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利分房时代，作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要想分到一套房、甚至一间房都很困难，要房的人多，房子少，房子成了最稀缺的资源。而分房的权力又在领导手里，为分房子，许多单位都闹出不少矛盾。
我是1990年到市里某局工作的，在办调动时，办公室主任对我说局里没有房子，你要自己解决住处，不然就办不成调动。我急于办成调动，就说我自己能解决住处。到局里工作后，我就住在岳父家里。岳父家原来住在上清寺美专校街某单位的宿舍，是老式的木结构的四层楼房，每层楼都是中间宽宽的走廊，两边是大小不等的单间屋子，每层楼的两头有公共卫生间和集体厨房，岳父家住的是三楼靠右头走廊右面的三间屋，两间大的，每间约二十平米，一间小的约七八平米大。那时，小姨子也刚结婚，她丈夫在某单位工作，也没有住房，他们就住一间房，岳父岳母住一间，中间是一间小屋放了一张床和一个柜子，我就住这间。
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像这样长期住在别人家里，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不大一样，感觉很别扭，特别是心理上感到很压抑、不自在。那段时间，我心里经常萦绕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房子。
到了1992年，岳父在江北小苑分了一套小三室一厅的房子，我就跟随住到小苑的房子。小姨子两口子还住在老房子。不久岳父单位把那三间房都收回去了，小姨子只好带着女儿到小苑来住了，这样家里就显得挤了。不时从岳父的言语中感觉到，他希望我能出去住，他是个图清静、图舒服的人，不高兴家里人多、嘈杂。但他不好赶女儿走，只能希望女婿走，可当时我确实没地方去，出去租房经济受不了，那时工资低，女儿才四岁。所以，心里不舒服，只能忍声吞气，谁叫自己没能耐。不久，妻子也从北碚调动到牛角沱某厂，女儿随之过来，都住在岳父家里，就更挤了。人多矛盾就多，我跟妻子吵过几次，实际上不是我们之间的事，都是房子挤、人心烦整出来的事，但只好我们两口子吵。
我感到再不搬出去不行了，会造成更多的家庭矛盾，而且该我们出去。我就给局里反映，局里说没办法解决。后来我发现烧开水的临时工一人住在六楼大会议室旁的茶水间，我就跟他商量，让他搬去跟别的临时工一起住，他虽不愿意，但还是搬走了。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那个只有六平米的房间蜗居。女儿小不觉得什么，还逢人就说我们家的客厅大得不得了。她说的是大会议室。我和妻子自然感到沮丧，想想我们在厂里时住的是自带厨房卫生间的一室一厅啊，现在落到这步田地，都没敢告诉我父母，遇到厂里的人也不好意思说住在哪里。妻子难免有抱怨之词，我只好赔不是，尽力安慰她，说局里准备修新办公大楼了，要一并修职工宿舍，希望不会太遥远了。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我们竟在六楼的茶水间蜗居了两年多了。好在希望就要变成现实了。局里的新办公楼宿舍于1993年动工，地址就在上清寺附近，是在旧办公楼原址修新楼加宿舍。1994年初新办公楼和宿舍落成，接着就是全局职工盼望的大事：分房。表面看人人都兴奋，实际上很多人心里焦虑。因为，人多房少，谁都想住上清寺的新房，成为渝中区的人，孩子可以读人民小学。大家都担心分房不公平，因而提出不少要求公开公平的意见，房子还没有分，整个局里已是小道消息到处传，弄得人心惶惶。局领导深感这次分房矛盾大、困难大，成立了分房领导小组，听取各方面意见，参考其他单位的分房方案，几易其稿制定了分房方案。我也是分房领导小组下属的工作人员，参与了一些事务性工作。但，分房方案的制定，分房条件的设置，哪套房分给谁，我们一般工作人员不知道。
当第一次分房方案和够条件分房的职工基本情况，以及房源和分配情况贴上墙时，三楼办公室前的走廊里人头攒动。有人看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有人从头到尾未看见自己的名字，立刻火冒三丈，大喊太不公平了！也有人悄悄地说某某的情况有假，有人看了之后急匆匆去找领导。忽然有人把贴在墙上的方案扯了。不少人大声喊：“要不得，不要扯。”那几天领导都无法正常办公，不断有人找领导反映情况，自己的和别人的情况。职工们都无心上班，三五成群地议论分房。
