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大年初一，我早早地回了祠堂祭祖。
清晨的天色还黑得发齁，村里的各家灯火已如远野的星子一样挨个点亮。年前钦定的年轻人一早围在寺庙前，洗净手，焚好香，抬着神明老爷们走街串巷。队伍绕过每一条乡道，走过每一片田埂，力图让神明庇佑惠及村里的角角落落。神明老爷后面随着气质磅礴的英歌舞，先是时迁舞蛇开路，鸣鞭驱鬼，两侧则是挂黑须的李逵，挂红须的关胜，其他“梁山好汉”紧随其后，敲锣打鼓，吹弹奏唱。
受下岗潮的影响，今年潮水市行情惨淡，英歌舞比往年显得尤为冷清，锣鼓喧天也盖不住萧瑟的寒意，因此表演队伍舞得更卖力，好似卖了那一身用不完的力气，就能在新的一年拿到好彩头。
我带着两个堂弟挤进最前面，被滚滚人流裹挟着往前走，春仔向来不听话，一眨眼功夫，不知道跑哪野去了。翰仔拉着我的裤腿说，羽哥，给我看看关公。我让翰仔骑着我的肩膀上，眼睛穿梭在英歌队中，想把春仔逮回去。可表演的年轻人脸上都画着粗狂狰獠的脸谱，穿着或红或金的古装衣袍，看得人眼花缭乱，竟认不清谁是谁。
下午时分，迎老爷的队伍来到陈氏祠堂，我们全家人持着一炷香，齐刷刷地跪在神明的金身跟前。
大伯站在殿前，大声欢呼——
恭请各位老爷圣驾来临
祈求来年我陈家平安顺利
工商农党政
各行各业有丰收
学生聪明勤奋
为国建功立业
各家合顺安乐
社会安定和谐
全村团结奋进
众神赐圣杯——
大伯双手捧起杯筊，举到眉心，心里问福祸。杯筊落地，竟然出现了两个凸面，“阴杯"，不是个好兆头。
大伯脸色一沉，四叔公连忙说，没事没事，神明老爷们刚出去外头玩了一趟，还没来得及把咱家的事放在心上，老大，你再掷一次。
大伯脸色略有和缓，重新举起杯筊，又掷一次。四叔公拍手大喊：“哎呀，是圣杯！祥瑞降临啊！”
众乡亲欢呼，互相道贺，说尽一年的吉祥话。大伯松了口气，轻轻笑了起来，给表亲和晚辈们派发红包。
香烧到了尾声，只剩下尾指长的一小节，母亲和姨母们把贡品分给各家各户。有亲戚不满意，说今年份例少了。四叔公说没办法，下岗潮犹如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大地震，震中虽在东北，余震却辐射了整个华南，咱们潮水市下海经商的人虽然多，却也熬不过经济下行，连给神明老爷们的供品粿点也较之以前逊色。
本来份例是不够分的，但母亲说，一户人家四个橘子一包糖，是必备的，少了一点，老爷都要怪罪的。
表家亲戚拿了自己的供品后，各回各家了，我留下来帮忙打扫祠堂，母亲偷偷往我怀里塞了一块黄色的符，包成菱形，栓了一根红绳，让我挂在胸口，她说她刚帮我问了土地老爷，老爷说我今年不是很顺，要改一改运。我笑着说，你儿子在警校学的是唯物主义观，不信运，也不信命，母亲嫌弃地啧了一声，说让你戴就戴着，话那么多做什么，惹人嫌。
大伯手里拿着一叠红包，给混得不好的晚辈说着吉利话。亲戚走后，他把没发完的红包攒成厚实的一摞，塞进我口袋里，跟小时候一样。
我哪里还好意思拿，连忙推脱回去：“大伯，您还当我是小孩呢，我都出来工作三年了，应该孝敬你们才是。”
大伯拍拍我的肩膀：“没结婚就可以拿红包，不管你多大，都是叔伯父们的孩子，等你成家立业了，陈家的祠堂，也要留给你照看了。”
我算是祠堂里养大的孩子。潮汕的祠堂多是明清期间的家族富人出钱修建，目的是供奉祖先，福荫后人。每一年，长辈们会捐钱给祠堂，接济一下同宗的晚辈，譬如，有人上京赶考，祠堂会出钱资助点上路的盘缠，谁在外面混不好了，只要说一声，就能找长辈们要些钱财。
我爸是爷爷生的第三个孩子，他有心脏病，结婚没多久就去世了，留下我妈跟我。我妈是传统的农村妇女，不认识字，每天去工厂领点手工活儿干，赚的远远不够花。陈家的叔伯父们就合起来抚养我长大，直到三年前，我从警校毕业，进了市里的警察局。
