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人，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那便是在同一时代，遇上了一样伟大的对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往往高手之间的博弈、对决，总是充斥着精彩的龙争虎斗，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便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片段，失忆的“西毒”欧阳锋与“北丐”洪七公(二人均位列“天下五绝”)，在华山比武，武功不分上下，难分伯仲，之后欧阳锋恢复记忆，与洪七公哈哈大笑，相拥而逝。
同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谢安也曾经有过武侠小说中这样精彩的经历。谢安平生罕有对手，四十一岁出仕以来，对内，对外，谢安曾经遇到过两个平生劲敌，一个是桓温，一个是苻坚。
桓温与苻坚，都是那个时代的两大风云人物，桓温是一代枭雄，苻坚则是一代英主。并且，谢安都是这两位风云人物的“克星”，桓温取代晋室的帝王之梦因他而破灭，苻坚一统天下的大业亦因他而粉碎。因此，谢安步入江左朝堂之后的主要功绩，总结起来，就是十二个字——抗桓温平内忧、战苻坚除外患。
那么，有人不禁会问，桓温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何能够叱咤风云二十余年，成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天下第一权臣？同时，他与谢安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恩怨纠葛与利益冲突？
要想了解桓温的权谋一生，就必须要从桓温的崛起之路写起。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桓温的家族背景。
前文曾经介绍过谢安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家族背景，桓温亦是如此。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士族门阀的历史，晋元帝司马睿正是在以王敦、王导兄弟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士族势力的扶持下，才得以登上皇位，方能在江东重建晋室。
尤以晋室南渡之后，士族门阀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基本占主导地位，其中，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四大士族最为有名。谢安便是出身于“四大士族”中的陈郡谢氏家族，而桓温则是出身于谯郡桓氏家族。
关于桓温的先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总结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晋书》记载，桓温是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桓荣曾经在汉明帝刘庄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当过明帝的老师，汉明帝即位后，依旧以师礼待之。
另外一种观点，根据著名历史学家吕余庆先生的考证，桓温的高祖(或高伯祖、高叔祖)，正是三国曹魏时期的大司农桓范。当初，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桓范曾经建议大将军曹爽，将小皇帝曹芳挟持到许昌，效仿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至少可以让司马懿不敢轻举妄动，可惜，曹爽没有听从，否则历史将会改写。所以，司马氏父子掌控魏国朝政之后，桓范因此伏诛。
假设第二种观点成立，那么，桓温以及桓氏一族，就与司马氏政权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所以，也不难推断，桓温为什么要穷尽毕生之力也要取代晋室江山，篡夺司马氏政权，屠戮东晋皇族。当然，这些只是猜测而已。
桓温的父亲，正是与谢安的大伯谢鲲位列“江左八达”之一的桓彝，说起来，桓彝与谢安倒是颇有渊源，他应该算是少年谢安的伯乐之一。前文提过，谢安四岁时，桓彝曾经评价他：“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由此，谢安“风神秀彻”的江左美少年之名，天下皆知。
其实，谯郡桓氏家族，在西晋时期并不是什么豪门望族。不过后来，桓彝积极协助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事后，因为平乱有功，被明帝擢升为散骑常侍，封万宁县男，后来又被委任为宣城内史，这才让桓氏家族的地位有所提升。
