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康元年(373年)七月，一代枭雄桓温去世，终年六十二岁，一个令东晋朝野与司马氏皇室感到恐怖、畏惧的时代结束了。东晋的朝政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接下来，东晋朝廷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政治清流时代，那就是属于谢安以及陈郡谢氏家族的时代。直至太元十年(385年)谢安病逝，这十二年间，晋室江山与江左政权的命运，将与谢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谢安主政东晋国事的十二年时间里，可以说是自东晋立国以来，政治最为清明、社会最为稳定、民生最为安康的十二年。一方面，谢安尊奉皇室正统地位，广行德政，积极发展民生，致力经济改革，又巧妙地平衡朝上的各种政治势力，一举扭转了东晋朝廷多年以来因为党争、兵祸、内耗而导致的颓势，使得整个国家出现了难得一遇的中兴局面；另一方面，谢安则积极加强战备，选拔将领，并组建了当时的天下第一劲旅“北府兵”，为日后东晋“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绝对的军事基础。
那么，谢安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晋室朝廷中独一无二的首席宰辅重臣？他又是如何施展自己的治国韬略，使得原本满目疮痍的晋室江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中兴盛况？
伴随着一代权臣桓温的去世，东晋朝廷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当时，东晋的朝政格局，面临重新洗牌，最大的问题就是朝廷今后该何去何从？是继续任由桓氏一族独揽大权，一手遮天，还是启用其它新兴的政治力量。
很显然，东晋朝廷在桓温死后，已经彻底抛弃了桓氏一族，不可能继续让桓氏一族把持朝政。为什么？因为，此时的东晋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举步维艰。桓温权倾朝野二十余年，压制了东晋司马氏皇室二十多年，加之又操纵废立、大肆诛戮异己，致使晋室皇权旁落，宗室暗弱。与此同时，又因为桓温长期以来穷兵黩武，三次北伐，尤其是第三次北伐的失败，消耗了东晋大量的国力，几乎折损了东晋朝廷主要的军事力量。针对朝廷眼下的艰难时局，亟需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能臣贤相，挺身而出，大刀阔斧地整顿国事，改革朝廷积弊，来挽救已经呈现衰败之势的晋室江山。所以，大势所趋，谢安注定要走到历史前台，承担起让国家走出数年困境的历史使命。
从宁康元年(373年)到太元二年(377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这是谢安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也是谢安仕途上的“高峰期”。他的上升空间与发展速度异常飞快。在这五年内，谢安可以说是“一路开挂”，一路飙升，最终成为了整个东晋朝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宰辅、政府首脑，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实际掌舵者。
早在桓温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谢安便已官至吏部尚书，掌管吏部政务，也算是朝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不过，他真正位极人臣，真正让他成为东晋朝廷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还是从宁康元年(373年)截至到太元二年(377年)的这五年时间。
桓温死后仅仅两个月，也就是宁康元年(373年)九月，谢安就迎来了自从就任吏部尚书一职以来的第一次升迁，第一次工作调动。朝廷任命谢安出任尚书仆射，加后将军职衔，总领吏部事务。而原先的尚书仆射王彪之则升任尚书令，作为尚书台的最高行政长官，二人共同执掌尚书台，辅佐朝政，参与重要国事决策。
尚书台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之一，尚书令是尚书台的最高行政长官，下设尚书仆射一人，秩禄六百石。所以，尚书仆射相当于尚书台的二把手。一般情况下，如果尚书令不在，尚书仆射可以代替尚书令，处理政务。
故而，谢安出任尚书仆射，成为中央最高行政部门的二把手，同时又兼管吏部政务，这是他走向宰相之位的第一步与起点。这个时候，谢安正在逐步向最高权力核心迈进，也在逐渐接触到最高权力核心。
