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谢安的人生阶段，用年龄进行划分，四十岁最好。于谢安而言，四十岁既是人生的转折点，又是人生的新起点，从四十岁开始，谢安完成了从一名隐士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型，结束了隐逸的生活，走出了会稽东山，开启了他后半生“江左风流丞相”的传奇人生。
四十岁之前，谢安高卧东山，寄情于山水，以教习子侄为主；四十岁之后，谢安才迈入权力中心，从此将自己的命运与政治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步步成为匡扶社稷，整理乾坤的一代贤相。而那句“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又有着怎样的深意？这一切，还得从谢安四十岁之前的高卧东山说起。
那么，问题来了，四十岁之前，谢安为什么不肯出仕，而是选择了隐逸这种在世人眼中消极避世的做法呢？况且，四十岁之前，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阶段，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而他又为什么要在年近不惑之时，选择了出仕？在当时，谢氏家族中的不少子弟，皆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而谢安却高卧于东山之上，纵情山水，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这与谢安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
谢安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特殊而又复杂的魏晋时代。为什么说魏晋时期既特殊又复杂？其特殊性，是因为这个历史时期是权谋与风流并存的时代，文人风雅，名士云集，文人群体与士族阶层并肩而立；其复杂性，这是一个传统儒家君臣纲常不断受到挑衅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由此诞生了一种风气，崇尚自由、玄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描述魏晋时代的这种风气：
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
从汉末三国至两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江山几度易主，完全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君为臣纲”思想。曹魏篡夺了汉室江山，夺了刘家的天下；然而，曹魏仅历五帝，也被司马氏篡夺了江山，“三马食槽(曹)”。
可是，司马氏家族建立的晋朝，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西晋末年，由于司马氏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到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的十年间，蝗灾、瘟疫、大旱等天灾不断，终于爆发了西晋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内乱——“八王之乱”，之后，五胡入华，中原北方之地，沦陷于异族的铁蹄之下，陷入了长期战乱。
可以说，魏晋时期是一个君臣理念完全受到颠覆的时代。在面临儒家传统逐渐崩溃，以及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局，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对自己所坚持的人生理想产生了怀疑，对于未来甚至感到了绝望。
因此，这些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们，选择了一种消极避世的做法：隐逸。他们纷纷效仿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用逃避的方式去寻求解脱，即寻找所谓的“桃花源”。在这种避世隐逸之下的氛围影响下，诞生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一种新的思想——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其实是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想潮流，是道家的延续，又是道家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而，又被称为“新道家”。玄学主要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等道家著作的研究和解说，以“祖述老庄”为核心，同时，玄学又是除了儒学以外唯一一个被确定为官方学说的学问。
因为魏晋玄学的诞生，也引领出了一种社会风尚，那便是玄学之间的清谈。什么是清谈？清谈，又被称为“玄谈”，它其实上承了东汉时期的清议之风，就一些玄学中疑难的哲学问题进行反复辩论，可以说，清谈就是魏晋哲学界的一场“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
在魏晋时期，清谈几乎成为了魏晋名士和玄学家之间交流的桥梁，魏晋有不少玄学代表人物，都是清谈的高手，如前文提过的那位“傅粉何郎”——何晏、还有曹魏名将夏侯玄、王弼，到了西晋太尉王衍的时候，清谈之风达到鼎盛，《晋书·隐逸传·鲁褒》中，如此记载魏晋的清谈之风：“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
晚清魏源的《默觚下·治篇十四》也说：“魏晋清谭之士林，东汉礼教节义之士林也。”同样，谢安也酷爱清谈，也是一位清谈高手，在教育子侄的过程中，谢安也培养出了几个在清谈方面有天分的晚辈。王安石在《谢安》一诗中就这样写道：“谢公才业自超羣，误长清谈助世纷。”
玄学兴起，清谈盛行，为那个时代的文人阶层融入了追求个性的开放。在魏晋玄学背景的影响下，那个时代的文人阶层，在众人眼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放浪形骸，离经叛道之举，是对儒家传统礼教的挑衅，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文人群体，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三国曹魏时期反对司马氏专政的一个文人群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刘伶、向秀、王戎。司马氏父子通过非正当的手段，掌控了曹魏政权。司马氏父子为了证明自己掌控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为日后取代曹魏赢得群众基础。所以，司马氏打出了儒家的幌子，披上了忠孝的外衣，不停地鼓吹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
可是，相比之下，司马氏父子的所作所为，却是天下最不忠不孝之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窃取魏国国政、司马师擅自废黜魏主曹芳、司马昭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弑杀魏帝曹髦，留下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逆臣恶名。
当时的文人阶层，看透了司马氏假儒道、真篡权的嘴脸，因此，他们选择用隐逸的方式，反对司马氏专权，“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个个以标新立异自诩，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酒神刘伶，在喝醉酒后于家中赤身裸体，行为极为放诞......