可惜好景不长，“苏峻之乱”爆发，桓彝不幸殉难，叛乱平息后，朝廷追赠桓彝为廷尉。正是因为桓彝的为国死节，也大大提高了桓氏家族的影响力，也为桓氏家族进入晋廷权力中心以及桓温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桓温从小就表现出非比常人的与众不同，少年时期的他，就像日后作为威震天下的一代枭雄那样，将杀伐果决的狠辣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桓温十八岁时就已经亲自手刃了杀父仇人。
咸和三年(328年)，桓彝在“苏峻之乱”之中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而泾县县令江播也参与其中。那一年，桓温才十五岁，终日想着为父报仇，“枕戈泣血，志在复仇” (《晋书·桓温传》)。
三年后，即咸和六年(331年)，江播去世，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在家为父守丧，江家兄弟生怕桓温趁父丧之际前来寻仇，于是事先在丧庐内藏好兵刃，以防不测。果然，桓温假扮成前来吊唁的吊客，悄悄潜入丧庐，亲手杀死江彪，又追杀其余两兄弟，终于报了杀父之仇，所以，桓温此举在当时“时人称焉”。
根据《晋书·桓温传》的记载，“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青少年时期的桓温，为人豪爽，气宇不凡，长得英武伟岸，与当时的著名名士刘惔刘真长私交甚好，刘惔就是谢安的至交好友，又是谢安的大舅子。刘惔经常夸赞桓温大有东吴大帝孙权与晋宣帝司马懿的风采：“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后来，桓温迎娶了晋明帝的嫡长女南康公主为妻，加拜为驸马都尉，又承袭了父亲桓彝生前万宁县男的爵位，摇身一变成为了东晋皇室的驸马爷，这无疑对于年轻的桓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本。值得一提的是，东晋的驸马们名人辈出，都有谁当过驸马呢？有王敦、桓温、刘惔、王献之，包括谢安的孙子谢混，也做过驸马，娶了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女儿晋陵公主。
咸康元年(335年)，桓温出任琅琊内史，累迁徐州刺史，这一年，桓温二十四岁，年纪轻轻就拥有了一方州牧节镇之权，可谓少年得志。《宋书·州郡志一》记载，“镇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不久，桓温又被加封为辅国将军，从这时起，桓温开始初步染指军权。
到了建元元年(343年)七月，朝廷以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率部镇守临淮(今江苏盱眙)，协助时任征讨大都督的安西将军庾翼的北伐事宜。同年十月，桓温正式升任徐州刺史，并且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从这个时候开始，桓温逐渐掌握了一部分的地方军政大权。
桓温的身份，他不仅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晋成帝司马衍的姐夫，同时，他还与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庾氏一族存在着姻亲关系。因为，桓温的妻子南康公主的母亲明穆皇后庾文君，正是庾氏一族的代表人物权臣庾亮的妹妹。
所以，无论是皇室还是庾氏一族，桓温都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庾亮死后，其弟庾翼，接掌了兄长生前的一切权柄。庾翼非常欣赏年轻有为的桓温，曾经在晋明帝面前极力举荐桓温：
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 (《晋书·桓温传》)
永和元年(345年)，庾翼病逝，当时，庾氏一族后继无人，故而，庾翼临终之前，表奏朝廷，希望朝廷在自己死后，让自己的儿子庾爰之接替自己在荆州以及长江上游的控制权与经营权。
可是，当时在朝中辅政的侍中何充，却不赞同由庾氏族人继续掌控长江上游地区。他认为荆州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拱卫朝廷西境防线的门户之所在。于是，何充力挺桓温领衔荆州权柄，出任荆州刺史：
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晋书·何充传》)
然而，刘惔却认为桓温此人野心不小，不可能久居臣下，如果让他掌控了荆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日后将会是大晋朝廷的心腹大患，就像当年的王敦一样。因此，刘惔建议由会稽王司马昱自领荆州权柄：“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
由宗室亲王领衔总比桓温领衔要更加稳妥一些，只是，会稽王司马昱并没有采纳刘惔的建议。同年八月，朝廷任命桓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
