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一生中会因各种原因结识不少朋友，有的朋友也许只是见面了点点头而已的熟人，有的朋友是和你性格、兴趣相同而无话不谈的挚友，有的朋友是能给你指点人生迷津的知己；有的朋友更是和你可以以命相交的兄弟。有的朋友和你偶遇而结识，有的朋友因长期相处而相知；有的朋友关系淡淡的，见则热烈而谈，离则年节问候，有的朋友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杯浓茶促膝谈心，一壶醇酒醉而不归。有的朋友经常在关注、关心着你，有的朋友你一直牵挂在心。
几十年来，因为各种原因结识了不少朋友，或一见如故，或日久结谊，多数都与我有学习、工作、生活的交集。也有因机缘巧合认识的，其中有几位做小生意的温州朋友，他们和我的人生轨迹没有什么重叠，似乎与我距离很远，但却成了很特别的朋友，而且交往了几十年，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时常想起他们。
1990年元月我从企业调到市局工作，在办公室当秘书。那时办公楼还在观音桥的小苑，六层楼的办公大楼呈“T”字形，T字形一竖的部分的二楼楼梯左边有七八间屋子，其中一间是打字室，另外几间是单位招待所。原来主要用于接待兄弟省市局和下属企业来局里办事的人员，以前经常客满的，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少有人住这样简陋的招待所了。所以，房间多数时候都空着。
我主要承担文字工作，因而经常到二楼的打字室去。有一天我送材料到打字室去打印，听见有几间屋里有人说话，但听不懂。正好遇到所长郑阿姨，我就顺便问：“有人住了？”她笑着说：“已好几天了。”我又问：“好像是外地人，是到局里办事的吗？”她说：“是温州人，做生意的。”我再问：“怎么社会上的人也让住？”她答道：“给主任请示过的，反正没人住。”我还问：“这些人安全吗？她急忙说给他们打了招呼的，都很老实。”正说着，一间屋门开了，走出来一个人，蛮高的个子，比较壮实，脸膛黑红，头发向后背，穿一身西装，看样子五十岁左右。他朝我们走来，一边掏出香烟，满脸堆笑地递烟给我，说着江浙普通话：“啊呀这位领导抽支烟吧，多关照。”我推辞着，心想他一定是听见我们说话了，生意人就是活络。郑所长介绍道：“这是办公室张秘书，管我们的，张秘书你抽烟的，抽吧，这是温州的老温，做老实生意的人，在重庆好多年了。”我只好接过他的烟，并掏出自己的烟递给他一支，毕竟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我看着他笑问：“温州人都姓温吗？”他摆着手说：“不不不，张秘书幽默。”三人都笑了起来。我和老温就这样认识了。
过后到打字室去，偶尔能碰到老温，互相点头打个招呼，我说：“你好，忙啊。”他也说：“你好，忙啊。”我说：“生意不错吧。”他说：“马马虎虎。”几乎都是这样的对话，他都会笑嘻嘻递烟给我。每次要么是他带着疲惫的样子回来，要么是急匆匆出去，身后总跟着几个小年轻。多数时候看不见他和那些年轻人，他们是早出晚归。时间久了，我不知怎么产生了要了解这群人的想法，想知道，他们到底做什么生意，怎么做生意。只是接触的机会不多，没法了解。
机会有了。因为妻子也从北碚调到市里来了，女儿也到城里来上幼儿园，岳父家里就住不下了，我们就在办公楼六楼大会议室旁的茶水房暂住，茶水房只有六平米大，刚好放下两张钢丝床和一张小桌子、一个小柜子。屋子小，晚上我只好到办公室看书看报，有时也到招待所去转转，和老温他们聊天的机会就多了，彼此就熟识了，聊天时互相递烟，也时常开玩笑。老温说：“我们就算朋友啦。”我说：“是，我们是朋友了。”不过，我们这种算哪一类朋友呢？我们之间没有生活和情感的交集，只是经常在一起聊天、说笑话。可是我在对别人说起老温时说的是我认识的温州朋友。我们没有约过吃个饭、喝个茶、洗个脚，也没有特意约着聊天。而是遇着就聊一会儿。只是时间长了，有时晚饭后，我会不经意走到招待所去转一圈，看看老温回来没有，他在，我的脚步就止住了，两人就聊起来，话题好像随时都有。他也是，见我来了，就甩下那些孩子，好像是在等我，高兴地和我聊天。
