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陈郡谢氏家族的渊源。
前文写道，谯郡桓氏家族的祖上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桓荣，又是齐桓公的后裔。而谢氏家族的渊源，似乎要比桓氏家族深得多，这个渊源，还要追溯到西周时期，谢氏的祖上，正是周宣王的母舅，申国的开国之君——申伯。谢氏家族的姓氏来源，就与申伯有关，《邵思姓解》中，这样记载谢氏家族的来历，“周宣王后申伯食采于谢，因而氏焉”，申伯当年被周王室封在了谢邑，所以这一支的后裔，就以“谢”作为姓氏。
那么，谢氏家族又为什么也被称作“陈郡谢氏”？那是因为谢氏家族祖居陈郡阳夏，也就是今天河南太康，当年，申伯所封的食邑谢邑，就是位于今天南阳、唐河一带，而谢氏家族的祖居地，距离古谢邑也不过几百里的路程。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就推断，谢氏家族很有可能是从古代谢邑迁徙于此。
而开启谢氏家族家风传承的始祖，不是别人，正是谢安的祖父——谢衡。谢衡是陈郡谢氏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是谢衡开启了“雅道相传”、“诗书传家”敦厚儒雅的家风，谢安的政治家气度，一部分脱胎于他的祖父谢衡。
提及谢衡的父亲，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谢衡的父亲，名叫谢缵。关于谢缵，《晋书·谢鲲传》中，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几句，“祖缵，典农中郎将。”谢缵这一辈子，只做到了典农中郎将一职。
那么，典农中郎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这是三国时期曹魏设置的一种官职，分为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胡三省注引《魏志》中说：“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典农中郎将主要掌管农业生产、民政和田租等事务，职权堪比太守，相当于“后勤部长”，连西晋王朝的奠基者司马昭，都曾经担任过典农中郎将。而谢缵便曾经当过曹魏的典农中郎将。
可惜的是，谢缵在史书中的身影，仅仅留下了这样简单的几笔，之后便在史书文献中销声匿迹了。因此，我们无法推断出谢缵之后的人生轨迹，也无从得知关于谢缵的另外事迹，所以，谢缵不应该被当作是谢氏家族的始祖，应该是从他的儿子谢衡开始算起。
虽然，史书中对于谢衡的记载也不多，甚至，《晋书》中，都没有一篇有关他的独立传记，只是在《晋书·谢鲲传》、《晋书·贾谧传》、《晋书·礼志》中偶尔提及。可是，从稀少的文字记述中，依旧可以看出谢衡的风骨，一种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敦厚与守正。
“硕儒”，是对谢衡最为恰当的评价，可见，谢衡不仅是一般的儒士，而是儒者中的翘楚。这与谢衡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司马炎平灭东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统一全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乱世。统一全国之后，晋武帝励精图治，努力发展生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治世——“太康之治”。
在国家初定，四海升平的盛世背景之下，作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开始发挥起了重要作用。早在西晋立国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便确立了“以儒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思想，李密《陈情表》中都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统一全国后，西晋统治者更需要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因此，许多满腹经纶的儒士，纷至沓来，步入朝堂，而谢衡便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据《晋书·礼志》记载：
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乐器同归，于是齐鲁诸生，各携缃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仪范。其吉礼也，则三茅不翦，日观停瑄；其凶礼也，则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谦三益之义，而教化行焉。
步入朝廷之后，太康元年(280年)，谢衡被任命为守博士。博士并不是指的是现在大学中的博士学位，在古代，博士本来是指博学多闻的饱学之士，《战国策·赵策三》中有过记载：“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
到了秦汉，博士便成为了一种掌管图籍，通晓史事的学官。西汉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增置《易》、《礼》博士，与文、景时期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博士虽然品阶不高，但却极受朝廷和社会的尊重，所以，担任博士的人选，一定是博学多闻的饱学之士。谢衡能够胜任守博士一职，足见他的博学是公认的。
