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老胡同32号大门进去，差不多是斜对着，稍微偏南一点，有个垂花门洞。走进这个门洞，朝西北方向斜穿过这个小四合院，钻过一个正南正北的小巷，正对着你的就是这个宿舍最北面的那一排平房了。这一排中间11号，就是我的家。这是由宿舍大门直达我家的中路，是最短的路线。你也可以从西路或东路弯一下，途经不同的人家，来到11号。我们这个宿舍里总共也就二十来家，门前的路是四通八达的，怎么走都走得通。
我家门前还有个标志，那就是两株松树和一个小小的花圃。这是32号院仅有的两棵松树。
五颜六色的花草可以从暮春开到中秋，松树的针叶则一年到头都是绿的。丝瓜蔓沿着墙边扯的绳子爬上了房，挂上了树梢。关于这松树和丝瓜，还有段故事，是大肚子李妈讲给母亲听的。与其说是讲故事，不如说是告状：李妈参了我父亲一本。
1947年，因为外婆病逝，我们随母亲陪外公在武昌住了一段时间。父亲仍在北大上课，他的日常生活就交给了李妈管理。等我们回来后，李妈就来讲松树和丝瓜的故事了：
“那天大清早，我堵住先生要菜钱，您猜他老人家怎么说：‘门口的丝瓜摘两条，不就有了吗？我没钱了。’我寻思，这到日子不关饷也是常事，没钱就别要了吧。快到晌午天儿，米饭焖得了，丝瓜片也切出来了，就等先生进门再下锅炒。偏偏就是等不来。钟打过十二点了，还不见先生的影子。忽然听见先生在门口说话，我出去一瞧，您猜怎么着——先生正带俩伙计栽树呐！我抬眼这么一踅摸（北京方言：仔细看），好家伙，这么粗，这么高——您已经瞧见了。得花多少钱呀！不是没钱了嘛？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念叨出来了。先生耳朵还挺尖，忙说：‘上午领了稿费，钱刚刚够。’得，钱又没了，见天儿吃丝瓜吧！真的就吃了三天，第四天头上关饷，我才拿到菜钱。太太，您给评个理儿，有先生这么行事儿的吗？”
母亲听了直笑：“您还不知道他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松树。多半儿早就相中了，单等领了钱就买的。您别跟他生气，没用，他的脾气是改不了的。”母亲停了一会儿又说：“他小时候不叫友松，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陈豹，那是因为爷爷特别佩服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先生进城读书后，自己改成这个名字——友松，意思是佩服松树的脾气，愿意拿松树当榜样做朋友。”轮到大肚子李妈乐了：“怪不得呢。”。
其实，父亲不但喜欢松树，他喜欢的花木可多着呢，但菊花又是他最爱的了。所以每年都要买几盆，放在松树旁边。那全是为了母亲。
母亲生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外公朱木君先生为她取名“良菊”。我的外公一生喜读古诗词，尤其是陶渊明的诗。晚年卧病在床，手指的关节因为类风湿而僵直，他仍艰难地翻读陶渊明的诗集。那本翻烂了的旧书，纸已经发黄。他背靠枕头，胸前支着一个小木架，书就放在架子上。老人扬着头，晃动着上半身，长吟短啸，抑扬顿挫，那腔调在我听来似乎很滑稽。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记住了，大概是长辈们经常吟哦的缘故。
父亲本来就爱菊，欣赏写菊的诗词。和母亲认识之后，更常赋菊诗。他还搜集了无数首写菊的诗词，闲暇时译成英文的诗。懂英语的诗人评价说，译文信达雅，意境美，押韵也巧妙。《红楼梦》里那十二首咏菊诗，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英文稿誊写在荣宝斋监制的粉红色信笺上。那粉红色的纸上嵌着星星点点的云母碎片，闪着光，与黑亮的墨字交相辉映。真是美不胜收啊！母亲很珍爱，时常翻出来欣赏，一直到1966年。造反派把父亲的手迹全部没收了，甚至连我的日记也不放过，他们硬说那是陈友松的笔迹。呜乎哀哉，你珍惜的字纸，到了那些人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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