分房领导小组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对方案和具体分房做了调整。第二次分配方案贴出后，又是人头攒动。只见有些先前闹得凶的人不闹了，高兴地说：“这样差不多。”有的人又有意见了：“怎么变了呢？不行，我们要去反映。”反正第二方案贴出后依然很多意见。怎么办？分房领导小组又开会研究，再次进行调整。领导说：“就这么定了，不能再改了，不然没个头，谁有意见来找我。”
可想而知的，第三次方案出来，依然有不少职工提意见，他们也想像前面的人那样到领导那儿去闹。但听说领导决定了无论谁去闹，都不会再变动方案了，而且对无理取闹影响工作者，轻者批评，重者要处分，这使得本想去闹一闹的人胆怯了。尽管有的职工对分房结果还是有意见，可分房方案就这样落实了。当然还是有不怕事的，那就是一位职工的老婆，据说下海在解放碑做生意，脾气有点暴烈，平时把那位同事管得服服帖帖的。那天她拉着丈夫直奔领导办公室，在走廊里就听到她慷慨激昂的女高音：“你这么好说话，吃了大亏都不敢吭一声，凭什么别的人分得到，你分不到，太欺负人了，我不怕领导。”说着气咻咻地走到领导办公室门口，一掌推开。领导见状很生气：“怎么不敲门就进来，没有礼貌。”她还嘴道：“你们不讲理，我们还讲什么礼貌。”同事低头不语。我们立马进去劝阻，可同事的老婆见有人来劝阻，却越发吵得凶，高声大嗓，又蹦又跳的。领导气得不行，也厉声吼道：“浑不讲理，居然到我办公室来大吵大闹，分房就这么定了，你吵翻天也没用，再吵给我滚出去。”同事的老婆被激怒了：“你叫我滚，我偏不走，今天不给个说法，老娘就不走了。”说着她竟然把手中的手机高高举起，猛然朝地上砸去，手机顿时四分五裂。旁边的人都被她的举动惊呆了，要知道那时绝大多数人才开始拥有BP机，极少数做生意的大款才有手机，况且那是一部摩托罗纳，在当时算绝对的顶级奢侈品啊，上万元一部啊，她居然把它当众砸了。众人见势拥上去，强行把她拉了出来。同事弯腰拾捡地上七零八落的手机零件。
一出分房闹剧就这样结束。职工们有的分到了新房，有的分到了旧房，几乎是“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大家都进入了搬房、装修的阶段。但职工们似乎都有气，围绕分房的事情并没有结束。后来那位同事分到了一套位于向阳电影院旁多园的老房子，不久，市里在那儿修建了****党派纪念馆，他得到了补偿。我分到了一套建面三十八平米的新房，原本领导问过我要不要江北的房子，局里为使职工们都能分到房，还在江北嘉陵公园旁买了十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但妻子坚持要上清寺的房子，她说：“宁要上清寺一间房，也不要江北一套房。”其实，主要考虑的是女儿能读人民小学。结果，我们放弃了大的，要了小的。我们的新房一室一厅，有厨房、卫生间，还有一个阳台，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女儿大了，不能与我们同屋住了，装修时就把三平米大的阳台做成榻榻米，安一个门，就成了女儿的闺房，挨着北面的窗户做了书柜，所以也兼做我的书房。对于新房，妻子是蛮高兴的，她回到了渝中区。而我心里总感到不悦，可说不出来。女儿并没有因为这个房子读到人民小学，它不在人民小学的范围。最终还是用其他同事的名额才读到人民小学。
看似大家都分到了房，各得其所。但分房中的问题确实不少，这对单位里职工的团结和谐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999年，国家出台政策、下发红头文件，终止机关、企事业单位福利分房，现有福利房折价卖给个人。从此，实行了半个世纪的供给制、福利制终于寿终正寝。以后，个人住房实行货币化，一律由市场购买，房屋产权属私人所有。
2021.4.10于悦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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