家务活一般是女人干的事，一到过年，母亲永远是最忙的，备贡品，叠纸钱，迎来送往，准备年夜饭，一忙就是一下午，我想帮忙收拾，她不想我沾手，把我撵出去，我无事可做，蹲在祠堂门口，看翰仔跟邻居家两小孩玩弹珠。
翰仔是我大伯的独子，五岁，人胖手粗，他两个手指头一捏，还没人家脚指头长，自然弹不赢别人，正在外头撒泼打滚。他被大伯母溺爱得没边，玩不过就扯着嗓子哭，见没人搭理他，弹珠让地上一砸就跑了。
过了傍晚，英歌舞一结束，村里便显得冷清，偶有鞭炮声响，炸得人一激灵，特难受。可听习惯了又觉得少了不行，没有年味。
我衔着一根烟在嘴里，准备掏兜里的打火机，一朵白焰恰巧越到我眼前。
“哥，红包拿来！”
春仔嬉皮笑脸的冲我摊手，裤腰带上BB机晃了一晃。98年时，BB机这玩意儿还不是人手一个，我也心仪了很久，但听人说，以后BB机的价格会越走越低，也就不舍得买。春仔才读初中，三堂叔就舍得给他宝贝儿子花冤枉钱。
我从裤兜里翻了个皱巴巴的红包，拍他脑门上：“又大一岁了，学懂事点，别老气你爸。”
“知道了。”春仔直接撕开红包数钱：“怎么才给五十，买两串鞭炮就炸没了。”
我叫他好好读书，明年准备高考，现在国家需要高素质人才，考上大学就是人中龙凤了，还包分配。春仔抽出红包里的钱，撇着嘴骂我抠门，又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应该参加不了高考。
我说，你不高考怎么办？去你爸工地里搬砖？春仔嘿嘿笑说，我爸说了，考不好，就花钱让我去美国镀金，直接跳过本科，拿研究生文凭。你看洋人不高考，还不是照样培养出人才？
我眯着眼斜视他：“海外的人才，就是跟你一样天天抽烟喝酒还带妞儿到处玩的？你天天闲得没事干，能不能好好读点书，把你爸气死算了。”
春仔不耐烦地说我啰嗦，一只手不老实地往我裤兜里摸了个遍：“哥，你巡逻的枪还带在身上不？给我玩会儿。”
我踹了他一脚，问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春仔讨不着好，不敢提枪的事，又问我元宵节前，市里面有没有交警值夜班。
我抽了一口闷烟，把烟圈儿吹他脸上：“你给我老实点，大过年的，抽抽烟喝喝酒也就算了，再搞出飙车夜闯国道的动静，我第一个逮你进少管所。”
“问问不行嘛，小气。”春仔装模作样地撅起嘴，逗得我无奈摇头。这孩子心性不定，老想干出格的事，欠收拾，但总归是年龄小，以后还有机会改。
天色渐晚，村里稀稀拉拉地放着烟火，点亮了黑咕隆咚的不夜天。母亲喊着吃饭了，我碾灭了烟头，提溜着春仔的脖子往祠堂里带。
祠堂院子的地扫好了，我们便在外头支起来一张大桌子，把上供的食物摆了上来，工夫茶、烤乳猪、白切鸡、还有五颜六色的“粿”，神明老爷吃完就轮到我们吃了。
母亲把一只卤得油光透亮的卤鹅放在中央，说卤鹅是王婶儿自己卤的，油光透亮，春仔早就看中了鹅腿，嚷嚷着谁都不准抢他的。
王婶儿是谁？我问。
母亲指了指厨房。经过母亲一提，我才发现家里多了个帮手的女人。那女人在厨房洗筷子，宽腰厚背，脸倒是比身材秀气，皮肤晒得黝黑，看起来很会干活儿。
母亲说，王婶是普宁乡下来的，专门雇来照顾二伯的。
二伯喜静，一个人住在祠堂里，每年只热闹两回，新年和中秋，可今早却看不见人。我问，二伯去哪儿了。
母亲指了指祠堂里唯一一间还住人的房：“你二伯不舒服，在屋里头休息，等会他在房间拉铃，你再帮忙抱他出来。”
火锅热气腾腾地架在桌上，下着牛肉丸和海鲜，等着叔伯父们围炉而坐，我属小辈，往年都跟女人和堂弟们做一桌，大伯说，今儿天冷，阿羽过来一块儿喝杯酒，热乎热乎。所以今年我也被招呼上去一起吃。