谢安升任尚书仆射两年之后，宁康三年(375年)五月，谢安又兼领扬州刺史，并加侍中之衔，获得了一方州牧方镇之权。想当初，升平三年(359年)，谢万北伐兵败，被朝廷削官夺职，废为庶民，谢氏家族失去了自谢尚、谢奕时好不容易获得的方镇之权。谢安之所以在一年后选择出仕，正是因为谢氏家族失去了豫州权柄，谢安要让谢氏家族重返朝堂，重新获得方镇之权。
如今，谢安兼领扬州刺史之职，这是继谢万被废后，谢氏家族再一次获得了一方州牧方镇之权。而且，扬州在当时隶属于京畿管辖地区，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陈郡谢氏由此便扎根于扬州。单从这一点来看，谢安当初计划将谢氏家族重新推回朝堂的重任，现在已经总体完成了。
同时，朝廷除了让谢安兼领扬州刺史，还给予了他一项独有的特权，文献记载，“以甲仗百人入殿”。这是一项连桓温生前都不曾拥有的特权，就是上朝的时候，可以随身带领百人的甲仗护卫。
然而，朝廷敕封谢安为扬州刺史、侍中的诏书墨迹未干，谢安新的任命又下来了。仅仅过了一年之后，谢安又再一次获得了升迁机会。而这次升迁，代表着谢安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东晋朝廷的百官之首、一国宰相，真正掌控了朝廷的军政大权。
太元元年(376年)正月，这一年孝武帝司马曜开始亲政，谢安晋升为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根据《晋书·谢安传》的记载，谢安“固让军号”，在朝廷授予的三个重要官衔中，谢安只接受了中书监和录尚书事的任命，而坚决推辞了骠骑将军一职。
骠骑将军是仅次于大将军的重要军职，金印紫绶，位同三公，西汉战神霍去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骠骑将军。谢安一代文臣，从未亲自领兵作战，他清楚，如果自己领受了骠骑将军，将会误国误民，他显然不能胜任骠骑将军一职。所以，谢安向朝廷推辞了骠骑将军的任命。
至于中书监一职，其职权与中书令一样，可是位次却高于中书令，负责执掌机要政务，其实也就是相当于事实上的宰相；而录尚书事则是一个名号，是朝中重臣总领朝政的象征。三国、两晋、南北朝，凡是在朝辅政，执掌朝政的重臣都拥有着录尚书事的名号。所以，谢安晋升中书监、录尚书事，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了东晋朝廷上公认的、事实上的宰相，成为了江左政权的实际掌舵者。
在谢安晋升中书监、录尚书事的第二年，太元二年(377年)七月，朝廷又加封谢安为司徒，位列三公。并且，又赐予了谢安一项政治特权，“后军文武尽配大府”，允许谢安可以自行在司徒府邸中任命文武属官，这是历朝历代所有三公重臣都一致拥有的特权。
可是，谢安依旧向朝廷推辞了这项特权。他始终明白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身份。作为大晋朝廷的三公宰辅、国家柱石，他不能像王敦、桓温那样目无君上，凌驾于皇权之上。谢安要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身份是臣子。
不过后来，朝廷再次加封谢安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及幽州燕国诸军事、假节。至此，谢安彻底掌握了东晋朝廷的军政大权，成为了东晋朝廷新一届的政治领袖。
这位当初高卧东山二十余载的士林领袖、风流名士，如今成为了江左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三公宰辅，登上了人生事业的黄金巅峰时刻。谢安，完成了陈郡谢氏家族自祖父谢衡以来，谢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宏愿，让谢氏家族成为了一个名震江左的第一政治士族，而谢安本人的名字，也从这一刻起，亦将永载史册，青史留名！
截至到太元二年(377年)七月，短短五年的时间，谢安就完全取代了桓温生前在朝中的地位，成为了东晋朝廷新一位的实际掌舵者。不过，与桓温不同，这次东晋的掌舵者，不是杀人盈野的野心家，而是一位可以济世安民，心怀苍生的一代贤相。
从此，东晋朝廷的命运，将与谢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这个风雨飘摇的江左政权的实际掌舵者，谢安有责任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走出当前衰败的颓势。因为历史选择了谢安。
在成为东晋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后，谢安接下来便是带领大晋子民走出衰朽，走向中兴？那么，谢安该从哪个方面入手呢？
对于初登宰相之位的谢安来说，他所面临的阻力还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说，谢安当时的情况是千头万绪。当时的东晋王朝，内忧外患，积重难返，问题相当多，也相当复杂。至于是什么样的内忧外患，后面的篇幅会详细写到。因此，初登相位的谢安，他认为，朝廷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就是要逐渐扭转东晋朝廷二十余年积压的衰败颓势，如何引领满朝文武共克时艰？
