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区的乡村，一姓至少有一座祠堂。
我们乡属陈家人丁旺盛，祖上富庶，因此陈氏祠堂的规模最大，三厅两庭的格局更是气势恢宏，富丽堂皇。
小时候，村里的孩子都喜欢来我家的祠堂玩耍。我年龄大，总是带着一群孩子变着法寻乐玩，有时候是带着他们放炮，有时候是在地里抓泥鳅，夜里天太暗，大人们不给孩子们到处乱窜，我们就躲在祠堂里玩捉迷藏。每次轮到我当狼，我第一个找的便是二伯的房间，随便一搜，就能搜出几个小不点躲在里面。
二伯的房间是一个小型的展览馆，收藏着他年轻时走历各个城市带回来的宝贝。屋顶挂着西藏的风马旗，道家的阴阳幡，墙上贴着英文海报，帘子挂着八卦鱼，一台笨重的大脑袋电脑搁在桌子中间，旁边斜靠着不知道哪国生产的帐篷骨架。他素来爱收藏新鲜的玩意，就连祠堂外围的白墙上也贴着他掏回来的艺术品，古代书法、外国油画，还有一副他自己画的《缺陷》，老惹眼了。每次路过，我都假装不敢看，那是一个女人坐在轮椅上欣赏着自己的裸体，眼里蓄着泪，动作却很大胆。这幅画遭到乡亲投诉，挂了没多久，就被我妈撤下来了。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夏天。领居家有个女孩，叫什么君，我忘记了她的全名，只记得母亲叫她君儿，君儿家住在我隔壁巷口，六岁，肥肥胖胖的，皮肤白得反光，像年画里的女娃娃。
别的孩子喜欢玩泥巴玩水，她不怎么参与，喜欢来我家祠堂的外墙上看那些画，一看就一下午。
有一天，君儿她妈脸色苍白地跑来我家，说她家闺女不太正常。母亲问她君儿怎么了。她妈不说话，直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黄黄的纸，纸上面有几个小人儿。母亲看完，也露出难堪的表情，说：“君儿才6岁，怎么知道画这个？”
“孩子老爱看你们祠堂里外面挂的画，是不是跟那上面的学的？”
君儿妈说的，应该是二伯画的油画。因为那些“裸体”，二伯没少被村里人指指点点，我妈不懂那个叫艺术，老叫我别看，会长针眼。后来，袒胸露乳的油画都撤掉了，君儿看到的，都是穿了衣服的。
我很好奇君儿画了什么，趁着大人在聊天，从柜子里偷拿过来——说真的，我有些失望，黄纸上画着几个火柴小人，头上分别写着1岁，6岁，18岁，32岁和80岁，有男有女，代表着不同年龄的人。
1岁和6岁都挺正常，没什么特别，但18岁、32岁和80岁的小人身上，却画了乱糟糟的体毛。
我当时已经是初中生，对一些生理知识有所了解，可君儿才六岁，她怎么知道青春期之后的男女，下面就会长出旺盛的体毛呢？
君儿妈很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在唉声叹气。母亲提议，让君儿多跟村里的孩子们玩，转移注意力，暂时不要给她画画了。母亲还特意嘱咐我，说我年纪大，要照顾妹妹，多领着君儿跟我们一块玩。
我懵懵懂懂地说好，没怎么当一回事。
暑假放假，春仔从市里回来，我组织一群小孩在祠堂打了炮，烤了番薯，玩腻了，几个小孩起哄说要玩捉迷藏，像四散的鸟儿一样躲在角落里，被我一个一个揪出来。到了傍晚，母亲喊我吃饭，我也没记得少了一个孩子，便走路回了自己家。晚上十点左右，我在家看着小人书自娱自乐，忽然听见了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母亲开门一看，是君儿爸妈。
君儿妈哭着说，君儿不见了，他们从傍晚等到现在，还是没等到人。君儿爸问我，你们小孩玩捉迷藏，通常躲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几个草垛和干涸的河沟，村里的男人举着煤油灯，挨个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
他们怀疑君儿是被外乡人拐走的。那时候，人贩子特别多，专门偷小孩，打断了手脚，扔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乞讨，活着还不如死了。君儿妈哭天抢地，一夜斑白的脑壳狠狠地把我创倒在地，说我年纪最大，就该紧紧盯着其他小孩，怎么能自己先回家，如果不是我，君儿就不会被人贩子抓走。
我爸早逝，留下我和母亲孤儿寡母，最容易被人欺负。君儿爸妈找不着人，把气洒在我身上，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