第一锅海鲜烫熟了，我挨个分发到叔伯父们的碗里，先是辈分最大的四叔公，再是大伯，三堂叔，还有另一个空着的碗里。二伯身体不好，不能跟我们同用碗筷，我特意用开水烫过消毒了。
春仔开了客厅的电视，播着春晚，我们都不看电视，只为了图个气氛，听个热闹，蛏子熟的时候，黄宏正在我背后中气十足地喊着，“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一吃饭，大人们聊得都是下岗潮那些倒霉事，潮水市作为港口城市，受到的波及并不算大，反倒成了接纳外省下岗员工的首选之地，也就是人们嘴里“下海经商”的那片海域。
三堂叔说，这两年，很多外省人涌入潮汕找机会，天还没亮，就蹲在马路上等着找工作。潮汕人普遍比较懒，脑瓜子灵活，只喜欢做生意，不喜欢打工，外省人就愿意干本地人不愿意干的，价格还便宜，你看满街上蹬人力三轮车的，做苦力的，都是外省来的。
行情一差，很多人脸上都是愁云惨雾的，但我家里人却过得很不错。先是四叔公开了一间两百平米的茶铺，就开在潮水市的富人区，这年头，谁求人办事手里不拎点茶叶烟酒，行情越差，他反而赚得越多。
三堂叔更聪明，他没读过书，小小年纪就倒腾买卖，今年他花了十万块，在市中心买了一块商业荒地，雇了一群江西的农民工盖房，盖了七八层，转头又租给他们，一个房间收租五百，一年下来翻了十倍。
大伯批评三堂叔什么都没干，就靠左手倒右手，沾了一手荤腥。三堂叔乐呵呵地说，我帮国家解决了一批嗷嗷待哺的老工人，给他们房子住，安排活儿干，还一天包两顿饭，是积功德，老爷会保佑我的。
大伯问我今年过得怎么样。他是市局的领导，今年调到省政务厅协助工作，任务很重，没怎么回家。我说，我今年运气还算不错，主要负责治安管理，不忙也不闲，顺利的话，明年应该能评上治安大队的队长。
大伯点点头，说：“阿羽啊，今年潮水市有一个大项目，省级领导会经常下来视察，市容市貌很重要，本市的治安管理是薄弱项，三轮车随便乱停，摩的到处拉客，还有混混大晚上在国道飙车——”
大伯看了一眼春仔，春仔正招呼着领居家的小孩玩鱼虾蟹（一种赌法），他仗着自己年纪大，当庄家，没过一会儿裤裆下就囤积了一堆白花花的散钱。见大伯看他，他立刻以退为进，举起手投降：“大伯，我真不敢了，我最近都在忙学习，每天两点一线，哪儿都不去，您不信，问我爸！”
三堂叔低眉顺眼地笑道：“是啊，大哥，春仔最近学乖了，我看的特别紧。他要是敢再闯祸，我把他的皮剥了。”
大伯没有理睬，宽厚的手掌落在我肩膀上：“阿羽，今年维稳任务很重，机会也多，如果能做好，以后前途无量，大伯也会多多提点你。”
“好，我一定努力。”
祖宗灵位前的烛火一晃一晃，似在倾听。
大伯为我斟了一杯酒，看向我爸的灵牌：“陈家的孩子都要有出息，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才能光耀门楣，福佑后代。”
说实在话，我并不在意提拔不提拔，我爱当闲云野鹤，每天喝喝茶，上上班，一天也就过去了。人一旦闲散惯了，就不愿意让自己受累，但大伯的好意是不能拂了的，我一边点头说好，一边往火锅里下虾，空碗里的肉丸子冷了，我又用勺子兜了回来，单独拿到厨房加热。
客厅传来刺耳的银铃声，春仔耳朵最灵，喊了一声，二伯醒了！
我要过去帮忙，王婶儿起来得比我还快，说，你们吃着，我一个人就行。
我六岁的时候，二伯确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一发病起来，身体就像被冻住一样，这些年，中药西药吃了个遍，苗族巫医，佛祖菩萨，能求助的路子都用上了，还是没办法痊愈，只能延缓发病的时间。以前他还能借助辅具直立，今年就彻底不行了，进进出出只能靠轮椅。
王婶儿连人带着轮椅，把二伯抬了出来。我一抬头，看到二伯那张瘦削病态的脸，一时心神恍惚，勺子掉进锅里，溅起的几滴热汤烫得我缩回了手。
