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们坐着敞篷船，顺着石岐河，摇着橹，从县城赶到翠微村。
——摘自《怪物的爱情》（以上为每章节的题记，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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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脚还没踏进办公室，余锋就听到一阵不依不饶的电话铃声。
余锋拿起桌上的电话，耳膜闯进一阵清脆女声：“你好！余警官吗？我是《眼镜蛇报》的记者……”
“《眼镜蛇报》？”余锋愣了一下，脑海里联想到《森林报》之类的儿童刊物，那是他给女儿买过的唯一一本童话书。
“是《引进时报》，”对方认真纠正着，“我们可是正规新闻媒体。”
“哦，”余锋对这个陌生的媒体不感兴趣，“你有什么事？”
“我希望采访褚文福案。”
案发以来，各种消息扩散速度极其惊人，余锋微信上的绝大多数留言，都是媒体要求采访的。微博、抖音、朋友圈，也全是这个案子，各路自媒体和全国各地的网红们一哄而上，仿佛围猎尸体的一群群苍蝇，聒噪不休，每天在网络上手机上蹭热度，博眼球，赚流量，然后变现。
门口出现一个面孔白净戴眼镜的年轻人，那是黄局长的秘书小吴。秘书轻轻敲了一下门，对余锋做了一个开会的手势。
“对不起。我现在要去开会，具体案情请等待官方新闻发布会。”
“可是……”对方明显还不死心，似乎正在酝酿新一轮的说辞。
趁着对方犹豫之际，余锋赶紧挂断电话，拎起手提电脑。
透过挂着着蓝色“集中办案区”牌子的玻璃门，余锋注意到黄局长的位置还是空的。干刑侦20多年的徐副局长已经在座位上，抚摸着花白的头发，慢悠悠地抽着烟。那是升迁无望的人身上特有的一种颓丧气息。
余锋走上汇报席，把自己的手提电脑接上投影仪。
黄局长推门走进会场，在位置上坐下，把帽子放到桌上，抬起国字脸，环视会场一周。会场氛围马上为之一变，每个人都开始端正自己的坐姿，表情变得收敛而矜持。
余锋移动着鼠标，幕布上显示出褚文福的个人资料。
“等等，我先说两句。”黄局长举手向余锋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专案侦破工作动员部署会。正值我市建市四十周年之际，又恰逢政府换届的关键时期，发生了这样的恶性案件，与全市欢乐祥和的气氛极不协调！案件引起了社会恐慌，这在全国都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手段残忍！影响恶劣！上级非常重视，要求快侦快破！从今天开始，刑警支队全员取消休假！我宣布，专案组正式成立。我担任组长，徐副局长任副组长——”
他扫视着会场，目光最终落在余锋身上。
会场的目光不知不觉都跟随着局长，集中在余锋身上：“余锋同志，你担任常务副组长，具体侦破工作由你全权负责，集中刑侦、技侦、网侦等所有资源，多警联动，尽快破案！下面，请余锋陈述案情。”
余锋走回发言席，点击着鼠标：“被害人褚文福，42岁，笔名文夫，省作协签约作家。家住本市红霞里小区。”
“你们是多年好友吧？”黄局长轻轻感叹了一声，看着大屏幕上褚文福的照片，“调取周边的监控录像了吗？”
“周德纯？汇报一下。”余锋问。
名叫周德纯的年轻刑警站起来汇报：“进入野鹤岛，必须经过海誓桥，桥头的出入口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那不就简单了？”黄局长舒了一口气。“凶手要么行走在斑马线上，要么坐在往来的一辆汽车里。”
“但那天海贝大剧院上映话剧《捕鼠器》，人流非常大。除了行人，进入野鹤岛的社会车辆实在太多，车上人员也要一一排查。这都要大量的时间。”周德纯露出一脸畏难的表情。
“就是说，我必须先锁定嫌疑人，然后再请你在摄像头里搜索印证？是不是？”余锋问。
周德纯像是上课睡觉被老师叫醒的学生似的，不敢对视，低头小声解释道：“如果没有提供甄别的特征，怎么知道那么多人里，谁是凶手？”
