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元元年(376年)谢安正式拜相，到太元十年(385年)谢安去世的这十年，是谢安以三公宰辅之职主政东晋朝野的十年。那么，该如何评价谢安这十年的为政特点，用孔子的一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这十年中，谢安的为政风格，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德政。十年的主政生涯，谢安锐意改革，广施德政，努力发展民生，知人善任；同时，又积极加强军备，创建了天下第一劲旅“北府兵”，使得原本一潭死水的东晋朝廷，上上下下君臣齐心，一致对外，出现了难得一遇的中兴局面，也为日后东晋“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基础。因此，《资治通鉴》中对于谢安十年宰相生涯的功业与政绩，进行了一段这样的评价：
谢安为宰相，秦人屡入寇，边兵失利，众心危惧，安每镇之，以和静。其为政，务举大纲，不为小察。时人比安于王导，而谓其文雅过之。
应该说，太元元年(376年)，谢安正式拜相，成为东晋朝廷的实际掌舵者，初步稳定了朝政局势之时，便开始着手致力于国家内政的治理。然而，谢安所接手的东晋朝政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为什么说谢安所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呢？当时的东晋王朝，内忧外患，满目疮痍。所谓内忧，桓温的三次北伐，消耗了东晋大量的国力、财力与军力。尤其是第三次北伐的功败垂成，使得东晋丧失了几乎全部的精锐主力，再次错失了一个收复中原的千载良机，此后晋廷在短时间内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而由于三次大规模的北伐，朝廷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致使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再加上桓温生前为了篡夺晋室江山，大肆诛戮异己，使得士族与士族，士族与皇室之间矛盾重重，朝廷因此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党争与内耗。
至于外患，此时占据关中地区的前秦政权已经先后灭掉了前燕、仇池、前凉、代国等北方五胡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之后，大秦天王苻坚又通过剿抚并用的手段，平定了西部氐羌部落。
太元七年(382年)，苻坚又派大将吕光进军西域，相继征服了西域三十六国。就这样，自西晋末年以来长期动荡战乱的黄河流域，最终重新实现了统一。当时，天下十分，前秦得其七，根据《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的记载，前秦的疆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极盛：“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
统一北方之后，苻坚并没有就此满足。坐拥七分天下，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之后他又将目标锁定到了偏安江左的东晋朝廷。于是，宁康元年(373年)，前秦出兵夺下了东晋梁、益二州，从此之后，秦军便可以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取得了对晋作战的压倒性优势。苻坚的意图很明显，他要一统南北，踏平晋室，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所以，当时的东晋经历第三次北伐兵败，国力大损，并且内部矛盾重重，积重难返；外部前秦虎视眈眈，强敌环伺，意欲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大举南下，要和晋廷开战。可以说，东晋这个时候内外交困，真正到了生死一线的关头。
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作为东晋朝廷的实际掌权者，谢安究竟是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烂摊子？他又是从何处着手，带领晋室臣民摆脱当前的困境，去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东晋朝廷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千头万绪。谢安认为当务之急所要做的，两个字：平衡。平衡朝堂上各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缓解各派之间的矛盾，从而根除困扰朝廷多年以来党争、内斗的苗头。
自从东晋立国以来，统治阶级内部就存在着两种无形的、而且难以调和的矛盾，那就是士族与皇室、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一直伴随着残酷、血腥的政治斗争，尤以士族与皇室的矛盾最为突出。