从此，桓温便开始了一代枭雄的崛起之路，而荆州也成为了桓氏家族的发祥地，日后，桓温的小儿子桓玄，也正是以荆州作为大本营，攻灭殷仲堪、杨佺期，一路攻入建康，杀死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窃取东晋国政，建立桓楚政权。
桓温从庾氏家族手中拿下了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权，掌控了荆州的军政大权。接下来，桓温便要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让桓氏一族在朝中赢得声威，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两个字：军功。真正让桓温以及桓氏一族在朝中立下声威的，正是桓温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平蜀灭成汉之战。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入华，晋室南渡以后，中国北方陷入了长期战乱，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而“成汉”便是其中之一。
永宁元年(301年)，氐族首领李特，率领流民进入蜀地，后来自称为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李特入蜀后，充分利用手下流民对于当地官府虐政、暴政的怨愤，在绵竹起兵反晋。后来，李特在率军攻打成都的时候，不幸阵亡。李特死后，其弟李流继续领导反晋斗争，可是，第二年，李流也不幸病故。之后，李特之子李雄，成为了义军领袖，于永安元年(304年)攻下成都，自号成都王。光熙元年(306年)，李雄正式称帝，定都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自从桓温执掌荆州权柄之后，便开始着手筹谋对外征伐之事，他将目标首先锁定在了盘踞在巴蜀地区的成汉政权。桓温想要通过灭掉成汉，建立功勋，如果可以将蜀地并入大晋版图，则必将是晋室万世之功。况且此时，成汉皇帝李势荒淫无道，成汉国势日渐衰微。所以，这正是讨伐成汉，收复蜀地的大好时机。
既然此时桓温已有平蜀之意，恰巧这个时候，江夏相袁乔为桓温献上了一条平蜀妙计，他建议桓温“擒贼先擒王”，以一万精锐轻军突进，直取成都，端了成汉的老巢；并且，根据袁乔的判断，北方的后赵政权，应该不会趁晋廷伐蜀之际，趁火打劫，这样一来，朝廷大举平蜀，便不会有后顾之忧：
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彼窥觎，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片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今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 (《晋书·袁乔传》)
袁乔的这条平蜀妙计，无疑给桓温吃了一颗“定心丸”，促使桓温最终下定决心：伐蜀。于是，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发兵，收复蜀地。当时，康献太后临朝摄政，还没有等朝廷正式答复，桓温就已经与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司马无忌、建武将军袁乔等人，一同率军西进，并且以袁乔率领两千部众，作为此次伐蜀的前锋。
其实，当时，满朝文武都对桓温此次远征蜀地，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们认为，成汉政权占据西蜀天府之国的地利优势，而且，桓温兵少将寡，又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就在朝野上下的一片质疑声中，只有一人却认为，桓温此战定能灭蜀，毕其功于一役，他就是当初强烈反对桓温执掌荆州的刘惔。 (及温伐蜀，时威谓未易可制，惟惔以为必克。 《晋书·刘惔传》)
永和三年(347年)二月，桓温率领大军，溯江而上进入蜀地，兵锋直抵青衣(今四川名山以北)。看到桓温已经率军入蜀，成汉皇帝李势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忙命令叔父李福与大将昝坚，率领数千兵马，自山阳奔赴合水，抗击桓温主力。
当时，成汉军队中的许多将领，都建议设伏于江南，意图在江南围歼晋军。然而，身为主帅的昝坚，执意不从，不仅否决了设伏于江南的作战计划，反而率军从江北的鸳鸯琦渡江，向犍为(今四川彭山东)进军，希望在江北寻找战机，与晋军决战。不料，桓温却率部自山阳兵出江南，这样一来，晋军与成汉军的行军方向，完全异道而行，成汉白白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战机。根据《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讨伐成汉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