以“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例，便能看出魏晋时期的文人阶层反虚伪礼教的力度。《晋书》和《世说新语》之中，记载了不少有关阮籍放浪任达的故事，比如，著名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就记载于《晋书·阮籍传》中“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另外，《世说新语·任诞》中，还有一个故事：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籍喜好饮酒，他们家的旁边，就是一家小酒肆，这家酒肆的老板娘，长得很漂亮，与丈夫两个人，一起学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阮籍几乎是这家酒肆的常客，经常来这儿喝酒，喝醉了就大大咧咧躺在女主人的旁边睡着了，一点儿都不顾及。女主人的丈夫，看到了这一幕，也毫不介意。
古人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即使这对男女之间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也不能有过分亲密的接触，否则就是违礼，所以，古代有一种说法叫“非礼勿视”。然而，阮籍却破了破这条“铁律”。
有一次，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省亲，作为小叔子，阮籍不仅为嫂子践行，而且还亲自护送嫂嫂上路。如此一来，阮籍便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闲言碎语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可是，阮籍却不以为然，霸气地反击了一句话：“礼岂为我设邪！”礼法岂是为吾辈所设！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 《晋书·阮籍传》)
《世说新语·任诞》中，也记录着阮籍在母丧期间一个看似放诞孟浪，大逆不孝的故事。
阮籍母丧期间，正好赶上司马昭大宴宾客，本来丧期之中，应该杜绝一切娱乐活动，可阮籍却偏偏特立独行，大摇大摆地来到权臣司马昭的宴会上，肆无忌惮地在宴席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点也不像痛失家慈的样子。当时，司隶校尉何曾在场，看到阮籍如此放诞，心里很不爽，就向司马昭建议，应该将阮籍流放，以正风化：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没有想到，一向心狠手辣，连皇帝都敢杀的大权臣司马昭，当初邓艾、钟会为司马昭灭蜀立下了赫赫战功，谁料司马昭后来一朝翻脸，大开杀戒，邓艾、钟会兔死狗烹，被司马昭痛下杀手，两位灭蜀名将，相继死于西川，比起其父司马懿的“鹰视狼顾”，司马昭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司马昭这次却一反常态，既没有杀人，也没有使诈，而是这样回答何曾：
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但是，阮籍却好像并不领司马昭的情，他知道司马昭这是在作秀，笼络文人阶层，正如魏文帝曹丕设立九品中正制，拉拢士族一样。所以，阮籍依旧旁若无人地饮酒吃肉，海吃海喝，“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当然，阮籍只是魏晋玄学背景下文人阶层的一个代表，在阮籍的身后，是整个“竹林七贤”，是整个文人阶层。不过，从阮籍的身上，还能看到日后谢氏家族中谢鲲、谢奕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谢安纵贯一生的性格写照。
应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以及清谈之风的盛行，是谢安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在这种大的思想文化背景推动下，才知道谢安为什么在四十岁之前选择了一条与家族兄弟截然不同的道路，宁可啸咏于山林之间，也不肯踏足庙堂之上。
其实，如果说谢安从一开始就无缘涉足政坛，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谢安四十岁之前，他其实有许多机会是可以出仕的，可是却被谢安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与他擦肩而过。
与众多谢家子弟一样，谢安从儿时到少年时期，都是相当出众的。年少的谢安，因为其卓绝的才华和风雅的气质，受到了不少社会名人的好评，第一章就提及，谢安少年时期曾经受到了桓彝、王濛两位名人的高度评价。除此以外，还有一位重量级别的大人物，也非常欣赏年轻的谢安，谁呢？丞相王导。《晋书·谢安传》记载，“王导亦深器之”，可以说，在谢安的人生路上，王导算是一位必不可少的人生导师。
