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曾经写过一组非常有名的名诗《咏怀古迹五首》。这是杜甫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于夔州(今重庆奉节)所作，五首诗分别吟咏了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五位历史人物在长江三峡一带留下的历史古迹，诗中高度称颂了这五位历史人物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以及对于他们各自人生遭遇以及人生结局的深深同情。
在这五首《咏怀古迹》的第五首中，就是杜甫专门为蜀汉名相“卧龙”诸葛亮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怎么写的：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其中，“诸葛大名垂宇宙”、“运移汉祚终难复”两句，写尽了诸葛孔明一生的传奇与悲哀。诸葛亮一生，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六出祁山，一生所求就是收复中原，匡复汉室江山。可是，最终，却只能留下“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临终遗言《自表后主》，饮恨五丈原。
作为与诸葛亮齐名，甚至比诸葛亮还要完美的千古一相谢安，显然要比诸葛亮的壮志未酬幸运得多。诸葛亮一生渴望匡复汉室，未能实现，最终抱憾而终。可是，谢安却与诸葛亮大不相同。在晋室江山面临倾覆的危局之下，谢安凭借着一代无双国士的智谋与担当，力挽狂澜，粉碎了野心家桓温的篡权阴谋，拯救了摇摇欲坠的晋室江山，使得东晋国祚得以继续延续。从这一点上，谢安要远远胜过诸葛亮。所以，在笔者看来，可以将杜甫的那两句诗改为“安石大名垂宇宙”、“运移晋祚终成复”。
那么，谢安是如何一步步挽救命在旦夕的晋室江山，又是如何与狠绝的一代枭雄桓温斗智斗勇，并且粉碎了他的阴谋？在接下来的行动中，谢安又是如何巧妙布局，动摇桓温在朝中的根基呢？
当时的情势是这个样子，桓温觊觎晋室江山的野心，在整个晋廷上下，都已经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了，晋室江山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被桓温取而代之。而谢安凭借着自己的无双智谋与风云手段，与桓温斗智斗勇，将整个桓氏集团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次次挫败了桓温企图篡夺晋鼎的阴谋，将桓温一步步引入自己设计的圈套中。但是，这种小打小闹，并未对桓温的实力形成任何有效损伤，朝中依旧是“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格局。
所以，接下来，谢安就要采取更大的行动，不仅要一次性地灭掉桓温篡夺晋室天下的所有希望，更要将桓氏一族集团这个威胁皇权的庞大政治阵营，连根拔起。而他与桓温桓温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个空前的逆转，从最初的貌合神离，虚与委蛇，表面还留有一丝余地，到最后直接兵戎相见，彻底撕破脸皮，这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呢？故事还得从简文帝司马昱的临终托孤讲起。
简文帝即位不久，桓温便率军返回白石(今安徽当涂以西)，同时，他又上疏朝廷，请求归镇姑孰。可是，简文帝专门下诏，进封桓温为丞相，大司马官职一应如故，让他做文武百官之首，并且，希望桓温可以留在京师建康辅政：
大司马明德应期，光大深远，上合天心，含章时发。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陆，道固万世。今进公丞相，其大司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镇社稷。 (《晋书·桓温传》)