同年三月，桓温率部进军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县东)，此时，桓温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而又大胆的决定：孤军突袭。桓温留下参军周楚、孙盛及一小部分兵马，看守辎重，自己则亲率步兵主力，轻装前进，直取成汉首府——成都。桓温的这一招，既是奇招，又是一步险招，放弃辎重，脱离后方，出奇兵，直取敌国国都，这简直就是一场“斩首行动”，一着不慎，就会陷入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险境。可是，桓温走的这步险棋，却缔造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战争奇迹。
桓温兵行险招，大军主力直扑成都，李势这下急了，连忙派叔父李福、堂兄李权，率军袭取彭模，企图通过拿下彭模，直接切断桓温的后路。结果，却被奉命看守辎重的晋军参军周楚、孙盛指挥军队所击退。往往祸不单行，成汉军攻打彭模受挫，未能成功切断桓温后路，之后又遭到了桓温主力的截击，晋军三战三捷，大破成汉军，兵锋杀奔至成都城下。
此时，桓温兵临城下，成都已是危在旦夕。再来说说先前那个错失战机的成汉大将昝坚，当他率军渡江进兵至犍为时，并没有遇上晋军主力，无奈之下，只能从沙头津渡江折回。然而，当他重新返回时，却得知桓温大军已经攻近距离成都只有十里陌之处，因此，昝坚部不战自溃。可以说，这个时候，成汉已经彻底没有外援了，为今之计，只有死守成都。
四面楚歌之下，成汉皇帝李势决定背水一战，集结成都城中的所有兵力，在笮桥与晋军决一死战。两军战况异常惨烈，《晋书·袁乔传》记载：
去成都十里，与贼大战，前锋失利，乔军亦退，矢及马首，左右失色。乔因麾而进，声气愈厉，遂大破之，长驱至成都。
当时，晋军前锋失利，参军龚护战死，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成汉军的箭矢，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可以说，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对晋军相当不利，看来成汉是要与晋军血战到底。此时，晋军的一些将领，开始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使得战场态势瞬间逆转。
本来，负责击鼓的鼓吏，一不小心将鸣金收兵的鼓声敲成了前进的鼓声，建武将军袁乔及时捕捉到了战机，振臂高呼，鼓舞将士奋勇杀敌，于是，晋军大举进攻，大败成汉军，终于反败为胜。成汉军新败，桓温乘胜挥师攻入成都，并且焚毁小城。
成都失守，成汉政权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成汉皇帝李势只能连夜逃走，狂奔九十里。这个时候，成汉大势已去，在部将邓嵩、昝坚的劝说下，孤家寡人的李势，最终决定向桓温投降，亲上降表，桓温也接受了李势的投降，命人将李势及其叔父李福、堂兄李权等亲族十余人，送往京师建康。至此，成汉政权宣告灭亡，巴蜀地区正式并入东晋版图。
桓温平定蜀地，消灭成汉之后，并没有被这空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白，蜀地饱受战火荼毒，满目疮痍，如果不好好安抚，必然会使得刚刚平定下来的蜀地，重新卷入战乱。后来的北宋大将王全斌，正是犯了这个错误，他在消灭后蜀之后，纵容部下，肆意烧杀掳掠，恣意妄为，致使西蜀旧民怨声载道，最终导致蜀地全境皆反。
蜀地平定后，桓温采取了一系列安抚局面的积极措施，举贤旌善，选贤任能，启用了一大批成汉旧臣，像原来成汉的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人，桓温任命他们为参军，一时间，百姓咸悦，纷纷拥护晋廷收复蜀地。当然，后来王誓、邓定、隗文等成汉旧臣，又重新举兵作乱，但很快就被桓温出兵讨平了。桓温在蜀地驻军一个月后，不久便班师返回江陵，平蜀之役，以东晋的全面胜利圆满收官。
桓温率军收复蜀地，灭掉了成汉政权，将巴蜀纳入东晋版图，这对于偏安江东一隅的东晋朝廷而言，无疑是不世之功。如此一来，便将江东、巴蜀连成一片，东晋朝廷因此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大后方。
战后，朝廷自然要对平蜀之战的军事统帅桓温，论功行赏。永和四年(348年)，东晋朝廷欲加封桓温为豫章郡公，想要将豫章郡封给桓温。豫章郡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在古代便是人杰地灵，位置重要的战略要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的开篇就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明代中叶，宁王朱宸濠起兵谋逆，也是以江西南昌作为起兵造反的大本营。
然而，尚书左丞荀蕤却反对将豫章封给桓温，他向晋穆帝司马聃谏言，认为桓温一旦掌控豫章形胜之地，就会逐渐坐大，不受朝廷节制：“若温复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此！”不久，桓温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临贺郡公。从此，桓温声威大振，开始渐渐掌控朝政大权，将手渐渐从地方伸到了朝廷的权力中心。
