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的一生是不凡的，是传奇的。他的一生，可以用“纯粹”二字概括，四十岁以前，高卧东山之时，他是一个纯粹的名士与隐者；四十岁以后，他又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正是这样纯粹的人生，才造就了一个纯粹的谢安。
可能有人，不禁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谢安的人生起点，到底在哪里？或者说，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谢安强大的精神世界。答案就是：家族与家风。
一个家族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这个家族的家风传承。
“家风”一词，最早是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家风诗》中：“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那么，谢安的家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又是什么样的家风传承，造就了“江左第一风流丞相”谢安的伟大情操呢？在谢安的家族中，又曾经诞生了哪些堪称道德、士林楷模的子弟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让谢安无比引以为傲的陈郡谢氏家族。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政治群体，它们曾经可以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平起平坐，甚至能够主导国家政治走向，垄断整个国家官僚政治体系。
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就是从魏晋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士族门阀。谢安的陈郡谢氏家族，便是众多士族门阀当中的一个。
那么，士族门阀群体，为什么可以达到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地步？毫不避讳，士族门阀，甚至到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地步，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士族门阀政治，起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西汉开始实行的“察举制”；第二个时期，便是从曹魏到隋代的九品中正制；第三个时期，正是从隋一直到清末所实行的科举制度。
汉末三国，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汉室名存实亡，早已沦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朝廷”。曹魏、蜀汉、东吴三大政权，在群雄逐鹿的汉末乱世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属于各自的一片基业。曹魏统一北方，天下九州得其六；蜀汉称帝益州，占蜀道之便；东吴割据江东，据长江天堑，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虽然是三国鼎立，然而魏、蜀、吴三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周期律，就是无论这个三国之间，打得再怎么惨烈，如吴蜀夷陵之战、魏吴石亭之战、诸葛亮六出祁山，但是，谁也无法吃掉对方，谁也无法一统天下。究其原因，那是因为魏、蜀、吴三国，其本质是以非士族阶层的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起来的政权，与士族阶层是对立关系。
三国依靠的是什么打下了这一片基业？武力，强悍的军事实力。打天下的时候，武力，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这样建立起的政权，并非铁板一块。以曹魏为例，这种弊端，在曹魏的开创者魏武帝曹操去世后，便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在洛阳去世，当时，身为魏王继承人的太子曹丕，远在邺城，并不在洛阳。太子不在洛阳，这样就给了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以可乘之机，谁呢？曹操三子——鄢陵侯曹彰。鄢陵侯曹彰，被曹操称为“黄须儿”，为人骁勇善战，是曹魏军中数一数二的勇将。
当时，曹彰担任越骑将军，从长安赶到洛阳奔丧，见到操办曹操葬礼的谏议大夫贾逵，直接询问先王玺绶何在，意思很明确：夺权。谁知，贾逵正色驳斥曹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三国志》)于是，奉送曹操灵柩，返归邺城。
因此，如果要巩固政权，坐稳江山，仅凭武力是远远不行的。所以，必须要笼络士族门阀，得到天下士族的支持。就这样，魏文帝曹丕在篡汉称帝之后，接受了士族领袖——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