熟识了，就想对老温有更多了解，就经常问他，他倒也不避讳。有一回聊天，我问他：“你们温州人个个会做生意？”他说：“温州其实是穷乡僻壤，那里的山比重庆还多，人多地少，怎么活人啊？只有另找生路，从做生意里讨生活，祖祖辈辈沿袭下来，所以外地人就说温州人天生会做生意，喜欢做生意，那是没办法啊，被逼的啊，做生意难那！”我说：“那还跑这么远，人生地不熟，生活不适应？”他笑着说：“都挤在温州做不行的，我们是偏僻农村的，钱少人又笨，做不赢人家的，只好跑到外地做，跑到温州人少的地方才有生意做。我们做的是小商品、小生意，赚小钱，做的是本地人不愿做的，本地人不愿意吃那个苦，所以还能赚点钱。地方嘛，待一阵就适应了，人嘛，多接触几回就熟了，你看，我们不做生意也成了熟人了。”我们都笑了。我又问：“天天跑太辛苦了，为何不开店呢？”他说：“做生意赚钱，总要吃苦的，钱是汗水的结晶。我们是小本钱，只能靠双腿跑，开店成本太高了。我们做的生意只有找上门去才能做成，做坐商等人家上门不行的。”
我佩服老温的生意经，更信服他们“会做”生意。天长日久，我对他们有了较深的了解。他们是做小商品生意，主要是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做各种会议纪念品、奖状证书、笔记本、徽章等，这些东西成本低，利润也低，有的只赚几分钱。每天早晨，老温和那些孩子在局大门口分手，每人都提着装着样品的包，分别去赶公交车到不同的单位去推销产品。跑完一家接着又赶公交车到另一单位，中午跑到哪儿就在小馆子里吃碗便宜的炒饭或者小面，中午就在街头坐一会儿。下午上班了，他们又接着跑单位，直到单位下班了，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坐车回招待所。跑到订单时感到很欣慰，多数时候都是空手而归，难掩沮丧的神情。晚上老温都会召集小孩们到他屋里开会，先让每个人说自己一天推销的情况，然后他开始训话，对做得好的表扬，对做得差点批评，甚至训斥，要求他们不能偷懒，每天必须跑几个单位，哪怕拿到一元钱的订单就是成绩，不努力赚钱，年底怎么有脸回去。同时，老温又开导孩子们，怎么去推销产品，遇到男领导怎么说话，遇到女领导怎么说话，遇到年纪大的领导怎么说话，遇到年轻的领导怎么说话，既要诚恳、诚信，又要懂得对方的心理，这样才做得成生意，不然天天白跑。他边说边辅导、举例，真可谓循循善诱，费尽心机，就是要让孩子们学会做生意。
第二天他和孩子们又精神抖擞出去跑生意。
很长时间，我总认为他们跑生意是辛苦，可赚到钱了，生活上肯定不差，不说天天打牙祭嘛，也是经常下馆子，生意人嘛。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也让我觉得有点意外。不仅老温给我说，孩子们私下里也告诉我，他们在外面跑得再累，拿到多少订单，中午也只能吃便宜的炒饭或者小面，口渴了只能喝便宜的矿泉水。晚上我看见过，他们自己做饭，多数时候做白米饭，一两个青叶子菜，还有家乡带来的腌制的海产品和咸菜。有时就下面条吃。偶尔我责备老温太节约了，孩子们每天消耗很大。可老温却说：“我小时候吃的啥，我才来重庆跑生意时吃的什么，这比过去好多了，不能贪图吃喝，不然赚几个小钱，几下就吃没了，年底回去口袋里空空的，没办法向亲戚们交差的，我们出来的费用都是大家凑的。”
除了做事严格要求，生活节俭，更重要的是，老温要在思想上管住着七八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责任重，族人们把他们的后生交给我，我不能让他们生意没学好，人变坏了，变成了败家子，我们家族就没指望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说有你这个长辈做榜样，他们不会学坏的。他说大意不得，做生意的人面对灯红酒绿、面对金钱，容易走邪路。所以，他规定不能去酒吧、游戏厅、按摩店、歌厅等娱乐场所，不准打麻将。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他们，不厌其烦地教育他们，有时甚至拉我去讲几句危害性。年轻正处在青春时期，对外界好奇，也有不少渴求。开始他们也有抵触，有的悄悄溜出去玩。老温发现了都会痛斥痛骂一顿。后来孩子们也就习惯了，晚上就在屋里聊天或者打扑克玩。老温自己晚上也绝不出去娱乐，顶多就是有时凑个角，和招待所的几个工人打小麻将，他说那是为了搞好关系不得已。