桓温当然明白皇帝此举的用意，名义上让自己升任丞相，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拴在京师，远离驻地与军队，使得他脱离对于军队的指挥权。桓温一向都不看重这些虚名，在他看来，实惠要比虚名更重要，什么是实惠呢？军权与地盘。在那个乱世里，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枪杆子，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只有手上掌握了军队，才有资本图谋天下。所以，朝廷先前好几次让桓温位居百官之首，入朝辅政，都被桓温拒绝了，对于军权，桓温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桓温归镇姑孰，实际上正是为了摆脱晋廷掣肘，所以，他果断地拒绝了朝廷让自己出任丞相，入朝辅政的诏命。可是，简文帝并不想这样放弃，还想再努把力，后来，简文帝派遣侍中王坦之，再次征召桓温入朝辅政，并以增邑万户作为条件。尽管，朝廷已经退让到了这种地步，还开出了那样诱人的条件。可是，桓温依旧不为所动，没有买皇帝的面子，再一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桓温，他手中的权力，已经大到足以公开违逆朝廷和天子的旨意，而朝廷对此显然已经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如此一来，就把身为一国之君的简文帝司马昱摆在了一个尤为尴尬、难堪的位置。
本来，司马昱就是东晋司马氏一个普通的宗室亲王，皇位怎么轮都轮不到他手上，他这个皇位纯粹就是捡来的，阴差阳错地被桓温扶上皇位。可是自从他登上皇位之后，他便形同傀儡，大权旁落，处处受制于桓温，几乎满朝文武都知道，皇帝就是桓温手中的一个玩物。因此，简文帝司马昱这个皇帝当得是相当委屈，相当窝囊，终日郁郁寡欢。很快，简文帝在心情极度压抑的情况下，忧愤成疾，身体垮了。
简文帝是太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372年1月6日)被桓温拥立为帝，结果，咸安二年七月甲寅(372年9月7日)，在位仅仅八个月的简文帝司马昱，就因为忧愤成疾，病重垂危，比他父亲晋元帝司马睿还要惨，起码晋元帝还当了六年皇帝，唯一不同的是，桓温没有像王敦那样起兵作乱。东晋朝廷再一次面临皇位更迭与权力交接的严峻考验。
简文帝深感大限将至，不久于人世，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死后的身后事，以及朝政未来的走向。而刚刚册立为太子的司马昌明(司马曜)，也就是后来的晋孝武帝，当时只是一个仅仅十岁的孩子。
一个十岁的孩子，将来即位后肯定无法独立执掌国政，加上此时东晋朝廷内忧外患，群狼环伺，内有桓温专权，意欲取代晋室；外有北方强敌前秦如日中天，大有一统北方之势，而桓温取代晋室江山已是箭在弦上，势不可当。简文帝非常担心，年幼的太子，难以驾驭桓温这匹饥饿的豺狼。所以，安排身后之事，无疑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既要为太子安排一个平稳的朝局，又要安抚好权臣桓温。
于是，咸安二年(372年)七月，简文帝重病缠身之际，再次紧急传召桓温入朝，甚至在一昼夜之内连发四道诏书，可见何等迫切。其中，有一道诏书是这样说的：
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惙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 (《魏书·司马昱传》)
很明显，病重的简文帝，这是要将年幼的太子和晋室江山托付于桓温。即使这样，桓温依旧没有答应皇帝征召自己入朝辅政的请求，他害怕这是一个圈套，自己只要一入京，就会彻底被索于京师。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入京，不过，桓温却给简文帝上了一道奏表，向皇帝推荐谢安和王坦之作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帝：
圣体不和，以经积日，愚心惶恐，无所寄情。夫盛衰常理，过备无害，故汉高枕疾，吕后问相，孝武不豫，霍光启嗣。呜噎以问身后，盖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贤时誉惟谢安、王坦之才识智皆简在圣鉴。内辅幼君，外御强寇，实群情之大惧，然理尽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陈力，公私为宜。至如臣温位兼将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顾，但朽迈疾病，惧不支久，无所复堪托以后事。 (《晋书·桓温传》)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桓温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简文帝病危之际，桓温趁机拿下顾命大权，多好的机会，可以借此一举取代晋室。而桓温却要将顾命大权转交于谢安、王坦之，不是白白断送大好机会吗？其实，桓温有他自己的打算。