早在曹操时代，曹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曹操提出了一个观点——“唯才是举”，只要是个人才，我就用他。这是曹操《求贤令》中的观点：“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正是因为唯才是举，曹操才笼络了一大批的人才，麾下谋臣如云，战将如雨，其中，也包括士族成员。例如，曹操手下的一位著名谋士荀彧荀文若，正是出身于当时赫赫有名的颍川荀氏一族。
“中正”之名，是陈群在曹丕还没有正式取代汉室，刚当上魏王的时候提出的。陈群本身就出身士族，他的祖父是东汉太丘长陈寔，父亲大鸿胪陈纪，出身颍川陈氏望族，是当时公认的士族领袖。
根据《三国志·魏志·陈群传》的记载：“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到了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正式称帝，九品中正制正式成为了一项国家制度。
九品中正制将人才分为九等，主要以家世背景作为选官标准。曹丕此举，明显是拉拢士族，巩固曹魏江山。不过，笼络归笼络，曹丕也清楚，魏国的江山，是曹家的天下，他不能允许士族，染指大魏江山。因此，魏文帝执政期间，对于士族也采取了一些压制措施，起用一批宗室、将领，与士族形成制衡。
曹丕在位七年，其中从黄初三年(222年)到黄初六年(225年)四年间，总共发起了三次征讨东吴的战争，涌现了一批新派将领，如曹真、曹休、满宠等人。最为典型的，便是黄初七年(226年)曹丕临终托孤的安排：
七年，文帝寝疾，真与陈群、司马宣王登受遗诏辅政。明帝即位，进封邵陵侯，迁大将军。 (《三国志·魏志·曹真传》)
黄初七年(226年)，魏文帝曹丕弥留之际，为二十三岁的太子曹叡，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留下了四位辅政大臣：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曹丕安排的这四位辅臣，也蛮有意思，曹真、曹休是宗室将领的代表，都参与过伐吴之战；而陈群和司马懿，则是九品中正制的倡导者。《通典》中记载，司马懿“晋宣帝加置大中正，姑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此二人皆是士族的代表。
曹丕这样做，就是要让宗室和士族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衡，既不能让曹氏宗亲擅权过重，也不能让士族一家独大。然而，令曹丕始料未及的是，三国时期的士族，其势力庞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并不是起用一两个宗室，就能压制得住庞大的士族。
所以，到了曹魏统治后期，原本平衡的“跷跷板”，逐渐失衡。以至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把控曹魏朝政，更有了后来司马氏取代魏室，彻底打破了这种失衡。
曹魏过度倚重士族，才让司马氏捡了个瓜落，夺了曹家的江山。然而，西晋建立之后，司马氏的统治者，似乎并没有吸取曹魏失国的教训，依然相当依仗士族门阀。因为，魏晋时期，士族坐大，已经成为定局，根据《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的记载：
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
士族政治，真正走向鼎盛，还是在东晋时期，东晋是士族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士族一枝独秀，独领风骚。而谢安的陈郡谢氏家族，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非常时期，脱颖而出，一步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琅琊王氏，是东晋时期第一个脱颖而出的士族。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中，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俨然成为了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的代称，也成了天下士族的代称。客观地说，王、谢两大家族，的确是魏晋士族中，最为突出的两个家族，提起魏晋的士族，首先想到的就是王、谢。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司马氏皇族内部，同室操戈，历时十六年，大大消耗了西晋的国力。紧接着，五胡入华，以刘渊、刘聪父子为代表的匈奴汉国，铁骑入关，踏破中原。享国仅仅五十一年的西晋王朝，顷刻间，在内耗、外患的夹击下，轰然倒塌。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许多西晋司马氏皇族，大批南迁，迁往江东，跟随西晋皇族南迁的，还有大量的北方士族。
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给了琅琊王氏脱颖而出的机会，不客气地说，东晋，一个南渡的偏安小朝廷，之所以可以享国一百零四年，在江南营建半壁河山，恰恰多亏了琅琊王氏的扶持，根据《南史》中的记载：
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有矣。
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当然是王导，与谢安一样，王导也是中兴晋室的一代名臣贤相。
