卖票。这样一来二去经常能有免费赠票，那些新电影、新剧目也就都能及时观看啦。
我积攒的“私房钱”对我自己还有一项必须的重大开支，那就是游泳。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规定全日制的学校也只能上半天课，我们几个在学校包伙的同学，吃了饭泡在学校里不愿回家。特别是到季节游泳池一开放，就时不时顶着大太阳去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游泳。那会儿北京一到季节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就只有两个露天游泳池，一个是东城的工人体育场游泳池，一个是宣武的陶然亭游泳池。要事先花五分钱买好游泳证，贴好一吋标准照片，还要体检或由单位卫生室在照片处盖上骑缝章，整个儿折腾下来得花几毛钱。
每次游泳也要花五分钱买学生入场券，进去后露天游泳池也没人家专业泳池那么规范、标准。顶着个大太阳，人多时像下饺子，也没人教，全凭自己扑腾。我就穿着唯一“衬的”小游泳裤衩儿，在水里人的腰腿之间睁着个眼睛像泥鳅儿似的钻来钻去的。根本“不衬”什么泳镜，那是有钱人或大人才戴得起的玩艺儿，不过倒是游完泳出来两眼儿沙得通红，像吃了死耗子。从八面槽到工人体育场游泳池可也不近呢，我们来回都腿儿着，游完泳回来的路上把游泳裤衩像帽子似的顶在头上，不等回来就干了，一个夏天下来晒得黑里透红的。
还有一个，游完泳回来饿呀!沿途也就是眼巴巴看看那些食品店、饭馆里面都有什么吃的，摸摸兜儿没钱啊，就是有钱也没粮票儿呀。那会儿倒是每月每人有半斤点心票儿，虽然凭票儿点心一斤也就块儿八毛钱，可我从来都没见到过，别说吃了。倒是有什么票儿都不要只要钱的，听说是中央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中的经济专家陈云，想出来针对那些手里有钱又吵吵买不着东西的主儿，用这手儿“货币回笼”的高招儿，让市场多余的货币流回人民银行，以便稳定和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发展。这种市场推出称作高级点心高级糖的，那都要十大几，二十多块一斤，在那会儿对咱这小老百姓就是天价儿呀！只有那些手里有钱的主儿或挣的多的才能吃得起，我们这等小穷学生也就有看的份儿和有气无力跟着唸唸秧儿的份儿：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干部/上茅房……
诶，我们回到学校把住个自来水龙头“咕咚 咕咚”灌上一肚子凉水，再回到教室。实在坐不住，就把桌椅拉到一起拼成床躺着。强忍着饿过了劲儿，爬起来写写作业看看书……
后来我们发现王府井百货大楼对过儿的同仁堂，对了，后来改叫百草堂了，有五分钱一丸的山楂丸，个儿挺大，外面裹有白砂糖粒儿，还算吃得起。有钱呢就各买各的，没钱呢就大家凑凑，能买几丸算几丸，大家共同分享。先用舌头舔砂糖粒儿，然后再按人头儿掰了分吃。那哪是吃，就是舔，抿抿而已。没多大中药味儿，倒是有点儿酸甜口儿。人说“山楂丸”那不是助消化的吗？越吃越饿呀，诶，哪还顾得了许多！那不是拿钱就能买出来，又便宜又不要粮票儿，能吃到嘴里，能过过嘴瘾罢了……
也就是在那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个暑假，婆婆带着宝贝孙子小沅儿要去青岛，说是已经离婚的二舅妈接她去。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是她心心念念挂记着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从小儿一手带的心肝宝贝孙女儿小莹会怎么样。
家里边儿就剩姐姐、我和二姨留在北京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四表妹。婆婆说他们去不了几天，按定量给我们留了点儿钱和粮票儿。我都不记得婆婆走了我们是怎么对付着生活的了，每天我还要到学校组织暑期服务。刚开始好像还行，虽然不敢吃饱，但每天还能按婆婆安排的定量。后来婆婆尽着了不回来，我们每天只能逐步减量……半斤……三两……二两，到后来只有一两……那叫一个饿呀，感觉前心贴后心，张着嘴好像喘不上气来。唯一的办法，只有对着自来水龙头嘴儿“咕咕”的灌凉水。
我到学校，看到教堂前的大院儿里，靠教师办公室外墙下有一片人家开的小菜园儿，就偷偷儿钻进去，偷偷儿剜人家种的小白菜儿，拿回去白水煮了充饥，到现在四表妹还记得我当时跟她说的：
“饿，就躺床上不要动，也别说话，保持体力……”
就在我们饿得四肢瘫软，俩眼儿泛蓝时，婆婆带着宝贝孙子小沅儿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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