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三线建设”，我们不会离开苏南鱼米之乡，来到坡坡坎坎的山城；如果没有那个下马的钢铁厂，长辈们不会选择在这里安身，我们的生命轨迹就不可能与大西南这个乡场交集。
从1964年到1965年，几千干部、工人响应号召拖家带口，由江南的工商名城和中原古都来到这陌生的异乡安家。我们从此成了歇马人。
新家建在歇马场边的一个荒山坡上，有一个令人生厌的名字：野猫岩。以前是乱坟岗吧？沿着山坡，几千工人日夜奋战，修建了十八栋六层楼高三个单元的楼房。我们从未见过楼房建在山上，看着头晕，担心这么高能爬上去吗？尽管是几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狭小的厨房，没有卫生间。但那是歇马场有史以来第一次修建这么多高级的高楼。场上和村庄的人都来看稀奇，房子稀奇，人也稀奇，说着他们听不懂的“怪话”。因为房子是灰砖红瓦，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红宫”。
那时这里很冷清的，家属楼的路旁边就是农田，我们感觉就像生活在农村一样。只有星期天，大人带着小孩去逛小小的歇马场，好似进了城。平时，农民都把菜和家禽等拿到家属楼下面来卖，渐渐路边形成了集市。只有要买生活用品，家属们才到场镇上去。
记得第一次我和哥哥单独去歇马场是因为家里丢了东西。那年，哥俩养了两只小鹅。白天，小鹅放在楼梯口的窝里，晚上怕丢了，就放在厨房里。在我们精心喂养下，仅仅几个月小鹅就长大了。鹅大了吃得多拉得也多，每天早晨起来，厨房里一堆鹅粪，气味难闻。邻居有意见，父亲就不让鹅晚上在厨房睡觉。我们只好把鹅放在楼梯口的窝里睡觉。哥哥还做了一些防盗措施。可没几天鹅就被偷了，哥俩沮丧极了。那天正好是赶场天，哥哥分析贼是专门趁赶场来偷鹅的，好很快卖掉。我们不顾父母的劝阻，跑到歇马场去。赶场天歇马街热闹得很，街两边挤满了卖东西和买东西的人。每见一个卖鹅的，我们就在边上不动声色地端详，觉得每只鹅都和我们的鹅相像，但又不能确定，因为没有特别的特征。转了几圈也不能确定哪两只鹅是我家的，更不敢问卖鹅的人。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哥俩只得悻悻地回家，准备去向父亲撒气。
歇马场算不得大，街场的形状像一把锄头，正街是锄把。从野猫岩到歇马场有两条路，一条是走大马路，先到锄头左拐进街。另一条路是走一号楼下的小路，石板小路一米来宽，百十米长，小路两边都是篾笆泥墙的小屋，居住的是街场的居民，也有卖小百货的。走到场口往左手的小巷进去是派出所。正街的路很宽，能开汽车。地面是三合土。两边都是商铺和饮食店，有卖农具的，有卖农药化肥的，有卖竹制生活用品的，有卖衣服鞋帽的，有卖油盐酱醋的，有卖糖果烟酒糕点的，还有好几家饮食店，有做馒头包子面条的，有做炒菜豆花的，热气腾腾。正街也就三、四百米长，走到头上几级石阶过一个石拱门到一小山坡上，就是公社所在地，有几棵巨大的黄树。由锄把往右拐就是锄头，也即附街。拐弯的地方有一家理发店，对面是照相馆。附街只有百八十米长，通向大马路。右手是解放台，台前是个大广场，赶场时这里自然形成一行行地摊，人声嘈杂。左手是粮店和仓库。广场的右边是肉店。来到大马路，前行一百米就是歇马汽车站。大马路的两边有几家电器店，右边的公交车起点站旁是废品收购站。左边的公交车终点站后面是煤店。汽车出站即过一座石桥，就到市四十八中学和6905工厂。歇马广场前的十字路，南北向的是碚青公路，一头可到北碚、重庆，一头可到青木关、白市驿机场。东西向是一条乡村路，可到十院、白鹤林、柑研所、三设计院、大磨滩、浦陵厂等处。
歇马场虽然不大，但到赶场天却是人山人海，原因是歇马场交通方便，又有几家工厂，农产品好卖。因此，逢场天四面八方的农民挑着背着各种农产品到歇马来赶场，最远的来自青木关、七塘、八塘，那阵仗，俨然是个大场。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场街上吸着叶子烟，喝着老荫茶的老汉们就会一脸得意的神色摆起歇马场的老话，说歇马场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南宋时期兵马往来，常歇于此，是一兵亭邮站，因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教育家晏阳初在歇马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当时唯一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高校。最让歇马人开眼界和骄傲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检察署等大机构迁建到歇马。