王导本身就生于琅琊王氏这样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王览，是西晋的光禄大夫，父亲王裁，曾官至镇军将军司马。可以说，没有王导，也就没有晋朝在江东一百零四年的国祚，王导对晋室最大的贡献，就是拥立了晋元帝司马睿。
不过，司马睿当时还不是晋元帝，只是西晋皇室中一位普通的琅琊王，他们家三代世袭琅琊王。当时，由于“八王之乱”，中央权柄多次更迭，到了八王之乱的后期。“八王”之一，掌控朝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委派司马睿出镇下邳，就这样，司马睿便离开了北方，来到了南方。
由于司马睿的王爵是琅琊王，因此，他自然与琅琊王氏这样的望族，交往匪浅，尤其是王导。王导也看出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将来对自己，对家族都有帮助，很快，两人就结下了不小的交情。
永嘉元年(307年)，琅琊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于是，司马睿立刻征辟王导，出任自己的安东将军司马，两人“军谋密策，知无不为”。不久，司马睿便与王导一起南渡，到了建康。
但是，司马睿刚到建康，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况且，论资历、威望，司马睿在晋朝宗室中，都不是很高，所以，当地的南方士族，并没有把这位司马氏王爷，当一回事儿。司马睿来到建康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士族，前去拜访。这让司马睿感到了非常郁闷，王导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此，他必须要帮琅琊王，扳回一局。
这个时候，王导想到了自己手握实权的堂兄王敦，他要和王敦导演“一出戏”。《晋书·王敦传》记载：
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当时，王导的堂兄王敦，正担任扬州刺史，掌握扬州的军政大权。于是，王导劝说堂兄，希望王敦，可以与自己，一起襄助琅琊王：“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 (《晋书·王导传》)兄弟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襄助司马睿。
王导、王敦兄弟决定，先要在江东士族面前，为司马睿树立威信，正好马上就要到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了，根据《晋书·王导传》的记载：
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在上巳节那天，王敦和王导，联手演了一出“大戏”。按照风俗，上巳节那天，无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都要到河边参加一项活动：“祓禊”。身为晋朝宗室的司马睿，自然也要去参加祓禊。
所以，在那一天，王导别出心裁，为司马睿安排了一台高档的“肩舆”，相当于一种上档次的轿子。然后，两边敲锣打鼓开道，极具威仪。王导、王敦兄弟，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则骑马跟随其后。当时，像纪瞻、顾荣这些江南士族，看见此情此景，不禁震惊不已，连琅琊王氏这样的大族，都对司马睿如此恭敬，他们自然也不敢怠慢，相继在道路两侧，拜见司马睿。
从此以后，江东士族门阀，再也不敢轻慢这位“空降”的晋室亲王，许多士族子弟，纷纷投到了司马睿门下，司马睿的威望，逐渐建立起来。于是，王导趁机向司马睿进言，希望他能够抓住机遇，图谋大业：
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
最后，在王导以及琅琊王氏的扶持下。建武二年(318年)四月二十三日，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的死讯，传到江东，四天后，四月二十六日，已经进位晋王的司马睿，在建康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的历史，由此开始。对于曾经鼎力襄助自己的王导和琅琊王氏，晋元帝司马睿自然是非常感激。《世说新语·宠礼》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司马睿登基的那一天，百官入宫，朝拜新天子。晋元帝看见王导也来朝拜，兴奋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上前拉住了王导，要他与自己一起，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受宠若惊，连忙推辞，说出了一番在如今也非常有名的话：“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世说新语·宠礼》)
晋元帝对王导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感激王导，让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宗室亲王，一步步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天子之位。因此，元帝每次见了王导，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其为“仲父”。晋元帝御极之后，自然对王导委以重任，任命王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武冈侯，又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兼领中书监，其实拥有了宰相所拥有的权力。太兴二年(319年)，王导又接替贺循担任太子太傅。