“岛的东边是大剧院，可西边却是森林公园，案发时间是深夜，行人很少，能不能利用手机定位，锁定那个时段在现场附近的可疑人员？”余锋问。
“这个我可以试试。”周德纯赶紧用力点头。
“你现在就去！”余锋毫不客气地把周德纯赶出会场。
周德纯刚垂头丧气地推门出去，痕检员裴勇男和法医杨媛就一起匆匆跑进来，把刚刚打印的报告分发给大家。
“快介绍一下鉴定结果。”余锋离开投影仪，回到自己座位上，催促道。
“初次尸检完成，确定为他杀。”杨媛大喘了几口气，开始汇报：“尸斑尽管浅淡，但主要集中在背部，说明尸体未被移动过，野鹤岛是第一现场。”
“致命伤在哪里？”
“肝脏被切割后，引发动脉急性大出血，导致被害人三分钟内昏迷——也正是因为是急性失血，所以尸斑浅淡。”
黄局长马上追问：“被杀后取走肝脏？还是活体取肝？”
“肝脏连着动脉，如果活体取肝，心脏还在跳动，会有明显血液喷溅现象——”杨媛拿起激光笔，点着屏幕照片上红色地毯一样的血污。
“所以，结论是——”余锋恶狠狠地催促着。
“活体。”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片唏嘘。
余锋狠狠用拳头堵住嘴巴。太残忍了，这是赤裸裸的虐杀！如果任由凶手逍遥法外，那么这将是他从警生涯的最大耻辱！如果可能，他真想把凶手的肝脏也挖出来，放到文夫灵前！
黄局长咳嗽一声，唏嘘声静了下来。
“……简直就是活体解剖！”黄局长感叹道：“这是我从警三十多年以来，少见的残忍的案子！”
“死者身上发现了几处轻微的反抗伤，打斗过程不明显，”杨媛接着汇报说：“身上没有绳索捆绑的痕迹，可能是用电击，或麻醉的方式，先让死者失去反抗能力。”
“到底是电击还是麻醉？不能确定吗？”黄局长不满地问。
“尸体发现的时间有点迟，无法通过体液鉴定确定。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电击伤。”
“会不会是麻醉？”
“还不能确定。”杨媛遗憾地摇摇头。“但死者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抗，因为死者手掌里发现的毛发带毛囊，说明是被撕扯掉的……”
“带毛囊？”现场几个刑警都眼前一亮。
“是的，死者指甲里还发现了人体皮肤组织。这些都可以做DNA鉴定。”
“肝脏呢？找到了吗？”黄局长问。
“没有。”裴勇男回答，“我们在溪流里和周边都搜过了，没有任何发现。”
“会不会抛入水中，冲走了？”黄局长问。
“现在是枯水期，水流极其缓慢，别说三斤重的肝，就是一片树叶都漂不了多远。”裴勇男解释说。
“既然凶手不怕麻烦地割下肝脏，那带走的可能性更大吧。”杨媛补充道，换了一张图片，大屏幕上出现一把打开的黄色裁纸刀。“这是尸体旁发现的那把裁纸刀。”
“这就是凶器吗？”黄局长看着照片问。
“肯定不是凶器。裁纸刀尺寸与尸体伤口完全不吻合。应该是受害人生前自己使用的吧。”杨媛说。
“那么，还没有找到凶器吗？”黄局长问。
“没有。”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是正常的。”余锋调整着情绪，解释说：“如果是计划周密的谋杀，凶手会事先准备凶器，作案后会带离现场。”
裴勇男说：“我建议尽快从省上调配更多警犬，协助我们现场搜寻，一旦下雨，现场就被破坏了。”
“好。尽快吧。”黄局长用眼神把任务丢给坐在会议室角落的秘书小吴。小吴马上拿起手机走出会场，去联系省公安厅了。
“死亡时间可以确定吗？”黄局长问。
“死亡时间在案发当晚的22：15左右。”
“准确吗？”
“应该很准确。”杨媛自信地说，“眼球化学测定法，结合蛋白质测定。”
余锋问：“有没解剖胃？里面都有什么？”
“当天下午六点左右吃的最后一顿晚餐。都是一些野菜。”杨媛说。
“什么野菜？蘑菇？”余锋想起烧烤炉上的蘑菇。
“除了蘑菇之外，还发现了一种野菜，估计是颠茄。”
“颠茄？”余锋重复着。
“对，一种常见的野草，含有莨菪碱之类的有毒物质……”
“有毒？”
“死者并没有中毒迹象。可能只是少量误食，不足以致命。”
汇报完毕后，杨媛在余锋身旁的空位子上坐下来，小声耳语道：“按您的吩咐，尸体用小针缝合，针脚很细，也尽量减少切口。”
余锋感激地点点头。