谢衡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家知识分子，精通儒学经典，信奉儒家思想，当初正是以儒学入仕。也正是因为儒学，才为谢衡在官场上的升职提供了不少便利。关于谢衡的“官场升职记”，史书上只是一笔而过。
到了晋惠帝时期，元康元年(291年)，谢衡升任国子祭酒，《晋书·谢鲲传》记载，“父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早在咸宁二年(276年)，西晋政府就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高级学府——国子学，其目的也是为了拉拢士族。谢衡出任国子祭酒，其实也就相当于中央大学校长。再到后来，又擢升太子少傅，太安元年(302年)，担任散骑常侍。
作为当时的一代大儒，谢衡在史书中留下的事迹，虽然少之又少，但是也不乏精彩之处。史籍中对于谢衡的记载，大多都是有关议论礼制的。谢衡是一个虔诚的儒学信徒，一生笃信儒家思想，儒家非常注重礼制，孔子就提倡维护礼制(周礼)，他对儿子孔鲤就曾经说过“不学礼，无以立。”
《晋书·礼志》中，记载了一件有关谢衡讨论礼制的故事，这件故事，发生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也就是谢衡刚被任命为守博士的那一年：
太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言疾求平议。
太康元年(280年)，在一次朝议上，晋武帝向群臣抛出了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议题，让群臣讨论，作为守博士的谢衡，也参加了这次讨论。此次朝议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东平相王昌该不该为前母服丧”。说起来也奇怪，王昌只是东平王司马楙的国相，一个诸侯国的国相，他的家事，为什么会被特意搬到朝堂上来讨论呢？
原来，王昌的父亲王毖，本是东吴人氏，居于长沙，并在长沙娶妻生子。后来，东吴和曹魏之间爆发战争，王毖因为在魏国做官，担任黄门郎，无法回到老家，与妻儿团聚，从此与妻儿生死相隔，所以，王毖就另娶了一位妻子，也就是王昌的母亲。
晋灭东吴的时候，王毖的原配夫人，早已去世。按照礼制，嫡母去世，子女应该为其服丧，可问题是，王昌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前母，到底该不该为前母服丧，王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将此事表奏朝廷，请朝廷定夺，便有了这次讨论。
晋武帝一向提倡以儒治国，非常注重孝道，所以对此事相当重视，所以，才把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拿到朝堂上进行讨论。群臣对于这件事，意见不一，“百家争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人认为，王昌应该为前母服丧，符合孝道；也有的人认为，王昌不必为前母服丧；还有的人认为，王昌没有见过前母，可以服一年丧期，不用服丧三年。比如，都令史虞溥是这样认为的：
臣以为礼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议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未有遭变而二嫡。苟不二，则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专堂，两妇执祭，同为之齐也。
散骑常侍刘智安是这样认为的：
礼为常事制，不为非常设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礼。平生不相见，去其加隆，以期为断。
群臣各执一词，似乎说得都有道理，作为一位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谢衡参加了此次讨论，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谢衡认为王昌应该为前母服丧，《晋书·礼志》中给出的理由非常简略：“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议宜更相为服。”不过，《通典》中的理由却很充足：
毖身不幸，去父母，远妻子。妻于其家执义守节，奉宗祀、养舅姑、育稚子，後得归还，则固为己妻。父既为妻，子岂不为母？昌宜追服三年。
这番话说得相当有水平，在谢衡看来，王昌之所以要为前母服丧，其父王毖当年离开原配夫人，完全是迫不得已，为魏吴战事所逼，无法回乡。所以，从道义上来讲，王毖并不算是始乱终弃，也算不上抛妻弃子。
之后，其妻在王毖下落不明之后，也从未改嫁他人，一直恪守妇道，遵守为妻之道，孝顺公婆，抚育子女，没有做出任何违背礼法的事。虽然，王昌与前母素未谋面，但是从人情上来说，王昌应该为前母服丧，这一点无可厚非。
当然，朝廷后来并没有采纳谢衡给出的意见，而是判定了王昌不必为前母服丧，在制书中，朝廷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凡事有非常，当依准旧典，为之立断。今议此事，称引赵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后狄与晋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吴寇隔塞，毖与前妻，终始永绝。必义无两嫡，则赵衰可以专制隗氏。曷为人子，岂得擅替其母。且毖二妻并以绝亡，其子犹后母之子耳，昌故不应制服也。
尽管朝廷没有采纳谢衡的意见，但是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谢衡不同于一般儒生的独特品质。谢衡尊奉礼法，却不墨守成规，不完全死搬硬套。在“王昌是否该为前母服丧”的讨论中，谢衡摆事实，讲道理，礼法以外，更加注重人伦亲情。这样，使得谢衡与一般死板的腐儒大不相同，而是一位有思想、有内涵的一代硕儒、大知识分子。