与此同时，王敦也受到了重用，晋元帝登基后，王敦升任征南大将军，之后进位大将军，加封侍中、江州牧，后来又被授为荆州牧。王导、王敦兄弟，一内一外，王导官拜宰相，内掌朝政；王敦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外握军权。
至此，琅琊王氏一族，正式进入了权力中枢，成为了东晋时期第一个崛起的世家大族，难怪坊间一直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大有当日司马氏父子把控曹魏朝政，“三马同槽(曹)”的情景。
然而，随着琅琊王氏一步步进入权力核心，以及琅琊王氏的崛起，却越来越让原本与琅琊王氏亲密无间的晋元帝司马睿，感到惴惴不安。琅琊王氏对晋元帝的登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没有琅琊王氏，也就没有司马睿的九五之位。
但是，权力会改变一切。在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后，晋元帝与琅琊王氏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而令晋元帝惴惴不安的因素，倒不是身为宰相的王导，反而正是手握军权的王敦。
东晋是一个盛产贤臣、名士的时代，又是一个盛产野心家的时代。而王敦则是东晋野心家的始祖，从王敦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日后谢安的政坛劲敌大权臣桓温的影子，甚至桓温都要比王敦逊色三分。王敦是东晋历史上唯一一个两次起兵作乱的权臣，桓温虽然也杀伐决断，操纵废立，毕竟也不敢像王敦那样公然起兵作乱。
晋元帝登基后，王敦便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兵强马壮，加上他的妻子，又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襄城公主，政治资本也很雄厚。所以，王敦根本不把晋元帝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元帝不过是自己和堂弟王导拥立的一个玩偶而已。因此，晋元帝登基后，王敦的不臣之心，愈发暴露出来，而且当时，朝中遍布王氏亲族，晋元帝的不安逐渐升级。
为了压制琅琊王氏的权势，不甘大权旁落的晋元帝，开始重用刘隗、刁协等人，抑制琅琊王氏。自从刘隗等人受到重用后，晋元帝对待王导的态度，明显疏远多了，但王导却很识大体，恪守了一个臣下的本分，《晋书·王导传》记载“有识咸称导善处兴废焉”。
太兴四年(321年)，晋元帝接受了刁协“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的建议，部署军队，防备王敦，并且下诏，恢复扬州诸郡僮客的良民身份：
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晋书·元帝纪》)
与此同时，晋元帝又任命尚书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出镇淮阴，名义上是要北伐后赵石虎，实际上则是要防范长江中游的王敦，是要借机夺了王敦的兵权。
谁曾想，元帝君臣此举，彻底激怒了本就心怀不轨的王敦，王敦觉得这对君臣实在是不识好歹。愤怒的王敦，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起兵！
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打出了诛杀刘隗“清君侧”的旗号，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并还冠冕堂皇地上书晋元帝，罗列了刘隗的十大罪状，而且威胁晋元帝将刘隗斩首示众：“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僭毁忠良，......愿陛下深垂省察，速斩隗首，则众望厌服，皇祚复隆。隗首朝悬，诸军夕退。”王敦的党羽沈充，起兵响应王敦，王敦大军直扑建康。
晋元帝得知王敦起兵作乱的消息后，勃然大怒，当即宣布王敦为叛逆，下诏要御驾亲征，与王敦决一死战：“......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速召征西将军戴渊、镇北将军刘隗回京勤王，讨伐王敦。
然而，战局却出乎了晋元帝的意料，朝廷的正规军，完全抵挡不住王敦叛军凌厉的攻势，王敦一路打，晋军一路溃败，不久，王敦挥兵，攻破了建康的军事重镇石头城(位于今南京清凉山)。石头城一失，晋元帝彻底慌神了，在此情况下，贵为天子的他，被迫向王敦服软，元帝派遣使者，去见王敦，说自己愿意让出帝位：
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择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琊，以避贤路。 (《晋书.元帝纪》)
王敦拥兵占据石头城，却不到台城拜见晋元帝，反而放纵士兵，大肆劫掠，搞得建康城内人心涣散，城内的官员，四散逃命，最后只剩下两名侍中于左右护卫元帝。大势已去之下，晋元帝被迫向王敦求和。随后，晋元帝命文武公卿，前往石头城，拜见王敦，又大赦天下，宣布王敦无罪。