二伯，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阿羽。他笑着用枯瘦的手拍拍扶手，示意我坐在他身边，又颤颤巍巍地翻找着上衣，好不容易找到三个皱巴巴的红包，给了我们小辈一人一个。
围桌更热闹了，大人们推杯换盏，继续聊着家长里短，我看着二伯颤抖着夹着丸子的手，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还记得，二伯年轻时候非常英俊，瘦成薄纸的双肩常常把我扛起来，去够芒果树上还发青的芒果仔。他的双腿跑得很快，带我去赶集，总能抢在第一位，我们蹲在甘草水果摊子前，等老板切好凤梨和番石榴，淋上酸甜的话梅汁水，叔侄二人齐齐咽下口水。
回想起来，竟是很久远的事了。
14岁那个夏天，我一直都记得。
「阿羽，你说，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个炎热的晚上，二伯躺在床上，绝望又无助地望着我，枯槁的手在病床上蜷起，棉被抓出复杂的褶皱。
我知道，他迫切希望我为他说两句辩解的话，我却死死地盯着地上的衣服，不发一言。鲜红色的女童连衣裙，像二伯咳出的一滩血，黄色小皮靴和尿袋混在一起，翠绿的小背心盖在他咳在地上的脓痰上。
二伯被人拖出家门，脑袋压进泥潭里，他掀着眼皮看向我，那一瞬间，二伯从鲜活的人变成了一滩死水，婆娘们发出刺耳的骂声，像裹挟着风速的石头，把他砸得血肉四溅，面无全非。
“阿羽，陪二伯喝一酒。”
二伯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愣神道：“您不能喝酒，我给您倒杯水吧。”
“喝一点，不碍事。”
二伯今天高兴，吃得热火朝天，嫌热，脱了上衣，露出嶙峋的脊背。他冲我敬酒，我有些不敢看他的眼睛，匆匆往喉咙里一倒，辣得舌根子微疼，一股酸涩的劲儿直冲脑壳顶。
二伯酒量浅，没两杯就满了，不愿意再喝，叫我帮他扶正了位置，脸对着电视机，看那英和王菲在台上载歌载舞，她们唱“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在温柔的歌声里，仿佛一年比一年充满希望。
我怕二伯着凉，给他盖上一件薄毯子，他的裤管空荡荡的，摸下去像摸两根细细的钢管。二伯右手支着太阳穴，疲惫不堪地说道：“阿羽，你的大疙瘩响了。”
为了方便警局随传随到，我也配了个大哥大，此时正扣在沙发上乱响。我以为是好兄弟建得跟我拜年来着，接过电话，几句吉祥话还没说完，就被建得紊乱的呼吸声打断。
“阿羽，打扰你过年了，小公园里发现了一具死尸。”
鞭炮声太吵了，我有点听不清，又问了一句：“什么？尸体？”
“对，一个女尸。”话筒那边传来呼呼的风声，建得应该正在骑摩托：“我刚把面煮上，就接到一个报案电话，你来看看就知道了。对了，尸体腐烂了一段时间了，有味儿，记得戴口罩。”
寒冬腊月，外地警察都回老家了，只有本地的警察坚守原地，建得虽然不是本地人，但他媳妇是潮汕的，今晚正好轮到他值夜班。
此时，大伯的大哥大也响了，话一出口，全家都安静了，院子里只剩下倪萍播报节目的声音。
他按下电话对我说：“市局打来的，说金元区派出所只有谭建得一个人值班，让你过去协助调查。”
我说好，穿上外套带着枪就要往外走。母亲追了上来，非要我喝一口糖水讨个甜头才能走，又神神叨叨地转向地主老爷，希望老爷保佑我平安回来。
我急匆匆地喝了满嘴甜，特意挑了个最厚的口罩戴上，跨上院子里那辆斜靠着墙的二八自行车，赶往案发地点。
* * *
小公园不是一个公园，而是一座中山纪念亭，为缅怀孙中山先生而建造。