永嘉之乱，晋室南渡之后，整个东晋司马氏皇族便一脚踏进了南方士族所活动的江左地区。东晋的第一位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就是被以王导、王敦兄弟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家族扶上帝位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士族门阀的鼎力支持，就没有晋室司马氏统治在江东的延续，因此，《南史》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可以说，从东晋立国江左之日起，皇室与士族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的根源是什么？一句话概括，士族与皇室，它们的关系，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政治利益纠纷。
士族对于晋室的重建，那是有拥立之功。所以，这些士族门阀一向不把皇室放在眼里，在它们看来，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士族的支持，你们司马氏还能在江东重建半壁江山吗？同样，皇室对于士族，也是百般防范、扼制，皇室为了巩固最高封建皇权，也在不断试图压制士族门阀，尽力摆脱士族的掣肘。因此，双方的关系一直势如水火。而王敦之乱、桓温擅权都是这种关系对立所产生的恶果。
所以，谢安在成为宰辅重臣，完全执掌东晋朝政大权之后，首先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缓解士族与皇室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所有重整河山，治理内政的宏大政治理想都无从下手。
缓解士族与皇室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首先一个不得不做的工作就摆在谢安的面前，那便是如何处理与皇帝的君臣关系。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君臣名分，上下尊卑。
孝武帝司马曜虽然这个时候已经亲政了，可毕竟也只是一个年少气盛的少年天子，在处理国事上显然缺乏经验。所以，处理好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对于谢安而言尤为重要。谢安要给年轻的皇帝吃一颗“定心丸”，让他可以完全信任自己以及谢氏家族，让皇帝相信朝中有谢氏一门辅政，可保晋室江山无虞，可保天子皇位正统。
桓温在世时，独霸朝纲，号令天下，公然行废立之举，废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之后大权独揽，简文帝也正是因为皇权旁落，忧愤而终。可以说，在权臣桓温的眼中，根本就没有君臣概念，他只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乱世法则。
现在，谢安以宰辅之职执掌一国军政大权，拥有了与桓温当年一样的权力，他又会如何处理与皇帝的关系？谢安自然要改变这种僵局，首先就要确立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世人面前，树立皇帝天下之主的地位。《世说新语·夙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就可以看出谢安对于皇帝的关心与维护：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层；夜则累菌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
孝武帝十二岁的时候，那一年正值冬天，天气寒冷，可是小皇帝却不穿御寒保暖的夹衣，只穿了五、六件单衣，晚上却要盖两床被子。小皇帝这样的行为，很容易受凉生病，不利于皇帝的身体健康。所以，谢安觉得有必要规劝小皇帝，改变这种不规律的生活方式。
有一次，谢安前来拜见皇帝，趁机向孝武帝进言，陛下风华正茂，应该多多保重圣体，保持正常的健康规律，陛下白天太冷，晚上又过热，如此做法，恐怕不是合理的养生之道。谢安的一番话，句句真挚，一切皆以皇帝的身体健康考虑。谁知，年仅十二岁的孝武帝居然这样答复谢安：“昼动夜静。”等从殿内出来后，谢安不由对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赞赏不已，陛下的义理一点都不比先帝差。
就是这样区区一件小事，可以看出，谢安对于年幼的小皇帝，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慢之意，相反缺处处是对皇帝的关心与维护。并且，谢安坚信孝武帝日后必定可以成为文成武德的一代明君。
可是，事与愿违。谢安晚年饱受的朝廷的猜忌，而猜忌谢安的人，正是被谢安曾经寄予厚望的孝武帝，至于这个问题，后文会有详解。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成年之后的孝武帝司马曜，远远偏离了谢安当初的设想。从当初那个天资卓绝的少年天子，变成了一个耽于享乐，沉湎酒色的无道昏君。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就评价孝武帝司马曜为“昏湎之主”，甚至认为东晋的覆灭是孝武帝一手造成的：“晋亡决于孝武之末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至少当时孝武帝表现出的还是一代明君的风范，所以，谢安当时对于孝武帝寄予厚望。