平定蜀地，让桓温在朝中树立了绝对的声威与名望，同时，也让桓温逐步掌控朝中大权。当然，桓温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有更大、更宏伟的目标。在收复蜀地之后，桓温便将目光瞄向了北方，他开始筹划着一个更加宏伟的军事行动：北伐！
桓温一生，总共发起了三次北伐，他想通过北伐中原，收复北方故土，从而攫取更大的权力。不过，桓温想要北伐，也是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决定北伐之前，桓温首先必须要清除那些阻挠自己北伐的障碍。因此，有一个人，就撞到了桓温的枪口之上，成为了桓温第一个开刀的无辜对象，此人便是殷浩。
自平蜀以来，桓温威权日盛，桓氏一族的势力，也在日益不断扩张。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朝廷的忌惮，自古以来，功高震主，一向是为人臣子的大忌，当初，“王敦之乱”，就是因为王敦拥兵自重，难以驾驭，就连谢安晚年也免不了功高震主的厄运，也正是因为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建立了不世之功，才会被皇帝猜忌，奸佞构陷。谢安这样古今最完美的奇男子，都逃脱不了这样的周期律，更何况是野心勃勃的桓温！
朝廷担心桓温因为收复蜀地会自恃功高，自我膨胀，将来恐怕难以控制。所以，朝廷采取了制衡桓温权力的措施，当时，身为东晋宗室之首的会稽王司马昱，认为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素有盛名，朝野推伏，于是就让殷浩参与朝政，对他委以重任，通过重用殷浩，与桓温进行抗衡。
桓温当然明白朝廷重用殷浩的真正意图，他不是傻子，虽然心生不满，但桓温也知道殷浩几斤几两，不会掀起太大的风浪，加之无凭无据，桓温也不好随意发难。可是从此之后，桓温便将殷浩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自己想要北伐的最大障碍，就是殷浩，所以必须要除掉他。
这个时候，桓温的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了，他的治下所辖八州之地，逐渐形成了名义上在晋廷统治之下，实则与朝廷虚与委蛇的半独立状态，可以自行招募军队，调配资源。东晋朝廷对于这种“国中之国”现象的存在，显然已经无能为力，毕竟，桓温手中掌握着八州兵力，几乎占了东晋朝廷一半的兵力，如果桓温一旦举兵对抗中央，其危害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王敦之乱”。所以，朝廷只能选择隐忍，双方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 (《晋书·桓温传》)
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大乱。桓温认为，北伐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上书朝廷，趁着北方大乱，请求北伐，并且奏报了水陆并进的相关事宜。可是，面对桓温请求北伐的奏疏，东晋皇室迟迟没有表态。
东晋皇室为什么迟迟不肯表态？主要因为朝廷在犹豫，一方面，晋廷不愿意错过这次北伐的千载良机；但是另一方面，朝廷又在担心，如果桓温北伐，再次立下如平蜀那样的显赫军功，到时朝廷真的是难以驾驭。
因此，朝廷采用了一个折中办法，以殷浩、谢尚总理北伐事宜，借此削弱桓温的军权。永和六年(350年)，朝廷委任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随时待命进军中原。
想不到朝廷的这个举动，让桓温火冒三丈，彻底激怒了桓温，很明显朝廷这是釜底抽薪，趁机削弱自己的权柄。所以，桓温觉得有必要威吓朝廷一下，这一次，他不再像上回远征成汉那样客气了，而是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那个疯狂的举动。
永和七年(351年)十二月，桓温再次上表北伐，只不过，这一次，没等朝廷回复，即“拜表便行”，率领五万大军，顺流而下，东至武昌，摆出了一副北伐中原的架势。桓温的这一举动，立刻震惊朝野，《晋书·桓温传》记载，“内外噂沓，人情震骇”。幸亏当时，时任抚军大将军的会稽王司马昱，亲自给桓温写信，晓以大义，桓温这才回师荆州。事后，桓温特意给朝廷上了一道奏表，倒打一耙：
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弛，不遑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这件事情之后，朝廷似乎被桓温给搞怕了，所以，欲加封桓温为太尉，暂时安抚桓温，可是却被桓温拒绝了。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殷浩数次挥师北伐，意欲收复洛阳，平定中原。可是却屡战屡败，尤其是永和九年(353年)冬天，殷浩率领七万大军北上，却遭到了羌军姚襄的攻击，折损上万将士。殷浩北伐徒劳无功不说，反而接连损兵折将，军用物资亦被掠夺殆尽，令朝廷颜面扫地。如此一来，殷浩瞬间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朝野上下，对他的不满几乎达到了极点。
