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
那里有满山满谷的槐花，一到四五月份，颇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盛景，我不懂得欣赏，只惦记着槐花可以摇下来，拌面疙瘩炒着吃。家里的地窖总是很阴冷，地面屯着能堆成墙的大白菜，冬天靠烧锅炉供暖，通风不好，每年都有独居老人中毒走了的，穷是真穷，村里连个下水道还没有，大号小号能看到别人结着冰晶的臭粑粑。
我爹是沥青厂的工人，他没有沾亲带故的领导，人老实，嘴又笨，总分配到最糟糕的岗位，在单位里负责打磨石棉瓦和板材。以前工地里没什么安全措施，不懂得湿水降尘，工人们硬着头皮凿石棉，扬起来的颗粒满屋满屋地飘，一天下来，鼻孔被粉末堵得死死的。娘拿缝衣服的边角料给他做了一层薄薄的脸罩，挖两个洞，能看清路，下面再挖一排小孔，呼吸用的，印象中，我爹脸上总有几道勒白的印子，是脸罩的线勒的。
每天早上四五点，天还黑得正浓，我娘就要起床磨豆浆，炸饼子，趁着热乎，推到工厂前门去卖，每天卖个十几块钱，给我弟妹读书用。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同母亲一块儿躺在炕上，听故事。我娘没读过书，肚子没有墨水，只能讲老一辈的抗日故事，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弟妹听厌了，倒头便睡，我却总能听得热泪盈眶，激动得辗转难眠。兴许从那时候开始，正义的种子便在我稚嫩的心灵里扎根发芽，
算命的说，我是读书的料，长大能光宗耀祖，我爹深以为然，他指望着我读警校，读成之后包分配。我们家祖辈没有当官的，更没有包青天一样的清官。在我爹心里，警察和军人是一样的，英姿飒爽，保家卫国，在社会上也能“说得上话”的。
后来，我如愿考了个很不错的分数，填自愿的时候，爹娘说，你去南方吧，那边是改革开放的最前端，你是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要飞到更远更发达的地方去。
我原本以为，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比如我爸不用再闻石棉灰尘，我妈不用黑灯瞎火卖油条。直到我考上了，我妈仍然起早贪黑，为几块油条钱压弯了腰，我爸倒是不需要再去吸石棉了，因为他的肺坏了，国外叫尘肺病，鼻子要插管才能呼吸。
18岁那年，我乘着颠簸的火车，一路从东北坐到广东，风景一时一变，前路渺茫，仿佛有预感，生活的天平并不会如我所愿，向着我倾斜。
入学第一天，校长让我们写下军令状，站在国旗下宣誓自己的梦想。我当时满腔热血，正气凛然地说，我的梦想，就是为保护人民的安危而献身。
人群爆发了一阵笑声，一个眉清目秀的男人说，你的理想那么崇高，早生五十年的话，是不是能炮轰巡洋舰了？
校长生气地点了他的名字，问他为什么要考警校。
他面不改色地说，我要当公安，这身警服一穿上，就没人敢欺负我家里人了。
好巧不巧，我跟他分配到一个宿舍，又刚好是上下床。他是正儿八经的南方人，普通话半咸不淡的，“福”和“胡”分不清楚，有闽南那边的口音，后来他说，他叫陈丰羽，是潮汕人。
那时候，我刚从农村出来，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埋头苦读。为了供我上大学，家里欠了不少钱，我爹虽然拿到国家给的补偿款，但他的肺已经离不开氧气，每天要用一瓶纯氧，开销巨大，我只能像一匹老马，不知疲倦地向着山跑，奖学金就是我眼里唯一的山。
阿羽却有自己精彩的活法，在我啃馒头看书钻研刑侦案例的时候，他早已约上同校的姑娘出去看电影，该玩玩，该学学， 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很多比赛，拿了奖。体能训练最辛苦，他都能扛下来。
我这人想法刻板，老以为警察就要一板一眼，纪律严明，像阿羽那样的，肯定是个家境殷实的纨绔子弟。阿羽却说，自己是在祠堂吃百家饭长大的，潮汕人很团结，叔伯父们合力把他养大，平时很疼他，出手阔绰，钱永远花不完。