稍大一些，我们就经常有机会去歇马场，不是去玩，而是帮父母的忙，分担家务，那是辛苦的记忆。那时家里做饭是烧煤球，买煤球要到歇马车站后面的煤店，来去得有三四公里。可以雇农民挑，要给脚钱，母亲不舍得，就让我们去挑。每次买煤球都要排队很长时间，买多的时候，哥哥挑大挑，我挑小挑的，大概三四十斤，对于十岁的我感到很艰难，我那时特别瘦，扁担压在肩上特别疼，走不了几步就要歇息。肩膀疼痛，心里痛苦。哥哥总是鼓励我：坚持，坚持。有时他就快步地挑回家，再来接我。买得少时，哥俩挑一筐，哥哥将绳子最大限度往他那头挪，就这样，我走起来仍然跌跌撞撞的。另外就是到粮站去买米、面粉，有时是买红薯。记得最辛苦的是去歇马肉店买肉，有一年过年前，为买到好的肉，哥哥和我凌晨二点多钟就去肉店排队。那时候要比现在冷，冬天水田会结一层薄冰。站了一会就感到身上没有热气了，不停地走动也没用，脚冻得发麻，上下牙齿不时打架，感到这寒夜太漫长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肉店开门，又有人装怪，一会儿说在这个窗口卖，呼啦啦人群朝那个窗口涌去。忽而又听有人喊，在另一个窗口卖，人们愤怒地骂着又跑向那个窗口。变来变去，小孩最吃亏，本来我们还排在队伍靠前的，最后排在了尾巴上。
当然，也有高兴的事。平时我们收集牙膏皮、橘子皮和旧报纸，攒到一定数量就拿到歇马旧货收购店去卖，卖来的几块钱就是我们的零花钱，很舍不得花，每次只用几毛钱买几颗糖或者是一两腌制的橄榄，还有一种小塑料袋包装的食品，小小的黑黑的颗粒，小孩们把它叫做“老鼠屎”。最难忘的是，我在解放台上表演过节目。1976年的十月是欢庆的季节，到处都在游行、开会庆祝。那时，我在歇马公社红旗大队务农。公社要在解放台举行文艺汇演，各个大队都要演出节目。我们大队的节目是我和一位雷姓知青合说的相声《帽子工厂》。演出那天正好是赶场，解放台前广场上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等到我俩上台演出时，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很是紧张，两人赶着说词，噼里啪啦几分钟说完了赶紧跑下台。回想起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可是很兴奋，我们上了公社的舞台，有这么多人看。
不管怎么说，歇马场在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里占据了很多地方。我说不出喜不喜欢它，可不少时候要提到它。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歇马的；填写表格时要写住址，我写的是歇马红二村。遗憾的是，场镇的孩子和我们工厂的孩子不怎么来往，这使我少了很多深入了解歇马场的渠道。除了歇马场，青少年岁月里，我也去过属于歇马公社的许多地方，去过雷打石的小河沟钓过鱼；去过6905厂看电影；去过柑研所和虎头山学过农；去过磨滩河游过泳；下乡去了红旗大队。十三年后我参军入伍，临行前在歇马公社办公室前的坝子上，当年一起入伍的知青和回乡青年照了相。春天的时候，我坐着军列去西北，短暂离开歇马场三年。三年后，我回到红岩机器厂工作。十年后，我又离开歇马场，这一次是真正的离开，我不再是歇马人了。偶尔回歇马看望亲朋好友，参加战友聚会，我成了歇马的客人。但，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经历是永生难忘的。
2021.6.15于悦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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