永和十年(354年)正月，桓温借着朝野对于殷浩的不满，趁机落井下石，上书弹劾殷浩，列举出了殷浩的种种“罪状”。最终，朝廷迫于桓温的强势，无奈之下，只得将殷浩削官夺职，废为庶民。
殷浩被废，从此，桓温独揽朝中大权，“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任何人也无法成为阻挠桓温北伐大业的障碍了。在搬掉了殷浩这块“绊脚石”之后，桓温便开始将北伐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在殷浩被削官夺职仅一个月后，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正式出兵，北伐前秦，亲率四万步骑主力，自江陵出兵，水陆并进，水路由襄阳直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兵锋直指南乡；其步军主力则由淅川(今河南淅川东)进攻武关；同时，又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兵出子午谷，从今天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兵分三路，北伐前秦。
起初，晋军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距离前秦都城长安仅有三十余里的地方，深入关中腹地，而秦军则节节败退。桓温率军攻打上洛，晋军历经血战，终于生擒前秦荆州刺史郭敬，之后进军青泥，大破秦军。
战局对秦军如此不利，前秦景明帝苻健于是调兵遣将，命丞相东海王苻雄、太子苻苌、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北平王苻硕等前秦宗室将领，统领五万大军，驻兵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负责阻击桓温的北伐大军。
同年四月，秦、晋两军，在蓝田展开了一场大战，战况极其惨烈。当时，前秦的淮南王苻生(后来的前秦皇帝，因为暴虐不仁，被苻坚发动政变所杀。)，单枪匹马，杀入晋军军阵之中，杀伤晋军将士甚众，骁勇异常，颇有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的风采，《资治通鉴》记载，“秦淮南王生单骑突陈，出入以十数，杀伤晋将士甚众”。
纵然秦军军中涌现出了这样一位勇冠三军的猛将，可是却依然没能扭转秦军蓝田之战的败局，桓温亲自上阵督战，在晋军凌厉的攻势之下，秦军大败；与此同时，桓温的五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击败前秦丞相苻雄主力。这样，桓温率领晋军，接连击败秦军，顺利挺进关中，大军向长安步步逼近，灭秦，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桓温挥师挺进关中之后，转战灞上，可以说，前秦此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随时面临着亡国之患。因此，秦军采取收缩战线的战术，以固守长安，积极抵御桓温为上策。太子苻苌统领所部秦军，退守至长安城南，前秦皇帝苻健则亲领六千羸兵，固守长安内城，似乎要死守长安，要在长安四周与晋军决一死战。
自从桓温北伐以来，一路势如破竹，犹如秋风扫落叶，尤其进入关中之后，长安三辅地区附近的不少郡县，纷纷归顺桓温，桓温积极安抚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关中百姓纷纷“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许多老人失声痛哭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本来，桓温挺紧关中后，应该一鼓作气，攻下长安，彻底消灭前秦。然而，桓温此时却按兵不动，迟迟不向长安进军。
虽然，桓温北伐，一直在打胜仗，可是，此次北伐，却暴露出了晋军的一个致命短板：粮草补给。根据《晋书·苻健载记》的记载：
初，健闻温之来也，收麦清野以待之，故温众大饥。至是，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及至潼关，又为苌等所败。
桓温北伐，大军深入关中腹地，军粮短缺，补给不足，而且，晋军挺进关中之时，恰逢收麦时节，桓温于是想要就地收麦，以补充军粮，因此才屯兵不前。前秦皇帝苻健似乎发现了晋军这一短板，迅速捕捉到了战机，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收割麦粮，同时坚壁清野。
如此一来，晋军便陷入了粮草不济的困境。权衡之下，此次北伐的战绩，已经足以向东晋朝野交代，并且，此战也歼灭了前秦大量精锐主力。因此，桓温准备撤军返回江陵，同时将关中地区三千多户百姓，也一同迁往江陵。