于是，王敦威逼朝廷加封自己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食邑万户。至此，王敦彻底掌控了东晋朝纲，晋元帝真正大权旁落。同年十一月，永昌元年(322年)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在忧愤中撒手西去，年仅47岁，这位东晋的第一位皇帝，在位六年，忧愤而终，太子司马绍即位，他就是东晋的第二位皇帝“晋明帝”。
在王敦举兵作乱的过程中，身为琅琊王氏精神支柱的王导，又是什么态度？是与堂兄王敦同流合污，还是坚守柱国大臣的节操。王导不愧是与谢安齐名的东晋中兴名相，在兄弟亲情和家国利益之间，王导选择了家国利益，他不能让琅琊王氏毁于一旦，为了家族，王导坚决站在了维护皇室正统的立场上，大义灭亲，与犯上作乱的堂兄王敦划清界限，坚决不与王敦同流合污。
王敦起兵作乱之时，刘隗曾力劝晋元帝，尽诛朝中王氏族人，王导对此忧惧不已，《晋书·王导传》记载“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王导带领着王氏一族中二十多名自己的兄弟子侄，来到台阁待罪，等候皇帝处置。
晋元帝与王导是什么关系？当然知道王导的为人，“帝以导忠节有素”，于是特地赐予了王导一套朝服，并且召见了他。王导见了元帝，连忙叩首谢罪：“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意思是哪朝哪代没有乱臣贼子，我没有想到如今居然出在我们家了。表明了自己与琅琊王氏和王敦誓不两立。晋元帝听后，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光着脚走上前去，拉住王导，对他说：“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令：
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 (《晋书·王导传》)
正是因为王导这种大义灭亲的高尚情怀，才让他受到了东晋朝野上下的一致尊重，才让他成为东晋初年德高望重的三朝元佐。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野心不断膨胀的王敦，发动了第二次叛乱。
晋明帝司马绍，在有晋一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代英主，《晋书》中评价他“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晋明帝文武双全，英武睿智，帝王天资一览无遗，《晋书·卷六·帝纪第六》记载：“性至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又习武艺，善抚将士。”
早在晋明帝当太子的时候，他与王敦，就一直势如水火。王敦认为，太子司马绍神武明略，不像他爹晋元帝，将来必是自己的心头大患。因此，王敦便诬陷太子不孝，欲将其废黜，在大会百官时，厉声质问中庶子温峤：“皇太子以何德称？”面对王敦的盛气凌人，温峤不卑不亢，回答道：“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群臣都很信服此话，王敦自知理亏，只好作罢。
王敦第二次起兵作乱，晋明帝当然不能坐视乱臣贼子，祸乱大晋江山。因此，明帝积极部署平乱。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再次起兵，攻打建康，但是，此时王敦的健康指数，已经在直线下降，不久，五十九岁的一代权臣王敦，病逝于军中。
王敦死后，晋明帝迅速平定了祸乱晋室两代的“王敦之乱”。而王敦本人，也遭到了开棺戮尸的惩处，《晋书·王敦传》是这样记载的：
有司议曰：“王敦滔天作逆，有无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浚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恶。”于是发瘗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悬于南桁，观者莫不称庆。
在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王导自然站在晋朝皇室阵营的这一边，积极支持明帝平叛。所以，王敦之乱平息后，整个琅琊王氏一族，并未受到牵连，而王导继续被明帝委以重任。
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后，王导被进封为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并且进位太保，司徒如故。同时，晋明帝还赐予了王导三项特权：剑履上朝、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是古代权臣才有的政治特权。然而，王导却坚决辞受，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晋臣，不该有非分之想。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临终之际，遗命王导与外戚庾亮、丹阳尹温峤、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等人，共为辅政大臣，辅政幼帝司马衍，即后来的晋成帝。这样一来，王导真的成为了晋室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
晋成帝对王导也以长辈待之，相当尊敬。王导是国之柱石，辅政了自己的祖父元帝、父亲明帝两代帝王，连祖父都要尊称王导一声“仲父”，更何况是自己。成帝每次在给王导的手诏中，经常会出现“惶恐言”、“顿首”、“敬白”登字眼，以表示对王导的尊敬。晋成帝也曾亲临王宅，以堂堂一国之君的大晋天子之尊，亲拜王导之妻曹氏。