在谢安看来，针对晋王朝目前的国家困境，眼下最迫切的就是两个字：稳定。这两个字对于此时的东晋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晋廷刚刚摆脱了桓温专擅朝纲的压迫，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所以，谢安的策略是先求稳定，再图发展，只有保证了朝廷内部的安稳，才能进行更加有魄力的改革。他很清楚，如今，朝廷再也经不起任何内耗，需要一个暂时的、安稳的过渡时期，休养国力，恢复元气。
那么，应该如何让朝廷进行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呢？当时朝廷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桓温刚刚去世，孝武帝司马曜尚且年少，目前还不具备独自亲政的能力与年龄，东晋朝廷这个时候处于一段非常迷茫的徘徊时期。
谢安觉得，必须要打破这种迷茫、徘徊的现状，让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尽快回到正常的运转上。所以，谢安想到了一个在那段时期的情况下，还算比较周全的办法，他认为，有必要恭请褚太后第三次临朝听政。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谢安以天子幼冲，新丧元辅，欲请崇德太后临朝”。在桓温刚刚去世一个月后，谢安就已经萌生了请褚太后再次临朝听政的想法。褚太后与谢氏家族的关系，十分亲密，崇德太后褚蒜子的母亲谢真石，正是谢安大伯谢鲲的女儿，她的舅父则是谢安的堂兄谢尚。所以，论辈分，谢安应该算是太后的表舅，是太后的长辈。谢安当初东山再起，估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褚太后与谢氏家族的特殊关系。可以说，太后临朝，对于谢家而言，是让它们整个家族在朝中拥有了一道重要的政治屏障。
当然，谢安请太后再度临朝，不仅仅是因为褚太后与谢氏家族的关系，可以作为谢氏家族在朝中的政治后盾。另一个方面，在谢安看来，此时请太后临朝，起码可以暂时缓解因为皇帝年幼而朝政动荡的局面，至少能为朝廷赢得一段时间的安定。
可是，对于谢安奏请褚太后第三次临朝听政的提议，朝中却有人提出了异议，谁呢？他就是“三驾马车”之一的王彪之。王彪之认为没有必要请太后出来临朝听政，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体，故可临朝；太后亦不能决事，要须顾问大臣。今上年出十岁，垂及冠婚，反令从嫂临朝，示人君幼弱，岂所以光扬圣德乎！诸公必欲此行，岂仆所制，所惜者大体耳。 (《资治通鉴》)
王彪之为什么认为褚太后没有必要出来临朝听政？他的理由是，历朝历代，太后临朝听政，都是因为皇帝处于襁褓幼冲的状态，一点处理政务的能力都没有。可是，咱们皇帝即位的时候都十一岁了，况且，皇帝马上就要行婚冠之礼了，说明皇帝就要成年了，所以没有必要请太后出来临朝听政。
王彪之的话，自然有一些道理。当时是宁康元年(373年)八月，桓温刚刚去世一个月，王彪之还是尚书仆射，谢安的官职也还是吏部尚书，尚未升任尚书仆射。可是，谢安此时在朝中已经有了足够一锤定音的话语权了。虽然王彪之是出于对皇帝年龄的考虑，但是他仅仅是站在局部考虑问题。而谢安则不同，他是着眼于大局考虑，不仅是立足当下，更是放眼将来，谢安有他自己的想法。
谢安着眼的大局是什么呢？如果不请太后临朝，那么，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一定会再次重用桓氏一族。虽然，桓氏如今的当家人桓冲，不像他的兄长桓温那样狼子野心，对于晋室社稷造不成多大的威胁。可是，桓氏一族，毕竟压制了东晋皇室二十多年，东晋皇室对桓氏一直心有余悸，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想想当初桓温为了清除障碍，杀了多少宗室朝臣，鲜血几乎染遍半个朝堂。东晋皇室至今想起来，也是胆战心惊。可以说，桓温曾经的所作所为，成为了东晋司马氏皇室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如果再次启用桓氏，非常不利于当前朝局的安稳。而且就以后的发展来看，桓氏一族已经不适合继续执掌中央权柄。这就是谢安为什么要请褚太后再度临朝的原因了，足见谢安是以一种“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眼光看待问题，是着眼于朝政大格局出发的，《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
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己得以专献替裁决，遂不从彪之之言。
在谢安的力排众议与坚持之下，宁康元年(373年)八月，崇德太后褚蒜子第三次临朝听政。一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份，谢安升任尚书仆射，与尚书令王彪之共同辅佐朝政，匡正幼帝。