我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浑身发抖，哭得喘不过气时，脑子里忽然蹦出来一个地方：“会不会……在二伯的房间里？”
在村民们眼里，二伯是伤仲永，是苦命的天才。他从小脑子聪明，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就考上了中山大学，是我们乡第一个大学生，可惜天妒英才，紫薇星还未冉冉升起便提前陨落，无人不唏嘘。
有人说，二伯是高学历人才，不会干出那种事。
也有人说，二伯是残疾，抓不住君儿。
但君儿爸妈不相信，他们说，二伯双腿一瘸一拐，还没有萎缩成畸形的皮包骨，君儿那么小，他总有手段可以抓住她。
时值半夜，祠堂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唯一的发光点是佛龛前的两盏长明灯，一行大人跟在我身后，像推着犯人一样，把我推到二伯的房间门口。
“二伯，我是阿羽。”我躲在门后，磕磕绊绊地喊了一声，
房间的灯没点，二伯已经睡下了，听到我声音，又窸窸窣窣地爬了起来，问我有啥事。
君儿爸妈拿了两把铁锹站在我身后，眉眼狰狞，呼吸重如闷雷。我的心跳得飞快，只能骗他说，门口烧纸钱的火炉忘了熄，有可能会烧到炉壁，您还是出来看看吧。
二伯手脚不便，起床一趟堪比跋山涉水，房间的门闩刚落下，众人便举着灯冲了进去，照着他汗水密布的额头。村民们一哄而入，灯光影影绰绰，直白地照着二伯只穿着一条短裤的躯干，他颤抖着嗓音喊道：“大半夜的，你们要干嘛？”
“君儿是不是在你这儿？”君儿爸妈把灯提到二伯脸上：“她一晚上没回来！你大侄子说了，最后看见她，就是在你房间里！”
二伯下意识捂住刺眼的光，如显出原形的罪犯：“没有，出去！””
其他人翻箱倒柜，用铁锹捅进床底下深处，拉出来一堆瓶瓶罐罐、几团带血的卫生巾和一条栩栩如生的义肢。君儿爸吓得把腿踹到一边，捡起瓶瓶罐罐，读着上面的文字：“雄风……壮骨丸？”
二伯脸色大变，“拿来！”
“你妈个鸡，恶不恶心？”男人大喊一声，互相传阅着那个瓶子，又是笑又是骂。
二伯死死地盯着那个药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真恶心！”
“床底下还藏着卫生巾，指不定是偷他弟妹的，家里住着这么一个人渣，阿羽她妈要心塞死咯。”
女人们看见脏东西似的喊着呸呸，在脸上扇风，仿佛在扇走二伯带来的晦气。
“死变态。”
“难怪一股死人位！”
“偷女人东西，又吃那些药，也不怕他家祖宗晦气。”
男人们继续往下清扫，又在桌子底下牵拉出一捆衣服，其中有一条色泽艳丽的红裙子，是女童的尺寸，还有一只皮鞋，鞋面的珠光皮被蹭掉了一大块。
一个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吓得我激起一身鸡皮疙瘩：“这是小娟的小皮鞋，两个月前才买的，孩子说鞋不见了，我还寻思着好端端地在路上走着，怎么会不见！原来是有贼！”
“肯定是他偷的！”
“裙子是谁家的？”
“我们家英子的！”
“再找找，肯定不止这点东西！”
二伯百口莫辩，只是迷茫地摇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君儿妈哭着喊着，硬生生把二伯从床上扯下来：“君儿说来陈氏祠堂看画，接着就失踪了，肯定是你把她藏起来了！你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君儿爸气红了眼，和村里其他身强体壮的男人一起，把二伯的床铺掀翻。二伯的床是特殊定制的，床板上安了一些杆子，方便他起落，此时也被君儿爸一棍脑子全拆了。
“阿羽，到底怎么回事？”二伯的眼穿过漆黑的夜，与我无声地对视。他枯瘦的手握着拳头，冷静地说：“君儿没在我房间里。你们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可以出去了。”
“放屁，你大侄子说，君儿玩捉迷藏，就躲在你的房间里不出来。“
“君儿是来过，但她很快就走了。“
二伯平静地看向我，似乎还在鼓励我说出真相：“阿羽，你什么时候看到君儿的？”
我被大人的阵仗搞得很紧张，脑子一时混沌，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们在祠堂里玩抓迷藏，君儿最先被抓住了，她一个人无聊，在二伯的门口看挂画，二伯走出来，跟她说着话，然后，我就去外边找人了。”
二伯问：“你一直站在祠堂外边？”
“嗯，就在外边的草垛上玩。”
“那你看到我走出祠堂了吗？”
“没有。”