对老温和他带着做生意的年轻人了解多了，当我与朋友、同事们每每谈到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克勤克俭这些话题时，我总要讲到老温他们，敬佩他们的精神。
1996年，局里搬到上清寺的新办公楼办公，我也已搬到同一栋楼的宿舍居住。自此就极少到江北老办公楼去了，自然就很少见过老温了。1998年，我调离市局，我想以后很难再见着老温了，一晃几年过去，我没有去过市局招待所，也没有在街上遇见过老温，慢慢对他的印象开始模糊了。因为分别和其他原因，不少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忘却了，其实很难有一辈子的朋友。况且，我和老温是没有生活和情感交集的朋友，我们分别时连招呼都没有打过，甚至觉得没必要打招呼，还够不上打招呼的程度。不知老温是否还记着我，或许像我一样，逐渐淡忘了，我只不过是他许多熟识的人之一，不再见了，也就遗忘了。也或许他记着我，还找过我，只是不知道我在哪儿。
我的新单位在上清寺综合大楼。新千年的春节刚过，有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里，正在回想昨日与朋友聚会的情景。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来人，我愣了几秒钟才说出话：“老温，怎么是你？快进来坐。”他对我肩上捶了一拳，笑着说：“你高升了，不打招呼就走了，也不让我们沾点光。”我尴尬地说：“走得急，好像那几天你也不在，你们还在做吗？”我赶紧转移了话题。他说：“天天在跑啊。”我又问：“那些孩子呢？”他说：“有几个大的回老家成家了，没来了，几个小的还在。”我问：“还住在招待所吗？”他答道：“观音桥商圈扩展，那个楼拆了，我们租的小湾里边的房子，贵得很。”我嗷了一声。沏好茶坐下，才端详老温，岁月不饶人啊，脸更黑了，皱纹增多了，眼睛也浑浊了，只有头发乍看是黑的，但细看发根是白的，他染的。他见我看他，自嘲地说：“老喽，你还是这么年轻。”我说：“快六十了吧，你这教父该歇歇了，让年轻人去跑，指导指导就行啦。”他叹口气说：“不行啊，还有几个小孩要带着他们跑，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我几十年跑惯了，不跑心里不踏实。”聊了一会儿，见有人来办事，他起身告辞：“好不容易打听到你在这儿，所以来看看你。”他的话感动了我，我说：“吃了中饭走。”他连连摆手：“还早，再去跑一家。”我说：“以后有事来找我。”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一时五味杂陈。
记得过了半年的样子，老温又来过我办公室一趟。我很高兴地给他沏茶，发现他又比上次老些了，而且神情有些沮丧。我问他：“是不是身体不太好？”他说：“前段时间在外面淋了雨，生了一个多月的病，刚好，出来跑跑。”我说：“老温，身体要紧，你应该回老家去好好调养一下。”他说：“我怎么好不做事用家里的钱，坐吃山空，我还跑得动。”我问：“生意还好做吗？”他说：“就是不好做啊，竞争越来越激烈，单位里做这些东西也少了，但只要舍得跑，还是有些生意的，我去了，那些朋友总要给点面子的。”我着实被他感动了，一辈子辛勤劳作的老温。摆谈中，他似总有话要对我说但又不说。直到临走时他才忸怩地说出口：“不知你方不方便给我介绍一些人，这样也许能够多做些生意。”我立即说：“行，我给你几个电话，他们都是我的熟人，你去了就说是我介绍来的，叫他们如果需要就买你的。”他听了脸上有了兴奋的神情：“太谢谢你了。”出门时我摸出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塞给老温：“你自己拿去买点补品吃吧。”老温竟眼圈红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平缓情绪。