他总是说我活得太累，人的活法有很多种，不是一道题就只有一个答案，世界也不是非黑即白，有时候，世界是灰色的，有时候，它是无色的，有时候，世界又能随着人的意愿改变自己的颜色。
可我不明白，警察如果没有公私分明，又如何守住自己的底线？
他笑着不语，搂过我的肩膀说，等你出了社会就知道了。
说完，他随手拿走我的书，我要追上去，他不给，说大好阳光不应该浪费在宿舍里，应该跟女孩子们出去逛百货大楼。建得，你的生活太单调了，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我和我的媳妇秦心，就是在阿羽的张罗下认识的。
秦心跟我们同一届，读的是新闻传媒，跟阿羽一样，秦心也出生潮汕，但她不是贤惠温婉那一挂，相反，她非常刚强正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原则性太强的人，并不适合相爱，我跟秦心在一起老吵架，但我仍然很爱她，因为在我的理念里，性格可以磨合，两个人拥有同样的信念，才能长久走在一起。
毕业后，我为了和秦心一起，申请分配到潮水市乡下的一个派出所。那间派出所是乡里所属，工作人员多属于同一个乡出来的，平时呆在所里跟在家似的，都愿意操着一口潮汕方言唠嗑说话。我刚去的时候，一句话都听不懂，就连要个档案资料还要说上三四遍，猪嘴圆鸭嘴扁，语言便是天生的屏障，我成了一个被孤立的边缘人。偏生我脾气急躁，做事又一板一眼，常常因为语言不通跟同事闹得不愉快，跟所长反映了许多回，他只叫我去学，去适应，别人习以为常的事儿到了我身上也不能成为问题。
潮汕方言出了名的晦涩难懂，不是本地人真学不来，在乡下呆了半年，我一件案子都没接手过，干的最多的活儿，就是调去计生委帮忙查村里人有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偷生孩子。半年后，所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所长因为晋升被调离，上面空着一个位置，按照资历来算，应该有两个候选人。局里分了两派，有暗自较劲的意思，我听不懂他们的唇枪舌剑，又不愿意盲目战队，只愿意一心投入具体的工作。
后来，所长的位置确定下来，正是与我发生过口角的一名当地民警，他家亲戚把派出所当家，时不时来所里纳凉喝茶，逢年过节发的粮油都要算他家亲戚一人一份，被我说了几句后，就叫一群乡里乡亲站在马路边用方言骂了我一路，还拿猪食泔水泼我的制服和单车。这些听起来很无聊的报复手段，却能逼疯一个正常人。
我过得十分憋屈，彼时，我的感情也步入坎坷。
24岁正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但秦心家看不上我一个乡下派出所的，秦心进了报社当记者，事业蒸蒸日上，我却因为语言不通被边缘化，双方父母又催得紧，险些要分手。
就在这个时候，阿羽请我喝酒，我说了一嘴被本地人排挤的事，没过多久，他那时任公安局分局局长的大伯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金元区派出所刚好有一个位置，只要我写好申请，就可以调动出去。
调走的第一天，阿羽给我摆了一台接风宴，竟然将我一群新同事和领导都请了过去，桌上摆了两瓶好酒，还点了一桌子热腾腾的菜，一顿饭得花我大半个月工资。他带头和新领导干杯，说建得是东北那边的，听不懂咱们这边的话，他为人老实，直肠直肚的，大家有什么该差遣的，就使劲差遣他。新领导和新同事笑得客客气气，估计是看在阿羽大伯的面子上，对我有了些好脸色，可我心里头不畅快，老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这种搞法明显是有求于人，有悖于我的原则。
饭局过后，阿羽悄悄搂着我的肩膀说：“建得，你就是太直了，请客吃饭算什么，这不过是融入集体的第一步。”
我心里还怄着，阿羽攮了我一拳：“就你老实有原则，这些领导同事各有各的家事，要叫齐人可废了我不少劲儿，人家愿意来，那是给我面子，也是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还说要为人民的安危献身吗，献身也得有个途径，本地话都听不懂，你献身给谁啊。”