谢安与王彪之是当时东晋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部门“尚书台”的一号、二号人物，也是当时在朝辅政的两位主要人物。而且，谢安、王彪之两人是多年的黄金搭档，无论是当初共同粉碎桓温意图篡夺晋室江山的夺权阴谋，还是如今二人共同在朝辅政，执掌尚书台政务。谢安和王彪之都是心有灵犀，配合相当默契。
况且，王彪之比谢安要年长许多，太元二年(377年)，王彪之去世的时候，享年七十三岁。所以，王彪之在朝中可以称得上德高望重。同时，王彪之又是有晋一代一位著名的能臣，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这样评价王彪之，将王彪之比作西汉初年的开国元勋张良、陈平这样的人物：
果如君言。自顷以来，君谋无遗策，张(良)、陈(平)何以过之！ (《晋书·王彪之传》)
谢安与王彪之这位老大哥，一直以来都是配合默契，各有分工。每次遇到什么重大的军国政务，需要两位尚书台的正副长官进行决策时，一般都是谢安给出个具体方案与意见，而王彪之最后拍板。也就是谢安负责拿主意，王彪之则负责下决心。所以，谢安、王彪之两个人就是东晋的“房谋杜断”，谢安就是房玄龄，而王彪之则是杜如晦。谢安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黄金搭档王彪之：
朝廷大事，众所不能决者，以咨王公，无不立决。 (《资治通鉴》)
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当初，朝廷辅政格局“三驾马车”的另一位王坦之，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销声匿迹了呢？作为谢安最为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与谢安既是挚友，又是曾经荣辱与共的盟友。如果没有他们二人的通力合作，根本不可能粉碎桓温的篡权阴谋，挽救晋室江山。而且，在东晋历史上，王坦之也是一位著名的名臣，《晋诸公别传》中是这样评价王坦之的：
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誉辑朝野，标的当时。
因此，谢安与王坦之，堪称当时江左朝野中最杰出的两位国家柱石之臣。如今，却将王坦之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显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未免有些过河拆桥的感觉，认为谢安有些不太地道。
话还真不能这样讲。其实，在桓温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坦之与谢安、王彪之一样，也是位列辅政大臣的序列之中。宁康元年(373年)十一月，王坦之升任中书令，领丹阳尹之职，在朝中与谢安、王彪之共同辅佐年幼的孝武帝。
可是，时间一长，这对曾经亲密无间，并肩战斗的盟友，却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产生了分歧。谢安和王坦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与王彪之与谢安的争议一样，主要还是关于褚太后第三次临朝听政的问题上。
王坦之认为，皇帝虽然年幼，可毕竟已经十一岁了，而且马上就要行婚冠之礼，即将成年，实在没有必要请太后再次临朝。朝中有像我们这些经验丰富的宰辅重臣，辅弼幼主，就可以了。
然而，谢安是从朝廷的长期战略规划出发，着眼于大局考虑。王坦之目前的想法，显然与朝廷的当前局势与长期发展，背道而驰。所以，谢安认为，王坦之如今的思维，已经跟不上朝廷发展的步伐了，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中央政府辅政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坦之调离京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宁康二年(374年)二月，也许是在谢安的力荐下，也许是王坦之本人的要求，这一年的二月，王坦之被调离京师，出任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出镇广陵。
朝廷让王坦之在地方掌管徐州、兖州的二州军政大权。其中，徐、兖二州刺史是日后谢玄组建“北府兵”时所担任的要职，而广陵也是谢玄指挥“襄阳之战”时的北府兵驻军之地。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巧合。
在王坦之调离京师，出镇广陵的同时，朝廷又下达了一道诏令，以谢安总领中书政务，谢安等于是取代了王坦之原先在朝中的中书令职权，成为了不挂“中书令”之衔的中书令。王坦之在离京前往广陵赴任之前，他特地给年幼的孝武帝上了一道奏表，希望皇帝今后在军国大事的问题上，可以多听取谢安、桓冲的意见，并且将谢安和桓冲比作是西汉的霍光、本朝的丞相王导：