因为谢安在野、在朝的名声都太大了，是那个时代的“新闻媒体焦点人物”，所以，他就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被惦记上，等于是被缠上了，而如今朝廷算是惦记上了谢安。
朝廷屡次征召谢安入朝为官，起初，谢安对于入仕并没有多么排斥。初入仕途的谢安，首先被安排到了司徒府，担任著作郎一职，这个官职始设于曹魏，主要的工作是编修国史。故而，谢安在官场的第一个身份：史官。
然而，深受魏晋玄学“隐逸”思想影响的谢安，本来就不想凭借优越的家族背景，以及个人的名声，去成为猎取高官厚禄的“政治资源”。朝廷征辟谢安为著作郎，谢安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谢安毕竟志不在此，一旦踏足官场，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无底洞。可是又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那样就是抗旨死罪。谢安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推辞，称病，“并以疾辞”。
既然不去出仕，不去做官，那么，谢安去干什么呢？谢安辞去著作郎之后，自此便一直寓居于钱塘湖东的会稽东山，至于谢安在会稽东山究竟在做什么？后文会写到。谢安不接受朝廷任命，不肯出仕的做法，不仅没让他名望受损，相反却让他的名气更大了。这样一来，又有一位大人物看上了谢安，扬州刺史庾冰。
庾冰是庾翼的哥哥，出身颍川庾氏，庾冰早就听闻了“风神秀彻”的谢家三郎谢安谢安石的大名，十分仰慕谢安的才名，便想将谢安收入自己的幕府之中。不过，庾冰请谢安出山的方式有些简单粗暴，颇有点儿霸王硬上弓，《晋书·谢安传》记载，“累下郡县敦逼”，庾冰让各郡县的官吏，对谢安实行“车轮战”，轮番逼迫谢安入府任职。谢安架不住这么多人的轮番“骚扰”，只得充满无奈地前往赴任。
只是，这并非是谢安心甘情愿的，完全是赶鸭子上架。所以，在庾冰的幕府干了一个多月，谢安实在忍受不了枯燥乏味的幕僚生活，于是就随便找了个理由，辞去官职，再次回到了会稽。
尽管，谢安一再地谢绝朝廷的征召，一再地辞官归隐，这并没有消除朝廷对谢安的注意力。在谢安辞去庾冰幕府的官职不久之后，朝廷新的任命又下来了，征召谢安为尚书郎、琅琊王友，可是再次被谢安一概拒绝。后来，吏部尚书范汪又向朝廷举荐谢安为吏部侍郎，谢安给范汪写了一封回信，委婉地拒绝了范汪的好意，依旧不肯出仕。
虽然，谢安坚持不肯出仕，但是当时，众多的名士都纷纷想办法，向朝廷推荐谢安，比如，谢安的两个好朋友，王羲之和刘惔。王羲之不用说了，大名鼎鼎的“书圣”，大书法家，他和谢安是至交；刘惔和谢安的关系更近，刘惔是东晋著名的清谈家，又是晋明帝的女婿，同时，谢安的妻子刘氏，正是刘惔的妹妹。
有一次，王羲之对刘惔说：“故当共推安石。”刘惔这样说道：“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所以，当时，朝野间流传着一句非常著名的说法，——“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意思是谢安不肯出山，将让天下苍生如何是好？《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
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
谢安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朝廷的征召、任命，终于让朝廷对他失去了最后的耐心，既让你诚恳地多次征辟他，又要被他一再地拒绝，谢安这是在随意玩弄朝廷的威仪，所以朝廷真的生气了，给谢安下了一个终身的“禁锢令”，勒令他永远不得出仕。 (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身东土。 《晋书·谢安传》)
这样一来，倒让谢安感到了轻松、舒坦，他终于不用被世俗的繁杂所羁绊，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寄情山水的隐士，追溯大伯谢鲲当年的风采。因此，四十岁之前的谢安，一直高卧于会稽东山，游弋于钱塘湖畔，留下了无数令后世文人圣哲为之神往的“安石东山”的佳话！
谢安第一次辞去司徒府的著作郎一职时，就寓居在位于钱塘湖东的会稽东山之上。会稽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宝地，可以说，会稽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发祥地，“江东小霸王”孙策，当年率军征战江东，横扫吴郡、会稽，打下了江东八十一郡，奠定了孙氏霸业的根基。与此同时，在文人墨客的眼中，会稽又是一处山川秀丽，风光旖旎的人间仙境。《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文字专门描写了会稽的山川秀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在游历会稽，对于会稽山水给出的评价。在画家的眼中，会稽山水是这样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书法家的眼中，会稽山水又是另外一幅别致的画面，“书圣”王羲之在著名的《兰亭集序》中，留下了这样的佳句：“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秀美的会稽山水，正好满足了谢安寄情山水，啸咏山林的雅致情趣。可以这样说，谢安的青年时代至中年时代的前半生，都是在这样一片人间仙境中 度过的，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一直截至到四十岁那年。
