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醒得很迟。和妈妈一样，我有午睡的习惯，但似乎没有像今天睡得这样沉，这样久。依稀记得还做了噩梦。难怪，上午三个无赖留下的阴影始终缠绕在心头，如果严梅赶回来就好了，我想。我觉得她才是我真正的保护人。
头昏昏沉沉的。两边太阳穴有点儿疼，午睡并没有使我彻底放松，大脑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息。看到脸盆架上有半盆碧清的洗脸水，我不由感到诧异，是谁为我准备的？难道是严梅的疯妈妈？洗完一个冷水脸，头脑顿时清爽了许多。3点半了，听说松爹住在村东头几里远的茅棚里，得抓紧时间。
院子里有人说话，我以为是村主任来了，急忙走去拉开了门，不由吃了一惊，只见疯女人直挺挺地坐在门槛前的方凳上，瘦瘦的脊背对着我，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她对面的梨树下，坐着几个面露喜色的男女青年。
“他们是坏人。”疯女人扭过脸来，如临大敌地指着那些人说：“他们想害你，我不让他们进来。”她的目光颤动着森森的恐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迷惑不解地打量着那几张陌生的面孔，没有那三个小痞子，从他们的表情看也没有什么恶意。
一个小伙子腼腆地朝我走来，远远地站住了：“这位大姐，我们不是坏人，我们——”他转身指了指伙伴：“都是拿了结婚证的人，想请您给我们拍些照片，钱我们照付。”
真是见鬼了！是村主任透的风声？还是那三位搞的阴谋？
“是谁告诉你们的？”我问。“有人看见的。”那小伙子狡黠地笑着说：“大姐，你就为我们行个方便吧。”
“镇上不是有照相馆吗？你们要拍结婚照吧？那就非要到那里不可，有服装，有背景，还可以化装。瞧，我除了照相机，什么也没有。”我和颜悦色地说。
“我们乡下人长得土气，穿上西服婚纱只会出洋相。”小伙子近乎哀求道：“再说那里拍一张要几十上百元，太贵了，我们只要普普通通的合影就行了。”
我注视着梨树下，果然是三对恋人，他们事先准备过，男的都穿着雪白挺括的衬衣长裤，女的穿着很素雅的连衣裙和白色塑料凉鞋，肉色长筒丝袜，头发也刻意梳理过，有两位刚刚烫了发，描了眉，涂上了淡淡的口红，还有一位像城市姑娘那样将长长的披发束成马尾式，用大红丝绸手帕扎着，显得清秀俊俏，妩媚动人，别有一番风情。她们很大方地依偎着新婚丈夫，目光里流露出迫切的企盼。
我的心软了，回头拿了相机，拍了拍疯女人的肩膀：“大婶，他们不是坏人，是来拍照片的。”
她诚恐诚惶地让开了道，看见我手中的相机，目光闪电般地掠过一道异彩，我无暇多想，被欢呼而至的新婚夫妇包围了。
我本想给他们每对拍三张，单人两张，合影一张，但不知费用的考虑还是怕我太麻烦，他们异口同声只要求来一张合影。他们一对对来到梨树下，整理衣发，甜蜜地依偎着，脸上露着幸福的笑容，我为他们纯朴的恋情感动了，竭尽全力把他们最动情、最美妙的瞬间摄入镜头。拍完之后，他们探头探脑地围着我，争看我手中的相机，兴奋的目光中流露出好奇和激动：“大姐，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照片？”那个留马尾发的姑娘怯生生地问。
“着急了是不是？”我调侃道：“很快。我这两天就回镇冲洗，如果我不来，就让人捎给你们。”
他们连声道谢，意犹未尽地走了。我看了看拍片数码，才拍了十多张，如果和松爹接触顺利，我明天就可以回镇冲洗。不过，一想到那个烂红眼老头，我就一阵恶心。我思忖片刻，决定将随身带来的两盒太阳神送给老人。正收拾着，院子里又传来了嘈杂声。
我顿觉不妙，走到窗前，院子里果然来了一大群老老少少，一个个期待地朝我这里望着。疯女人不见了，我心里一阵烦躁，走出门去。
“大姐，”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搀着他的小孙了，毕恭毕敬地对我说：“我们听说你有照相机，就来了，我这小孙子长了七八岁，还没照过一张相，就麻烦大姐给他照一张带彩的，要多少钱尽管说。”
我又好气又好笑，耐心地说：“大伯，我又不是做照相生意的，带的胶卷不多，再说冲洗还得到镇上去，你们干嘛不到镇上去拍？”
“唉！”老头露出失望的神情：“谁专为照个相跑十多里路？镇上的相馆门槛高，咱进不去呀。”这时，人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哀求着，看着一张张恳切的面孔，我不由感慨万千，这里的农民真够可怜的，连拍一张彩照都成了奢望。奇怪，镇里照相馆为什么不下来做生意？真正的市场在这里。
在一片哀求声中，不由得你拒绝。我只好拿出相机，匆匆忙忙为他们拍着，令人气恼的是这边刚拍完，那边闻讯而来的村民又把你围住了。他们倾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总想让我给他们拍得好些，漂亮些。眼看夕阳西落，村主任却迟迟不来解围。拍完了两个胶卷，费了许多口舌，才把没拍上的村民劝回了家。
院子里恢复了平静。我突然感到奇怪，疯女人怎么一直没有露面？一种神秘的直觉驱使我搜寻起来。厨房不在，严梅的房间不在，她的房门反锁着，敲了几下毫无反应，从窗户外面望进去，却看不见她的人影，我不由担心起来。严梅不是早就警告过我，她母亲随时可能发病，并料定我处置不了吗？但我心里此刻并不仅仅是紧张和恐惧，其实我还暗暗希望她发作，如果像她这一类精神病患者的致病原因是剧烈的情感波动所致，那么许多真情是会随着歇斯底里大发作泄露出来的。