作为谢氏家族的始祖，谢衡开启了“雅道相传”的家风，即用儒学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作为治家的标准。于上，要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于内，则要孝敬长辈，友爱兄弟，也就是构建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氛围；于己，更要注重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这种家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谢氏族人，更是深深影响了谢安，影响了谢安日后为政、立身的人生哲学。
谢衡共有三个儿子，而谢安正是谢衡次子谢裒的儿子。
谢裒，字幼儒，从小文采出众，因此，在洛阳当过琅琊王司马睿王府中的掾吏，也就是地方官府中负责办理文书的工作人员。永嘉元年(307年)，晋室南渡，谢裒与兄长谢鲲，一起跟随晋室南渡，后来官至太常卿、吏部尚书。谢裒一共有六个儿子，而谢安在六兄弟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弟弟。然而，在谢家六兄弟中，谢安无疑是最出彩的一位，一代江左风流丞相，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不过，在谢衡的三个儿子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倒还真不是谢安之父谢裒，而是谢衡的长子、谢安的大伯——谢鲲。
与父亲谢衡相比，谢鲲有着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风格。从谢衡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了“儒雅敦厚”四个字；而从谢鲲身上，也可以看到四个字：狷狂不介。谢鲲似乎不是一个儒者，更像是一位狂士。如果说，谢衡为谢氏家风注入了不少儒家的元素，那么，谢鲲则为谢氏家风增添了一些玄学的成分。谢安更是综合了祖父与大伯的风格，既儒雅敦厚，又狷狂不介，结合了儒学与玄学其中的精髓。
谢鲲，字幼舆，他是谢衡的长子，十岁那一年，正好发生了“八王之乱”。可以这样说，谢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正是因为乱世，才让谢鲲的思想境界，有了与父亲谢衡思想上本质的不同。谢鲲所处的乱世，正是魏晋玄学逐渐兴起的时代，所以无论从性格还是为人处世上，谢鲲的身上，都夹杂了玄学的成分，放达傲岸，狷狂不介，这是其父谢衡身上所不具备的。
在玄学盛行的两晋交替之际，谢鲲无疑是魏晋玄学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与精通儒学的父亲谢衡不一样，谢鲲是一位忠实的玄学信徒，根据《晋书·谢鲲传》中对谢鲲的记载是这样的：
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
谢鲲这个人放达不羁，而且经常不修边幅，不注重个人的外表。其实，谢鲲并不像父亲那样钟爱儒家经典，而是尤其喜欢研读《老子》、《易经》这样的道家经典。同时，谢鲲又精通音律，在这一点上，谢安倒是得到了他大伯的真传。
在当时，谢鲲算得上是一个“圈子”里的知名人士，只不过，谢鲲所在的这个“圈子”，并不是现在的明星、小鲜肉，而是一群具有高雅情趣的著名名士。谢鲲在魏晋时期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名士，他与王敦、庾敳、阮修三人并称“四友”，他又是当时驰名江东的“江左八达”之一，《江左名士传》中，这样评价谢鲲：
鲲通简有识，不修威仪。好迹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苦秽，动不累高。
的确，谢鲲确实不同凡响，“形浊而言清”，虽然有时他行为放浪形骸，时不时还喜欢搞点儿行为艺术，但是却总能语出惊人，令人意想不到。谢安曾经高度评价了自己的大伯，在谢安看来，大伯谢鲲可以与魏晋时期的一个著名文人群体“竹林七贤”相提并论：“豫章若遇七贤自把臂入林。”这就是成语“把臂入林”的来历。
说实话，在名士、隐者云集的两晋时期，谢鲲是一个极富个性的牛人、奇人。各种文献之中，都记载了许多关于谢鲲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前文提到过，谢鲲十岁那年，爆发了“八王之乱”，许多司马氏诸王，为了争夺中央权力，同室操戈，打得不可开交。太安元年(302年)，“八王”之一的长沙王司马乂，入朝辅政，执掌西晋大权，当时，谣言四起，甚嚣尘上，一些与谢鲲不对付的人，遂向长沙王司马乂进献谗言，诬陷谢鲲意欲逃跑，说谢鲲这小子不识好歹，不想效忠大王您。司马乂听信了谣言，火冒三丈，也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鲲抓起来，要鞭挞他。
谢鲲见了长沙王司马乂，既不下跪求饶，也不为自己辩白，而是“解衣就罚，曾无忤容”，毫不犹豫地解开自己的衣衫，准备受刑，你不是要打吗？好，老子让你打！司马乂一看谢鲲如此表现，觉得此人还挺硬气，于是下令放了他。之后，谢鲲并没有因为免受皮肉之苦而露出一丝喜色，而是非常从容不迫，“既舍之，又无喜色” (《晋书·谢鲲传》)
再到后来，身为太傅的东海王司马越，也早就耳闻了谢鲲的名声，便下令征辟谢鲲为府掾，也就是王府的属官。但是不久，由于谢鲲性情放纵，也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过错而被免官。当时，好多人都为谢鲲感到惋惜，然而，谢鲲却是满不在乎，无官一身轻，“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畅，而恬于荣辱”，无人不佩服谢鲲的淡泊名利，放达远畅。