高卧东山期间，谢安结识了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著名名士，比如，“书圣”王羲之、孙绰、许询、刘惔，以及谢安的方外好友著名高僧支道林。谢安与这些知心好友在一起，每天一道联袂出游，纵情于山水之间，引壶觞以自酌，以读书属文，吟诗啸歌自娱，生活得非常逍遥洒脱，《晋书·谢安传》记载：
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是谢安高卧东山期间最基本的生活状态，是陶冶情操，也是直抒胸臆。在东山的这段人生岁月中，谢安为后世文人留下了无数可以为之舒动笔尖的浪漫故事，在《晋书·谢安传》中，就有这样两个既看似浪漫，又看似豪放的故事，先看第一个故事：
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
谢安高卧东山期间，曾经有一次来到了临安山，独自静静地坐在石洞中，望着山中深邃的幽谷，心中生出一番情致，悠然一声叹道：“此去伯夷何远！”如今的此情此景，与当年的伯夷又有什么区别！
伯夷何许人也？他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王亚微的长子，亚微临终之前，欲让伯夷的弟弟叔齐作为王位继承人。亚微死后，叔齐却坚持将王位让给哥哥伯夷，不想伯夷认为父命不可违，不肯接受王位，于是逃走了。叔齐又不想继承王位，也跟着走了。
两人一同来到西岐，正碰上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上前，叩马阻谏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当时，武王的左右，欲杀此二人，还是被姜子牙拦下。后来，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天下宗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了首阳山。
“此去伯夷何远”，固然是谢安面对临安山浚谷景色时发出的感慨，不过这也是谢安的自比，谢安将自己比作耻食周粟的伯夷，在谢安看来，自己就是会稽东山之上的伯夷，宁可隐居，也不做朝廷之官的“伯夷”。
再来看《晋书·谢安传》中记载的第二个故事：
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
有一次，谢安与好友孙绰等人，一起乘船出海游玩，一路上，海景迷人，海面上水光潋滟，谢安与众多好友谈笑风生，一边欣赏美丽的海景，一边畅论天下，指点江山，吟诗作对，场面非常温馨且又浪漫。
然而，就在大家兴致正高的时候，意外却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呢？忽然，乌云密布，顷刻间，呼啸而来的狂风，席卷了整个海面，立刻波涛汹涌，海浪翻滚。这个意外一发生，船上的所有人都慌了，不管平日里多么风流文雅，此刻都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唯独谢安保持镇定，依旧神色自若地在吟诗，似乎并没有发觉海上的异常。
划船的船夫，见安石先生兴致如此之高，不忍扰了谢安的兴致，只得硬着头皮将船继续向前划。不一会儿，海风更大了，众人更害怕了，但见谢安都没有发话，所以也没有人敢吭声。这个时候，谢安才徐徐地对船夫说：“这是要回去吗？”船夫听到谢安这么说，好像得了尚方宝剑一样，马上掉转船头，原路返回。
后来，唐代浪漫主义诗人“诗仙”李白在《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一诗中，回忆了谢安这段特殊的“海上历险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什么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看看谢安的表现，就明白了苏洵这两句话的深意。难怪有人总说谢安潇洒、淡定，难怪有人说谢安是“江左风流丞相”，如此看来，谢安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当之无愧。