思忖之间，门突然打开了，疯女人站在门口，脸上绽着少女般天真烂漫的笑容，她顽皮地将双手藏在背后，眼神深处那羞怯而甜蜜的笑意令人怦然心动，一个苍老憔悴的外形竟涌溢出少女般热烈奔放的纯情，我无法接受眼前这荒诞离奇的强烈反差。
“你在干什么？”我颤抖着问。
“不告诉你！”她竟歪着头，顽皮地笑了。
她的目光分明在告诉我，秘密在床后。我壮着胆子跨进门，走到床后，顿时明白了。一个拆开的枕头扔在地上，稻糠撒了一地，这个枕头想必隐藏着女主人的个人秘密，她趁我为村民拍照的时候，躲在这里反复把玩着她那珍贵的收藏。
“给我看看，是什么？”我向她伸出了手。她挤着眼睛，随着我转动着角度，藏在背后的双手始终不肯拿到前面来。
“算了，我不看你的，你还是藏到枕头里去吧。”我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向门口走去。
“你等等，”她突然开腔了：“我给你看，但不准你告诉别人，谁也不准告诉。”
她那一腔的煞有其事令人忍俊不禁：“放心吧，我保证不告诉第二个人，谁告诉就是小狗。”
她猛然朝我手里塞了几张东西，然后飞快地扑到被子上，双手捂着脸不胜羞怯地咯咯笑着。
这笑声发自一位年近50的女人的喉咙，使我不由毛骨悚然。手中是几张发黄的黑白剧照，都是样板戏《沙家浜》上的。两张阿庆嫂的剧照中，一张是阿庆嫂在春来茶馆和刁德一、胡传魁周旋的场景，还有一张是面对芦荡唱“风声鹤泣”的场景，还有两张是刁德一的单人剧照，其中一张正在唱“新四军就在沙家浜”，另一张是气急败坏地呵斥“谁打枪”的模样。最后一张是“刁德一”、“阿庆嫂”台下的合影。
一缕阳光穿过窗棂落在这些剧照上，产生了极其古怪的效果，照片上的人物似乎活动起来，我那迷乱失重的意识仿佛在没有引力的历史太空中飘游，现实和历史的重叠交错令人如梦如幻，我很难想象剧照上俏丽洒脱的阿庆嫂和眼前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有着什么关联。
但剧照上的阿庆嫂显然就是这个疯女人。严梅说得不错，她妈妈二十多年前是非常漂亮的。但是，我总感到剧照上阿庆嫂的真正魅力似乎还不是来自她飒爽的英姿、角色的勇敢机智和那表现得惟妙惟肖的内在气质，而是她目光深处那令人震颤的、我所熟悉的、燃烧着的激情和执着。这是一堆发自少女情感深处的熊熊烈火，它能毫不留情地把这个女孩和她周围的世界烧得精光。而这样的火种在现代女孩的情感世界中已经极为罕见了。
没有郭劲光、沙奶奶等正面角色的剧照，这个被珍藏至今的“刁德一”显然就是疯女人的恋人了，也就是陈斯洋的父亲。我怀着强烈的好奇，想从刁德一那傲慢、狡诈、多疑、阴险的表情中窥探属于演员个人的内心秘密，但是他掩饰得太好了，以至完全进入了角色，即使他和阿庆嫂台下的合影，也难以从他那深不可测的表情捕捉其内心的变化。
他的确很英俊，修长的身材挺拔、矫健。眉宇清朗，目光炯炯，微翘的下巴，棱角分明的双唇，略高的颧骨，宽阔的额头，给人以气宇轩昂、英气勃勃之感。难怪，连我这样的女孩也为之怦然心动。相比起来，陈斯洋比他父亲还瘦些，也清秀些，因而缺少一点男子气，但整个脸廓却极其相似。现在我明白了，眼前的疯女人为什么对剧照上的男人爱得如痴若狂，这个男人的确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只要他心有所想，恐怕任何一个女孩都难免跌入他编织的情网。
20多年前，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就命归黄泉，我油然升起一股淡淡的忧伤，不知是为剧照上的男人，还是为眼前这个女人。
疯女人翻出这些剧照，当然源于我。我不由暗暗庆幸，如果不是我摆弄相机，是不会触发疯女人内心深处的秘密的。但这些剧照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以窥探别人私事为乐趣的人，然而，这对恋人的悲剧却强烈地吸引着我。造成这场悲剧的中心人物理应是严梅的父亲，一个军代表，但它的谜底究竟是什么？时过境迁，这个疯女人在几十年后还如此痴情，这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剧照拍得非常漂亮，角度、采光都恰到好处，是谁拍了这些剧照？这个人还在吗？也许他洞悉这对恋人的全部恋情，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摄影行家。
沉思中，疯女人如梦初醒，一跃而起，劈手夺去我手中的照片，紧紧捂在胸前，脸上布满了惊慌和恐惧。看来，这桩秘密她从不示人，也许它们一旦暴露，会给她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大婶，这些照片你给严梅看过吗？”
她使劲摇着头，惊恐万状地后退着。“大婶，快把它们藏起来，别让其他人看见。”我安慰她。
“你出去，我才藏它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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