除了改善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另外，谢安接下来还要改善与东晋皇室的关系。因为，皇室历来就是国家统治的形象代言，是朝廷的象征。自古以来，诸侯守卫四方，皇室坐镇中央，确保江山安稳。然而，桓温在世时，打压了东晋司马氏皇室整整二十多年，不少东晋宗室子弟惨遭毒手，使得皇室的权威大大衰弱，所起到的政治影响力也是直线下滑。
因此，谢安掌权拜相以来，东晋皇室对谢安一直心有余悸，不敢完全信任谢安，担心谢安又会是第二个桓温，会继续对皇室不遗余力地打压。显然，这个时候的东晋皇室，被桓温打压了二十多年，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对于谢安的为人处世并不了解。为了打消皇室的顾虑与戒心，谢安所要做的就是重新树立皇室的权威与地位。
太元二年(377年)十月，这一年谢安彻底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因为在这一年的七月份，谢安加封司徒，位列三公，成为了东晋朝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执掌江左军政大权的三公宰辅重臣。
于是在这一年，谢安便主持了一项重大的皇室工程。当时，宫室毁坏，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修缮，因此，谢安便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增修宫室。然而，谢安营建宫殿的这一提议，却遭到了他的黄金搭档尚书令王彪之的反对。王彪之认为，此时政局刚刚稳定下来，国家百废待兴，而且前秦外敌一直以来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侵略，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不适宜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功役，劳扰百姓邪！
当初，桓温刚刚去世之后，谢安升任尚书仆射，与身为尚书令的王彪之共同辅佐朝政，执掌尚书台，那个时候，二人属于平级。而谢安这个时候已经贵为一国宰相，位极人臣，职位远在王彪之之上。对于谢安来说，此时的她拥有着管控朝廷的权力，完全可以直接否决王彪之的意见，可是谢安并没有这样干。
王彪之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比谢安年长许多，在朝中德高望重，况且谢安与他合作多年，一直配合默契。所以，尽管谢安此时已经位列三公，官至宰辅，却依然十分谦和地向解释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不过，王彪之这个倔老头却仍旧不依不饶，反驳道：
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室为能邪？
最终，谢安并没有采纳王彪之的意见。关于谢安为什么要修缮宫室，谢安有他自己的考虑与想法，他并不是刻意地要大兴土木，而是蕴含着深层的政治含义。
第一，孝武帝这个时候刚刚亲政，营建宫殿可以为年少的皇帝初掌朝政，带来新的政治气象；第二，谢安这是有意在释放一个政治信号，他是向天下人表明，自己与野心勃勃的桓温是不同的，谢氏家族是坚定地与皇室站在一起。
那么，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怎样？事实证明，谢安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根据《晋书·谢安传》的记载，“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宫殿建成之后，谢安特意嘱咐工程人员，模仿天象，使得新建的宫室与北极星的星象极为契合。而负责这项皇室工程的徭役们，并没有因为大兴土木而怨声载道。从结果而言，这件事确实达到了谢安所预期的效果。
在这次主持修缮宫室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小插曲，《世说新语·方正》中有着明文记录：
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松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着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传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
这是谢安与王献之之间的一个故事。王献之前文多次提到过，他是王羲之的小儿子，其书法造诣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同时，王献之又是谢安的侄女谢道韫的小叔子，谢道韫的丈夫正是王献之的二哥王凝之。并且，谢安本人与王献之也是很好的忘年之交，他非常欣赏王献之。
太极殿刚刚落成的时候，王献之正好是谢安的长史，谢安专门派人送去宫殿牌匾，让王献之为牌匾题个字。没想到，王献之略有不平之色，极不情愿，对来使说，你把这玩意儿扔到门外去。后来，谢安见到王献之的时候，对他说，不如你直接到大殿上去题，昔日曹魏韦诞等人都是这样干的。王献之回答，这恐怕就是魏国国祚难以长久的原因吧！于是，谢安便将王献之的这句话引为名言。
抬高皇室坐镇中央的统治地位，是谢安重新树立皇室权威的一个重要举措。另外，谢安还有意扶持东晋司马氏的宗室力量。桓温当初为了大权独揽，在朝中建立威信，大肆杀戮、贬斥晋室宗亲，导致东晋宗室凋零殆尽，武陵王司马晞、新蔡王司马晃就是无辜的牺牲品。谢安拜相掌权后，认为有必要扶持一股新兴的宗室力量，以此维护东晋朝廷的统治，同时又可以打消朝廷对谢氏家族的猜疑。