晋军一撤，秦军趁势发起反击。先前，前秦丞相苻雄亲率七千铁骑，突袭子午谷，大破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所部，司马勋被迫退守女娲堡；如今桓温撤军，苻雄又率军在白鹿原与晋军一战，晋军失利，阵亡一万余人；之后 苻雄又领军攻打陈仓，大败晋将司马勋、王擢。在秦军的反击之下，晋军伤亡惨重，桓温的第一次北伐，终以如此结局草草收场。
桓温的第一次北伐，虽然最后因为粮草补给不足，折损甚众。但是，就整体战局而言，桓温第一次北伐，战果要远远大于折损，甚至曾经一度挺进关中，深入前秦腹地，如果不是秦军抢先收麦，只怕亡国破家已成事实。
第一次北伐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桓温自然是不甘心的。很快，桓温便开始筹划第二次北伐，只不过，这一次，桓温不再将枪口对准关中，而是指向了中原地区，直取洛阳。桓温这一次要一举收复晋室旧都洛阳，此次北伐，桓温要完成一个空前的战略计划：收复洛阳！
桓温第一次北伐两年之后，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温多次上表朝廷，请求朝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还于晋室旧都，言外之意，就是请求朝廷让自己发兵洛阳，可是，朝廷却迟迟没有应允。或许是迫于桓温的压力与军权，不久之后，晋廷即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全权负责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的征讨事宜。就这样，桓温人生中的第二次北伐，由此拉开了帷幕。
同年七月，桓温从江陵出兵，二度北伐，派遣督护高武据守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驻河上，自己则亲率主力大军，进逼许昌、洛阳；同时，桓温上疏朝廷，请求徐、豫二州出兵淮泗，进入黄河流域，以配合主力，直取洛阳。
当时，桓温率领大军，经过淮泗，与属下幕僚登上楼船，眺望中原，想到北方故土至今仍在五胡之手，不禁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手下记室袁宏却说道：“远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不想，桓温听后，脸色陡然一变，然后厉声斥责袁宏，还举出了汉末三国时期荆州牧刘表的历史典故：
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 (《晋书·桓温传》)
八月，桓温大军师次伊水，当时，羌军首领姚襄，正在率军围攻洛阳。可是，当姚襄得知桓温大军远征来袭，当机立断，立刻从洛阳撤围，将羌军精锐部队埋伏于伊水以北的密林之中，在伊水以北据水而战，准备迎击桓温。
除了在伊水以北列阵备战的同时，姚襄还专门派遣使者告知桓温：
承亲帅王师以来，襄今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拜伏路左。 (《资治通鉴》)
桓温马上回复，语气非常强硬：
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者便前，相见在近，何烦使人！ (《资治通鉴》)
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两军对阵于伊水，桓温亲自披甲督战，晋军在桓温的指挥下，结阵向前攻击，阵形整齐，号令统一，桓温的弟弟桓冲与诸将奋勇杀敌，终于大破羌军，羌军死者达数千人。姚襄兵败伊水，只能带着麾下仅剩的数千残兵败将，逃往洛阳北山，桓温趁着姚襄逃亡，羌军新败之际，趁机挥军，收复洛阳，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金墉城。
收复洛阳，可是自晋室南渡以来最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了，因为洛阳是五胡入华之前，晋朝原来的国都，如今，收复晋室旧都洛阳，不就证明距离平定中原，驱逐五胡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吗？
桓温击破姚襄羌军，收复洛阳之后，首先，亲自前往晋朝先帝皇陵，然后设置“陵令”一职，负责修缮已经遭到毁坏的皇陵。不久，桓温旋军班师南返，同时又将归降的三千多家百姓，迁至长江、汉水一带，至此，桓温的第二次北伐，即以大破羌军，收复旧都洛阳的大获全胜而完美落幕。
班师返回荆州后，桓温又先后出兵剿灭了蛮贼文卢、妖贼李弘，将这二贼的首级传送京师建康。到了升平四年(360年)，也就是谢安正式出仕，出任桓温幕府司马的这一年，桓温晋爵为南郡公，并且，朝廷将他先前临贺郡公的爵位降为县公，将其封给了桓温的次子桓济。
第二次北伐，虽然成功收复了洛阳，但是，当时北方的局势，却依旧不容乐观，依旧处于动荡之中，洛阳城现在就如同一块肥肉，是各方势力巨兽扑食的对象。比如，桓温班师不久，原本已经收复的司、豫、青、兖四州之地却再次失陷，得而复失。
隆和元年(362年)，前燕大将吕护率军进犯洛阳，东晋河南太守戴施启程而走，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洛阳战事危急。面对洛阳危局，桓温先是命令竟陵太守邓遐率领三千兵马，协助陈祐守卫洛阳。同时，桓温再次上疏朝廷，请求迁都洛阳，只有晋室还都洛阳，才能抑制住北方乱局，并且桓温还建议朝廷：