谢安时任吏部尚书，王坦之为侍中，二人都是当时文臣集团的代表人物，又是朝中士族的中坚力量。因此，由谢安、王坦之辅佐幼帝，看上去似乎还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桓温之所以这样干，实际上是他的欲擒故纵之计。
虽然，桓温表面上推荐谢安、王坦之为顾命大臣，其实他有自己的心思，他是想借此要挟简文帝临终之际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最好能给自己留下一个“正式文件”，也就是所谓禅让的遗诏。到那时，桓温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君临天下，取代晋室也能顺理成章，也可以免受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口诛笔伐。
应该说，直到现在，桓温还是想以一种非流血的和平方式，取代司马氏，就像前文所说的一样，桓温也有羞耻之心，他非常在乎后世史书对于他的盖棺定论，他不想在后世史书中留下窃国大盗的骂名。或许，正是因为桓温的这种羞耻之心，才给了谢安接下来削弱桓氏一族实力的行动提供了一条便利通道。
可以看出，谢安与桓温之间的政治博弈，就是一场心理攻防战。谢安利用桓温的顾虑，一点一点给桓温布局，一点一点让桓温走进自己布置的棋局中，进而达到他一步一步蚕食桓温势力的目的。
简文帝都已经让步到了这种地步，甚至将太子和国事托付于桓温，以此希望桓温可以入朝。可是，桓温却依旧油盐不进，迟迟不愿入朝辅政。无奈之下，病中的简文帝，只得立下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让桓温效仿周公辅佐周成王的先例。同时，遗诏中又以刘备白帝城托孤为例，“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如果日后太子可以辅佐，你就尽心辅佐，如果不能辅佐，你桓大司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自己取而代之。
简文帝立下这道遗诏，这就是完全放权于桓温，等于赋予了桓温篡夺晋室江山的合法性，让桓温拥有了一把改朝换代的“尚方宝剑”，倘若有人反对，桓温大可凭借这道遗诏，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如果简文帝的这道遗诏一旦颁行天下，那将会彻底断送大晋国祚，将江山社稷拱手相送。
所以，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文臣集团与文人士大夫阶层，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皇帝此时此地之决断，事关晋祚存亡，而在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当然是谢安。谢安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阻止皇帝，力谏简文帝，修改遗诏内容，决不能让这份遗诏颁行天下。同时，谢安也能趁机借此次遗诏事件，削弱一下桓温的实力。
那么，谢安该如何促使简文帝修改遗诏？在谢安看来，皇帝之所以在临终之际会立下这样一道遗诏，那是因为简文帝被桓温搞怕了，畏惧桓温的权势，才会立下这样的遗诏。因此，如果想要让简文帝修改遗诏，必须要强硬起来，与其说是促使皇帝修改遗诏，倒不如说是迫使皇帝修改遗诏。
不过有趣的是，这次谢安并没有亲自出面力阻简文帝，而是由王坦之出面。谢安为什么不出面劝阻皇帝，而是让王坦之代劳呢？因为谢安当时已经升任吏部尚书，总理吏部政务，如果自己出面向皇帝进言，会有越俎代庖之嫌。而王坦之时任侍中，作为天子的高级顾问，还是由王坦之出面似乎更为妥当，不会落人口实，谢安则在幕后掌控一切，洞悉全局。在这次谢安、王坦之联手对抗桓温的行动中，王坦之只是执行者，而谢安才是真正的推手，真正的幕后大佬。
那么，王坦之是如何劝阻简文帝呢？王坦之一向以直筒子脾气闻名，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正如当初郗超故意轻慢自己与谢安，王坦之实在耐不住性子，准备转身离开，还是最后被谢安拦住。
根据史料文献记载，王坦之手持遗诏，走进简文帝的寝宫，当着简文帝的面撕毁了遗诏，动作干净利落，这是向简文帝表明文臣集团坚决不同意这份遗诏上的内容。看到王坦之态度如此坚决，身为皇帝的简文帝无奈地说道：“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我能得到天下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我的皇位都是桓温给的，爱卿你何必如此执着呢？