可是，由于桓温之前大肆杀戮、迫害司马氏宗室亲王，当时，孝武帝的父辈一系的宗室亲王，基本上所剩无几。宗室子弟中唯一可以值得托付的，只有孝武帝司马曜的胞弟琅琊王司马道子。
琅琊王司马道子与孝武帝司马曜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司马道子年少之时，曾以清澹之名被谢安所称赞，“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十岁的时候，封为琅琊王，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摄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
既然谢安有意扶持司马道子这个东晋皇室中硕果仅存的宗室子弟。所以，太元元年(376年)，孝武帝亲政初期，在谢安的授意下，朝廷任命琅琊王司马道子为散骑常侍、中军将军，之后又擢升为骠骑将军，也就是谢安当初坚决推辞的军职。
太元五年(380年)，也许又是在谢安的推动之下，朝臣上奏皇帝：“道子亲贤莫二，宜正位司徒。”于是，司马道子又领受了谢安先前的司徒之衔，就这样，司马道子以宗室身份，进入了权力核心，参与朝政。
谢安此举，可以说极好地安抚了惊魂未定的东晋皇室。使得皇室对谢氏家族放下了戒心与猜疑，彻底打消了皇室对自己与谢氏家族的质疑与警惕，可以让皇室完全地信任、倚重谢氏家族。
然而，谢安这一次却看走了眼，他所扶持的司马道子，后来竟然成为了东晋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佞臣。在谢安晚年的时候，与谢安那个品性恶劣的女婿王国宝相互勾结，共同诋毁、中伤谢安，恩将仇报，甚至一度曾经断送了晋室的江山社稷，《晋书·司马道子传》中批评他“道子昏凶，遂倾国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经过尊奉天子、抬高皇室、扶持宗室等一系列举措，谢安初步缓和了士族与皇室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士族与皇室之间原本互相对立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不再像王敦、桓温时期那样互不相容，势如水火。所以，谢安开拓了一个新局面，成功地解决了两对矛盾中的其中一对。
紧接着，谢安又开始着手解决两对矛盾中的另外一对矛盾，那就是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那么，士族与士族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呢？
可以这样说，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要比士族与皇室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更加麻烦。应该承认，东晋自立国至今，朝政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都是来源于各大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积怨，是士族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东晋朝廷长期以来的党争、内耗。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东晋一百余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士族门阀的历史。从东晋立国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东晋的政治游戏，几乎都是由士族门阀所操纵控制。因为，东晋刚刚建立之初，朝廷为了稳定政局，笼络士族，只能仰仗对晋室有拥立之功的江东士族，以及跟随东晋皇室南渡的北方士族。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几大政治士族先后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谢安家族)四大士族最为突出，它们都曾经执掌东晋军政大权，呼风唤雨。
可以说，东晋王朝百余年的国祚，绝大一部分的时间都是由士族集团的寡头政治所把控的政治体系。因此，南宋文学家陈亮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就曾经有这样的词句感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可是，这并不代表各大士族之间完全没有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利益冲突。晋室南渡之时，大批北方士族跟随晋室一起南渡。来到江东之后，这些北方士族与土生土长的南方士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在政治上，北方士族处处打压南方士族；同样，传经济上，北方士族也在不断侵夺南方士族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来，南、北士族之间就形成了势不两立的长期对立。