昔肃祖崩殂，成康幼冲，事无大小，必谘丞相导，所以克就圣德，实此之由，今仆射臣安、中军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愚谓周旋举动。皆应谘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则周之旦奭，汉之霍光，显宗之于王导。...... (《晋书·王坦之传》)
客观地说，谢安从来不是一个贪恋权位之人，他心中从来没有个人私欲。谢安主政东晋的十二年，一直秉承一个原则，那就是在朝中从不结党营私，从不党同伐异，努力维护朝政的安稳。所以，谢安让王坦之离京外任，完全不是为了权位，不是如同桓温那样清除异己。谢安此举，是真正为国为民，出于对朝廷安稳的全局考虑。而王坦之也不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让他离开京师，他没有丝毫不满，而且还向小皇帝力推谢安。所以，谢安、王坦之的这种行为，堪称是典型的君子之风，不为权欲私利，只为国家社稷。从王坦之离开京师后的种种表现就能看出。
王坦之在调离京师之后，虽然远离了权力中心，而谢安此时在朝中辅政，但是这并未割断二人的友谊与交情。出镇广陵期间，王坦之与谢安，经常书信往来，保持着很好的联络。第一章提过，谢安酷爱音乐，王坦之曾经写信规劝谢安，谢安回信反驳，于是两人以庄子“濠上观鱼”为引子，展开了精彩的论战，这就是发生于王坦之出镇广陵的期间。
而且后来，王坦之的第三子王国宝，还娶了谢安的女儿为妻，成了谢安的女婿，两家结成儿女亲家。但是，由于王国宝品行恶劣，谢安对他十分厌弃，估计有点后悔将女儿嫁给他了。可谢安从未对王坦之有任何不满，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一年后，宁康三年(375年)五月，王坦之病逝于广陵，终年四十六岁，一代名臣至此安然谢幕。王坦之在临终之前，依旧和谢安、桓冲保持了长期以来的书信往来，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没有涉及一点私事，“惟以国家为忧，言不及私”。这就是魏晋时期具有名士风范的名臣、贤臣的人格魅力。王坦之去世后，朝廷依照王坦之生前对于朝廷和国家所作出的贡献，追赠其为安北将军，谥号为“献”。
谢安初登宰相之位后的一段时期内，除了恭请褚太后第三次临朝听政，稳定朝政大局，对中央辅政大臣班子进行适当的人事调整以外。他还面临着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积压了东晋朝廷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什么问题？那就是如何安置曾经叱咤风云，把持东晋朝政二十多年的桓氏家族，如何安排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东晋第一政治、军事士族？
这个问题一旦处理失当，也会成为东晋朝廷一个重大的隐患。当初，庾亮主政时期，不正是因为处置失策，才激起了“苏峻之乱”，最终庾亮被迫引咎下野。有庾亮的前车之鉴和教训，历历在目，谢安又是如何安置桓氏一族呢？
桓温生前权倾朝野二十余年，使得桓氏一族的势力遍布朝野，桓氏子弟更是把控着东晋朝廷各个要害部门，以及地方极为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孝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的时候，桓氏一族的势力，空前膨胀，根据《晋书·孝武帝纪》的记载，当时， 桓氏一族的势力，“政由桓氏，祭则寡人”。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曾经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庞大且实力雄厚的家族集团，谢安必须要有一个妥善的安置措施。不然，执掌兵权的桓氏一族，一旦发起狠来，狗急跳墙，其危害一点也不亚于王敦、苏峻，刚刚去世的桓温，也是会危及天下的。
不过，此时的桓氏集团内部，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用四个字概括之：矛盾重重。其实，在桓温去世以后，桓氏家族的内部就已经隐约出现了分裂的不和谐因素。桓温在世时，由于桓温本人在桓氏一族中拥有绝对的威望，加之桓温多年南征北战立下的赫赫军功。所以，桓氏族人对桓温是唯命是从，马首是瞻。可是，桓温一死，问题就来了，他们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曾经庞大的桓氏集团，陷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局面。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谁说桓氏集团群龙无首，桓温明明在临终之时，将自己的兵权与权柄托付于五弟桓冲，由桓冲继续领导桓氏一族。桓冲本人也不赖，在桓温众多的兄弟中，桓冲是最为出众的一位，《晋书·桓冲传》中这样记述桓冲其人：
温诸弟中最淹识，有武干，温甚器之。......温性俭素，而谦虚爱士。......