听到简文帝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王坦之立刻铿锵有力地反驳道：“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天下乃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岂能独断专行？宣帝就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晋宣帝司马懿，元帝则是简文帝的父亲晋元帝司马睿。言外之意就是，晋室的天下，不是陛下你一个人的，那是司马家的天下。现在陛下你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对得起司马氏的列位先帝吗？
王坦之此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在用祖宗家法逼迫简文帝，提醒简文帝，不要忘了你姓司马，你的所作所为，都要为司马氏负责，为天下百姓负责。在王坦之的强势逼迫之下，没有办法，病入膏肓的简文帝，只得命王坦之重新起草一份遗诏：“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让桓温效仿诸葛亮、王导旧例，在皇帝驾崩之后，辅佐幼帝，让他获得辅政之权。
经历这样一番波折之后，简文帝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解脱。就在简文帝重新立下遗诏的当天，简文帝司马昱驾崩于东堂，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五十三岁。简文帝司马昱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说他幸运，是他登上了原本不属于他的皇位；说他不幸，作为一国之君，却如同傀儡，大权旁落，巍巍皇权形同虚设，在位仅仅八个月，屁股还没有坐热龙椅，就忧愤成疾，撒手人寰。
简文帝司马昱驾崩，按道理，大行皇帝殡天，群臣理应拥立皇太子登基。可是，群臣百官由于太过畏惧桓温，迟迟不敢拥立新帝，甚至有人认为，拥立新帝一事，应该由大司马桓温决定，毕竟连简文帝都是桓温所拥立的，“当须大司马处分”。不料，尚书仆射王彪之却义正辞严地反对：
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咨，必反为所责。
王彪之认为，皇帝驾崩，太子即位，是合理合法的事情，现在当务之急是拥立太子登基。如此一来，群臣一致拥立太子登基，于是，太子司马曜即皇帝位，这就是东晋历史上的第九位皇帝——“晋孝武帝”。
简文帝驾崩，孝武帝即位，但是由于孝武帝年幼，当时还只是一个年仅十一岁，少不更事的孩子，肯定不能独立处理国政。所以，褚太后认为，此时正值先帝国丧，而且新君年幼，得有柱国之臣辅弼左右，还是应该征召桓温入朝辅政，“依周公居摄故事”。
谢安、王坦之当初费了多大劲，才促使简文帝在临终之际修改遗诏，现在绝不能因为太后的一道懿旨，让先前的一切心血、努力付之东流。最后，又是王彪之极力反对，才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
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 (《资治通鉴》)
在谢安的运筹帷幄，以及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促使简文帝临终之际更改遗诏内容，力保年幼的孝武帝司马曜顺利登基，完成了东晋朝廷这次平稳的权力过渡。同时，又大大挫败了桓温篡夺江山的阴谋，使得桓温企图提前篡夺晋室的计划宣告破产。所以，纵观谢安与二王这次所筹划的“遗诏事件”，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一箭双雕。既让新帝顺利登基，另一方面又力挫了权臣的阴谋。
不仅如此，这次“遗诏事件”的行动，又间接奠定了桓温死后的东晋朝政格局，谢安、王坦之、王彪之三人，成为了桓温死后，孝武帝执政初期朝廷中枢内部著名的“三驾马车”辅政格局。并且，通过这次遗诏事件，以及力保孝武帝即位，也让谢安与王坦之、王彪之“二王”形成了反对桓温篡权的统一战线，从此，谢安不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作战，他的背后，是整个文臣集团的全力支持。