由于南、北士族之间的互相对立，以及常年的积怨，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大士族之间争斗不休。比如，琅琊王氏与颍川庾氏曾经为了争夺江州的控制权斗得不可开交，桓、谢两大家族也曾为了豫州权柄的归属互相较劲，谢万就成了无辜的炮灰。
桓温当初为了篡夺晋室江山，清除异己，对朝中的士族势力展开了血腥的杀戮、清洗，曾经叱咤风云的颍川庾氏家族被屠戮殆尽，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桓温大肆推行铁血政策，这样，又让士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在士族与皇室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之后，谢安便开始着手解决各士族之间的矛盾。谢安非常清楚，士族集团对于维护国家统治，巩固王朝根基而言，无疑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只有让各大士族摒弃前嫌，才能让他们更好地辅佐皇室，共御外侮，保卫晋室江山。可是，士族之间积怨已深，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可是，谢安不愧是谢安，在这里，就足以看出谢安作为一位理性政治家与一国首脑的胸襟，以及智慧。
那么，谢安究竟该如何化解士族之间已经刻入骨髓的矛盾？这一次，谢安又从桓氏一族入手。
桓温生前，桓氏一族权倾朝野，基本上所有的桓氏子弟都手握重权，遍布朝堂、地方。并且，桓温曾经设计夺下了谢家的豫州权柄，导致谢万兵败被废，郁郁而终，有意打压谢氏家族。
因此，按照常理，谢安执掌宰辅之权后，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压制桓氏一族，甚至会像桓温当年一样大开杀戒。可事实上，谢安并没有那样做，因为谢安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主政东晋朝局后所做的每一项决策，没有掺杂一点私心，都是为了朝政全局而谋划，都是为了晋室江山的稳定。
为了稳定政局，谢安在掌权之后，并没有刻意地去压制桓氏一族，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只是让桓氏子弟离开京师，适当扼制他们的权力。可是依然让他们执掌兵权，镇守战略要地，节镇一方。
谢安为什么依然让桓氏一族手握兵权呢？谢安有他自己的深谋远虑。因为当时东晋、前秦两国边境对峙之势已成，前秦对东晋虎视眈眈，大举南侵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谢安明白，要打仗了。东晋朝廷周边强邻环伺，这些桓氏子弟常年领兵在外，让他们手握兵权镇守地方，对于强敌前秦而言，多少是一种震慑。
桓氏一族起家于荆州，荆州可以说是桓氏的发祥地。谢安主政之后，继续让桓氏一族执掌荆州军政大权。宁康元年(373年)七月，桓温刚刚去世不久，谢安就向朝廷奏请，推荐桓温的三弟桓豁为荆州刺史、征西将军，负责主持长江中游地区的军事防务。
太元二年(377年)七月，桓豁病逝，又是在谢安的极力推动之下，由桓冲接替桓豁执掌荆州，任命桓冲为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移镇荆州。从此，桓冲以及桓氏一族便统辖东晋王朝整个长江中上游的军事防区。
之所以要将桓冲安排到荆州这一战略要地，谢安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为谢安知道，秦、晋两国边境对峙局势日益紧张，而荆州是直接抵御前秦入侵的最前沿。谢安让桓冲执掌荆州，也是为了让他可以有效地阻击秦军南下。事实证明，谢安的预料还真的发生了。
后来，太元三年(378年)二月，东晋与前秦之间发生了著名的“襄阳之战”，这是“淝水之战”前的一次军事预演。由于桓冲指挥失误，太元四年(379年)，致使军事重镇襄阳失陷。襄阳失陷，桓冲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指挥失误，应该负主要责任。桓冲本人对此也十分内疚，上表朝廷，引咎请辞。可是，当时秦、晋战事胶着，谢安并没有因为襄阳失守惩办桓冲，为了稳定军心，谢安继续让桓冲把守长江中上游防区。
果然，谢安的这一做法当真奏效。作为一个政治家，谢安的博大胸襟与宽宏大度，彻底感化了桓氏一族。从此，曾经不可一世，甚至意欲篡夺晋室的桓氏集团，忠心耿耿地为皇室服务，心甘情愿地听从谢安的调遣，为晋室驻守长江中上游防线，成为了晋室最忠实的马仔。根据《晋书·桓冲传》的记载，桓冲以及桓氏一族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是尽忠职守：
初，冲之西镇，以贼寇方强，故移镇上明，谓江东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将相异宜，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之内相 而四方镇悍，以为己任。
至此，谢安彻底征服了桓氏家族。这个曾经令东晋朝野人人胆寒，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家族集团，将桓氏一族真正归纳到了皇室的大旗之下，为东晋江山的安稳增添了一个强力臂助。