“君儿呢？”二伯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为他作证，只要我说一句没有看到，他便能脱离舆论的暴风眼，可我没有办法反驳，因为不久之前，我曾经听见二伯的房间传来女孩子哭的声音。
我低下头，避开二伯期待的目光：“但是……我也没看见君儿出来。”
我的一句话，为二伯判了死刑。
君儿妈把灯砸在二伯身上，君儿爸红了眼，把二伯提溜起来，推搡到地上，二伯的被子被掀开，尿袋和管子露在众人眼皮底下。
他趴在水泥地里，满眼屈辱，君儿爸一拳一拳落在他脸上，把那盒吃到一半的雄风壮骨丸掏出来，塞进他微张的嘴里：“死变态！吃死你！还我女儿！”
其他男人轮番上阵，押解罪犯一样拖着二伯走，在祠堂的地上来回折腾，又拉到外面泥泞的巷口，敲锣打鼓，点灯点油，要他说出君儿的下落，否则就拉到乡镇长那里去，就算我大伯来也救不了他。
“早死仔，腿都废了，还能想那种事！”
“扒了他的裤子，看看他那支鸟是不是废的！”
“君儿六岁就会画那些东西，鬼知道是不是看到什么”
女人的怒骂声撕开了浑浊的夜，二伯的脸着地，在地上爬行，尿袋被拖在后面，踩破了，尿腥味和腐尸味如浪潮般刺激着众人撤退，他的眼镜掉进一汪尿里，不知道谁的脚恰好踩了上去，哔哔啵啵响，像一场狂后迎来的最终的焰火。
二伯无助地看着我，磕血的嘴唇微张，没有人听清楚他说了什么，除了我。
「阿羽，帮二伯捡一下眼镜，看不清了。」
我最终还是没有捡起来，因为眼镜碎了，也脏了。母亲说，脏了的东西，再擦干净，也没人敢用了。
后来，君儿回来了。君儿妈拉着她找二伯对峙， 把小人画抖给村里的大人看，骂君儿为什么她画的小人会长毛，是不是二伯教的？君儿低下了头，只一味哭，什么都不肯说，我妈难为情地扯住君妈的袖子，说老妹，给孩子留点脸吧！
聚集的人无聊地散开了，像忘记了方才的狂欢，他们眼里写着理所当然：谁让陈子庭房间里搜出卫生巾和红裙子呢？不骂他还能骂谁。
二伯没有为自己辩白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房间里有红裙子和小皮鞋，壮阳药也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他吃过。
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恋童癖的说法，所有不合人伦的行为，都被概括为一个精炼的词，“变态。”。二伯成了村子里口耳相传的变态，他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随便往墙外挂自己的油画。
大伯听闻这件事后，愤怒不已，连夜从市里赶回乡里，调查了事情的原委——君儿在玩捉迷藏的时候，躲到了田里，被他亲哥哥拉走了，君儿爸妈嫌弃她丢人，不让往外说，二伯白白蒙受了冤屈，但那已经是后话了。
一年后，我考上了潮水市的高中，大伯被评为潮水市英雄模范，来学校做宣传。
我班上有同学跟我一个乡，说起大伯的故事，还顺带说，大伯有一个变态弟弟，是个残疾人，“身残志坚”，腿都废了，还吃壮阳药，偷小女孩的内衣，床底下还藏着带血的卫生巾。
其他人都笑了起来，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另一个姑娘也凑过去，她说，她妹妹就曾经把用脏了的纸团塞进二叔的房间里。男生问，干嘛要这样做。那姑娘得意洋洋地说，村里的孩子都知道，陈家祠堂住着一个残疾人，不管怎么欺负，他都没有在意，便有孩子起了坏心，把用剩的卫生巾扔他房间，恶作剧。有一次，她妹妹弄脏了新皮鞋，不敢告诉父母，就把剐蹭了鞋面的皮鞋塞进二伯的床底下。
那个漫长的下午，我头皮发麻，脊背仿佛爬上了深秋的寒意——二伯的脸被按在粗糙的地面上，侧着眼睛看向我，他多么希望我能替他说一句话。但我却如聋哑人，始终把他推向悬崖的另一端。
此时，我站在二叔房间的门口，窗户映着两个交叠的人影，那股甜腻的腐尸味见缝插针地涌了上来，我捂住口鼻，只是看着——
王婶掐着二伯的脖子，把他往自己身上拉，地位互换，她不再是保姆，像一个威武的将军，驰骋于二伯身上，落下的巴掌像凌厉的鞭，鞭打得二伯喘息不止，也鞭打在十四岁的我脸上。
这间房子变得像心脏一样小，变成我心里的一颗肿瘤，二伯的创伤或许可以在女人的身体里得到缓解，而我，却永远困在了14岁的赎罪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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