20世纪初，远赴东南亚创业的华侨们有了些闲钱，携巨款回来建设家乡，当时就修建了以小公园为中心的骑楼建筑群，交通枢纽、百货大楼都围绕着这块地来建，曾经也算客似云来，繁盛一时。
后来，时代变迁，华侨港商接连搬走，小公园成了老市区，骑楼没什么人住，只剩下少数本地人在一楼经商、摆摊，卖一些廉价的衣物和本地小吃。
骑楼外形别致，雕廊画柱，青苔覆面，二楼三楼几乎是空的，门锁腐烂，一盏灯都没有，黑洞洞的，像盲人久不见光的眼睛。有的窗户紧闭，雕花栏杆还完整，残留着往日繁华的气息，有的门户破败，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栏杆，窥不见里头的风景。
临近夜晚十一点，建得穿了一件新的棉袄，站在路灯下面抽烟，想必勘测过现场了。
建得见我理他八丈远，把烟掐灭说，阿羽，你还是老样子，闻不得一点腐尸味。
腐尸的臭味无孔不入，最爱往棉絮布料里藏，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老觉得手指头刺挠，捂着鼻子催着他说，你抽快点，最好把那包红塔山全点上，把味道散走。
建得一边往前走一边说，你这毛病怎么搞的，咱们在警校都摸了多少回尸体了，法医课也上了两学期，还这么敏感。
我自己也烦，哪有警察闻到腐尸味会浑身起疹子的？可能天底下就我一个不入流的。
建得等我拿好工具，带着我往里走。骑楼巷子里幽深阴暗，冷清得过分，像荒芜的鬼城。如果换做以前，就算死了人也很难被发现。但最近潮水市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也就是大伯说的“大项目”。
第十一届世界华侨交流会开始启动，中国有申请举办的意向，但举办城市还没有定下。潮水市是海滨城市，背靠珠三角，毗邻港澳，潮商遍布东南亚，理所当然被列选为候选城市。
全球的候选城市有五十五个，能不能成，要看天时地利人和。老板姓听得到风声，见不到雨点，只当是个口号，没人把事放在心上，但市政领导不这么想，这两年经济形势低迷，哪个城市能举办侨交会，哪里就有更多招商引资的机会，街头巷尾都是创文创卫的影子，道路也干净了许多，连小公园这个人烟稀少的地儿也安排了一些巡逻的人。今晚打电话报案的，就是一个参加巡逻的保安大叔。
建得带我来到一处三角骑楼，这处骑楼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东南方向，与小公园中心拉开了一段距离。大叔拿着手电筒给我们比划，他说，这一栋骑楼的房东是本地人，因为过番去泰国做生意，几十年没回来，锁也都腐烂了，算是废弃的房子，加上旁边又有一些危楼，他平时都不上去，只是在楼下粗糙地巡逻了一遍。
骑楼里没人没食物，老鼠都不爱来，但这几天他路过的时候，总是听到地板上有动静，老鼠穿梭而过，他觉得奇怪，上去查看，结果就看到三楼躺着一具女尸体。
建得走在最前面，创开门时，尘埃乱飞，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扑鼻而来，老鼠和蟑螂像浪潮一样，从女尸身上褪去。
死者去世了一段时间，身体腐烂了，只剩下骨架，但衣物是完整的，长袖背心加短裙，女孩，高中生。手腕上带着一个女式手表，款式很时髦，应该不便宜。
建得冷哼着说，凶手可真会选作案地点，死者死了一个月，也就是说，是死在世界侨交会传出风声之前，那时候，骑楼很冷清，夜间走路能听见蚊子的叫声，若不是突然加强了巡逻，这起命案至少要一年后才会被发现。
死者的书包扔在旁边，我戴上无菌手套，翻开里面的书，高二，笔记做得认真，密密麻麻填满了整本书，应该是三好学生那一类的。我心里难受，这孩子跟春仔差不多大，大年初一却躺在无人问津的荒废骑楼，着实可怜。
我拉了警戒线，简单地封锁了案发现场，把大叔交给楼下交接的同事，让他回所里做笔录。