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劝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
然而，朝廷却又一次驳回了桓温请求迁都洛阳的建议，原因有二。其一，晋室南渡已久，根深蒂固，况且，在南方又有江东士族的鼎力支持，如果迁都洛阳，将会孤掌难鸣；其二，洛阳是桓温率军收复的，如果朝廷一旦迁都洛阳，将会彻底落入桓温的势力范围。到时候，桓温就会像当年曹操裹挟汉献帝到许昌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廷、皇室，就会真正成为桓温的掌中玩物。
虽然，朝廷没有同意桓温迁都洛阳到提议，可是为了稳住桓温，朝廷同时也免去了桓温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的要职，改授为都督并、司、冀三州诸军事，可桓温却上表推辞。当然我们也知道，桓温这么做只是摆摆姿态，这是他的欲擒故纵之计。
随着平蜀以及先后两次北伐的胜利，此时的桓温早已威震天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的热血少年了。现在，一般的军政要职，已经不能满足桓温的胃口。现在的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
所以，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封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同时又“寻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至此，桓温才成为了东晋朝廷真正意义上独一无二的军事领袖，一国军政尽在己手。
第二年，兴宁二年(364年)，刚刚官拜大司马的桓温，亲率水师，进驻合肥，准备进行第三次北伐，平定北方边患，收复中原。可是，朝廷却不想让桓温继续北伐了，同年五月，朝廷又进封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命侍中颜旄前去宣旨，召桓温入朝辅政。可是，桓温却表奏朝廷，以中原尚未平定为由借故推脱：
臣知舍此之艰危，敢背之而无怨，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深华桑梓遂埋于戎狄。若凭宗庙之灵，则云彻席卷，呼吸荡清。如当假息游魂，则臣据河洛，亲临二寇，广宣皇灵，襟带秦赵，远不五载，大事必定。...... (《晋书·桓温传》)
可以看出，此时的桓温，已经有了足够和朝廷分庭抗礼的资本，朝廷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了。对于桓温的故意推托，朝廷自然不能答应，可是又不能采取什么强硬措施，毕竟，桓温如今是执掌全国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最终在多方斡旋之下，桓温驻兵于赭圻，上表朝廷，辞让录尚书事一职，只是遥领扬州牧。
兴宁三年(365年)，前燕再次兴兵攻打洛阳，陈祐出逃，洛阳战事再次告急。为了扭转洛阳战乱不断的危局，晋廷势必要发起第三次北伐。当时，会稽王司马昱在朝辅政，特地与桓温在洌洲(今安徽和县)进行了一次会晤，商议第三次北伐的事宜，让桓温先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准备进行第三次北伐。而此时，却传来了晋哀帝司马丕驾崩的噩耗，皇帝驾崩，一切皆以国丧为重，所以，这一次的预备北伐，只得再次作罢。
太和三年(368年)，已经身为大司马的桓温，获加朝廷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至此，桓温真正登上了人生事业的巅峰，成为了江左朝野中独一无二的第一权臣，以及东晋朝廷的实际掌控者，权势与地位，甚至超越了当年的王敦、庾亮、庾翼。可以说，在谢安尚未进入朝廷中枢之前，朝中再也无人对桓温进行掣肘，直至谢安进入权力中枢机构，官拜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此时的桓温，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人可与其匹敌。
那么，登上权力巅峰，位极人臣，独揽东晋军政大权的桓温，是否会安于现状，老实本分地做一世权臣呢？答案是，当然不会。这个时候的桓温，想要得陇望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的狼子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一个更加庞大的人生事业的计划，正在这位天下第一权臣的头脑中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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