咸康四年(338年)，王导授予中外大都督，进封太傅，不久又被拜为丞相。朝廷依照汉代官制，罢去司徒一职，朝廷之权尽归丞相。此刻的王导，真可谓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功业无穷，年寿难永，此时的王导，也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故，享年六十四岁，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王导去世，满朝悲恸，成帝下令，满朝为王导举哀三日，派遣大鸿胪，持节监办丧事，一切丧礼礼仪，全部按照西汉霍光和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先例来办。王导下葬时，朝廷“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场面相当排场。王导死后，追谥“文献”，晋成帝在追谥王导的册书中，高度评价了王导的一生：
盖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勋；至乎阖棺标迹，莫尚号谥，风流百代，于是乎在。惟公迈达冲虚，玄鉴劭邈；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栖迟务外，则名隽中夏，应期濯缨，则潜算独运。昔我中宗、肃祖之基中兴也，下惟委诚而策定江东，拱己宅心而庶绩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梼机易质；调阴阳之和，通彝伦之纪，辽陇承风，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复宣武之绩，旧物不失，公协其猷。若乃荷负顾命，保朕冲人，遭遇艰圮，夷险委顺；拯其沦坠而济之以道，挟其颓倾而弘之以仁，经纬三朝而蕴道弥旷。方赖高谟，以穆四海，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恸于心。虽有殷之殒保衡，有周之丧二南，曷谕兹怀！今遣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锡谥曰文献，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荣宠！
这样的结局，对于王导而言，可谓生荣死哀。王导的一生，用两个字进行定位：晋臣。他不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臣子，而是要做一个辅佐明君圣主，成就伟业的贤臣，正因如此，他辅佐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代帝王。
尽管位极人臣，尽管历征三朝，王导依旧一如既往地恪守臣节，不仅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琅琊王氏。单凭这一点，王导与谢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王导逝后的若干年间，东晋朝野，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一位如王导一样的贤臣，直到若干年后，谢安的横空出世，才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在士族门阀政治鼎盛的东晋，琅琊王氏是东晋初年第一个崛起的士族，并且，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荣耀。在琅琊王氏之后，东晋的政治格局中，又先后崛起了两大士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在这两大士族中，曾经出现过权倾一时的重臣，也曾出现过为国死节的义士，更出现过图谋帝业的枭雄。
颍川庾氏家族，前文曾经偶尔提及，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谢安评价《扬都赋》为“屋下架屋”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庾亮，还有他的弟弟庾翼。如果说，琅琊王氏是一个政治士族，谢安的陈郡谢氏是一个儒、玄士族的话。那么，颍川庾氏则是一个外戚士族。庾氏一族与司马皇室的渊源要比王、谢两家深得多。
前文提过，庾亮的妹妹是晋明帝的皇后，凭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加上又参加晋明帝平“王敦之乱”，立下军功，一路升迁，官至护国将军。有了这层外戚关系，庾氏家族迅速崛起。太宁二年(325年)，晋明帝临终托孤，将身为外戚的庾亮和德高望重的老臣王导，一同安排为辅臣。再后来，庾亮在成帝即位后，通过排除异己，一步步掌控了朝政大权，使得东晋朝局尽归庾氏一族。
但是，庾亮掌权之后，由于处理失当，激起了“苏峻之乱”。庾亮被迫引咎，离开了权力中心，移镇芜湖，又企图通过北伐，重返朝廷，可是却遭到群臣反对，北伐也宣告流产。不久，庾亮郁郁而终。庾亮亡故后，他的弟弟庾翼即将粉墨登场。
说起来，庾翼此人，也是一个奇人，房玄龄评价他“稚恭慷慨，亦擅雄声”，《世说新语·赏誉》中，曾将庾翼和其兄庾亮进行了一个精辟的对比：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稚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稚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