可老温再也没有来了。我曾到观音桥小湾一带去找过，问了很多人，却没有找到他。有一天从会议室出来，部门的同志说有个温州人在我办公室。我赶忙走进办公室一看却不是老温。那人挤出笑脸喊着我的职务先说话：“是老温叫我来找你的，我姓高。”接着递上了一支中华烟。我关心的是老温：“老温呢？很长时间没来了，回温州了？”他说：“老温在，身体不怎么好，很少出来跑了。”我问他：“你也是温州的，我没有见过你？”他答：“是的，和老温是一个地方的，在重庆也有十来年了，只不过我是一个人住一个人做。”
这以后，老高代替了老温，经常到我办公室来坐坐，我通过老高了解老温的情况。每次来，老高总是笑嘻嘻地递中华烟给我抽，我说：“你不抽烟，身上带烟干嘛？”他笑着说：“做生意用的，好，我陪你抽一支。”我们天南海北地吹一阵，等我抽完第二支烟，老高必定起身告辞。我知道，他是想我能对他做生意有所帮助，但他不说。所以，偶尔我给其他单位的友人打电话，让他们如有需要找老高。老高就找上门去，有时能做到一些业务。每到这时，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尽感谢的话。时间久了，对老高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老温不是一个村的，但都在重庆跑生意十多年，互相认识。两人有相同处，不抽烟不喝酒，见人总笑嘻嘻发烟，做生意的方式也一样，小本生意，天天跑单位推销。不同的是，老高是单打独斗。我曾问他：“十多年从青年到中年，一个人在他乡漂泊，不寂寞吗，怎么坚持下来？平时晚上怎么过？”他笑着说：“没有什么，白天跑生意，晚上一个人看看电视、杂志，早早睡觉，实在无聊了就去老乡那里聊天。”我说：“晚上有不少好玩的消遣的地方，可以打发时间。”他说：“从没有去过，不会玩那些，赚点钱太难了，都要给家里的，哪能浪费在那些地方。”
由此，我对老高心生敬意，也理解了老高时常有事无事到我那儿坐坐，或者晚上打电话和我聊一会儿，所以我有意迎合他，从不露出不耐烦的情绪。这又是一个活脱脱的老温，也许在外辛苦挣钱的温州人都是如此，他们共同的特质就是：克勤克俭、吃苦耐劳、坚韧不拔、默默坚守。人们都说温州人能做生意、会做生意。但却不知道这会做生意的内里是什么？我想实际上，是温州人能吃别人不想吃、不愿吃、怕吃的苦，做别人不愿做、不想做、不屑做、不敢做的事，这就成就了温州人会做生意的美誉。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一些单位搞党员教育、讲党课，每次都会讲“我的几个温州朋友”的例子。我时常以他们的精神激励自己：做什么事都要有坚持到底的恒心，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有战胜它的韧劲，还有就是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艰苦奋斗，成之由俭，败由奢始。2012年底，我再次调动工作，我也没跟老高讲，这以后我们也没有联系了。可我却无法忘记他们，老温、老高还有那些年轻人，他们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却是越来越清晰了，时常会想起他们，我总是默默地说：但愿他们老来无忧。
2020.12于悦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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