一只老鼠从死者鼻腔冒出，又钻进嘴巴里，一路很顺滑。难怪我老觉得尸体的脸不对劲，原来是鼻梁骨被削掉了一块。
死者右手捂住脖子，掰开一看，那是一个深嵌入骨的伤口，直径一厘米左右，恰好插在动脉上，凶器被凶手拔走了。
建得掀开死者的裙子，叫我过去。我不愿意，心想老子就是怕验尸才转做治安管理，你他娘怎么又来让我验尸。
“那是你们区的案子，我不方便掺和。”
“快点。我老婆还说大年初一不让我沾尸体呢。”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检查了一番说：“髋骨上没有受伤，下面没有侵犯痕迹，明早带回所里去解剖吧，致命伤应该就是动脉那一刀了。”
骑楼早已不再通电，黑夜隐瞒了许多线索，建得蹲在地上撒鲁米诺，发出荧光的地方有两处，分别是脖子和鼻子，跟伤口吻合。
“出血量不对。”建得指着地面：“鲁米诺能检测出稀释了上万倍的血液，死者的致命伤在动脉上，应该会喷出大量的血，地面这么干净，很不正常。”
死者的髋骨处躲着两只小老鼠，受惊后跑了，我说，骑楼里几十年没住人，老鼠都饿得皮包骨，不怕人了，说不定血都被老鼠舔走了。
建得不置可否：“你家老鼠能是拖把啊？动脉血会喷射，就跟大庆油田一样井喷，现场却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不奇怪么。”
也是，抽动脉血很疼，死者是学生，皮娇肉嫩的，一定会挣扎，但从死者的姿态来看，没看出来什么挣扎的痕迹，凶手应该是个男人，力气很大，能在一瞬间将凶器插入死者脖子上，一招毙命。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我说，骑楼会不会是第二现场？
建得思索着，说看样子不太像，凶手要把尸体从别的地方运过来，肯定要走楼梯，楼梯也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埃，拖上来会留下拖拽的痕迹。从窗外吊进来，则会留下血痕。如果凶手是个很有力气的男人，倒是可以抱着死者上来。
三角骑楼的窗户是破的，月光漫不经心地投射进来，就像前女友虚情假意的关心。往窗外望去，骑楼斜对面的一楼是一家钟表行，墙上柜子挂着各式各样的西洋石英钟，贵的，便宜的，一应俱全，在那个年代，谁家能有一台石英钟，就算得上有排面。
潮水市不大，来来往往都是熟人，钟表行的掌柜是我四叔公前妻的一个亲戚，这家钟表行开了有十七八年了，早上十一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闸，雷打不动。生意冷清的时候，掌柜就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说来也巧，潮水市不大，来来往往都是熟人，钟表行的掌柜就是我四叔公前妻的一个亲戚。
此时，钟表行已经拉下卷帘门，应该是要收摊了。
建得速度很快，用胳膊挡住卷帘门，说要带掌柜回所里问话。老人家不理睬他，嘴里叽里呱啦骂着一连串潮汕脏话，骂得还贼赃。建得听不懂，只一味要拉他走。我连忙冲建得使眼色，说老人家七十多了，你大过年的让他去蹲派出所，要是有个心脏病高血压，咱两都完蛋了。
我只当聊天一样，跟掌柜寒暄，问他今天生意如何。
掌柜看今天生意冷淡，难得有个人陪说话，便喋喋不休地跟我唠家长里短，好不容易才绕到三角骑楼上。
他说，年关将近，小公园比平常热闹一些，上个月十五，月娘特别亮，他看到一个男人在三角骑楼门口徘徊，还上了楼，不过他没有看到什么女学生。
我问，那个男人什么样儿。
掌柜说，看身形大概四五十岁，很壮实，戴着一顶雷锋帽。
我问，知不知道当时几点？
