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风雨飘摇，社会状况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随着外强入侵、朝廷腐败，百姓流离失所。 而清朝的闭关锁国，直接错过了世界工业化革命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成长期。国内大乱，南方省份大部分独立，北方则是袁世凯统一管理。
1904年，由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共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斗争纲领。在此背景下，辛亥革命爆发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911年，武昌起义，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清政府急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统领清军。但他一方面以武力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退位，并在退位诏书中宣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即为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的正式结束。
也就是这一年的同月同日，河北省文安县回族区有一姓王的农户为自己出生九十九天的长子王云清过百日礼，请来了外伯、外母、阿伯、大娘、姨姨、姑姑等亲眷，比较亲密的街坊邻居也来道喜庆贺。送的礼物有各种食品果蔬，还有百家衣和百家锁等。所谓百家衣就像僧侣穿的衣服，用各种颜色的碎布头做成，据说穿百家衣是为了长寿，有的孩子穿到周岁才脱掉。王家的家境属于中农水平，有房有地不愁吃喝，虽然，回族人尊崇《古兰经》不讲铺张浪费，但是，为第一个孩子过百岁还是有些讲究的。按照习俗把族群里的阿訇和亲朋好友请到家来，祈求安拉在这尊贵的日子里为家人赐予幸福和两世吉庆的礼成程序还是必要的。
长辈们围着王孙氏怀里抱着的婴儿品头论足，这个说：“看，这小模样白白净净以后准有出息。”那个说：“就冲今个儿”改天换代的好日子，这小子应该是个大富大贵之人。”这时，阿訇走过来看了看，掐指一算，对王当家的说：“衙门里传出话说，今天是普天同庆的日子，要我看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孩子赶上了世道变迁，朝代更迭，恐怕与当朝君主的命数有点冤缘啊。”
不是说回族人基本上都信仰伊斯兰教，算卦是叛教罪吗？怎么阿訇还给小孩算命呢？其实，这种说法比较偏执和片面，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哈密算命一说，又称“回族算命”，这是一种传统的民间算命术，起源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哈密市。哈密算命是以农历历法为基础，利用生辰八字、命理学、八字命理、风水、阴宅、医学及阴阳五行等多种神秘学术的理论和方法来预测人的命运、健康、事业、婚姻和家庭等方面的发展。
有史记载：哈密算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之一，它涵盖了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成果，因此，蕴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内涵。人们会依据命理学，挑选一个吉祥的日期来举行婚丧嫁娶，生日寿喜或其他宗教活动，备受推崇。
据传是唐朝有一位名相，在哈密这个地方修筑水利工程时创立了哈密算命学。他借助大量数据和经验，研究了人的出生日期、时间、地点、甚至星座等各种因素，提炼出了一套成熟的命理学体系，并提出合理的养生建议，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阿訇的师傅祖籍就是哈密府，从而学到了一些真经。阿訇在族群中威望极高，各家各户的大事小情都要请他谋划定断。他所说的这孩子百岁庆生与袁世凯改朝换代是否有命里注定的冤缘，最终在“命”字上勉强印证了阿訇的预言。袁世凯称帝83天，而王家长子活了整整83年，这是后话，但怎么看都有点生拉硬扯的感觉。