说起谢安高卧东山的一些事迹，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化史上一场著名的文化盛会“——兰亭集会”。谢安在这场文化盛会中，既是参与者，又是佼佼者。《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了“兰亭集会”的背景：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另外，王羲之在《兰亭集序》的开篇，也清楚地交代了“兰亭集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的人员：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故事发生于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那天正好是上巳节。当时，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邀请了自己的文人好友，累计四十多位名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修禊集会。“修禊”，原本是古代的一种消灾祈福的传统民俗，每到季春时节，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要到水边嬉游，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文人之间的一种集会形式。
作为王羲之的至交好友，又是当时士林阶层的领袖，谢安自然参加了老朋友做东举办的这场盛会。除了谢安、王羲之，参加盛会的人员，还有谢安的四弟谢万、谢安的另一个朋友名士孙绰、王羲之的三个儿子：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后世一提到兰亭盛会，人们总会想到王羲之那篇著名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与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苏轼的《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然而，兰亭盛会既然是一场文化盛会，它所留下的诗作却鲜为人知，在这场盛会上，总共留下了三十七首诗作。其中，就保留了谢安为数不多的两首诗作，两首《兰亭诗》。
这一组两首的《兰亭诗》，是谢安为数不多的两组八首诗作当中的其中两首诗作。这两首诗作，一首是以四言诗为主要形式，另一首则是一首五言律诗。从这两首《兰亭诗》的诗风，可以看出，在谢安名士气度的光环之下，更有一番卓尔不群的诗人、文士之风骨：
兰亭诗(其一)
伊昔先子，有怀春游。
契兹言执，寄傲林丘。
森森连岭，茫茫原畴。
迥霄垂雾，凝泉散流。
兰亭诗(其二)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
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
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
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兰亭修禊盛会，令谢安在士林阶层留下了文采风流的美名。所以，谢安不以文学家名于后世，却在士林阶层，以及文坛上以文采风流而闻名，这正是后代无数文人骚客，杰出政治家仰慕谢安风采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兰亭盛会是魏晋时期的一场盛大的文化“嘉年华”，是这场文化沙龙成就了魏晋风流，也成就了谢安。
谢安是一个名士，在名士的身上，几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明显特征：风流儒雅。文人雅士之所以不同于乡野村夫，区别就在于知识的结构、个人的修养、内在气质等诸多不同，乡野村夫一出口就是粗俗的村言俚语，而文人士大夫则不同，他们一出口就是文雅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高下立判，一目了然。怪不得《礼记》中的那句名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况且，谢安又不是一般的名士，从祖父到大哥，谢氏家族早已形成了“内儒外玄，雅道相传”的家风基础。在家族、家风的影响之下，谢安的血液深处，早已融入进了儒雅、文质的风范，比如，《世说新语·文学》中，就有一个“一往奔诣”的故事，足以看出谢安的风雅与情趣：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有一个成语：志同道合。谢安作为当时的士林领袖，又出身于陈郡谢氏家族，所以，高卧东山期间，谢安结识了一大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名士朋友，譬如，王羲之、刘惔、孙绰、许询，还有著名高僧支道林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名人，他们与谢安都是有着共同的志向、共同的兴趣爱好，因此，谢安与他们有着匪浅的交集。