我不得不承认，阿羽就是有这本事，让我心服口服。
阿羽双手枕在后脑勺上说，潮水市是四线城市，发生不了什么大案，估计没机会让谭青天为人民的安危献身了。我知道他在笑话我，便说我恨不得没有这个机会，百姓平安无事最好。
有了那顿接风宴，我在新单位适应得很快，事业上势如破竹，破了不少案子，打击了潮水市最大起的黑暗势力团伙，晋升为刑侦大队队长，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娃娃。
美好愿景只持续了三年，如今，我又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道坎。
新年过后，广东迎来了雨水丰沛的回南天，湿得墙上能渗出水来，如同我的心境，潮湿又烦闷。
我去了陆雅婷的学校，见了第一面，我就知道她不可能是凶手。这孩子是个叛逆的初中生，为了追求好看，瘦得猴儿精猴精的，手臂跟竹竿一样细，虽然有杀人动机，却构不成杀人的条件。
因为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凶手要么拥有成年男人的臂力，在陆雅芳反应过来之前一击毙命，要么，是等陆雅芳死了之后，把尸体从第一现场搬到三角骑楼。骑楼的窗户小，有栏杆挡着，只能走楼梯，抱着一个尸体上上下下，陆雅婷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头，骑楼的主人以华侨居多，基本上都在东南亚定居，没人有钥匙，我们没办法私闯民宅，所以凶器也迟迟找不到。
整个案子的证据，只有钟表行掌柜的一人之词。他的供词跟尸检报告是吻合的，但我仍觉得事有蹊跷。
其一。凶手如何把陆雅芳带到小公园？一个成年男人若带着一个女高中生出街，肯定会引起行人侧目。老市区的街坊邻里互相认识，老人小孩都爱挨着亭子聊天玩耍，陆雅芳如果发出求救的信号，不可能一个知情人都没有。
其二，凶手跟陆雅芳有仇吗？一个高二的孩子，爱读书，没什么娱乐，跟社会联系很少，怎么会招惹这么狠毒的仇家？
其三，现场的血量太少了，少得不像大动脉喷射的血量，除了打麻醉针之外，凶手还对陆雅芳的脖子做了什么？
其四：削掉陆雅芳的鼻子，是有什么内在的含义？那个鼻子如今也找不见了，凶手带走陆雅芳的鼻子，究竟是为何？
我心中郁结，夜里难以入睡，每每想及此，便被憋屈闹醒。
没过多久，陆雅芳的好朋友到警局找我，她说她忘了一件事。
失踪当日，陆雅芳收到了寻呼机里的信息，着急忙慌地跑了出去，以往她要上完第三节自习课才会回家，那天却突然早退，像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只要找到她失踪的寻呼机，就能抓到凶手。我精神抖擞，一腔热血难凉，正打算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我的领导黄局却不让我继续往下查。
按照惯例，命案必破，早在发现尸体的第二天，我就申请把案子立为特大要案，争取全力攻破，可黄局拖拖拉拉到现在，还是没有同意我的申请。他的意思是，这起案子还没有起色，不如先封存下来，等以后有了新线索再重新启动。
他又补充了一句：“陆雅芳他爸陆绎，已经放弃了追查。既然受害者家属自己都放弃了，我们也没必要再浪费警力了。”
我一时血性就上来了，冲黄局拍桌子质问：“难怪陆绎一副为难的样子，原来是有人从中做手脚。黄局，我丑话说在前头，不管是什么强权高压，这个局长那个领导，在法理和真相面前，一步都不能让。”
黄局大发雷霆，骂我不知道轻重缓急，我的嗓门大，他吼不过我，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把一叠新闻扔我脸上：“你他妈不看新闻的吗？”
我恍惚地想起来，最近的新闻头条都在报道一件大事：潮水市成功进入了世界侨交会第一批选址名单，全市的领导都很重视，在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出现一个无头冤案，有可能会影响侨交会的选址。