当时，有不少人评价庾亮如同丰年的美玉，而庾翼则如同荒年的粮食，一个精金玉，一个及时雨。可是庾氏族人却说，这个定论，是庾亮评价庾翼是丰年的美玉，而另外一个庾氏族人庾统，才是荒年的粮食。《世说新语·雅量》中，也有一个关于庾翼风度的故事：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有一次，庾翼外出很久没有回来，他的岳母阮氏和自己的女儿，登上安陵城楼，远远地观望。没过一会儿，庾翼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回来了，身后跟随的是浩浩荡荡的车队，阮氏转过身对女儿讲：“都听说庾郎善于骑马，我怎能见一见吗？”
于是，阮夫人的女儿刘氏，便去告知庾翼。庾翼就在道路两侧，设下仪仗，自己骑着座下良马，绕着仪仗转圈。可是刚转了两圈，庾翼就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面对如此突发事件，庾翼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丝慌张，反而神色镇定。从这一点看，庾翼其人的确气宇不凡。
兄长庾亮死后，庾翼自然接过了兄长未竟的事业。咸康六年(340年)正月初一，王导下世一年之后，当年，同为明帝托孤辅臣之一的庾亮也病逝了。同月十一日，朝廷任命庾翼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接替兄长庾亮镇守武昌，也就是王敦第一次起兵的根据地。
庾亮生前移镇芜湖，以芜湖为大本营，与琅琊王氏争夺江州的归属，到后来，庾氏家族真正控制了江州以及长江上游地区。
可以说，庾翼从兄长手中接过的是一份丰厚的“产业”，如果庾翼效仿王敦，对于根基不稳的东晋朝廷而言，又将是一场塌天大祸。可是庾翼不是王敦，起初他代镇武昌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庾翼年少登高位，肯定无法胜任。可是大家想错了，文献中记载，庾翼“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事实证明，庾翼干得的确不错，《晋书·庾翼传》记载：
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迩属目，虑其不称。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由是自河以南皆怀归附。
在地方上干出一番政绩，庾翼并没有因此飘飘然。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不像王敦那样渴望权欲，他只是希望完成兄长的北伐遗愿，《晋书·庾翼传》记载“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庾翼一向以荡平北虏，收复蜀地为己任。
建元元年(343年)七月，后赵汝南太守戴开，率领数千部众，归降庾翼，晋康帝司马岳下诏，商议北伐。庾翼便趁机上表天子，请求率军北伐，虽然，庾翼的北伐请求，也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但是却得到了晋康帝的支持。于是，康帝任命庾翼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军北伐，同时，又命庾翼之兄车骑将军庾冰，镇守武昌，作为庾翼北伐大军的后援。
起初，晋军在挠沟以北击破后赵军，杀伤赵军近一半，并缴获了一百匹战马。但是后来，东晋梁州刺史桓宣，在丹水被后赵将领李罴击败，晋军兵败丹水，北伐一时陷入了僵局。到了后来，仅在建元二年(344年)这一年，晋康帝司马岳和庾冰先后去世，太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
穆帝即位后，庾翼修缮军备，准备再次举兵北伐。岂料，一年之后，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初三，庾翼带着不能完成兄愿的遗恨，背疽发作，病情恶化，饮恨而逝，年仅四十一岁，朝廷追赠其为车骑将军。
随着庾翼的去世，庾氏家族策划的第二次北伐，也以失败告终。庾亮、庾翼兄弟的先后离世，以及两次北伐的功败垂成，标志着颍川庾氏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外戚士族，逐渐走向了衰落，庾氏家族一步步丧失了在晋室中的威权。
咸康五年(339年)和咸康六年(340年)的这一年间，是东晋朝局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间，王导、庾亮先后谢世，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也开始走向衰落，之后的五年，截至建元二年(344年)，成帝、康帝两位天子亦先后驾崩，东晋朝廷以及各方政治势力，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给了陈郡谢氏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陈郡谢氏抓住机遇，扶摇直上。
不过，在谢氏家族之前，有一个士族却捷足先登，它便是：谯郡桓氏。提起谯郡桓氏，人们肯定会想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桓温。他曾是权倾天下的一代枭雄，拥有了除皇帝以外所能拥有的一切权力，距离皇位仅一步之遥，却最终与皇位失之交臂。他是军事家，平定蜀地，北伐扬威；他又是一个野心家，操纵废立，图谋晋鼎，堪比王莽、曹操、司马昭。同时，他又是谢安终生的对手，又是谢安终生的朋友，他与谢安，既有政坛博弈中的斗智斗勇，又有彼此心知的坦诚相待。到头来，为了天下计，他与谢安互相亮剑，展开了一场事关晋室江山未来走向的巅峰对决！