桓冲多年以来，一直追随兄长桓温，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军功。正因如此，桓冲被朝廷赐爵丰城公，历任征虏将军、监江、荆、豫三州之六郡军事、南中郎将，领衔江州刺史之职长达十三年，镇守江州十三年。可以说，桓冲是桓温所有弟弟中最具才干的一位，也是最有资格接掌桓温权柄的人。
可问题是，桓温这样想，其他的桓氏兄弟可不这么想。虽然桓冲很有才干，也战功赫赫，深受桓温的器重，但是桓氏子侄们都不服他。
首先，桓冲的侄子们，也就是桓温的儿子们就不服这个叔叔，为什么？因为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桓温死后，他的儿子们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况且，桓温生前，已经立了长子桓熙为世子，是法定的桓氏继承人，怎么可以直接跳过儿子，而让弟弟继承呢！
至于桓氏兄弟为什么不服桓冲？主要是因为桓冲在桓氏兄弟中排行老五，是桓彝的小儿子，桓温最小的弟弟。在桓氏兄弟辈中，资历太浅，论资排辈怎么着也轮不到他这个老五。终于，这种不服的情绪，在桓温病危时爆发出来了。
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带兵入京，意图诛杀谢安、王坦之，未能实现，被谢安在“新亭对决”中打了个猝不及防。于是，桓温在京城建康逗留了一个月，主要解决“卢悚之乱”的善后事宜，他的四弟桓秘被他就地免职，使得桓秘心生怨恨。
所以，在桓温病重的时候，桓家的老四桓秘就与桓温的两个儿子桓熙、桓济密谋政变，除掉桓冲，当然最后没有得逞。可见，桓温死后的桓氏家族，就已经出现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苗头。
那么，谢安该怎么解决桓氏一族这个困扰了东晋朝廷二十多年的痼疾呢？桓温当年把持朝政之时，为了在朝中立威，也是为了取代晋室做准备，对东晋皇族宗室和各大名门士族，展开了血腥的清洗与杀戮，朝中的几大政治士族，几乎被他屠灭殆尽。连曾经在东晋初年煊赫一时的颍川庾氏一族，都被桓温杀绝了。
如今，谢安官至宰相，是东晋朝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宰辅重臣，拥有了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现在的谢安，手握当时全天下最高的权力，当世最大的强权，他若要排除异己，还不是弹指一挥间的工夫。他大可像桓温当年一样，采取残酷的铁血政策，再不济也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桓氏一族。
可是，谢安并没有这样做。他如果真的那样做了，势必就会成为第二个王敦，第二个桓温，就会成为继桓温之后的又一个权臣。谢安也就不可能成为后来名垂青史的千古一相了。而且，谢安如果真的像桓温一样大开杀戒，屠戮桓氏，也必将会引起朝廷中大的变乱。这与谢安一直所追求维持朝局稳定的原则，背道而驰。
谢安不是桓温那样的杀人狂，不会采用那样野蛮暴力的手段，不会对桓氏一族赶尽杀绝。要么说谢安是魏晋以来第一智者，处理问题、看待问题的思维与方法，都异于常人。关于如何安置桓氏一族，谢安想出了一个更为妥当，更为高明的办法：分化瓦解。
谢安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察觉出桓氏家族内部，因为权利分配的问题而出现的种种矛盾。他认为，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借着桓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的机会，逐步对桓氏一族实施分化瓦解，以削弱桓氏一族对朝廷和最高皇权的威胁。
蒋介石后来似乎是受了谢安的影响与启发，分化瓦解，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实力派军阀惯用的伎俩，何健、王家烈、刘湘、龙云、阎锡山、陈济棠、张学良，都曾经着了蒋介石的道，致使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排斥。
可是，桓氏一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又掌握兵权，几乎东晋的一半兵力都握在桓家人手中。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家族集团，谢安又是如何对桓氏一族进行分化瓦解，消弭他们对朝廷的危害性？
当时，桓氏家族的许多子弟，大多都聚集于京师。在谢安看来，这些手握兵权的桓氏子弟，长期留在京师，环伺帝都，这样很不利于朝廷的安稳，会对朝廷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眼下当务之急，分化瓦解桓氏一族的第一步，就是要将这些桓氏子弟调离京师，让他们节镇一方，为朝廷镇守四方。而这其中关键的关键，便是如何安排桓氏家族现在的掌权者、当家人——桓冲。
桓温在临终之前，托孤于最有才干的五弟桓冲，将自己的权柄和桓氏一族托付于桓冲。所以，要想妥善安置桓氏一族，就必须要妥善安排桓冲。
宁康元年(373年)七月，也就是桓温去世的当月，那时，谢安尚未升任尚书仆射，还是吏部尚书。不过，此时的谢安，在朝中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因此，在谢安的授意之下，桓温去世不久，朝廷便任命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坐镇姑孰。桓冲接掌了兄长生前的军政大权，回到了兄长生前所坐镇的军事驻地——姑孰。就这样，桓氏家族的新一任龙头老大，在兄长去世不到一个月就被调离京师。