而且，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谢安与“二王”，他们的身后更有士族的支持。谢安是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而王坦之与王彪之则分别是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看似谢安的身后是朝廷的文臣集团，但是除了文臣集团，更有主导东晋政治体系的士族集团，支持谢安与桓温的博弈。
那么，疑问就来了，士族为什么要支持谢安呢？归根结底，四个字：门户利益。首先，桓温虽然也出身士族，但是不要忘了，他是靠什么起家的？军功。平定蜀地、三次北伐、收复寿春，灭袁氏父子，让他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更何况桓温的目的是要取代司马氏，建立一个属于桓氏一家一姓的天下，而不是士族天下。单从这一点上，桓温以及桓氏集团，与士族利益是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第二，在魏晋门阀士族政治盛行的时候，无论是皇室，还是士族，都秉承一个原则，平衡。只有平衡，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绝不能允许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一家独大，就会造成各方政治势力的失衡。
比如，魏文帝曹丕当年推行“九品中正制”，是为了笼络士族，同时他也在有意限制士族的权力，故而在临终托孤之际，才会采取以曹氏宗亲与士族门阀相互牵制，巩固魏国统治的策略；还有，东晋初期，“王敦之乱”最终为什么会失败？不正是因为王敦权欲熏心，企图一人凌驾于皇室与士族之上，以至于招致天下人群情讨之。所以在王敦死后，晋明帝才会那么迅速地平定“王敦之乱”。
可是如今，桓温权倾朝野，桓氏一家独大，企图将司马氏取而代之。这样，就与皇室与士族秉承的平衡原则，背道而驰。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在谢安与桓温的斗智斗勇中，士族集团自然而然，与谢安站在一起，全力支持谢安。
不过，也正是因为此次遗诏事件，使得谢安与桓温的关系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逆转，成为了二人关系彻底恶化，正式决裂的诱因。对于谢安来说，一张巨大的罗网正在向他慢慢撒来。
本来，按照桓温事先定下的计划，他是希望简文帝在临终之前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一切都在桓温的计划中，不曾想，谢安却来了一招“避实就虚”、“釜底抽薪”，促使简文帝临终前修改遗诏，扶持幼主登基，而桓温只获得了一个辅佐幼帝的辅政权力，使得桓温的计划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一场。所以，桓温心中充满了失落、愤怒与不忿，煮熟的鸭子飞了，他在给弟弟桓冲的信中，这样发泄他的不满：“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桓温知道，修改遗诏这个主意，一定出自谢安之手。以王坦之、王彪之的头脑与智谋，肯定谋划不出这样周密的计划。除了谢安，天下又有谁能拥有如此无双智谋，可以筹谋出这样严丝合缝且又切中要害，同时兼具大格局的计划！
因此，遗诏事件，成为了谢安、桓温二人关系恶化的直接诱因，这是谢安第一次公开与桓温宣战。从前，谢安对待桓温，都是采取进退有度的策略，而这次则是当面向桓温亮剑。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温疑王坦之、谢安所为，心衔之”。此时的桓温，对谢安、王坦之二人恨之入骨，尤其是对谢安。
在桓温看来，只要谢安立于朝堂一日，自己想要取代晋室江山便难如登天。所以，这个时候，桓温对谢安已经起了杀心，必须要除掉谢安。桓温为了夺取皇权，杀了不少人，连曾经煊赫一时的庾氏家族，都被桓温屠戮杀尽了。今天为了清除自己取代晋室道路上的障碍，也会毫不客气地对谢安举起屠刀。所以，谢安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桓温对自己已经起了杀心。
当时，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之初，由于皇帝年幼，为了安抚桓温，朝廷便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达了一道诏令：“先帝遗敕云：‘事大司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尽敬。”不久，朝廷又颁布一道诏令：
大司马社稷所寄，先帝托以家国，内外众事便就关公施行。