“另外，在尸体脖子上发现了这个，”杨媛递过一个小号物证袋，里面装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栗红色绸布小袋，上面绣着“消灾免难，一路平安”八个金色隶书。看起来应该是装着平安符或香灰之类的护身符。
死者身上的护身符——真是莫大的讽刺！余锋在心里叹息着。
“怎么处理，归还给家属吗？”杨媛低声问。
“尊重死者，放回原位吧。”
“挂回脖子上？”
“嗯。”余锋嗓音带着哽咽，“保佑他，一路……平安。”
“痕检呢？还有什么发现？”黄局长问。
裴勇男慌忙汇报说：“青苔上的脚印与帐篷内地毯上的脚印纹理一致，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是死者的脚印，还是凶手的？”黄局长问。
“不是死者的，鞋底花纹与褚文福的登山鞋明显不一样。极有可能是凶手的。”裴勇男回答。
“现场发现什么可用的线索了吗？”
“线索比较多。”裴勇男取出一份现场勘查记录，“死者手里发现了毛发，食指和中指指甲里提取了部分皮肤组织，烧烤炉旁发现了餐巾纸，这些都在加班化验中，最终的结果还要再等等。”
“抓紧时间！”余锋不悦地说。
不知不觉，会议进行到深夜。烟灰缸里已经塞满各种牌子的烟头，屋内早已变得烟雾缭绕。黄局长看看表，说：“余锋，你试着还原一下案发过程吧。”
听到黄局长叫自己，余锋从座位上站起来，再次走上汇报席，打开记事本，翻开其中一页，看了一眼，沉默了几秒，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监控显示，3月17日15时35分，褚文福的捷达车经过海誓桥上岛，在岛上开始露营。6点左右吃了在现场采摘的蘑菇和野菜。当日深夜，凶手途经唱晚亭潜入案发现场，期间在河滩青苔上留下半个脚印。趁受害人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凶手利用某种手段，例如电击或瞬间麻醉等方式，使受害人丧失抵抗能力。然后走进帐篷，在地毯上留下一个完整脚印，在帐篷里，凶手打过一次喷嚏，擤了一次鼻涕，纸巾不慎掉落在烧烤炉附近。从凶手的行动轨迹看，他似乎在寻找什么……”
黄局长打断了他的推理：“等等，凶手麻醉受害人后，没有先杀受害人？”
“没有。”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剖尸割肝时，肝门处的动脉必然断裂，喷射的血液肯定会沾染到凶手身上和脚上，现场没有发现这样的成趟的血足迹，所以，我推测是先去帐篷找什么东西，然后再杀人。”
“也可能是死者的腹腔遮挡了血液的喷溅，”杨媛补充说：“摘取肝脏后，如果凶手迅速逃离现场，此时大面积的血泊尚未形成。”
“我猜想，凶手在找到想要的东西之前，不想先杀死受害人。”余锋说。
“凶手寻找什么？”黄局长若有所思地问。
“手机！”裴勇男和杨媛异口同声地脱口而出。
“极有可能，”余锋点击鼠标，大屏幕上显示出一个黑色的充电宝，“帐篷里只发现了充电宝，却没有找到手机。”
“为找手机而杀人，就涉及到作案动机了。”黄局长吸了一口烟，“是财杀？情杀？还是仇杀？”
会场静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头绪。
“心肝脾肺肾，”黄局长歪着头，思索着，“干嘛非要挖肝？”
角落里一个声音插话道：“我觉得，肯定是情杀。”
余锋看了一眼，那个人是坐在后排的袁莨。
“我觉得不是情杀！”杨媛马上反驳道，“在东方文化里，如果是情杀，挖的应该是心，而不是肝！”
“也许本来就是挖心，但因为经验不足，搞错了？”袁莨说。
严肃的会场一下子哄笑起来。
杨媛瞪了袁莨一眼，驱赶着飘到眼前的烟雾。
“报告！”袁莨歪叼着烟，继续说，“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这么多年，你可从没这么主动过啊。”裴勇男露出惊讶的表情。
袁莨主动请缨的态度，也让余锋感到惊讶。基层派出所一向人手紧张，以往让他们参与侦办刑事案件，历来都是推三阻四的。
“这样的恶性案件发生在我的辖区，我这个派出所所长是要负责任的。我责无旁贷。”袁莨说。