并且，身为桓氏一族的掌权者桓冲，从此也尽心竭力地为东晋镇守边境，抵御外敌。所以，眼下的东晋局势，谢安在朝辅政，桓冲在外镇守，一将一相，一内一外，二人共同护卫晋室江山的安定，保证了朝廷内部的和谐。因此，后来“唐宋八大家”之一，“三苏”之一的苏辙在《栾城后集》中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东晋朝局，以及谢安、桓冲这对将相之间的关系：
晋虽微弱，谢安、桓冲为之将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晋，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论之人情，虽内无垂(慕容垂)、苌(姚苌)之衅，而坚之败，必不免矣。
谢安收服桓氏一族，不仅为东晋朝廷的安稳消除了一大隐患，增添了一大臂助，同时，也为东晋日后在“淝水之战”中构筑了一道军事防线。也为团结其它士族，缓解士族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连曾经那样不可一世的桓氏家族，都可以放下执念，尽心辅佐皇室，对于化解士族与士族的矛盾，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当然，谢安除了继续重用桓氏一族，让其手握兵权，为朝廷镇守四方。另外，谢安也大力提拔了一些其它士族的主要成员，在朝中担任要职。谢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平衡各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出现任何士族门阀一家独大，威胁皇权的苗头。
太元元年(376年)，谢安又对朝中的人事布局进行了一次调整，委任了几位重要的士族成员。比如，谢安任命高平郗氏的郗愔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琅琊王氏的王劭(王导第五子)为尚书仆射；又以外戚太原王氏的王蕴为方伯、徐州刺史、都督江南晋陵诸军事，后来转任尚书仆射。
值得一提的是郗愔此人，前文提过，郗愔是一位晋室“骨灰级”的忠臣，可他的儿子郗超却是桓温的第一谋士，一直在为桓温的篡权苦心谋划。当初，桓温第三次北伐之前，为了夺下郗愔手中的京口兵权，郗超也是出了大力的，实力“坑爹”了一把。
太元二年(377年)十二月，郗超去世，年仅四十二岁，走在了父亲郗愔前面。临终之前，郗超将自己的一箱书信交给了自己的门生，嘱咐道：
公年尊，我死之后，若以哀惋害寝食者，可呈此箱；不尔，即焚之。 (《资治通鉴》)
本来，郗愔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悲恸不已。结果看到儿子郗超留下的这一箱书信，发现全部都是郗超与桓温两个人之间私相授受，暗通款曲的信件。郗愔看后，立刻止住悲痛，勃然大怒：“小子死已晚矣！”意思是这小子死得太晚了！
在谢安主政期间，他还进行了许多安抚士族的措施。比如，《晋书·谢安传》中就记载了谢安的一个举措：
于时悬象失度，亢旱弥年，安奏兴灭继绝，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
当时，东晋国内自然灾害频发，连年大旱，致使举国上下人心浮动。谢安为了安定人心，也是为了进一步安抚士族，上表朝廷，建议朝廷复兴已经衰落败亡的世家大族，寻找晋朝初年开国元佐功臣的后代，进行封赏。谢安此举很明显，是为了笼络各大士族，为化解士族间的矛盾和积怨增添了一剂调和剂。
无论是处理士族与皇室的关系，还是缓解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谢安对于尺寸的拿捏都十分到位，既适当扼制士族势力的膨胀，又保持了士族、皇室之间的平衡状态；既确立了皇室的最高统治地位，又保证了各士族对于皇室的绝对忠诚。
在谢安的努力之下，使得士族与皇室，士族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谢安暂时性地消弭了东晋朝廷党争、内斗的苗头，士族、皇室各司其职，共同维护国家统治。整个朝廷一片祥和，君臣上下一心，也为日后东晋在“淝水之战”中营造了一个安稳的政治氛围，一改东晋原来窝里斗、自相残杀的混乱局面。接下来，谢安便可以集中精力，全心全意治理内政，发展民生。
可问题是，东晋的内政民生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极端的困境之中，濒临崩溃的边缘，甚至是比士族与皇室、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那么，东晋朝廷在内政与民生方面，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以及社会危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晋严重的社会危机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积攒的恶性循环。
前文提及，晋室南渡之时，大批北方士族一起跟随晋室南下，同时，也有大量的北方流民一起南迁。这些北方流民背井离乡，来到南方后，由于缺少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势必与南方本土百姓发生明显的经济利益冲突。这样，就导致了东晋初年社会底层严重的动荡不安，以及种种骚乱的根源。