有一次，谢安与支道林、许询，共同来到王濛家中做客，王濛正是曾经那位评价谢安“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的士人领袖，他与谢安算是忘年交。谢安隐居期间，特别喜欢和朋友们举办“文化沙龙”，这一天，四个人在王家举办了一场“文化沙龙”。在聚会中，谢安率先发言了，提出了一个倡议，今日文人雅士云集，时光是不能挽回的，十分难得。这样的文士聚会，此情此景，应当一起吟咏谈论，抒发情怀。
谢安一提出这个倡议，立刻有人响应，许询就问主人王濛：“有《庄子》不？”王濛马上命人去找，结果找到了一篇《渔父》，这是《庄子·杂篇》中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孔子与一位渔父的对话，借以批评孔子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还归自然的思想，《渔父》中有一段文字，在我个人看来，说得非常经典，鞭辟入里：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之甚矣！于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既然找到了《渔父》，谢安于是定下了议题，以《渔父》的中心思想为题，互相展开辩论。首先，高僧支道林率先发表观点，讲了七百余言，文辞精妙，立意新颖，在场之人无不称赞。继支道林放了第一炮之后，其余的人，也相继发表各自的观点，都说得有道理，不能武断地说谁对说错。轮到谢安发言了，谢安突然装作刚清醒过来的样子，问道：大家都说完了吗？此时，众人对谢安说：“今日之言，少不自竭。”其实，大家都在翘首以待，等着谢安如何压轴？
那么，谢安是如何压轴总结的呢？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就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谢安总能语出惊人，这次也不例外。谢安开始侃侃而谈，阐述自己的观点，洋洋洒洒万余言，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好像就是在办一场学术讲座。
并且，谢安才思敏捷，文采风流，所以，他的这番精彩的“演讲”，条理清晰，立意明确，又时而天马行空，剑走偏锋，因此非常具有吸引力。加之，谢安“演讲”的时候，神态潇洒自如，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迷人的魅力，马上为自己的压轴总结，赢得了一个“满堂彩”，在座的三位贤士，无不心服口服，他们都被谢安出众的口才所折服。支道林这样对谢安说：“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放在今天，谢安就是《我是演说家》的冠军。
就个人而言，谢安是爱好文学的，同时，他的文学素养，也是相当高的。不过，谢安虽然文学素养很高，但是他的身上却一点儿都没有某些文人身上的恃才傲物，相反，谢安却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文宗潜质，有一种不耻下问的文人精神，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晚辈，他都会虚心地请教，从来不倚老卖老，没有一点儿架子，这便是接下来要说的《世说新语·排调》里的一个故事：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这是谢安与王徽之的一个故事，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子，也是东晋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并且，王徽之的书法造诣，最得其父王羲之真传，“徽之得其势”。王徽之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但是他生性高傲，放浪不羁，对政务从不上心，只喜欢游山玩水，东游西逛，《晋书·王徽之传》有这样一个故事：
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
王徽之以前曾给大司马桓温当过参军，他在上班时间，总是蓬头散发，不修边幅，同时又从不关心政务，工作不积极。可是，桓温十分欣赏王徽之的才华，所以一点儿都不怪罪他。
论辈分，谢安和王羲之是至交，那么，按照辈分，王徽之应该是谢安的世侄，作为一个晚辈，有一次，王徽之专门登门拜访谢安，谢安于是就和这个优秀的晚辈后生攀谈起来，谈着谈着，谢安突然向王徽之请教了一个有关文学的问题：“云何七言诗？”什么是七言诗？谢安何许人也？享誉士林的精神领袖，他能这样放下身段，请教自己这样一个晚辈，况且他又是父亲的至交，王徽之顿时受宠若惊，虽然他平时放浪不羁，但他此刻却一点儿都没有摆谱，认真地回答谢安：“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其实，王徽之这是在引用《楚辞·卜居》中的话“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