之后，朝廷又特意委派时任吏部尚书的谢安，前去征召桓温入朝辅政，并且，朝廷还赋予了桓温一项特权“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贲六十人”。可是，面对新帝即位之后，朝廷的主动示好，桓温依旧拒绝了朝廷的征召，既不接受这项特权，又不入朝辅政。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却让事态出现了惊人的逆转，使得东晋朝廷遭遇了孝武帝即位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怎么回事？
原来，孝武帝刚刚即位的第三个月，也就是咸安二年(372年)十一月，妖贼卢悚率领三百教众，攻入建康殿庭，大肆掠夺武库兵器，弄得京师建康人心惶惶。不过，这场跳梁小丑似的变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卢悚之乱的目的，他打出的旗号，就是迎立废帝海西公司马奕复辟。
卢悚之乱，矛头直指桓温，因为当初桓温在朝中废帝立威，正是废黜了原来的皇帝海西公司马奕，拥立了简文帝司马昱。可是如今，卢悚之乱打出迎立海西公司马奕复位，其实就是向当初桓温的废帝举动发出挑战。同时，这场变乱，也从客观上推动了谢安、王坦之、王彪之“三驾马车”以及整个文臣士族集团与桓温的对抗。
这个突发事件，无疑大大刺激了桓温。它让桓温再次认清了一个现实，一个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那就是桓温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年过花甲，英雄垂暮，如果再不抓紧取代晋室，就真的没有时间了。所以，桓温觉得，有必要入京一趟，加快逼迫晋室禅让的脚步。另外，此番入京，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除掉谢安！
到了第二年，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带领数万大军，入朝觐见，拜谒皇陵，这是继简文帝驾崩后桓温第一次入京朝拜新君，而且还是带着数万人马的军队，席卷而来。根据《晋书·谢安传》的记载：
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
当时，京师建康谣言纷纷，所有人都认为，桓温此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朝廷以前那么多次征召他入朝，他都不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一次竟然主动入朝，而且还是带着军队来的，一定没安好心。
根据史料记载，“是时，都下人情恟恟，或云诛王、谢，因移晋室”。几乎所有人都在疯传，桓温此次入京，其目的就是首先诛杀谢安、王坦之，再趁机逼迫晋帝禅让，一举夺取晋室天下，如同当年司马氏取代曹魏江山那样，避免不了要掀起一场血腥的杀戮与刀光剑影。
虽然，桓温这一次是带兵入朝，但是他却止步于新亭，并未入城，而是将军队驻扎在京城之外，并且指名道姓要朝廷让谢安、王坦之到新亭来见自己，摆明了这是要杀掉谢安、王坦之的节奏。
尽管，桓温此时已经陈兵京畿，可是朝廷依旧不敢得罪桓温，这只豺狼一旦发起狠来，可比当年的“王敦之乱”还要可怕，京师建康到时候定会一片尸山血海。所以，朝廷以小皇帝的名义，再次下诏，抚慰桓温：“公勋德尊重，师保朕躬，兼有风患，其无敬。” (《晋书·桓温传》)
不仅如此，既然桓温指名道姓让谢安、王坦之到新亭去见他。于是，朝廷就委派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率领百官前往新亭，迎接桓温，“百僚皆拜于道侧”，场面异常隆重。众所周知，因为劝阻先帝修改遗诏内容，扶持孝武帝登基，谢安、王坦之与桓温已经结下了很深的梁子，桓温对这二人恨之入骨。
桓温此次带兵进京，就是为了除掉谢、王二人。如今朝廷派谢安、王坦之前去新亭迎接桓温，不是等于羊入虎口。现在的情况，桓温是执刀之人，杀人的屠刀，全部握在桓温手中，而谢安、王坦之此时则是待宰的羔羊，此行可谓危险重重，九死一生。所有人都清楚谢安、王坦之这一去纯粹就是送死。
新亭，对于谢安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当年，谢安东山再起，正是从新亭出发，迈向了朝堂，成为了现在的朝廷重臣，官拜吏部尚书；如今，谢安又要在新亭直面一代枭雄桓温，去独自面对野心家已经高高举起的屠刀，与桓温彻底分道扬镳！
这时，桓温陈兵新亭，在新亭摆好筵席，静候谢安、王坦之二人的到来，很明显，这是一场蓄谋已久，暗藏杀机的东晋版“鸿门宴”。一旦过去，等于是进入了桓温的掌控之中，以桓温杀伐果断的狠绝，必定是凶多吉少。