另外，“永嘉之乱”之后，长期战乱，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民生凋敝，百姓困顿，饥馑、寇盗、疫疾肆意横行。太兴二年(319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计；并且，桓温在世时，穷兵黩武，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平蜀、三次北伐，耗费了民力、物力、财力，国计民生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据《晋书·食货志》的记载：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皆尽。又大疫疾，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面临这样一个棘手而又问题复杂的社会危机，谢安又将如何应对解决？毕竟，发展国计民生不同于平衡朝堂，平衡朝堂乃是虚实结合，而发展民生则是真真正正的务实。在这里，就要说到谢安为相十年的施政特点，总结起来两个字：德政。这种施政风格，在谢安发展民生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谢安广施德政，推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大力改革，整顿社会积弊。例如，《世说新语·政事》中记载的一件小事，足以看出谢安以德治国的施政风格：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谢安主政初期，各地有大量兵役四处逃亡，一大部分流窜到了南塘一带，藏到了附近的民船之中。当地官府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准备搜查这些民船，拘捕那些流亡之徒。可是，这么一件小事，却遭到了身为宰辅的谢安的极力阻止，谢安认为，此举一定会激起民乱：“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如果不能妥善安置这群流民，那京还能叫作京师吗？谢安非常清楚，眼下是要想方设法缓解社会矛盾，绝不是激化矛盾。
可是，谢安是如何将他的“德政”思想在治理国家中具体实施？首先，就是要缓解社会底层的阶级矛盾。太元元年(376年)，孝武帝亲政的当年，五月，发生地震。谢安以此作为契机，以刚刚亲政的皇帝名义，发布了一道特赦诏令，赦免了一批囚徒罪犯，向天下人表示朝廷推行仁政的诚意：
顷者上天垂监，谴告屡彰，朕有惧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议狱缓死，赦过宥罪，庶因大变，与之更始。 (《晋书·孝武帝纪》)
长期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与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困顿。因此，谢安的德政自然要以惠泽百姓为主要目标，践行“民为邦本”的儒家治国方略，发展民生。宁康三年(375年)十二月，东晋国内水患、旱灾肆虐，百姓饱受其害，国家财政遭到了很大的损失。那时皇帝尚未亲政，谢安于是以太后的名义，发布敕令，颁行了一项惠民政策：
顷日蚀告变，水旱不适，虽克己思救，未尽其方。其赐百姓穷者米，人五斛。
这是一项怎样的惠民政策？谢安传令四方州郡，凡是遭遇水旱侵袭灾区的灾民，一律蠲免赋税，免除一年租布，或免去半年租赋，“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振贷者即以赐之”。
同时，谢安又命令当地官府，凡是灾区的贫苦百姓，每人赏赐五斛粮食(古代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统一改为五斗)。应该说，这是谢安辅政拜相，执掌东晋军政大权以来，所施行的第一项惠民、亲民的政策。
当然，这些政策不过是杯水车薪。虽然可以一时缓解灾情，让百姓的生活得到暂时的改善，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所以，谢安认为，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时弊，整顿经济体制。
太元元年(376年)七月，谢安对东晋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减轻租税，增加生产的经济举措，根据《晋书·孝武帝纪》的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谢安这次改革税收制度，下令废除了自东汉初年即推行的度田收租制度，也就是按照田亩土地征收租税的经济制度，改为王公以下只征收三斛粮食。并且，又免去了所有兵役人员的赋税。
东汉初年实行度田制，目的是为了抑制豪强势力，防止土地兼并。可是，汉末以来，近百年的乱世，度田制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完全丧失了原先的经济功能。因此，谢安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废止了度田制，实行新的税收制度。