生活于魏晋风流时代，谢安被后世冠以“江左风流丞相”的雅号，其“风流”二字，蕴含了不同的深意。在高卧东山的时光，谢安更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舞台上留下了一段“傲然携妓出风尘”的风流韵事。
其实，自古以来，文士风流，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唐代大诗人杜牧那样一个文采风流的诗人，与李商隐在晚唐诗坛上并称“小李杜”，然而，在他的笔下，依旧留下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那样的风流诗句。
到了西晋，这种风流，甚至到了一种畸形的地步，用泯灭人性、践踏生命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世说新语·汰侈》中，就有一个非常残忍的故事“劝酒斩美人”：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疆，至於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石崇，是西晋一个出了名的富豪，家里富可敌国，为人骄奢残暴。石崇在家里蓄养了许多美人，一旦家中举办宴会，就让这些美人出来为客人斟酒，石崇定下了一条十分残忍的规定，如果有客人没有喝酒，立刻杀掉那个为其斟酒的美人。
有一次，王导、王敦兄弟，前来参加石崇的宴会，王导平时不善饮酒，但是害怕石崇大开杀戒，因此只能勉强喝上几杯。王敦却并不那么听话，无论怎么劝酒，他就是不喝，石崇一怒之下，连杀三个美人，可王敦依旧面不改色。事后，王导责怪王敦，王敦却大大咧咧地说，这是石崇杀自己家里的人，关你什么事呢！
当然，谢安并没有像石崇那样变态、那样泯灭人性，相反，风流儒雅的谢安谢安石，在风光秀美的会稽东山，留下了一段被后世许多才子佳人心驰神往的佳话，这便是诗人笔下的，——“傲然携妓出风尘”。
“傲然携妓出风尘”，可以说是一段艳史，也可以说是一段风流韵事，这段故事在《晋书·谢安传》和《世说新语·识鉴》中均有记载，虽然出自不同的文献、史料，但是其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既累辟不就，简文帝时为相，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 (《晋书·谢安传》)
谢公在东山蓄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世说新语·识鉴》)
谢安高卧东山期间，游山玩水基本是谢安日常生活的常态。除此以外，谢安在东山也拥有着一份风流情趣，他蓄养了一些能歌善舞的女妓。在魏晋时期，文人名士、士族门阀蓄养女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连西晋著名的两大富豪王恺、石崇，也蓄养过女妓，《晋书·王敦传》记载：
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敺杀之。
谢安怡情山水，又喜欢游山玩水，加上又有一群能歌善舞的美人在侧，儒雅而不失潇洒的谢安，“风流丞相”的气质又显示了出来。东山期间，谢安经常带着这群歌妓，放浪于山水之间，在青山绿水中与丝竹管弦为伴，俨然是魏晋名士版的“唐伯虎点秋香”。李白在《书情题蔡舍人雄》一诗中，用美丽的诗句记述下了这生动、浪漫的一幕：
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
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
当然，谢安的这段风流韵事，更是成为了后世文人诗词作品中的创作素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那首《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中的两句诗“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杜甫的《戏作寄上汉中王二首》诗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杳杳东山携汉妓，泠泠修竹待王归”，一位风流丞相，一段风流韵事，一段传奇发生在了会稽东山之上......
在四十岁之前，谢安高卧东山二十余载，可以这样说，谢安的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东山逍遥了二十余载，应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谢安尽情地享受着作为一名隐士而带来的惬意，怡然山水，啸咏山林，“傲然携妓出风尘”，沉醉于山间明月清风，徜徉于士林风流集会，这样的惬意，这样的快乐，一直持续到他四十岁那年。
高卧东山的二十余年，谢安还扮演着另外一重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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