我自然知道，一个世界级交流展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进程有多重要，重则一跃成为一线城市，轻则带来长期的经济效应，否则中国也不必连年申奥（彼时还不知北京将于2001年申奥成功）。于情于理之下，这起案件都不应该再多加渲染，至少对外、对公众，它都不应该存在于人们嘴巴里。
黄局长指着我脑壳骂：“死脑筋，我不是不让查，是不让大张旗鼓地查。”
我气急攻心，和他拍桌板：“说的轻松，没有警力支援，就我自己一个人怎么查？”
黄局长语重心长地说：“建得，在时代的浪潮之下，任何事都是小事。”
我性子烈，决不允许命案在我手里无疾而终，非要闹到市局才死心。市局的同志知道这件事，都来劝我，就连阿羽的大伯也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知道我手里头出了人命，心里很难受，等组织斟酌了事件的影响，一定会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后来，组织斟酌好了，决定把整起案子当做无头案处理。最后的结案文书上，陆雅芳的死因改为“不堪学业重负而自杀。”
人命关天，我明明目睹了陆雅芳的惨状，却要当成无事发生，世间最荒谬不过如此。
许多次午夜梦回，我常感觉自己双腿站在沼泽里，不管如何使劲往上游，也只能在泥沙俱下的现实里塌陷。
阿羽知道我郁闷，约我去家里喝酒，得亏有他在，我的一腔怒火才有宣泄之口。
他听完我满腹牢骚，也不生气，只是云淡风轻地说，黄局没有错，陆绎也没有错，如果这个世界级的项目能定在潮水市，相当于给南方开了一个国际化的窗口，中央会拨款筹备基建，辐射港澳，加深贸易，这才是文化交流会的意义。
他让我好好想想：“再冤的案子，会有时间替它结案。但错过了这次机会，潮水市很难再恢复以往的繁荣。一座城和一个人比，孰轻孰重？”
阿羽为人通透，看得比我长远，经过他的一番解释，我心里的重担也算轻了些。
我对灯发誓，满腔怒火：“这事不会这么结束的！就算上面不给查，我也坚决要查到底。”
“是是是，你查呗，又没人拦着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叫上我，给加班费就成。”
我无奈地推了他一下，阿羽话音一转：“查案归查案，你也不能每天睁眼闭眼都想着工作，要多享受生活，来，尝尝我新拿的一款单丛，香得很。”
说完，他便摆开一款古色古香的茶盘，将一应俱全的茶具摆好，小泥炉子煮着滚开的水，等待泡茶。
潮汕人喝茶很有意思，主人家会先把开水淋在茶杯上，将每一个茶具洗净，消毒，再冲入茶灌，烫掉茶叶上的一层白沫，将白沫又冲在杯子里，反复洗濯，为的是让杯壁保持80度以上，不会破坏茶的口感。
前两道工序不在于喝，而在于情调，将茶香散开。第二轮，是往茶灌里倒水，泡出茶色。这里边也有讲究，冲茶时，不能一次把茶杯倒满，而是依次斟满每一个小杯，保证茶浓度均匀，色泽醇厚，称为“关公寻城”。茶满后，主人家一手擎杯，一手护杯，将茶“扶”到客人面前，费的全是工夫。
像我这种性急的，要是渴了想喝杯茶，能活生生急死。
茶炉旁边总要配备一些花生糖、冬瓜糖的，不为饱腹，只为了舌尖上的一口甜味，喝多了茶容易饿，糖缓冲了茶水的寡淡，茶水解了糖的腻，一举两得。
今日阿羽又开了一款，白色纸包着，茶叶深黑色，是他从四叔公那边顺过来。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喝了一口后，只觉得茶香入喉，嘴里泛甘，在品茶的过程里，仿佛也卸下了重担。
“怎么样？”阿羽问。
我点点头：“是好喝。”
我一个北方人，只会用开水泡茶叶，一泡喝一个下午，来了南方之后才懂得本地人品茶的有趣之处。
阿羽笑着和我干杯：“你一个外省仔若能喝出茶的香味来，说明这茶是真好喝。”
后来，潮水市围绕着这款茶，发生了一系列现实魔幻的事，让我逐渐放下了三角骑楼案。未曾想，多起案件错综复杂，线索互相纠缠，真相竟需要经过十二年的洗礼才水落石出，可那时候，我也已经走向了人生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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