应该说，谢安此次实行新的税收制度，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拉拢占用田户、土地较多的江东大户，进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谢安废止度田制，实行“公王以下口税米三斛”的税收制度，其实是对拥有土地较多的南方田户大族的经济利益的一种保护。因为，这种税收制度是以人口标准收租。所以，那些大户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开垦荒地，扩展耕种，而此举自然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这也开启了一项创举，那就是改变了西晋以来王公以下大户不用纳税的现状，初次实现了国家税收的公平性。总而言之，谢安的税收改革，不仅从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东晋国内的粮食产量，同时也健全了东晋的国家税收制度。可以说，谢安的税收改革，确实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经济成效，使得东晋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晋书·食货志》记载：
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在谢安主政期间，大力推行新政，不仅施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进行经济改革。同时，他还作出了一项贡献，那就是为东晋朝廷解决了兵源和收入问题。晋室南渡，大量北人亦随之南迁。东晋朝廷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外来户”，专门在淮南、江北地区设置侨州郡县，以供这些北方侨民于此定居。
太元元年(376年)十月，谢安下令“移淮北流人于淮南”，将淮北地区的北方侨民，迁至淮南安置。那么，谢安北人南迁的举措究竟有何益处？主要有三点益处。
其一，将淮北侨民迁至淮南，可以避免他们遭受战争的伤害。当时，淮北频发战事，前秦屡屡入侵，谢安及时北人南迁，使得淮北侨民免受前秦铁骑的杀掠，为东晋朝廷保存了一批劳动力。
其二，为东晋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和军队的来源。这些北方侨民迁至淮南之后，其所在郡县即被编为正式户籍，他们就要像南方百姓一样履行职责，向朝廷纳税，这样一来，会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且，谢玄组建“北府兵”，都是从北方侨民中的能征善战者选拔，可以说，北府兵将士中的主要将领与兵源一半都是来自北方。
其三，谢安的北人南迁举措，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南北人员的交流，化解了南、北民众多年以来的地域矛盾冲突，共同推动了淮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太元四年(379年)二月至三月，秦、晋襄阳之战，东晋首战失利，襄阳重镇失守，战火波及襄阳、淮南。祸不单行，当年三月，东晋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疫病。值此多事之秋，身为宰相的谢安再次以朝廷的名义，发布政令，号召全国厉行节俭，文武百官的俸禄一律减半，并且，停止一切非军国大事多余的差役和费用：
狡寇纵逸，籓守倾没，疆场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官停省，以周时务。 (《晋书·孝武帝纪》)
非常不幸，第二年，太元五年(380年)，又是一个大荒之年，先后发生旱灾、水灾，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于是，谢安下令免除太元三年(378年)以前所有的旧租旧债，同时对于鳏寡之人予以优待，每人各赐五斛粮米：
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债皆蠲除之，其鳏寡穷独孤老不能存者，人赐米五斛。
之后，谢安又大力推行精兵简政。太元六年(381年)六月，谢安精简裁撤冗官冗员七百人，大大减少了朝廷一些多余的财政开支，也减轻了民间百姓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从太元元年(376年)谢安正式登临相位，孝武帝初掌朝政，到太元六年(381年)朝廷新政大致底定，这六年对于谢安而言，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六年。在这六年间，东晋的国力明显呈现出上升趋势，一改原来内外交困的衰败局面，朝局稳定，民生安乐。
谢安通过大力推行新政，针砭时弊，锐意改革。首先，巧妙地运用平衡策略，成功地缓解了士族与皇室，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可以各司其职，为朝政的安稳奠定了良好的局面；之后，谢安又积极发展民生，治理内政，大大改善了东晋的经济状况，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盈，一片欣欣向荣。
应该说，谢安的新政，不仅让东晋摆脱了因为内部争斗、民生困顿而导致的困境，国力开始大幅度上升，而且也为不久之后的“淝水之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在内政方面的情况逐渐稳定与好转之后，谢安开始将重点放到外部上。没错，谢安要加强边防，构筑起可以护卫晋室江山的军事力量，积极加强战备，抵御北方强敌前秦的进攻。就这样，一支日后威震天下的雄师劲旅，即将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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