掌柜说，夜里七八点，那时候我正在给顾客校表，印象很深刻。
“不对，怎么会是半个月前？”建得不相信，“女死者至少死了一个月了，那群保安天天巡逻，如果是半个月前死的，应该早就被发现了。”
我说，死亡时间也有可能被抹掉，南方水汽重，骑楼里长期没人居住，潮气重，而且还有老鼠蟑螂大快朵颐，加速了腐化，具体还得等验尸报告。
建得又问掌柜，知不知道男人来干嘛的。
掌柜摇摇头，说每天往来小公园的陌生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他只是个做生意的，哪能见一个人就去问一嘴。
建得又问，男人后来有出现过吗？除了很壮实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外貌特征。
掌柜被问得不耐烦，说自己老花，能认得个人影已经是尽力了。
再问也问不出个什么来，我们只能初步锁定几条信息：第一，死者身上一共两刀，致命伤在大动脉，鼻骨被削。第二，凶手为男性的可能性较高，三十岁至五十岁，住在附近，且力气巨大，能在一瞬间将凶器插入骨头。第三，现场血量不对，怀疑存在第一凶案现场。
我掏出包里的柯达相机，给死者拍了照，建得如获至宝，三番五次叮嘱我，等照片洗好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发给他。
1998年的时候，各种刑侦手段还不发达，破案手段有限，连一台柯达相机都是罕见的宝物，警察大多数靠经验判案，如果逻辑线推算得大差不差，案子就算结了。
大年初一，我不想跟尸体对着，封锁完现场就交给其他同志。但建得是个认死理的主儿，他向来做事认真，不放过任何一宗冤案，想必还会继续查下去，我走的时候，他还蹲在现场排查。
小公园不在我们局的管辖范围，后来，我忙着到处拜年走亲戚，没有再管这件事，倒是死者的惨状依然记挂在心里。
正月十五，元宵夜。村里正在迎灯笼，放烟花，建得给我打了电话的时候，我正拿着一根香帮忙点火，春仔和翰仔爱放响的，吵得人心烦意乱，我满耳朵尽是炮声，听不见建得说什么，便把耳朵往话筒里凑：“说大声点，我在院子里带弟弟们放炮呢。”
“阿羽，我查到死者了。”
建得的声音很冷，裹挟着海滨城市的湿气和阴冷，仿佛世界被一分为二，我这边是热闹的太平盛世，他那边是荒芜的旷野。
建得说，死者叫陆雅芳，82年1月12日生，二十一中高二三班，跟一个月前的少女失踪案一致。
陆雅芳，很陌生的名字。我不明白建得为什么用沉重的语气告诉我。
我问他，陆雅芳是你旧识？怎么这么紧张？他却说，陆雅芳是谁不重要，她爸的身份却很不一般，文旅局局长，负责跟进世界华侨会的投标。
翰仔偷偷躲在角落，擦亮了一枚震天响，往祠堂里扔。我的心提到嗓子眼，揪住翰仔的领子大吼：“炮呢，你把炮扔哪里了？”
翰仔脸色惊恐未定：“二、二叔房间里。”
窗户里闪过一瞬火光，炮还没炸！
“建得，我忙点事儿。”我用肩头夹着大哥大跑进房间，炮滚到床底下，冒着一小撮烟，二伯躺在床上看书，问我怎么了，我顾不得解释，飞快把他抱出来。
“阿羽，你有没有在听啊？“
“在听。”
轰——震天响炸开了，我迅速接了一桶凉水，往床底下一泼，还好，火苗及时灭了。
我摊在沙发上喘气，这才有空回话：“建得，陆雅芳的爸是当官的，你执意查下去，便有可能会搅乱官场的浑水，就像用逗猫棒去招惹一只沉睡的雄狮……很危险。”
“我知道。”
世界终于安静下来，建得的声音仿佛从荒芜的旷野传来，振聋发聩。
“不管背后躲着什么权贵高官，只要是我手里的命案，我都要排查万难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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