其实，在桓冲调离京师，坐镇姑孰之前，桓冲的三哥荆州刺史桓豁，早已被朝廷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扬、雍、交、广五州诸军事。不久，桓氏家族中的又一个子弟，桓豁之子竟陵太守桓石秀，被任命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外出镇守寻阳。
伴随着桓氏一族中的主要成员和众多子弟，一个又一个被调离京师，原本十分庞大的桓氏集团被拆得七零八落，它被谢安像牛排一样切割成了几段。让桓氏一族的主要成员离开京师，分散在各地，没有让他们全部聚集于京城，对于朝廷暂时的安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接下来，谢安就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各个击破，彻底消弭桓氏集团威胁朝廷的隐患。所以，谢安开始实施分化瓦解桓氏的第二步，两个字：收权。而谢安再次将目标锁定在了桓氏一族的龙头老大桓冲的身上。
当然，谢安的收权，并不是完全收缴桓氏一族的所有权力，而是适当控制他们手上的权柄。所以，谢安这一次又从桓冲入手。
桓冲与他大哥桓温不同，他不像桓温那样强势，那样强权。桓温在世时把持朝政二十多年，一向杀伐果决，霸道强横，在朝中说一不二。东晋朝廷上至天子，下至文武百官，对桓温是畏如猛虎，甚至都不敢驳斥桓温，只能顺着桓温的心意。桓冲与他哥哥的性格截然相反，他没有桓温的强横、霸气，他的性情是比较谦和、温顺的，对朝廷的旨令一向唯命是从，他本人也没有太大的野心，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时政，冲不从。
当时，桓氏集团中的一些幕僚谋士，纷纷向桓冲进言，希望桓冲效仿当年桓温的做法，在朝中杀戮宗室朝臣，诛灭异己，树立绝对威望。因此，这些谋士建议桓冲，在朝中先杀上一批颇有名望的大臣，树立威信，可是桓冲并没有听从。显然，桓冲没有哥哥桓温大杀四方的狠绝与毒辣。
另外，桓温在世时，独霸朝纲，杀伐决断完全取决于自己。生杀予夺尽在桓温一人之手，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连向朝廷征求意见都不用，只是简单地知会一声。
可是，到了桓冲执掌桓氏权柄之后，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桓冲接掌桓温生前的权柄之后，凡是碰到涉及生杀予夺的大事，首先都在第一时间向朝廷汇报请示，从不擅自做主，更不滥用私刑，一定要等朝廷作出了批示，才肯最终执行。《资治通鉴》记载：
始，温在镇，死罪皆专决不请。冲以为生杀之重，当归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须报，然后行之。
谢安其实早就发现了桓冲性格中的谦让与妥协性，谢安认为，可以就以桓冲的这种妥协性作为突破口，逐步适当收缴桓氏手中的权柄。而且，桓冲也发现，自从谢安升任尚书仆射，与尚书令王彪之共同辅佐朝政以来，谢安与谢氏家族崛起之势，已经势不可挡，朝政尽归谢氏的一天，只怕是不远了。
况且，桓冲无论是从名望，还是能力上，都远远比不上谢安。谢安如今在朝野上下是众望所归，桓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而且，桓温临终之前，专门叮嘱桓冲，自己死后，要和谢安搞好关系。在桓温看来，桓冲是斗不过谢安的，他不是谢安的对手。
因此，桓冲主动上表朝廷，自愿让出扬州刺史之职，请求外出，离京任职。桓氏一党认为，桓冲此举太过于草率，怎么能轻易让出手中权柄，于是纷纷劝阻桓冲要慎重，就连桓温生前的头号谋士郗超，也出来劝阻桓冲。可是，桓冲并没有听从他们的劝阻，主动让出扬州刺史的职权：
桓冲以谢安素有重望，欲以扬州让之，自求外出。桓氏族党皆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听，处之澹然。 (《资治通鉴》)
于是，在桓冲的主动让贤下，宁康三年(375年)五月，朝廷改任桓冲为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守京口；同时，谢安兼领扬州刺史之职，并加侍中，顺利接手了桓冲原先的扬州州牧方镇之权。所以，谢安不废什么力气，轻松收缴了桓氏集团在扬州的权柄。谢安从桓氏手上接手扬州权柄，标志着谢氏家族彻底掌控朝政大权的步伐又近了一步。
同年八月，孝武帝司马曜大婚，迎娶了晋陵太守王蕴的女儿王法慧为皇后，王蕴以外戚的身份官拜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皇帝大婚，意味着距离亲政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所以，谢安加紧了适当收缴、控制桓氏权力的节奏，他要为皇帝的亲政铺平道路，要为年轻的孝武帝营造一个平稳的朝政局面。
太元二年(377年)七月，谢安加拜司徒，位列三公。同月，桓冲的三哥荆州刺史桓豁去世，桓氏集团的荆州方镇出现了权力真空。紧接着，到了十月份，朝廷内部再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以桓冲为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接替三哥桓豁掌管荆州军政；桓冲之子桓嗣担任江州刺史；同时，又任命五兵尚书王蕴为都督江南诸军事、徐州刺史，接掌原先桓冲所担任的徐州刺史之职。而不久之后，桓冲又上奏朝廷，以抵御北方前秦为由，“秦人强盛，欲移阻江南”，从原来的江陵驻地移镇至上明。