阿訇问王当家的，“给尕娃起的什么名字？”
王当家回答：“起了，按照家谱顺序，属于云字辈的，叫王云清。”
“嗯，好，头脑聪明有大智慧。”阿訇自言自语解释了“云清”的寓意后，对王当家的说：“我再给尕娃起个别名吧，文占，这两个字的寓意是机智过人，反应灵敏，以后长大了善于处理事务，凡事顺利，事业成功。”
至此，这孩子在族群里大家都叫他王文占，而在官方户籍登记簿上和以后闯荡江湖时所用的称呼都是王云清。
天有不测风云，民国五年（公元1917年），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之名，于6月14日进北京。入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同月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7月1日，摔一众文武大臣戴着朝珠，穿着蟒服进了紫禁城，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曾经的旧习又重新捡回来，警察挨家挨户通知，让在门前挂龙旗，男人头上恢复大辫子，一夜之间，满大街全是穿着长袍，甩着大辫子的男人，当然大辫子都是假的，连各家门口的黄龙旗都是用黄纸糊的。
当时欧美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共和制，一些保留君主的国家也早已实行了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是当时世界发展的主流，而张勋复辟要实行的仍然是专制皇权，这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进入北京城，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收场了。
段祺瑞以“讨逆军”成功，镇压张勋的复辟为由，本想“再造共和”，却拒绝恢复国会，并欲废止临时约法。段祺瑞的行径招来了南方五省的反对，护法运动展开，中国陷入南北分裂。
就是这一年，王当家的与族群里的几个男青年被军阀抓壮丁不知去向，直到1951年王孙氏病逝也没有得到丈夫的音信。
家里老大王云清那时才六岁，别看年纪小，却十分懂事，每天照看两个年幼的弟弟，还要帮着体弱多病的阿妈洗衣做饭。怎奈家里没有了当家的，也就失去了劳动力，家境一天不如一天。
一晃就到了1924年，年仅13岁的王云清自认为长大成人了，不应该老是守着一亩三分地窝在家里，要走出去闯天下，为了阿妈和这个已经快要穷困潦倒的家肩负起男人的责任。
这天晚上，他来到了老阿訇家，把自己的想法先跟老阿訇说了，让老阿訇给他指点迷经。老阿訇看着眼前这个半大小子祈求而又蕴藏着坚毅的目光，说了句：“我看好你，你一定会有出息。”然后，耐心地嘱咐王云清，说道：“沿着运河向东走八十公里，去那里就是人们常说的九河下梢天津卫。到了天津卫再打听锦衣卫桥大街，找到了这条街，就打听“辛巴果子铺”，东家叫王守业，不过他是个哑巴。你就投奔他，提我的名字，他会收留你的。”
“我从来都不晓得您的大名，”王云清有些腼腆，看着老阿訇不知道是否该问。
“呵呵，我叫马昌吉，是王守业的元舅，我妹妹马柳姗给他做老婆。”
王云清这才知晓，点了点头，又问：“我可不可以带我二弟一起去？”
“云成啊？也有十一岁了吧？”老阿訇问。见王云清点头，又问：“那家里就剩你阿妈和三弟云起了，庄稼就靠你阿妈一个人种了，我看她的身体恐怕吃不消啊。”
此时，王云清眼圈一红，泪珠滚落到嘴角上，用手抹了一把，咬着嘴唇半晌无语。老阿訇眨眨眼，想了想，用手拍了拍王云清的肩膀，说：“去吧，带着云成也好，哥俩有个照应。家里的事就别操心了，我会帮她们娘俩的，等你有了出息别忘了早点回来看看她们。”
王云清用劲点了点头，“扑腾”一下跪在老阿訇面前“咚咚咚”就是三个响头……
在老阿訇的指点下，王云清毅然决然领着二弟王云成告别了时常帮助过他们的老阿訇和邻里乡亲，踏上了人生的旅途。
老话说起天津，都爱称“九河下梢天津卫”。其实，海河水系由五大干流组成，即南运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和永定河，这五条河在天津三岔河口汇入海河，经海河流入渤海。天津处于海河下游，即这五大干流的下梢，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五河下梢”，而不是“九河下梢”。