谢衡生前，一向以敦厚、守正作为自己的人生标杆，是一位传统的大儒。可是，谢鲲却远不像父亲那样敦厚与自守，相反，谢鲲是狷狂、放纵，甚至轻佻集于一身的。比如，接下来的这个“投梭折齿”的故事，就让谢鲲因为轻佻出尽了洋相：
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敖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 (《晋书·谢鲲传》)
这个故事，通俗地讲，就是一个登徒子没事找抽的故事，而这个找打的“登徒子”，正是谢鲲本人。谢鲲为人轻佻，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劣根与污点，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次，谢鲲就是被这把刀给砍了。
谢家的邻居高家有一个女儿，长得是如花似玉，青春靓丽，也许曾经和谢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一天，这高家小姐，正坐在窗口专注地织锦，织锦的木梭，在机杼上“唧唧复唧唧”地来回穿梭。
正巧，谢鲲从窗前路过，看见眼前这个因为织锦而香汗盈盈的少女，不禁春心泛滥，对高家小姐心生爱慕，上前和高家小姐搭讪。也许，谢鲲在言语间不免有些轻佻，对人家姑娘很不尊重。面对谢鲲的轻浮，高小姐非常生气，于是拿起木梭，朝谢鲲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了谢鲲的脸上，还打落了两颗门牙，谢鲲只好捂着脸，灰溜溜地离开了。
谢鲲搭讪美女不成，反被打掉两颗门牙一事，一时间，成为了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当时，就有人编了一个歌谣，调侃谢鲲：“任达不已，幼舆折齿。”幼舆是谢鲲的字，叫你这么风流放荡，得，掉了两颗门牙，用北方的一句方言，窝头翻个儿——现了大眼。谢鲲听了众人这样调侃自己，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傲气十足地一声长啸：“犹不废我啸歌。”掉两颗牙算个什么，这又不妨碍我唱歌，我照样可以长啸当歌！
狂放、淡然，早已成为了谢鲲身上的标签，这在当时是众人皆知的。谢鲲与王敦共列“四友”，因此他和王敦还算不错的朋友，王敦曾在晋元帝初登帝位的时候，征召谢鲲出任自己的长史。就在谢鲲出任王敦长史期间，也发生过一个故事。
当时，有一位被誉为“一世龙门”的著名名士王澄，前往登门，拜访王敦的时候，正好遇见了谢鲲。王澄此人不得了，他有一个哥哥叫王衍，有一个堂兄叫王戎，“竹林七贤”之一，而且都是位居太尉、司徒的三公高官。王澄本人，又是一个放诞狂傲的人，与谢鲲意气相投。本来，王澄登门是来造访王敦的，结果却和谢鲲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而且直言“惟叹谢长史可与言”，只有谢鲲谢长史才有资格与我交谈，连王敦搭理都没搭理。王敦在当时是手握军权的封疆大吏，王澄却都不放在眼里，相反对谢鲲青睐有加。(时王澄在敦坐，见鲲谈话无倦，惟叹谢长史可与言，都不眄敦。 《晋书·谢鲲传》)
论起谢鲲与王敦的关系，就像日后谢安与桓温的关系一样，既复杂又简单，亦敌亦友，相爱相杀。谢鲲与王敦，均位列“四友”，又曾经当过王敦的长史，两人属于好友与上下级的关系。然而，自从王敦有了不臣之心，起兵作乱之后，谢鲲与他的关系，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谢鲲甚至曾当面质疑王敦，与王敦唱反调。《晋书·谢鲲传》中的一个“城狐社鼠”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
前文说过，晋元帝司马睿为了压制权势日益膨胀的王敦，起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对王敦进行牵制，欲夺王敦兵权。此举激怒了王敦，使得本来就野心勃勃的王敦生出了反心，准备起兵造反。
不过，在起兵之前，王敦就此征求了一下长史谢鲲的意见，当然，王敦没有明说自己要造反，而是委婉地说自己要“清君侧”，讨伐刘隗：“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
其实，谢鲲也听出了弦外之音，王敦并不是要征求意见，而是强迫自己表态，谢鲲非常含蓄地回绝了：“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你说得没错，刘隗的确不是东西，但也只是城狐社鼠的无名小卒而已，何须大动干戈，等于是对着王敦温柔一刀。王敦非常不高兴，认为谢鲲太滑头了，生气地说：“君庸才，岂达大理。”于是，王敦便打发谢鲲到豫章去当豫章太守，所以谢鲲又被后世称为“谢豫章”。
后来，王敦起兵饮马长江，攻占了石头城，在占据了石头城后，他曾经这样感慨道：“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谢鲲却说：“何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不久之后，谢鲲便向王敦推荐了周敳和戴渊二人，希望可以委以重任：
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周敳、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举而用之，群情帖然矣。
在此之前，王敦也想过要重用此二人，他也曾亲口承诺谢鲲：“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但这时，王敦却变卦了，不仅没有对周、戴二人委以重任，反而派兵抓捕了这两人，并且将这二人杀害。可是谢鲲对于这个情况并不知情，此时他向王敦推荐周、戴，王敦又是不高兴，怒斥道：“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谢鲲平素与周敳相交甚好，听闻之后感到惊愕不已。