所以，一向口无遮拦，以暴脾气著称的王坦之，这个时候也害怕起来。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千钧一发的时刻，国家危难之际，谢安却保持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他神情镇定，镇定自若地对王坦之说了流传千古的八个字，——“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晋室江山的生死存亡，全在今日你我一行了，这与前文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中的“运移汉祚终难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安的言外之意就是，如今，可以拯救大晋国祚之人，只有咱们了，你我身为晋臣，理应共赴国难。
就这样，在一片期待的目光注视之下，谢安与王坦之，踏上了前往新亭的路途，直面枭雄桓温，拉开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新亭对决”的序幕。
几乎现在，晋廷上下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谢安，所有人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谢安的身上。目前只有谢安能够与桓温抗衡，力挽狂澜，拯救晋室江山。那么，谢安与桓温的此次“新亭对决”究竟如何？各种史料文献均有精彩的记载，就以《世说新语·雅量》中的记载为例：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那么，新亭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桓温在新亭布置了重兵，谢安、王坦之一到新亭，就发现气氛不对。桓温的军营内外，层层兵甲，布满了桓温的亲兵，刀出鞘，弓上弦，营内，桓温则在帷幕后，暗藏了无数刀斧手。只要桓温一声令下，伏兵四起，谢安、王坦之，顷刻间就会身首异处。所以，谢安、王坦之这个时候是真正进入了狼窝。
在这样杀气腾腾的氛围下，两人的表现与反应，截然不同，高下立判，泾渭分明。首先，来看一看王坦之是什么表现？根据《晋书·谢安传》的记载，“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王坦之当时紧张到了什么地步？他汗流浃背，衣衫都湿透了，连手中拿的笏板都给拿反了，毫无魏晋名士的文雅气度，昔日的锐气更是荡然无存。
王坦之当初力谏简文帝修改遗诏，是何等强硬霸气，如今却紧张成这副样子。所以，可见一到危机时刻就可以看出，谁是好汉，谁是懦夫。
相比于王坦之的狼狈不堪，谢安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风度。只见，谢安镇定自若，稳如泰山，“安从容就席”，谢安非常淡定地望了望台阶，然后快步走到座位上，接着拿出自己的绝活——“洛下书生咏”。“洛下书生咏”是谢安的一项特殊技能，曾经在文人士子中形成了一种十分流行的风尚。所以，谢安便以“洛下书生咏”的方式，吟诵起了“竹林七贤”之首嵇康《赠秀才入军》中的诗句：“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看上去非常轻松自在，似乎根本不把这样杀气腾腾的阵仗，放在眼里。
等坐定之后，谢安以他敏锐的观察力，立刻觉察出了新亭的情况异常紧张，剑拔弩张，他判定桓温一定在暗中埋伏了杀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占得先机。于是，谢安冷不防地抛出一句话，瞬间让桓温惊出了一身冷汗：
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 (《晋书·谢安传》)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听闻有家国大义的诸侯，他们的军队都应该守卫四方，为天子镇守外藩，而大司马您为什么要将兵士藏在幕后。言外之意就是，你作为一国大司马，你应该将军队用于镇守四方，抵御外敌，可是你却动用国家公器，用于清除异己。另外，你堂堂当朝第一权臣，何必玩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