也有人解释说，所谓“九河下梢”，是包括了五大干流的支流。但细数一下，五大干流的支流又何止九条？华北平原众多的河流正是通过各条支流辗转流入五大干流，最后又汇入海河。中国传统观念中“九”为极数，即最大、最多的数，因此把海河水系大大小小的支流汇总在一起，用一个“九”字来表达，正是代表多的意思，所以，“九河”并非真的是九条河，而是海河水系所有支流、干流的总称。
闲话少叙，前面提到过的王守业这一年已经71岁了，因为是个哑巴，在快四十岁的时候才说上媳妇，媳妇比他小整整十岁，是个拐子。别看腿有残疾，但人可是个心灵手巧的麻利人，就是多年来始终怀不了孕，做不上胎。十五六年前公婆相继病逝，夫妻俩也就死心了。
这天将近中午，老两口刚收拾完摊位，把案板、油锅、桌椅等家什搬进屋内，就听有人喊：“老表，有两亲眷找你们。”
王守业是哑巴，十个哑巴九个聋，他当然听不见，他老婆马柳姗可是听的真儿真儿的，她一边解开围裙掸着身子，一边从屋里往外迎。原来是盐管厅西胡同炸糕店老板肖国恩的老婆穆成贞，身后还跟着两个半大小子。等走近了，穆成真冲着满脸疑惑的马柳姗说：“这俩孩子挨家挨户打听辛巴果子铺王守业，我心思是你当家的亲眷，就领来了。”
“这么多年也没见当家的有什么亲眷来往呀？”正当马柳姗琢磨时，王云清上前一步说：“是马昌吉让我们来的。”听到马昌吉三个字后，马柳姗瞪大双眼，惊讶的张着嘴愣住了，忽然，转身进屋把王守业拉了出来，用手一通比划，王守业笑了，不容分说，他一手拉着一个就把王云清兄弟俩领进了屋。马柳姗对穆成贞道了声谢谢，热情爽快的穆成贞摆摆手说：“你是我老姐，客套了不是。”说完伴随着咯咯笑声走了。
这边，马柳姗赶紧做晌午饭，王守业冲着两个孩子“啊啊”傻笑，王云清小哥俩看着这场景不知所云也跟着笑。片刻之间，马柳姗把饭菜摆上了桌，四个人边吃边聊。王守业在老婆的帮助下知道了来龙去脉，欣然收下了两个儿徒。王云清也略知了老阿訇的妹妹嫁给王守业的前后经过。
原来，四十年前，二十出头的马昌吉和师弟跟着师傅从昌吉一路向东南方向的河北文安回族聚集地落脚，师傅帮着他安居下来后就带着师弟继续南下。十年后的一天，马昌吉突然接到妹妹的来信，得知六七月份，老家昌吉爆发鼠疫，全家人被传染，不到两个月父母相继过世，妹妹虽然逃过一劫，却留下了终身残疾。马昌吉心急火燎，在小舅子大山的陪同下回到了老家。简单的料理后，便带着妹妹马柳姗往回返。谁曾想，那年兵荒马乱，在返回文安的路上遇到了土匪，所有盘缠被洗劫一空，连马车都抢走了。别说能走到文安，就是吃饭都成了问题。三个人坐在路边一筹莫展。马柳姗很抱歉的说：“都怪我连累了哥哥，要不你扫听一下附近哪户人家要媳妇，把我卖了，换些银两，你们也好回去。”
“那可不行，你可是我亲妹妹呀，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回家。”马昌吉说。
“那我就去寻死也不想再拖累你们了。”马柳姗很执拗。恰巧这时有一辆马车路过此地，也是这个车老板年轻气盛爱多嘴，问：“你们这是去哪？天都快黑了，在这猫着也不怕土匪？”马柳姗立刻跟了一句：“我们刚被土匪打劫了，也不知道离文安还有多远？”
“驭……”车老板把车停下，跳下马车，只见此人也就二十来岁，中等身材，身强力壮，铜红色的脑门油瓦锃亮，他瞪着一双大眼睛仔细打量了一下说话的姑娘和蹲在路边抽烟的两个老爷们，看他们都很憨厚，不像是歹人，就说： “你们走岔道了，前面再有十里路就是天津府了。”
“小老弟，你能带我们一段，找个歇脚的地方吗？”马柳姗一瘸一拐的走到马车前问。
车老板见这位大姐还是个残疾人，同情地说：“上车吧。” 于是，几个人上了马车，直奔天津卫。
不巧不成书，原来车老板姓刘，叫刘建均，在距离辛巴果子铺不远处的烧锅胡同聚堂园豆腐坊做豆腐生意。虽然跟王守业相差二十岁，却是忘年之交，两家关系甚好。这天刚好去宝坻县老家拉回几百斤黄豆，就遇到这三个倒霉蛋，刘建均的出现也给后续的故事添上了不少色彩。
很快，个把小时就到了刘家门口，刘建均也没客气，冲着两个大老爷们说：“你俩把车上的几包麻袋搬进院里的厢房去。”然后自己先领着马柳姗进了正房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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