王敦在控制京师之后，并没有前去朝见晋元帝，而是肆意清除异己，诛戮忠良，又对外称病，准备返回大本营武昌，谢鲲又借机规劝：
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勋，然天下之心实有未达。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杖众望以顺群情，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矣。
听完谢鲲的一番说辞，王敦丝毫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说：“君能保无变乎？”你能保证不会发生变故吗？谢鲲却信誓旦旦地保证说：“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矣。公若入朝，鲲请侍从。”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王敦依旧执拗不听，勃然大怒，还说出了这样的狠话：“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最后，王敦玩了个任性，返回武昌，遥控朝政。
尽管如此，谢鲲虽然多次与王敦对着干，可说来也怪，王敦唯独拿谢鲲这个狂士没有一丁点儿办法，既不能用他，也不能杀他，只好将他外放到地方。谢鲲于是又重新回到了原先的工作岗位——豫章太守。谢鲲在豫章太守的任上，政绩斐然，《晋书·谢鲲传》记载“涖政清肃，百姓爱之。”由此可见，谢鲲不是一个只会叛逆轻狂的玄学疯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直到病逝于豫章。
文献中有着不少关于谢鲲的趣事、轶闻，比如，《晋书·谢鲲传》和干宝《搜神记》中共同记载了一个有关谢鲲捉妖的玄幻故事，以《搜神记》为例：
陈郡谢鲲，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夜四更，有一黄衣人呼鲲字云：“幼舆！可开户。”鲲澹然无惧色，令申臂于窗中。于是授腕。鲲即极力而牵之，其臂遂脱，乃还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寻血取获。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这个故事讲的是，谢鲲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官职，回到了豫章。在返回豫章的途中，谢鲲路过了一个无人居住的空亭子，便在那里暂时留宿。关于这个亭子，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言，说这个亭子闹鬼，有妖怪出没，只要有人在此居住都会死于非命。在众人眼中，这个亭子就是一间“鬼屋”，然而谢鲲就是不信这个邪，不屑一顾。
果然，到了半夜四更，也就是拂晓时分，睡眼惺忪的谢鲲，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人，在呼唤着他的字“幼舆”，并且让他开门。也许是幻觉所致，谢鲲一点儿没有表现出慌张，反而镇定地将手伸出窗外，一下子拧断了那人的肩胛。结果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一只鹿的胛骨。然后，谢鲲顺着留下的血迹，抓住了那头鹿。从此以后，那座亭子再也没有发生过所谓的“闹鬼”事件。
太宁元年(324年)十一月，谢鲲病逝在了豫章太守的任上，时年四十三岁，一代狂士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寻找属于他的一方乐土。谢鲲的一生，傲岸、狷狂、淡泊，他不贪慕荣华富贵，不执着于功名利禄，而是向往远离尘嚣，归隐山林。
在这一点上，他与年轻时的谢安极为相似，谢安四十岁以前，高卧东山，寄情山水，啸咏山林，与大伯是何其相似。晋明帝曾经让谢鲲与庾亮进行比较，谢鲲回答了一番非常经典的话，堪称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谢衡、谢鲲父子两代，他们是谢氏家族的奠基者，也是谢氏家风的奠基者，是他们开创了“内儒外玄”的家风。谢衡一生，以儒治学治家，营造出了敦厚守正的家风，为后世子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谢鲲则是将魏晋玄学中所具备的精神品质，培养了谢氏子弟对于个性追求的洒脱，又是另外一番风光。父子二人，一儒一玄，共同缔造了“内儒外玄”的谢氏家风。
陈郡谢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成为绵延江左三百年的诗书簪缨之族，仅靠谢衡、谢鲲父子两代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之后还要好长的路要走。一直到了谢安那一代，谢氏家族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家族。是因为谢安看到了祖父与大伯身上的伟大精神，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精神。在谢安的眼中，祖父和大伯是两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只可仰望，不可攀越，殊不知日后的他，成为了一座比祖父谢衡、大伯谢鲲更加高耸的山峰，成为了整个谢氏家族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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