余锋抿抿嘴，没有说话，把目光转向黄局长。
黄局长微微皱着眉头，慢条斯理地点烟，把烟灰缸拉近一点，轻轻弹着烟灰。
“黄局，您什么意见？”余锋催促道，他不愿把宝贵的黄金72小时消耗在人事安排上。
黄局长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看看手表：“你定吧，专案组有权调动所有警力。”
“那我先接着说吧！找到想要的东西后，凶手回到受害人那里，杀人剖肝，然后直接离开。所以没有踩到血迹，也没有留下血足迹。整个过程动作麻利，下手狠毒……”
“下手狠毒？”黄局长摸着下颌，“能对凶手做个初步画像吗？”
余锋也再次翻看着记事本，用缓慢的思考语调说：“初步判断，行凶者是男性，壮年，体毛浓密。性格凶残，具有异于常人的犯罪心理素质，说明有过重大犯罪经历。从职业经历来看，他可能当过外科医生、执业兽医或职业屠夫。”
与很多刑警不同，余锋依然坚守传统的办案方式，擅长通过犯罪心理行为学还原案发过程，推测嫌疑人的职业背景、性格习惯甚至体貌特征——这是局里新生代刑警们难以企及的。短短二十年的时间，“犯罪心理画像”已经从一个高大上的新名词，慢慢变成一套华而不实的迂腐理论，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少。新生代刑警们依赖技术的程度越来越高，有的甚至已经到了仪器出什么结果，就下什么结论的地步。就像许多西医门诊，几乎都不正眼看病人，只会开检验单、化验单。 B超、彩超、CT和核磁共振一旦故障就没法看病。在办案实践中，大多数刑警的真实想法是：在监控设备面前，在DNA之类高科技面前，什么犯罪心理学、犯罪逻辑学、犯罪行为学，统统不用学——远的不说，就是刚刚，黄局长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调取周边的监控录像了吗？”
“另外，他患有过敏性鼻炎。”余锋合上记事本，“对动物毛发过敏。”
会场发出一片啧啧的赞叹声。
“有这么细致的画像，可以直接缩小侦查范围，案子就好办多了。”黄局长似乎有点喜形于色，饶有兴趣地追问，“有这么神奇？连鼻炎都知道？”
“没什么神奇的。”余锋让一份初检报告显示在幕布上。烧烤炉旁发现的餐巾纸里，鼻腔分泌物中掺杂了一根细小的动物毛发……”
“那你是怎样判断出凶手职业经历的？”黄局长问。
“从剜取肝脏的刀口看，凶手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手法十分娴熟，位置判断十分准确，只有外科医生、执业兽医或有大型哺乳动物宰杀经验的职业屠夫才能做到。”余锋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袁莨，“所以，凶手绝不可能把肝脏和心脏搞错。”
“我有个疑问，”一名年轻刑警问，“现在的屠宰场全都自动化了：只要一头猪站上流水线，淋浴，击晕，宰杀，放血……出来就成了半成品，哪里还有屠夫这种手艺人？”
“凶手如果曾经做过屠夫，那么年龄还要再做个界定。”余锋补充说，“35岁以上。也就是在屠宰流水线普及之前。”
“反正凶手不会是女人，”杨媛似乎正在强忍着咳嗽，“哪会有体毛那么重的女人。”
“那也未必。如果有共犯，也可以是女性。”徐副局长慢悠悠地提醒道：“对凶手的性别判定，可不要先入为主。”
这几乎是徐副局长会上唯一一次的发言。在仕途上已经“船到码头车到岸”的心态，让他对案件提不起什么兴趣。会上大多数时候，他就这么优哉游哉地闹中取静，打着瞌睡。干了大半辈子，没犯过什么大错，也没立过什么大功，只要安安稳稳再混上几年，就可以在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了。
“过度损害尸体，意味着情感的宣泄。”袁莨笃定地接过徐副局长的话说，“如果是女性，应该是情杀无疑！”
“情杀……”
一瞬间，余锋脑海中掠过一张白皙的鹅蛋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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