谯郡桓氏的渊源，往上要追溯到春秋时期，出自谯郡龙亢，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后代。这个家族的祖上，也是非常有名，东汉经学大师桓荣，此人博学多才，曾十五年不回家乡，立成学业，又做过汉明帝刘庄的老师。而谯郡桓氏在东晋的代表人物桓彝，正是桓荣的九世孙。
前文曾经提过桓彝其人，他正是谢安四岁那年，评价谢安“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的那人。桓彝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位著名名士，与谢安的大伯谢鲲等名士，同列“江左八达”。桓彝此人不凡，他的父亲桓颢，一辈子只做到了郎中一职。在桓彝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自幼丧父，可是桓彝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在《晋书·桓彝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彝少孤贫，虽箪瓢，处之晏如。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
桓彝年长入仕，拜为骑都尉，晋元帝登基后，累迁中书侍郎、尚书吏部郎。晋明帝即位，太宁二年(324年)，桓彝积极参与讨伐“王敦之乱”，因此被明帝擢升为散骑常侍，战后因为平叛有功，封为万宁县男。之后，丹阳尹温峤向明帝上书，奏荐桓彝为宣城内史：“宣城阻带山川，频经变乱，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因此，晋明帝亲下手诏：
适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须才，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今外务差轻，欲停此事。
在担任宣城内史期间，桓彝政绩卓著，将宣城治理得井井有条，一改宣城凋敝落后的面貌，百姓称颂，“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 (《晋书·桓彝传》)
好景不长，不久就爆发了“苏峻之乱”，天下骚乱。咸和二年(327年)，桓彝得知苏峻叛乱的消息后，准备率部，奔赴京师勤王。可是，桓彝又考虑到宣城防守薄弱，难以抵挡叛军。
因此，桓彝先后退守广德、泾县，构筑防御工事，抗击叛军。当时，许多州郡，都纷纷投降了苏峻，不少将领，都劝桓彝暂时与叛军议和，保存实力，桓彝却坚决不与反贼媾和，义正辞严地拒绝，说：“吾守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
接着，桓彝委派手下将领俞纵，驻守拱卫泾县的门户兰石，不曾想，叛军从东南方向迂回包抄过来，兰石防线崩溃，兰石失守。在城破之前，曾有人劝俞纵突围，却被俞纵断然拒绝了：“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最后，俞纵力战而死，以身殉国。
兰石陷落，俞纵战死，泾县门户洞开，叛军大兵压境。桓彝明知以卵击石，却仍然坚守城池，誓死不降。苏峻曾派人劝降桓彝：“彝若降者，当待以优礼。”又有不少将领劝桓彝假装诈降，日后再图发展，再次被桓彝断然拒绝，泾县城破，桓彝也被叛军杀害，时年五十三岁。后来，朝廷平定了苏峻之乱，追赠桓彝为廷尉，谥号曰“简”。史书中对于桓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扬芬千载之上，沦骨九泉之下。”
桓彝的为国死节，对于桓彝个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悲剧，但是，桓彝的死节，却为桓氏家族赢得了威望与名声，也让桓氏家族一步步进入了权力中心。桓彝殉难后，他的儿子桓温，被晋廷委以重任，很快成为了执掌军权的一方诸侯，到最后更是成了权倾天下的大司马、大将军。
并且，桓温还有一个优势，他是晋明帝的驸马，妻子是明帝的女儿南康公主，不要忘了，王敦当年就是晋武帝的驸马，到头来两次起兵作乱，差点儿颠覆晋室。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资源”，桓温日后才有机会向晋廷发难，图谋晋鼎。关于桓温的崛起与执掌大权，后文会一一揭秘。
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东晋时期的士族天下，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三大家族为代表的士族门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士族政治从方兴未艾逐渐走向了最为鼎盛的发展时期。
“王与马，共天下”，已然变成了事实，这便是谢安的陈郡谢氏家族存在与发展的大背景。那么，在这样一个士族天下，这样一个士族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时代，谢氏家族是如何“扶摇直上九万里”呢？又是什么样的家风传承最终影响了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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