谢安一双慧眼，一下就看破了桓温的阴谋。区区一句话，就让桓温放弃了杀掉谢安的念头，他只能无奈地苦笑道：“正自不能不尔耳。”安石，你误会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本来，桓温是计划在新亭杀掉谢安、王坦之，结果这时，桓温居然和谢安把酒言欢，两个人竟聊起了家常。所以，“新亭对决”，谢安以一种极其温情的方式，瞬间将危险化于无形之中，用自己独特的“温情战术”，化解了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
那么，谢安为什么如此笃定桓温在听完这句话后会放弃杀掉自己的念头呢？首先，在那样一种极端严峻的情势下，只有保持绝对的冷静，才能镇得住剑拔弩张的场面，使得桓温不敢轻举妄动，他会误以为谢安留有后手。
其次，谢安此话一出，便已占了先机，使得桓温失去杀了谢安、王坦之的理由。桓温若是再行杀戮，也是师出无名，名不正言不顺。如果真的杀了谢安、王坦之，就会使得自己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
最后，谢安和王坦之此行是奉朝廷之令迎接桓温，并且当时百官在场。更何况谢安是朝中文臣集团的代表，在士林阶层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如果桓温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了谢安，对上是与朝廷为敌，对下则与整个文臣、名士阶层为敌，桓温还没有蠢到那种地步。综合以上三点，谢安断定此言一出，桓温便不会再掀杀戮。
虽然，最终事情的发展，如谢安所预料的一样，但这依然是一步极其凶险的险棋。谢安这是拿自己的性命与在场所有百官公卿的性命在赌博，结果他赌赢了。早在桓温行废立之举时，谢安便已看出，桓温自第三次北伐战败归国，便已是强弩之末，废立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所以，此次谢安只是略施小计，略微施展了一下口舌，就让桓温被迫接受了自己成为先帝遗命辅政大臣的事实。
在赴新亭桓温设下的“鸿门宴”之前，谢安和王坦之，一个是吏部尚书，一个是侍中，二人俱为文臣集团的代表，几乎在朝中同时齐名。可是这次两人在新亭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安一时成为了朝野、天下、士林瞩目的公众人物，王坦之望尘莫及，《晋书·谢安传》记载“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桓温此次入京，最终又是如何收场呢？新亭对决，标志着桓温意图诛杀谢安、王坦之的计划彻底破产，也标志着桓温此次入京的铩羽而归。所以，桓温在京城逗留了数日，处理了“卢悚之乱”的善后工作。当时，桓温下令将尚书陆始收押，交付廷尉；不仅如此，桓温又将四弟桓秘就地免职。
桓秘历任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其父桓彝曾任此职)、散骑常侍、中领军等职，并且，卢悚作乱时，他还与左卫将军殷康共同攻击叛军。可是，桓秘却一直不受哥哥桓温的重用，此次免官，连坐者甚众，而自己也被迫迁居于宛陵。所以，桓秘一直心怀怨怼，《晋书》记载“秘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愤愤有不平之色”。后来，桓温病危时，临终将后事与权柄托付于五弟桓冲，而桓秘则与桓温的两个儿子桓熙、桓济密谋政变，扳倒桓冲。
到了宁康元年(373年)三月，入京一个月后，桓温突然患病，可见此时，桓温的身体状况，已经亮起了红灯。因此，在京师建康停留了十四天后，桓温便率军离开了京城，返回姑孰养病。他不知道，这次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亲临帝都了。
经历了遗诏事件和新亭对决之后，桓温的实力与精力，在谢安的精心布局之下，被一步步消耗殆尽。本来，桓温打算趁着此次带兵入京的机会，杀掉谢安、王坦之，然后再搂草打兔子，一举夺取晋室江山。不料，却被谢安反将一军，最终功亏一篑，只能灰心丧气地离开京师，与梦寐以求的至尊宝座失之交臂，又一次痛失了君临天下的机会。
然而，历史却再也没有给桓温任何机会了。仅仅过了一年，一代枭雄桓温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注定不能在有生之年登上皇帝宝座，亲自完成改朝换代的夙愿。
那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天下的一代枭雄，是怎么度过人生中的最后岁月？谢安又是如何实施最后一击，灭掉了桓温最后一丝篡夺晋鼎的希望与曙光，从而彻底击碎了桓温的帝王之梦，终结了桓温专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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