可是，事实证明，桓冲移镇上明的这个做法，其实存在着重大的战略失误。正是因为这个战略失误，才导致后来秦、晋“襄阳之战”，东晋首战失利，丢失了军事重镇襄阳。关于这个问题，下一章节会详细介绍。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谢安已经晋升为中书监、录尚书事，是东晋朝廷事实上的宰相，掌握着宰相之权，朝廷上的任何重大决策，以及大政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谢安的推动。所以，让王蕴出任徐州刺史，应该也是谢安向朝廷提出的建议。
那么，谢安为什么要让身为外戚的王蕴掌管徐州这一战略要地？其实，谢安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就私人关系而言，王蕴出身太原王氏，他的父亲王濛与谢安是忘年之交。谢安刚及弱冠之年的时候，王濛就对儿子王脩这样评价年轻的谢安：“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王濛应该算是谢安青少年时代的伯乐之一，谢、王两家算是世交，这是从谢安与王蕴的私交来看。
第二，王蕴是皇后的父亲，皇帝的岳父，作为外戚，并且，太原王氏一族在朝中根基尚浅。因此，王蕴掌管徐州，不会造成拥兵自重，诸侯割据进而对抗中央的局面。
第三，谢安推荐王蕴出任徐州刺史，也是为了巩固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两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拱卫皇室。不过，王蕴却认为自己德才不够，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于是，谢安便对他好言宽慰，给他鼓劲加油，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最终使得王蕴接受了任命：
卿居后父之重，不应妄自菲薄，以亏时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今在贵权于事不事耳。可暂临此任，以纾国姻之重。 (《晋书·王蕴传》)
在谢安的精心调整与设计之下，曾经权倾朝野的桓氏一族被大大削弱了权柄，东晋的朝政格局，中央与地方的局势，也重新回归到了几十年前各大士族旗鼓相当的均衡状态。在谢安此后主政期间，再也没有出现一姓士族一家独大的情况。
当时，桓氏一族主掌长江中上游流域的荆、豫二州军务，而谢、王两大家族则负责徐、扬二州，以及京畿地区的军事防务。也就是说谢氏坐镇中央，桓氏主管地方，各司其职，这样也为晋廷日后打赢“淝水之战”营造一条坚固的军事防线。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太元元年(376年)正月初一，孝武帝司马曜正式加元服，行冠礼，参拜太庙。这一年，孝武帝十四岁，行完冠礼，标志着皇帝已经成年，可以独立亲政。所以，太后归政皇帝，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初，谢安恭请褚太后第三次临朝听政，是因为皇帝年幼，朝政动荡不安，需要太后临朝来暂时稳定局势，使得朝廷可以平稳地过渡。如今，经过谢安一番精心调整，各大士族各司其职，朝政尽归谢氏家族，基本得到了稳定。因此，褚太后的历史使命也算完成了。不久，褚太后下诏宣布结束临朝听政，归政皇帝，退居后宫，复称崇德太后：
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尽归政事，率由旧典。
同一年，谢安正式晋升为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国宰相，正式走到了东晋政治的前台。就在孝武帝亲政与谢安成为东晋宰辅重臣的这一年，朝廷正式改元“太元”。从此，谢安开启了他执政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他即将要在朝堂上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一举扭转东晋朝廷江河日下的颓势。
从宁康元年(373年)谢安在桓温死后升任尚书仆射，到太元元年(376年)谢安晋升中书监、录尚书事，真正成为了执掌东晋军国大事的三公宰辅重臣，这是谢安初登宰相之位的前四年。
在这短短的四年时间里，谢安通过一系列的布局设计与人事安排，初步稳定了动荡不安的朝政局势，谢安拜相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求稳定。
谢安的种种求稳举措，使得桓温死后朝廷一度群龙无首，茫然彷徨的情况得到了初步有效的解决，为日后朝廷的改革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而接下来，谢安便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消除朝廷二十余年的积弊与陋政，带领东晋王朝走出趋于衰败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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